一、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深刻影响了我国劳动市场结构与人才需求模式。一方面，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加剧了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劳动者技能培养与结构调整，实现劳动者技能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新产业形态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他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进一步指出，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因此，无论是破解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还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都亟需一支能够从事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

政治经济学认为，复杂劳动相当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但复杂劳动究竟如何还原为简单劳动、这一倍数关系的决定机制是什么，始终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理论难题。同时，已有研究在运用复杂劳动范畴分析现实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复杂劳动还原的现实条件，默认高技能劳动者必然能够胜任复杂劳动并创造更多价值。然而，在技术变革背景下，技能错配的情况日益凸显，这一假定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因此，在技术变革视域下重构复杂劳动还原理论，厘清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机制与现实条件，不仅能够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能为我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马克思经典论述与后续研究的基础上，对复杂劳动还原理论进行系统性重构：一方面，综合 Hilferding 和 Rubin 等理论传统，区分了部门间与部门内部复杂劳动还原的不同机制；另一方面，从教育—技能—技术协同的视角探讨了复杂劳动得以顺利还原的整体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历史经验、时代挑战与我国实际，探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复杂劳动还原的实践启示，提出应通过主动调整和超前布局，加快复杂劳动还原条件的重建。

本文的创新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整合部门间基于技能形成和部门内基于生产率差异两类还原机制，厘清不同还原方案的适用范围；二是强调教育、技能与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明确复杂劳动还原的整体实现条件，为运用复杂劳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基础；三是深入阐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复杂劳动还原对我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启示，为教育、科技、产业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

二、关于复杂劳动的经典论述与后续研究评述

复杂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即“还原问题”；二是复杂劳动的现实表现及经济功能，即运用该范畴分析教育回报、收入分配、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等现实问题。本节在梳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经典论述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理论重构奠定基础。

（一）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论述

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中，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四个命题。

第一，复杂劳动等同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其还原由某种社会过程决定。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做出了关于复杂劳动的经典论述：“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换言之，体现在商品中的一定量的复杂劳动可以被简化或还原为更多的简单劳动，而还原过程则“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并且还原的比例“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简单劳动替代复杂劳动的历史趋势。随着技术变革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原先单个劳动者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劳动方式，被多名劳动者分工负责部分流程的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不再需要了解整个生产过程，更无须掌握相应的综合技能，因此更先进的生产形态便“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同时，由于技能越高的工人“就越‘任性’”，资本家始终具有用机器取代高技能工人的动机，通过引进新技术，“消除在机械工厂本身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形成的任何一种技能”。在这种去技能化的过程中，原有的高技能劳动者逐步失去其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无法进行复杂劳动，其价值不再被承认，复杂劳动力因此经历了“价值丧失”。

第三，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劳动力价值。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提到劳动技能的生产费用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使得劳动力获得技能、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必须经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而且这一过程“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类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劳动力价值也就更高；在正常条件下，其工资水平也相应地更高。

第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内涵和界限是可以变化的。一方面，作为历史范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某一历史时期的复杂劳动，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技术变革、教育普及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而成为简单劳动。另一方面，二者的差别有时不过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传统惯例，甚至在技能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

上述命题概括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基本论述，但尚未构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且存在若干模糊之处。首先，马克思并未进一步说明复杂劳动如何还原为简单劳动。如果把还原背后的“社会过程”简单地等同于市场交换，就可能陷入 Böhm-Bawerk 所批评的“循环论证”。其次，马克思在一些地方用“复杂劳动等同于简单劳动的自乘”来说明劳动强度或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在理论上，不宜把强度更大的劳动或生产率更高的劳动与复杂劳动混为一谈。最后，马克思似乎暗示，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价值更高，与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如果把二者理解为因果关系，就可能引发理论上的混乱和矛盾，后来的许多争论亦由此而起。

