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和劳动不稳定性（labor precarity）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一般认为，不稳定劳动是指不稳定性尤为突出的一类典型工作，而劳动不稳定性是指劳动者缺乏保障和对工作的控制力，并因此面临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平台经济的崛起是近年来造成不稳定劳动普遍化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主要强调平台劳动的零工性质与平台的管理实践两个方面：其一，平台劳工缺乏法律或传统工人组织所提供的保护，他们根据市场需要获得工作，直接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其二，平台综合运用数字技术与顾客评价对劳动者实施算法管理，并不断修改管理规则，而劳动者对管理规则缺乏话语权，不得不面对规则变化的风险。

现有研究揭示了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事实，但“实然”不等于“必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平台劳动必然是不稳定的吗？换言之，经济的日益平台化是否必然以不稳定劳动的普遍化为代价？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对平台经济模式的理解，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解方式：新古典经济学将平台经济视为具有网络效应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并将平台视为交易的中介者；在法学界，新布兰迪斯学派将平台视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倾向于将平台资本视为占有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地主”或“食租者”。但是，这些对平台的隐喻未能充分重视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与之相反，传播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极为重视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并将平台经济视为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然而，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这种方式？尤其是它和劳动不稳定性是否有根本联系？

本文提出“跨界统合”这一概念，用以理解平台经济的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并从这一视角分析平台经济模式与平台劳动不稳定性之间的关联。本文将说明，跨界统合是指这样一类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资本凭借特定手段，能够弹性化、低成本地招募和使用地理上分散的劳动力；具体而言，“跨界”是指资本横跨在遵循利润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与遵循生计逻辑的个体生产之间，“统合”是指资本将劳动者对生计的追求融合进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个体生产的生计逻辑谋取利润。本文也将说明，平台资本要从跨界统合中获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平台能持续吸引劳动者成为平台劳工；二是平台能在一定程度上留住现有劳动者；三是平台能对现有劳动者实行有效的监督与规训。而为了满足这三个条件，平台必然要采用特定的组织与控制手段，正是这些手段构成了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根源。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从历史比较视角说明什么是跨界统合；第三节以网约车平台为例说明作为跨界统合的平台经济模式所具有的特点；第四节探讨跨界统合与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内在关联；最后是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二、 历史比较视角下的跨界统合

1.跨界统合的含义

“跨界统合”是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一类（而非特定一种）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可以使资本招募和使用在地理上分散的劳动力，满足资本弹性化且低成本的用工需要。乍看之下，跨界统合似乎等同于“弹性用工”；然而，用工弹性化固然是跨界统合所实现的结果之一，但关键问题在于它怎样实现了弹性化。跨界统合的本质属性体现在“跨界（cross-boundary）”和“统合（subsumption）”两方面。“跨界”是指劳动力并非作为资本的一部分而存在，劳资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劳动力所有权边界”，但资本跨越了这一边界，并实现对劳动力的使用。“统合”是指资本将劳动力对生计的追求融合进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生计对劳动力的压力迫使劳动力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为了更好说明跨界统合的含义，我们将其与工厂制进行对比。

2.跨界统合的历史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厂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模式。工厂制一般实行集中化生产，劳动者规律性地按时聚集在共同的生产场所，共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以实现协作效率和规模经济。由于资本需要劳动者每天按时出现在生产场所，因此资本会购买劳动力以占有劳动力在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劳动力从而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是资本在生产阶段的一种存在形态。工厂制下的劳资之间不存在“劳动力所有权边界”，这是因为劳动力是资本购买、直接归资本所有的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再是劳动者所拥有的商品。资本既然购买了劳动力，一般来说，就要按照劳动力价值支付工资，以满足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所需。工厂制下的工人工资虽然也会波动，但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负有一定责任，因而工人的生计具备一条基本的确定性底线。

与工厂制不同，在跨界统合之下，资本并不购买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仍然属于劳动者自身而并不属于资本，资本在不拥有劳动力的情况下使用劳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跨越了“劳动力所有权边界”。虽然同样是弹性用工，但跨界统合与工厂制在弹性化的实现方式上有明显差别：工厂制下的弹性用工通过资本短期性、暂时性地购买劳动力实现，而跨界统合下的弹性用工则是在资本完全不购买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前者不存在“跨界”，而后者存在“跨界”。

