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保罗·萨缪尔森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英文第10版中译本算起，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完整体系已逾40年。40多年来，随着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下简称“中特经济学”）需要借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由于西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土壤，因此它在我们中国就有一个怎么用，怎么消化、吸收、改造然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当前，正确借用西方经济学需要重新认识以下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创建中特经济学为什么要借用西方经济学

中特经济学在新时代的现阶段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土壤，其种子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理论化，其基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营养主要来源于中国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成果，一部分则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已有成果。

中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欧美、东亚和世界上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式的”或“中国特色的”，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的，是一种创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也就没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直接套用，这就需要我们中国学术界进行经济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建构，创建一种既反映市场经济共性，又符合中国实际、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是“中国特色的”，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同时又是“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色”或“基本色”。因此，中特经济学在现阶段本质上还是一种市场经济学。迄今为止，对市场经济做过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两大经济学体系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生物体，它从解剖商品这个“细胞”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一些基本规律，这些成果是我们在新时代创建和发展中特经济学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使用的辩证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以及他站在“人民（雇佣工人）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视角，是今天我们在创建和发展中特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和发扬光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它主要研究这个机械体是如何构成的，如何运转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传导机制如何，它注重分析这个机械装置的均衡条件和失衡的原因。由于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机械体，所以它一般不研究这个机械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样带有终极哲学涵义的重大问题。从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用经济学原理替代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莱昂内尔·罗宾斯把经济学界定为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假设前提下研究价格、竞争、资源配置、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这种经济学主要关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和经济稳定增长。中特经济学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它既需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也需要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如何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率和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更快更好地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创建和发展中特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缘由。

二、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

在“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分野明显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普适性的市场经济学，是可以为人类社会共享的科学成果，如同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经济学没有“西方”与“东方”之分。另一种观点是从整体上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他们的理由是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私人资本的意愿和利益的理论体现。

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包含有意识形态成分，但它主要是一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并不都是与我国现阶段的主流价值观截然对立的。

西方经济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自然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不可能和意识形态无关。作为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土壤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体现着私人资本的三大意愿或利益诉求，这就是逐利、自由和私有。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可这一点，并且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和后果。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论证了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并用大量的篇幅揭示了资本对利润的贪婪。西方经济学则用大量的篇幅论证（私人）厂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一方面需要降低其使用的成本，另一方面需要一种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制度环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这种制度环境有助于消除资本追逐利润的人为障碍和自然障碍，有利于资本在追逐利润过程中开疆拓土。就资本的本性来说，任何限制、阻碍资本逐利、流动、扩张和发展的制度安排、政策规章和自然障碍都是不能容许的，都是迟早要被打破或突破的，甚至国界和茫茫大海也不能阻挡资本流动、扩张和逐利的步伐。资本天然就是一个自由派。资本与生俱来就是私有的，公有（或共有）资本并不是原味的资本，而是进化了的资本；谋私利和私人占有生产成果是资本私人属性的必然要求，是资本的私有性的实现形式，所以在法律上资本的私有产权要和生产成果的剩余索取权相对应，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资本私有、逐利和自由的三大意愿在西方经济学里就体现为私有化、利润最大化和自由化。这个“三化”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私有、逐利和自由并不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资本的特有意愿和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私人资本也有这三种意愿或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继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这个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们的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私人资本（包括在中国的外国私人资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之一，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没有私人资本，没有民营经济，也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营造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追求的目标，也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作为建设和完善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总体要求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已经把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理念和要求扩大到国际市场，我们反对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制度歧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调动和发挥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充分尊重经济当事人自主决策权和自由选择权，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实现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私人资本的存在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在法律法规上，允许、保护和支持个人或私人资本所有者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追求其利益最大化。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就是尊重个人利益，保护个人的自利动机，通过把物质利益和精神嘉奖与人们的努力程度联系起来构建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允许个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和道德规范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可以通过个人行动（私人物品生产和消费）和集体行动（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这两种途径来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完全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承认个人自利动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自利”被视同“自私”而加以排斥和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主要通过私人行动来满足人们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私人行动和集体行动这两种途径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现阶段，私人行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资本（公有资本）具有二重性：逐利性和公益性（或社会性）。没有逐利性，国有企业资本就不可能保值增值，就不可能做大做强做优，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价值。没有公益性，公有资本就和私人资本没有了区别。同样，国有资本运营也需要良好的自由和法治环境。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排斥私人资本和生产成果私有，不超脱资本逐利、自由和私有的三大意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全盘私有化是不相容的，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排斥全盘私有化的，即我们不主张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全部私有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经济活动自由，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反对把“自由”任意扩大，特别是反对经济领域以外的“自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反对不择手段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损人利己，也就是反对自私——反对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我们应该把私有与私有化、自由与自由化、自利与自私区分开来。