（二）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争议

关于复杂劳动的后续讨论主要围绕复杂劳动还原问题展开，其理论任务在于回应 Böhm-Bawerk 对“循环论证”的批评，说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比例，厘清复杂劳动力的价值与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基本观点可归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方案是 Hilferding 还原方案的后续发展，其核心是从技能形成和商品生产一体化的视角，把教育培训看作是用复杂劳动生产商品的前置环节，以获得技能所耗费的劳动来计算还原系数。经由 Okishio 和 Rowthorn 的模型化，这种一体化的思路成功地回应了“循环论证”，虽然不乏批评，但该方案仍然是当今主流的解决方案，并为很多学者接受。对 Hilferding 传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复杂劳动力的价值与复杂劳动形成价值的关系上，反对者认为通过教育等确定还原系数的做法实际上混淆了教育培训与固定资本价值转移过程。对此，Shaikh 和 Glenn 提出了局部修正，用技能成本的指数形式取代传统的加性形式（additive form）；Caligaris 和 Starosta 认为技能成本只应包含劳动者为获得技能需直接支出的劳动；另有方案则直接假定还原系数是技能形成过程中关于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某种函数，不过他们所强调的还原已经是完全独立于商品价值形成过程的社会过程，实际上放弃了一体化的视角。

第二类方案主张复杂劳动的更高的价值形成能力来自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简单劳动相比，如果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可以生产出多倍的商品，那么它就可以被还原为相应倍数的简单劳动。Bidet 和 Choonara 对于复杂劳动的后续发展都属于此类，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复杂劳动，只能被理解为“总体工人”生产力更高的劳动，价值由总体工人的集体劳动创造，局部工人的技能差别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价值来体现。但是，如果只知道在单位时间内某种劳动生产出 x 量的产品甲，另一种劳动生产出 y 量的产品乙，我们并不能比较这两种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无法依照劳动生产率进行还原。因为只有在生产相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之间才能比较劳动生产率，所以这一方案只能确立生产相同产品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还原系数，这实际上相当于取消了部门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别。

第三类方案则更为彻底地消解了复杂劳动还原的问题，具体包括三种思路：（1）强调交换过程，在理论上放弃对换算比例的讨论，受 Rubin 影响较大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代表人物 Heinrich 就认为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倍数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被确定，还原问题无法先于交换被解决。（2）强调去技能化的历史趋势，认为还原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过程的抽象。Itoh 继承了 Uno 在历史情境中讨论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传统，进一步认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应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取得平等地位。（3）基于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劳动者分割事实，主张保留异质劳动，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拓展到异质劳动的情形以绕开还原问题。这一思路可以看作是对 Philip Harvey 批判的无奈回应，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用于转形问题、剩余价值率、劳动内容测度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之中。

显然，以上回避或取消还原问题的方案都偏离了马克思对复杂劳动的经典论述，特别是复杂劳动等同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的基本观点。还原要在实际商品交换过程中实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理论上作为调节中心的还原系数，而去技能化的经验观察可能只是单个技术周期内的变化趋势，更不可能替代理论上的还原。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坚持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的基本观点，逻辑自洽地解决复杂劳动还原问题，就必须厘清前两类方案的关系，在综合吸收不同传统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事实上，国内部分研究的后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下正是对 Hilferding 和 Rubin 传统的综合，他们强调价值实现的环节，并通过引入交易方程定义不同于内含价值的“实现价值”以刻画非均衡状态的还原。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既有方案进行综合重构，重点在于厘清技术变革视域下不同方案的适用范围。

（三）复杂劳动还原的现实应用

复杂劳动还原的研究不仅涉及理论层面的问题，更与诸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工资差异问题：Himmelweit 将技能因素视为与种族、性别和移民壁垒类似的市场分割障碍，并将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更高价值视作租金；Greenblatt 基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异质劳动的“技能系数”测算方法；Glenn 则在 Shaikh 和 Glenn 的还原方案基础上，对工资差异进行了经验解释，并将其与人力资本理论作了比较分析。

