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特别是，“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新时代的历史特征和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理念，指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本文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

一、历史逻辑：发展主题的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强大生命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新途径。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如何摆脱贫困的急切历史任务，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但其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却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专利，“给土人提建议”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并不灵验，就绝对水平看，相当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据此有效地摆脱贫困，反而长期滞留于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中。就相对水平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成功推动世界上人口及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国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一是经济总量规模空前。2017年底，中国GDP超过82.7万亿元人民币（约12万亿美元），从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的1.8%上升至2017年的约15%，从1978年相当于美国GDP的6.3%上升至2017年的约63%，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新阶段。人均国民收入（GNI）从1978年的316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约合250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59660元（按汇率计算约合8827美元）。人均GDP由发展初期的低收入阶段贫困状态，上升至下中等收入阶段的温饱水平（1998年），再至超越温饱水平的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从216个国家（地区）世界排名的末端上升为第95位左右。三是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演进。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下降至28%以下，工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第三产业迅速成长，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工业化后期的征兆，相应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左右上升至2017年的58.5%。社会经济的这些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动因。

（二）经济条件的系统性变化

进入新时代，约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条件必然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全面论述了这种变化，进而明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具有新的时代性特征。归结起来看，一方面，供给侧原有的比较竞争优势——要素成本低（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成本），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需要培育新优势；另一方面，需求侧原有的广阔增长市场空间，即长期经济短缺（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也发生了超越温饱、寻求美好生活的方向性转变。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推动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必须首先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调整以往以GDP增长为核心引领指标的指导思想。以这样的指标体系制定发展规划，在克服贫困的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对于跨越“贫困陷阱”。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邓小平极富远见地提出，以GDP指标为标志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90年代，人均GDP水平实现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实现初步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新的挑战，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凸显了它的局限性。（1）GDP体系注重的是数量增长，忽视结构升级即质态转变演化。（2）GDP核算以一年之内经济活动的流量为基础，可能忽视资本和财富的存量即长期国力的积累。（3）GDP体系以市场交易机制为基础，可能忽视市场失灵及市场之外的其他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严重的发展“短板”。（4）GDP核算体系难以把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忽略绿色生态成本。因此，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为反映新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新发展指导思想。

（三）经济发展新特点

“时代是出卷人”，进入新时代，发展主题的历史内涵、约束条件、发展方式和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深入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原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时代变化的历史需要，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1）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克服贫困现象、实现富起来阶段进入强起来阶段，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2）约束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必须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调结构发展。（3）中国必须面对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性变化：距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如此之近；面临的风险和矛盾则比以往更为复杂。要求加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宏观经济失衡具有结构性特征，从以往单一总量方向性失衡，演变为总量和结构失衡并存，面临“双重风险”，要求根本改变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在兼顾需求管理的同时，突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起了深刻变化，“修昔底德陷阱”的作用很可能产生影响，必须构建新的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6）最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培育更具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等。

二、理论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

理论须呼应历史，思想须回应时代。经济理论创新要适应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要求，必须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联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变革，明确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和历史观，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突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敏锐地提出，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从“政治经济学初稿”到习近平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历史实践作出的科学认识，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对理论指导的深刻要求，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时代经验进行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便是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结晶。

（一）方法论和历史观

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这一原理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一方面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只能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认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并以此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进而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习近平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根本目标、价值取向的集中概括。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根本检验，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一事无成。