三、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

西方经济学在它产生和发展初期是研究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英法古典经济学在17~18世纪登上社会科学舞台时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作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当时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致力于从理论上论证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和有效率的制度，宣判日薄西山的封建主义制度是非理性的、非自然的制度，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另一方面，力图从生产过程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理结构，理清新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力图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财富增长的原因，寻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在评价《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时指出：“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试图……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大体上自约翰·穆勒开始，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就逐渐脱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讨，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对人与物的关系研究，特别是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被视为标准定义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定位在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上了。而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或一般性问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此，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中特经济学也需要研究这些问题。

马克思曾经把不研究生产关系，或者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关系，只研究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的经济学判定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依据马克思的这个判定把罗宾斯和凯恩斯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概都划定为庸俗经济学，由此而全盘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性和可借用性。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关系，固然有其庸俗性的一面，因为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固有缺陷，实际上暗中假设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永恒的制度，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它所研究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与制度的特殊性关系不大，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例如，价格与供求的关系，市场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市场竞争程度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的决定因素，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等等。不研究这些问题，就难以发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一般特征，就无法解决市场经济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特征无疑是重要的，它可以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这是经济学的科学性的必然要求。但是，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不应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的科学，其内容还应当包括：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解释常见的或经常发生的经济现象，探究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找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并不是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都和特定的制度或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有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是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共生共存的。所以，对经济活动中本质关系的研究不能也无法替代对经济现象本身和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

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一般，这些研究成果包含有许多科学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可以为中特经济学所借用的。

四、如何看待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来协调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尽管市场中存在的是分散的决策和千百万利己的决策者，但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总体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市场调节是自发的、盲目的和事后的，因而市场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和经济结构失衡的经济危机，例如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而计划经济可以做到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可以消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时至今日我们还有一些学者把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看作是一种坏的调节方式，是市场失灵和市场经济缺陷的证据，并以此作为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理由。

如何正确认识市场机制的特性和优缺点，是关系到我们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到中特经济学如何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还是坚持市场调节是自发的、盲目的和事后的认识，我们无法从理论上说明我们中国为什么要放弃计划经济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就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怀有一种抵触情绪和难以接受的态度，也不可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认识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和企业自由选择、自主决策、自愿交易的经济，它不是在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指挥或操控下运行的。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自利动机驱动经济当事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或交易，这种出于自利动机的自愿交易会增进交易各方的利益，而协调这些分散的经济活动或交易的机制就是市场价格，价格是由经济当事人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过程（市场）中形成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制定的。价格又是一种信号，它引导着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市场（行业）的进入和流出，协调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使市场和整个经济趋于均衡。市场机制本质上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交易行为都是经济当事人出于自利动机的自动自发的行为。

那么，自发的机制就不是一个好的机制吗？应当说，在资源配置和协调经济当事人经济决策方面，自发的机制要优于人为操控的机制。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受自利动机驱动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引发市场竞争，这是由于每个人都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资源又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又导致每一种商品或要素市场空间的有限性和利润蛋糕的有限性。个人的自利动机和自由竞争会导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机制这种自发性的特性及其效果在18世纪就被亚当·斯密论述过，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写道：“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斯密认为，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配置也好，生产成果（财富）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也好，都受自利和竞争的同一规律支配。因此，个人的动机和行为看起来是自发的，市场活动看起来是混乱的、杂乱无章的，实则是有内在秩序的，因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哈耶克则从另一种视角论证了自发性的市场机制的优势。哈耶克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掌握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而处在某个时点的个人又不能仅仅依据他有限的、对周围环境直接的了解来作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更多能让他的决策适应经济变化宏观规律的信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哈耶克的回答是：市场价格机制。“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机制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动。”价格机制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价格体系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机制，交流信息是价格体系的真正功能。价格越富有弹性，这种功能就越发挥得好。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反映在价格上的变化才能为单个生产者所了解。“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的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