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劳动报酬和科技创新两方面。在劳动报酬方面，学者们从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角度，探讨了劳动者的贡献和收入问题。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有研究讨论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复杂劳动还原问题，为确定劳动报酬提供理论依据。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脑体倒挂现象，有观点指出，以科研人员为代表的复杂劳动力的价值创造与收入严重不匹配。为解决这一问题，相关讨论提出了通过计算复杂劳动还原系数来确定劳动报酬的方法。同时，部分文献基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分，强调了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复杂劳动无法完全用简单劳动替代，呼吁转变观念、重视复杂劳动力。

在科技创新方面，相关研究主要以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为中介，分析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学者把复杂劳动界定为掌握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所从事的特殊生产劳动；也有学者以复杂劳动为基础，系统论述了科技劳动的特征和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深入探讨了复杂劳动对经济内生增长的推动作用：有文献以“创新型劳动”为例，阐述了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另有文献论证了复杂劳动通过提升商品数量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有观点指出，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的讨论强调，内在的复杂劳动度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掌握数字技术和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主要从事复杂劳动，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进步，从而将新型劳动者与复杂劳动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从上述研究发展脉络来看，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秉持的优良学术传统。无论是针对人才稀缺和脑体倒挂问题的分析，还是围绕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探讨，都体现了学术界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在讨论人才的劳动报酬或科技劳动推动经济增长时，通常预设了掌握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能够从事复杂劳动并创造更多价值的理论前提。然而，在当前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我国人才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人才质量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等多维度的结构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突破既有的理论盲区，充分认识从教育体系到产业体系各个环节的复杂性。事实上，早有文献指出，复杂劳动的生产与分配必须与经济结构相协调；并且有观点强调，不同的劳动只有在被证明为一般社会劳动时，才有量的换算关系。继承这一理论传统，本文在重构复杂劳动理论时，着重讨论了复杂劳动还原的实现条件，强调教育—技能—技术三者的协同耦合，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

三、综合视角下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重构

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对复杂劳动的研究始终面临两个核心挑战：一是在理论上如何解决复杂劳动还原的问题，提出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体系一致的方案；二是如何将复杂劳动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问题结合，特别是复杂劳动理论在异质劳动、科技人才和技能劳动等领域的具体应用。破解这些难题，需要突破单一分析视角的局限性，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且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复杂劳动的还原体现为复杂劳动被社会承认为更多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这种复杂劳动与多倍简单劳动的等同关系是从抽象劳动的角度而言的，而在教育、科技、人才等现实问题中，复杂劳动则更多地体现为经过教育培训、基于特定技能的更高级劳动形式，这是从具体劳动的角度来看的。事实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既体现在具体劳动层面，又体现在抽象劳动层面，且二者紧密联系。

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为基础，综合 Hilferding 和 Rubin 等理论传统，对复杂劳动理论进行系统性重构，并从教育—技能—技术协同的视角探讨复杂劳动还原的实现条件。这一综合视角不仅有助于厘清不同还原方案的适用范围，还能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提供理论启示。

（一）部门间基于技能形成的还原机制

假定在没有发生技术变革的长期均衡状态中，劳动者通过教育可以获得合乎社会需要的技能，具备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的分配与社会需求一致，因而具备特定技能的劳动力能顺利从事适配的职业，并且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能够顺利实现。考虑部门间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换算关系，假定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不同商品要求使用的技能存在差异，一个部门要求使用复杂劳动，另一个部门只需简单劳动。因为商品的价值量由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量决定，所以从技能形成与商品生产一体化的角度看，在计算复杂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时，技能培训所需的劳动量被社会承认为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从而会作为间接劳动被分摊计入商品的价值量中。在这个意义上，相同时间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相比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因此，在理想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可以从一体化视角，把教育培训看作是用复杂劳动生产商品的前置环节，并基于 Hilferding-Okishio-Rowthorn 方案，以获得技能所耗费的劳动来计算理论上的还原系数。