（二）世界性难题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突出的问题和难点在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在社会制度上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的突出特征在于，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这一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其经济运行的关键又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这一所有制性质与运行体制的有机结合，至少涉及两个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商品货币的市场经济关系实现内在的统一。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如何实现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协调。在经济思想史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否定上述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逻辑上也质疑二者的兼容性。苏东剧变最终以放弃公有制、实现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归宿，以实施“华盛顿共识”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特点之一，便是在背离这种所谓“共识”的基础上，对这道世界性难题的不断破解。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需要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阶段中国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从人类现代化发展史看，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或地区（70个左右）从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总体上平均经历12—13年，其中人口大国或地区（20个人口过千万的国家或地区）平均经历11—12年，而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计，实现跨越的只有约13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或者仍处于贫困阶段（现阶段约36个国家仍处于低收入阶段，人均GNI在1005美元以下），或者虽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现阶段下中等收入国家54个，人均GNI在3955美元以下；上中等收入国家54个，人均GNI在12235美元以下，12236美元高收入标准相当于1987年的6000美元，此为工业化标准），但长期难以实现跨越，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多国形成的“拉美漩涡”表明，这些国家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近半个世纪，但因经济长期停滞和连续遭遇危机，至今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迄今有30多年，也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还引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即所谓“东亚泡沫”。地处中东的西亚北非许多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20多年，但因局势动荡战乱不断，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即所谓“西亚北非危机”。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为谁发展；怎样才能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的动力何在；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必须把处理好各方面利益格局的矛盾关系，进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根本原则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是对先富起来发展阶段论和共同富裕不断发展论的统一，从根本上阐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目的、动力和主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原则的进一步阐释。

三、实践逻辑：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用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首先需要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历史变化，明确新的总体布局，总结发展目标和新发展的历史内涵，进而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作为实现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新发展理念的总引领下，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此为基本方略，实施一系列战略布局、政策举措和制度创新。这些实践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中。

（一）经验教训

习近平指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些新问题如上所述，包括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约束基本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攻坚战的紧迫性、更复杂的国际条件等，因而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实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纲领性新发展思路及其着力点的指导地位。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进一步概括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的七个方面：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同互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针对这七个方面，他还强调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克服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的跃升，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解决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主要方面问题的重大战略调整，聚焦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市场运行中的“三大失衡”——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失衡，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失衡，均属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宏观经济“双重风险”的并存，其深层原因也主要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风险之一，潜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供给侧要素成本上升与效率提高之间的结构失衡所致。风险之二，经济下行条件下需求拉动疲软、投资需求增速下滑，其深层动因是供给侧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有效投资机会，不是资本货币和商品的供应量不足。其中的消费需求增速下滑，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产出质量和结构不合理，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不是国民收入及相应居民总体购买力的增速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针对生产者，包括劳动者、企业、产业，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像需求管理那样针对消费者。前者落脚点在于国民经济的结构效应，包括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利益分配结构等，目的是结构升级和优化，而不像需求管理那样体现为总量效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体现了上述攻关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方略。

就本质特征而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革命”有重大区别。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层次低，结构性失衡严重，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大，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具有发展阶段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不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竞争机制之间在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上，有可能实现有机统一，而不是根本对立。遵循习近平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突出抓好以下战略层面的工作。（1）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的制造业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基础。（2）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3）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4）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5）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就政策贯彻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现阶段需要深入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市场竞争力。

（三）稳中求进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中求进”是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总量调控与结构改革、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关系的行动步调。

“稳”的重点是均衡增长，需求管理重在解决总量增长问题，需求管理若失控，或出现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则不具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压力和动力；若需求严重疲软，失业率攀升，则不具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空间和可能性。协调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求协调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奥肯定律）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关系。没有“稳”就难以有“进”，“稳”的根本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总量均衡。

“进”的重点指向以深化改革推动结构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结构性问题，没有“进”便不可能有长期的“稳”。“进”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实践新发展理念需要制度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这就要求展开全面的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变革。

不少国家之所以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无力实现持续发展，有诸多制度原因。（1）经济体制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化进程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有机协调，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2）法治化滞后，导致市场主体“私权”缺乏保护，政府主体“公权”缺乏规范。（3）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滞后，国家治理机制和能力不完善，对政府权力缺乏约束，“寻租”行为盛行以致支配资源配置，道德文化上对“寻租”行为也缺乏约束，形成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局面。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总结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为在新时代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奠定制度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