就人类目前的智慧和手段来说，人为控制资源配置和发展经济的长期效果不可能比市场机制更好。前苏联、东欧各国和我们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通过政府计划机构控制和配置资源，到头来还是失败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美好愿望最后还是空欢喜。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1）不承认不尊重个人利益及其动机，试图以社会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政府目标替代个人目标。这就是“大锅饭”体制下个人没有积极性的原因。（2）无法获取制定计划所需要的足够信息。计划经济可以做到“有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庞大的计划机构可以制定出无所不包的详尽计划，但是它做不到“按比例”。因为在一定时期每一种产品生产多少，相应的资源配给多少，这是由千千万万个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决定的，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对每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和对不同产品的需求比例（需求结构）不可能被计划机构准确地统计出来，而计划经济中又没有市场价格，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就没有恰当的机制显示出来为计划机构获取，所以计划经济中的生产“计划”总是赶不上需求的“变化”，因而经常出现供给短缺、生产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和经济结构失衡。

计划经济也不可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率配置。在计划经济制度下，由于没有价格信号，计划机构无法知道成千上万个市场上每一种物品对每个潜在的消费者的价值有多高，每个潜在的生产者生产每一种物品的成本是多少，因而计划机构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往往是物品的供求不匹配，并且生产是高成本的，浪费是普遍存在的。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近40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高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来替代高度集中的计划。

如何认识市场调节是盲目的？

市场机制不是人，所以市场机制调节不可能是有意识的调节，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市场调节是盲目的。不过，认为“市场（调节）是盲目的”观点似乎是认为市场调节是一种无目标或无目的的调节，市场调节如同盲人摸象。这种认识是需要商榷的。实际上，市场调节是有目的或有目标的，市场调节的目的或目标是“均衡”。市场或经济运行的常态是失衡或非均衡状态——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这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就表现为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可利用的资源闲置或存在非自愿失业，市场自动调节的目的或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或宏观经济均衡。均衡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参与交易的各方经济当事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状态，是各方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市场把物品的供给配置给对这些物品愿意支付最高价格的买者，从而引导资源流向价值最高的用途；同时市场把物品的需求配置给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物品的卖者，从而使资源以最节约的方式被使用；这就从供求两方面保证了资源按照消费者的需要以最节省的方式被使用，这样配置和使用资源就是资源的有效率配置，生产的成果就是价廉物美。市场就是朝着“效率”标准自动地调节着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失衡是常态，均衡是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市场总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所以，市场调节的目的或目标是把市场失衡或宏观经济失衡朝着均衡的目标或均衡的位置调节，向着交易各方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调节，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说市场调节是盲目的。