对上述还原问题的处理方案，还需要做如下说明。首先，技能形成与商品生产一体化是联系还原系数与技能形成耗费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一体化的思路，商品价值量是由正常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直接和间接劳动决定的，如果生产该商品要求使用更高技能的劳动，那么技能形成的劳动耗费就会通过分摊的方式被计入生产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之中。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复杂劳动才能生产的商品就比仅需简单劳动就能生产的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要更多，对应的商品价值量也更大，从而相同时间内的复杂劳动就被社会认可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如果放弃一体化的视角，就无法在理论上把商品生产过程中复杂劳动的价值形成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联系起来，对还原过程的认识就只能退回到“社会过程”的理论黑箱。

其次，上述复杂劳动被还原为多倍的简单劳动的逻辑并不依赖劳动力价值。技术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所需的技能或劳动复杂程度，这种技能要求方面的差异反映在商品的价值量上，从而使得其中使用的复杂劳动被社会承认为多倍的简单劳动。这个过程与劳动力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其在劳动力不是商品的条件下也成立，所以复杂劳动被视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并不是由于劳动力价值较高，这就回应了对 Hilferding 传统的批评。当然，在雇佣劳动的情形下，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的价值可能会更高，不过这只是技能形成过程需要耗费劳动的后果。有更高技能从而劳动力的价值更高的劳动者未必从事复杂劳动，即使从事复杂劳动也未必会被视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只有在那些需要更高技能的商品生产过程中进行的复杂劳动，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更高的价值使它具有更高的价值创造能力。

最后，这种还原的解释与 Rubin 传统所强调的“还原是一个现实过程”的观点并不矛盾。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是在具体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实现的，而上述方案计算得到的是长期均衡状态下的还原系数，同时也是现实过程的调节中心，正如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作为价格的调节中心一样。实际上，Rubin 也并不反对 Hilferding 方案，而是把它作为当社会劳动依据其技能要求均衡分配时的结果，并强调这一均衡的建立只是一种微弱的长期趋势，在现实中会不断地被打破。因此，我们讨论复杂劳动时要考虑到现实中的各种障碍和干扰，包括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社会劳动技能分布的调整。

（二）部门内基于生产率差异的还原机制

假定在原来只投入简单劳动的生产部门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对劳动者技能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投入复杂劳动，并且在相同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那么，生产出同种商品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应该如何换算呢？显然，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意味着劳动力技能的调整，即原有均衡状态被打破。在这种过渡状态下，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也就不同于长期均衡状态下部门间复杂劳动的还原。由于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的同一性，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同种商品的价值量相同，所以，复杂劳动究竟能多创造出几倍的价值就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多少。

具体来说，如果在简单劳动的情形下，一小时的劳动可以生产出   单位的商品，单位价值量为  ，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价值   和新形成价值 ，即  。假定在复杂劳动情形下，一小时的劳动生产出了   单位的商品（ ），假定生产资料的耗费不变，且社会的正常生产条件尚未发生调整，从而商品的价值量仍为  ，若一小时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为  ，那么一小时的复杂劳动的产品价值为  ，可得  ，即一小时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当于   小时的简单劳动。因此，部门内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等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与复杂劳动的技能形成无关。

一种商品同时由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这一过渡状态会随着一种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而结束。假如使用复杂劳动的生产方式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所有的商品都将由这种生产方式生产，也就不存在所谓部门内的还原了，此时，经济体重新回到长期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就由部门间基于技能形成的机制决定，假如此时部门间基于技能耗费计算得到的系数是  ，那么原来部门内基于劳动生产率计算的还原系数   与   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认为，通常有  。首先，  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比决定的，可以达到较大数值，而   则由技能形成的耗费决定，不可能过大。其次，只有当   时，技术扩散会造成该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下降，才构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当使用复杂劳动的新技术取代原来使用简单劳动的技术，成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生产条件时，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为  。不难证明，只有当   时，  才会小于原有技术条件下的价值量  。事实上，这个扩散过程的背后往往要求劳动者技能的调整，只有该部门有足够多能够进行复杂劳动的劳动者时，复杂劳动才能完全替代简单劳动，新的生产方式才可能完全取代原有的生产方式。而正是由于过渡状态下的还原系数大于一般部门间的还原系数，该产业部门才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收益，并有条件支付培训成本或提高复杂劳动者的报酬，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劳动者技能的调整。

根据上述讨论，学界已有的两类还原方案分别依据不同的逻辑，适用于不同的情形：基于技能形成和商品生产一体化的方案反映的是长期均衡的调节中心，该方案预设了在给定技术下社会劳动依照其技能均衡分配的理想状态，适用于部门间的还原，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复杂劳动与生产另一种商品的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方案依据的是商品价值同一性的逻辑，适用于部门内部的还原，即生产同种商品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而部门内个别生产者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情形实际上对应了生产方式变革打破原有均衡的过渡状态。

显然，商品价值同一性的逻辑只适用于生产相同产品的情景，并不适用于部门间复杂劳动的还原。当原来使用简单劳动进行生产的部门出现一种使用复杂劳动的新生产方式时，这种新的生产条件还不构成生产该商品的“正常的生产条件”，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只能由使用简单劳动的生产方式来决定，因此，部门内的还原也就无法使用技能形成和商品生产一体化的逻辑。综上，这两类方案彼此并不冲突，也就无需像 Bidet 方案那样放弃讨论部门间的还原，只把复杂劳动限制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更进一步地，两类还原机制背后的逻辑都统一于商品价值决定的基本原理：技能形成和商品生产一体化的逻辑所依据的是商品价值量由正常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直接和间接劳动决定的原理，而商品价值的同一性同样源于价值决定的基本原理，即价值量由社会必要时间而非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同时，生产方式的变革打破原有均衡状态后向新均衡的过渡，必须经历产业内部劳动者技能的长期调整过程。更一般地，如果发生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变革，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就可能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原有的复杂劳动在具体劳动层面不再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要求教育、科技、人才等整体条件作出相应调整，才能使社会劳动力的分配依据新的技能要求回到均衡状态。因此，讨论复杂劳动的还原，除了说明不同情形下还原系数的决定外，还必须从教育 - 技能 - 技术协同的角度说明还原实现的整体条件。

（三）还原实现的整体条件：教育 - 技能 - 技术协同

在现实中，从教育到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迂回过程。教育培训等劳动耗费最终能否通过复杂劳动的顺利还原得到承认和补偿，取决于劳动者能否通过教育获得技能，以及其所形成的技能分布是否与技术体制相适应，即教育—技能—技术的协同状态（见图1）。这种协同反映了复杂劳动的二重性：在具体劳动层面表现为基于技能和教育培训的更高级的劳动形态；在抽象劳动层面具备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教育体制塑造技能供给，技术体制界定技能需求，技能分布则反映社会上技能的存量状况。复杂劳动还原的顺利实现首先要求具体劳动层面实现技能与需求的匹配，这种匹配是抽象劳动层面价值创造能力得到社会承认的前提条件。在动态视角下，技术体制的变革作为驱动力促使教育体制与技能分布不断调整以与之适应，在此过程中复杂劳动还原的整体条件也随之持续变化。

Hilferding 方案预设的长期均衡就是这一整体条件得到满足的理想状态。通常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高，劳动者的报酬也会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 Hilferding 还原系数作为调节中心的作用。这一作用依赖于教育回报的信号机制，通过劳动报酬的差异，引导技能分布的调整，使其与技术体制相适应。具体来说，当劳动者具备当前技术体制亟需的稀缺技能时，其复杂劳动可以被社会承认为更多倍的简单劳动，往往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激励劳动者接受培训，或引导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进入到该产业。相反，技能相对过剩的劳动者无法从事对应的复杂劳动并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最终也会反馈到技能形成的环节。当技术出现革命性变化时，原有的教育体系可能无法有效供给社会需要的技能，不断累积的矛盾最终会迫使教育体系发生调整和改革。

由于技能形成的滞后性和教育体制自身的特性，教育—技能—技术的协同需要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才能达成，而这个调整过程又会不断地被新的技术变革打断，因此，教育体制生成技能分布、技能分布服务技术体制这两类条件往往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换言之，现实中教育体制、技能分布和技术体制之间可能存在双重断裂，教育未必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技能，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并不会自足地创造更多的价值。