如何认识市场调节是事后的？

市场调节确实是事后的。只有当市场出现了失衡，价格才会上升或下降，而价格的升降调节着供求行为。但是，市场事后调节就不好吗？我们常说市场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过程，而优胜劣汰过程又是推陈出新、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只有在市场上出现了落后的技术、落后的产品、落后的企业和落后的产能以后，市场竞争才会把它们淘汰，也就是先有“落后”，尔后才需要淘汰，才会出现淘汰。市场竞争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优胜劣汰机制，在市场发育完善、功能发挥正常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机制可以随时随地清除那些落后的东西。市场的这种调节能力很像人体的调节能力。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发现，在人类所患的各种疾病中，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就是不需要打针吃药动手术，这些疾病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和自调节能力把它们治好。人的身体患病，就是人的身体系统失衡，疾病自愈了或治好了，就是身体系统恢复了均衡。人体的自愈能力就是一种自发的调节能力，健康的人体都具有这种自愈或自调节功能。但是这种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只有当人的身体出了某种问题，这种调节功能才会启动，才会发挥作用。这种功能是坏的功能吗？显然不是。深秋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一阵凉风吹来，你身体起了鸡皮疙瘩甚至打哆嗦，这个反应是人体的一种自动保护功能——为了减少你身体里的热量散失，同时提示你要添加衣服。一个人感冒了或有异物进入了呼吸道，首先可能是打喷嚏，打喷嚏是人的肌体系统自动从鼻孔排除异物的一种方式，同时帮助我们清洁鼻孔。所以打喷嚏是人体的一种自我防御反应，它表明有细菌、病毒或其他异物侵入了呼吸道。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自动的，也是事后的，没有感冒或异物进入呼吸道就不会打喷嚏。人体感染了细菌或病毒往往会发热，发热表明人体的产热与散热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了产热大于散热的非平衡。发热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白细胞）自动地与细菌或病毒作战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细菌或病毒吞噬、清除掉，这个过程也是事后的。人体这样自动的、事后的调节机制不好吗？无疑是好的机制，每个人都希望增强这个机制，患病了不要看医生就能够事后自愈，这是人人都期盼的好事。

认为市场调节是事后的就不是一个好的机制的观点实际上还是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理念是，我们可以在生产开始前先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使生产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完全遵循人们的主观设定。我们前面分析过，这种理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计划在先，生产在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方式。但是计划调节也是事后的——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计划才会调整。如果说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都是事后调节的话，那么计划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滞后很多。

我们说市场调节是自发的、盲目的和事后的实际上是一种好的机制、好的功能或好的调节方式，不等于说市场机制是一种万能的机制。我们只是说，就人类社会目前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机制来看，市场机制是一种最好的机制。但是一种好的机制不一定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机制。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总是遭受失业、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分配不公、过度污染等一系列困苦，这说明市场机制并不能完美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并不能经常保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和不足是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制度和运行环境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穷富向两极分化，……。这些弊端，有些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特性的，有些则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联系在一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进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两大显著弊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财富分配不公，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有些因素会造成市场机制失灵，例如垄断；有些障碍或客观限制会导致市场调节不到位或调节失误，例如信息不完全；有些领域可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鞭长莫及的，难以覆盖的，例如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生产。我们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或者减少会带来社会需求的数量和结构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是市场机制在短期没有办法及时调节到位的。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很难解决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变迁所引发的经济失衡和经济波动。我们看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重大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使得新的制度与技术革命产生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很难快速应对大的外部冲击对一国经济造成的失衡失速，例如战争、重大自然灾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2019~2020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冲击，等等。在经济出现重大结构失衡和经济大衰退时，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来解决失衡和复苏经济，可能周期很长，代价很大，甚至社会成员可能无法承受经济失衡和衰退带来的痛苦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经济崩溃。市场机制自发运行也很难解决资源的代际优化配置，很难解决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法自己创造和创建一个赖以正常、有效运行的制度框架。这就需要改革。改革一个制度和创新一个制度，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市场问题。归结起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也就是在经济领域的调节作用是有效率的、灵敏的，而在非经济领域，例如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市场可能会失灵，在有些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叉的领域，例如公共物品生产、收入分配，市场也会失灵，在这些领域往往需要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一个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会面临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好这些所有的问题，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这也就是我们社会中的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处理，不能被完全市场化的原因。我们不能指望市场机制解决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不能把不是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也强加给市场，然后又责怪市场做不好。市场有它的定义域，有其调节作用的范围和边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协调好、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正确地界定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正确地协调好、发挥好这两只手的作用，既是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也是中特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有学者把近些年中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速放缓归因于市场失灵，归因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需要商榷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本意是指市场体系不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和最低成本提供商品和服务。或者说，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不能够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市场失灵还表现在市场机制自发运行在通常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市场自发运行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失灵一般是指在市场机制发育成熟并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情况下，市场仍然无法有效率配置资源和正常发挥调节作用的现象。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但是这种市场失灵主要不是垄断等原因造成的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市场机制还受限，其调节力度不足、调节不到位造成的市场失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发育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从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少年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缺位和市场机制软弱产生的结果。

（作者：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