第一，教育未必能有效地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也不直接等同于技能的实际提升。从效果上看，教育的投入未必有效，特别是在重大技术变革的转型期，即使是培养专业型技能的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也往往难以实现有效的技能供给。从目的来看，教育也不完全旨在形成技能，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再生产，而不完全在于认知能力的提升。同时，教育还承担了一部分选拔功能，学历成为筛选劳动力的标准，这就导致虽然从事复杂劳动不一定需要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但劳动者却仍要通过高等教育来传递“信号”，从而加剧了教育 - 技能关系的扭曲。

第二，技能分布与技术体制的错配，导致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未必能够从事复杂劳动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错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质的方面，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符合特定社会劳动过程的要求才能促进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如果技术变革导致原有技能不再被社会需要，就可能使得旧技能出现“价值丧失”；二是在量的方面，如果具备特定技能的人才数量超过了相应社会部门的需要，就可能出现结构性的“过度教育”，此时高技能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低技能或与其专业技能无关的职业。

总之，如果教育体制、技能分布与技术体制衔接不畅，教育形成的技能不能适应技术体制的要求，技能劳动者无法从事复杂劳动，教育投入就无法通过复杂劳动的顺利还原得到补偿，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复杂劳动力的技能损耗。

同时，技术体制自身的演进也可能因缺少相应技能的劳动者而受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并扩大收入差距。当新技术催生对某种新兴技能的迫切需求而技能的供给又不足时，相应复杂劳动的还原系数由前文讨论的部门内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机制决定，其可能会高于基于技能形成的理论值。此时，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收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与进行简单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如果教育—技能—技术能够顺利调整，新的技术体制得以建立，还原系数就会回到基于技能形成的理论值，对应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收益就会消失，进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反之，如果教育—技能—技术的调整受阻，那么还原系数也就迟迟无法回到基于技能形成的理论值，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从而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极化。

因此，运用复杂劳动这一概念讨论异质劳动、科技人才和技能劳动等现实问题，不能假设复杂劳动的还原能够自动实现，而是必须从教育 - 技能 - 技术协同的角度考察还原实现的整体条件，尤其是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

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复杂劳动还原的实践启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催生新的技术体制，也对复杂劳动还原的整体条件构成深刻冲击，进而对教育、人才培养和劳动者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这些变化和挑战既有历史共性，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教育体制与技能分布的调整往往滞后，如何加快调整以适应和促进新的技术体制是应对挑战的关键。另一方面，本轮以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变革，在培养劳动者的通用型技能、应对技术快速迭代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时代的挑战，我国应继续发挥体制优势，实施国家战略，通过超前布局主动调整教育体制与技能分布，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本节从历史经验、时代挑战和我国的应对策略三方面展开，探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复杂劳动还原的实践启示。

（一）教育与技术体制互动的历史经验

科技革命首先会变革旧有的组织模式与生产过程，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并向各行各业渗透，引发技术体制的变革，进而通过复杂劳动还原的调节机制引导技能分布的调整，并逐渐改变教育体制，使之能够培育更适合新技术体制需求的劳动者。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这一漫长的调整过程依赖于复杂劳动还原实现的整体条件的重建，特别是技术体制与教育体制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重大技术变革催生新的技术体制，从而要求技能分布和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历次重大技术变革都是社会生产力的迭代，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劳动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种技术体制的变革要求劳动者的技能分布发生相应的革命性调整，从而引发教育体制的重塑。以机器和工厂制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教育体系的革新，传统的师徒制逐渐被职业化和机构化的教育体系所取代，工业生产要求劳动者具备基础读写和算数的能力，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基础教育法案，旨在提高国民的基础技能，以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约1870年至1914年）以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化工等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为基础，同样推动了教育体制的重大调整。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工业发展，催生了研究型大学，并使教育内容逐步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倾斜，以满足新兴产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此外，迅速发展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机构，提供了机械工程与制造领域的专业技能培训，为工业企业输送了大批技术工人。与此同时，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投入，扩建教育基础设施，制定统一课程标准，并推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应对快速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的需求。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能否根据新技术体制的要求及时调整，反过来会影响技术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如果教育体制滞后于新技术，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掌握新专业技能的劳动者，那么新技术就难以快速扩散，新技术体制也就无法在该技术周期下得到充分发展。同时，教育对通用型技能的培养也会影响劳动者适应技术体制变革的能力。19世纪，普鲁士通过建立全民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理性思维等通用技能，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具备读写能力和技术适应性的劳动者，更通过教育内容的动态调整（如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实现了与机械化生产体系的深度嵌合。这种适配性使普鲁士在非纺织领域快速形成技术扩散网络，推动了钢铁、机械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快速完成对英国工业的赶超。反观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传统师徒制下碎片化的技艺传承模式难以支撑蒸汽机、纺织机械等系统性技术的普及，直至政府主导建立技术学校、引入标准化工业教育，才化解了传统教育模式与技术体制间的结构性矛盾，为现代工业技术提供了人力基础。而意大利的案例则更具警示意义：自由主义时期（1859—1922年）教育政策滞后导致技术工人短缺，初等教育普及率的地域失衡加剧了南北技术鸿沟，最终使意大利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机遇。因此，教育体制也是塑造创新生态、推动技术变革和扩散的能动因素。

可见，复杂劳动还原条件的适配是一个动态的耦合过程。教育体制的惯性、技能形成的时滞与技术变革的加速演进形成显著张力：技术迭代周期、技能分布结构与教育供给体系三者往往呈现出差序演进的态势，这种结构性错配在技术范式转换期尤为明显。教育系统如能够通过前瞻性改革主动嵌入技术创新轨迹，便可能形成教育体制与技术体制的正向协同，其不但可以提供足够多从事复杂劳动的技能劳动者、创造更多价值，还可能催化技术体制的成熟和扩散。反之，若教育体系未能及时转型，其制度刚性就可能转化为技术扩散的“制度阻尼”，不仅会引发技能断层和原有复杂劳动力的“价值丧失”，还会延缓技术变革的速度。

（二）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者的影响时指出：大工业一方面推动“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又“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一矛盾使得劳动者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甚至“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类似地，以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和自动化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样深刻影响了复杂劳动还原的整体条件，引发教育、技能与技术之间的错位。202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73%的雇主已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55%的毕业生表示未接受过相关培训，51%的雇主认为新员工缺乏人工智能素养，这凸显了教育体制与劳动力市场在技能需求上的严重脱节。

如果说新的市场需求与旧的技能供给之间的结构性断裂是历次产业革命的共性，那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独特挑战则与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有关。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 CPS）的智能生产模式通过实时控制与持续优化颠覆了传统线性生产模式；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环节的自动化；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产业链从垂直整合转向互补协作；同时，数字技术支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动态联通，从而推动了从大规模生产向智慧化定制的转型。这些变化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教育体系的调整带来了新挑战。

一是生产系统的智能重构增加了对通用型技能的需求。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和定制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岗位能力标准从单一技能掌握转向“技术适应性+系统思维”的复合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处理跨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从操作单一设备转向理解系统级交互，从执行标准流程转向应对动态不确定性。这些能力往往表现为通用型技能，而非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的《未来就业报告》，分析性思维、韧性、灵活性与敏捷性等通用能力已成为雇主最迫切的需求。此外，Condliffe 也预测，到2030年，就业市场将更看重创造力、判断力和适应能力等通用技能。这就要求教育系统从单一专业化培养转向更广义的能力塑造，以帮助劳动者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灵活应对多样化的工作任务。

二是技术变革加速催生技能折旧危机。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专业技能的半衰期显著缩短，在一些技术领域，技能的平均半衰期降低至两年半。预计到2030年，现有劳动者技能的39%将面临迭代或被淘汰，特别是在科技和数据领域，劳动者对技能更新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劳动者将面临“价值丧失”的风险，技术更新使他们无法凭借原有技能继续进行复杂劳动创造更多价值并获得更高报酬，个人和社会在技能培养上的投入也无法通过复杂劳动的还原得到补偿。这种技能折旧的危机在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中被进一步放大，平台劳动者直接面对多样且不确定的市场需求，不得不频繁调整劳动形态，技能培养的成本与价值实现的风险完全由个体承担。这更加凸显了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的紧迫性，要求教育体制做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将教育培训从前期一次性投入转向贯穿劳动者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性培养，建立技能动态更新机制，以便更有效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可见，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体制一方面面临着新职业需求与原有技能错配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也需应对通用型技能需求增加、技能折旧加速等新挑战，其实质是原有强调规模化、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对适应性、个性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需从传统的“人才生产线”模式转型为“能力培养生态”，以更好地培养具备高水平通用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劳动者。

（三）我国的应对方针和政策建议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事业，作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了教育体制、技能分布与技术体制的并联推进、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教育与技术赛跑”的发展路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我国应该继续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主动调整和超前布局，消除教育体制、技能分布和技术体制之间的双重断裂，加快复杂劳动还原条件的重建，打造与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和高素质人才队伍。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教育必须更加注重劳动者通用型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以提升其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应对多样化工作任务的能力。一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强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二是积极推动教学方式改革，采用问题导向、项目制、探究式等创新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跨学科思考和协同创新。三是大力推进交叉学科建设，推动文理融合，构建多元知识体系，培养兼具专业深度与广度、能够在不同领域灵活运用知识的高素质人才。

另一方面，要从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高度，加快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使劳动者在知识、技能、文化素养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得到均衡发展。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适应科技变革和产业升级的手段，更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因此，应构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学习体系，搭建开放、多元的社会学习平台，推动文化艺术、科学素养、心理健康等领域的教育资源普及，让不同群体都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2. 以新技术体制为导向，加快优化技能分布和教育体系，缓解人力资源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方面，考虑到教育与技能体系调整存在滞后，应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匹配机制，科学研判、超前部署，提前规划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规模和结构，动态优化学科布局与招生比例。一是适度扩大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招生规模，提升劳动者与新兴产业的匹配度，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二是推动“产教融合”，通过联合培养、产业实践等模式，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缩短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时滞；三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增强社会认可度，拓宽学生就业渠道，鼓励更多青年投身技术型岗位，减少教育资源错配与“过度教育”现象。

另一方面，面对技术快速迭代的挑战，应加快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灵活教育模式和终身学习体系。一是发展在线教育与模块化课程，降低劳动者回归教育系统的门槛，实现随时“返校”学习和技能提升；二是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政府与企业共建终身学习平台，鼓励劳动者持续学习和再培训，确保职业生涯各阶段都能适应技术变革；三是探索灵活的教育评价与认证体系，推行学分互认、弹性学制等机制，使劳动者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学习计划，提升技能体系与技术体制的契合度。

3. 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复杂劳动还原机制在劳动报酬调节中的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要完善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强化创新能力与绩效评价体系。在生产条件和组织方式不断变革的背景下，应充分发挥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还原机制，并依据劳动者的实际贡献合理确定复杂劳动的报酬，使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健全此种激励机制，增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另一方面，要优化技能结构调整和人才流动机制，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升，控制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当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与社会需求一致时，复杂劳动的还原将主要由技能形成的成本决定，而非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因此，加快技能调整和人才合理流动，有助于推动先进生产条件的普及，使个别企业和个人享有的超额利润逐步转化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从而有效缩小因技能差异和供需错配导致的收入鸿沟，确保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4. 发挥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新技术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一方面，要强化基础学科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一是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夯实原始创新的学科基础，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的完整链条，增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二是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设置专门课程，通过项目制学习、创新创业实践、科研训练等多元化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全面提升劳动者的创新水平。

另一方面，针对特定方向，国家直接干预教育与就业环节，扶持特定类型人才的培养。在公共卫生、农业科技、能源安全、国防及关键制造业等领域设立专项奖学金、教育补助及就业保障措施，并鼓励对基础学科和冷门但事关长远发展的关键学科的长期投入，保障国家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实现科技自主可控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陈伟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朱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