相较于弹性用工、零工经济等概念，跨界统合的独特意义在于：“跨界”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与个体生产之间的“嫁接”。这两种生产方式原本相互独立，分别追求各自的目标：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而个体生产追求劳动者生计的维持。而在跨界统合之下，两种生产方式被资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生产方式，从而给资本榨取剩余劳动提供了独特手段：个体生产中的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宁肯长时间劳动，自我加强剥削，甚至使劳动时间接近生理极限；跨界统合下的资本正是利用了个体生产的这一特点，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通过压低生产每件产品（每次服务）的单价迫使劳动者长时间工作，从而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提供便利。通过资本“跨界”形成生产方式的“嫁接”，进而形成资本对个体生产中的“生计逻辑”的统合与利用，这是弹性用工、零工经济等范畴所并不涵盖的内容，也是“跨界统合”的新意所在。

“跨界统合”并非对新事物的命名，而是对资本主义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系列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的归纳。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从历史比较视野发现不同模式的共性及其内在矛盾。以资本主义生产与个体生产的“嫁接”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跨界统合曾以不同形式存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的包买商模式（putting-out system）就是商人资本对乡村劳动力的跨界统合。在包买商模式中，商人向乡村劳动力提供原材料，由劳动力在家中进行生产；待生产完成后，商人收回制成品，并向劳动力支付报酬。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这样评价包买商制度对资本的好处：“对企业家来说，包买商制度意味着能够降低固定资本成本，尤其是应对不断发生的需求中断：当销量下降时，企业家就可以减少订单并减少雇佣的人数，或许完全中止经营活动。在一个工业生产面临需求制约而非供给制约的经济中，外包为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弹性。只要一句话，经营就可以停止或重新开始。”

3.马克思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资本-家庭劳动”模式进行过详尽分析，这是跨界统合的另一种代表性模式。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兴起消灭了旧式的家庭工业，但也创造出新式的、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家庭工业”。这种家庭工业“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指挥雇佣工人，“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家庭劳动不直接受雇于资本，但资本以提供原料、外包加工的方式使用家庭劳动，是家庭劳动“真正的雇主”。家庭劳动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在家庭中由成年人（通常是妇女）组织自己的子女进行生产，还可以雇佣少量外部劳动力。另一种是由“老板娘”在私宅中开设工场，使用家庭外的“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还有一种形式与“老板娘家”类似，但以花边学校、草辫学校等名义组织儿童进行生产。

在马克思的观察中，资本与家庭工人只是外包关系，资本并没有购买劳动力，而劳动者大多处于兼业状态，资本的外包工作只是劳动者的收入之一。因此，资本不必保证工资总量满足劳动者生活所需，劳动者的生计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随着资本生产出现旺季和淡季，家庭工人的生活也呈现起伏，导致“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

遗憾的是，马克思对“资本-家庭劳动”模式未能予以充分重视。他认为，这一模式依靠滥用廉价劳动力才得以存活，迟早要在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中遭到淘汰。当技术变革尚未发生，尤其是生产资料仍然落后的情况下，集中化生产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家庭工业的成本优势就比较突出。但当生产资料发生变革，家庭劳动的成本优势就不如采用先进生产资料的工厂集中化生产了。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确并不具有跨界统合的特征。20世纪初，福特制生产方式主张纵向一体化，以此实现零配件的标准化，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纵向一体化强调建立规模庞大的工厂，将全部生产流程置于工厂的科层管理之下，因而并不存在对个体生产的统合。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生产方式的改进路径是引入弹性用工制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增加业务外包，构建全球生产网络。虽然这一路径强调核心企业对生产网络中的外围企业进行控制，但并没有明确的跨界特征。因此，马克思及其后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跨界统合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不充分的暂时性现象。

本文提出的“跨界统合”概念重拾马克思对“资本-家庭劳动”模式的分析，试图将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以资本主义生产与个体生产之间的“嫁接”为特征的一类劳动组织及控制方式归纳于统一范畴之下。我们认为，以包买商模式和“资本-家庭劳动”模式为代表的跨界统合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并非历史的暂时性现象，而是反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呈现多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动态共存的局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总是利用其他生产方式为资本积累创造更好条件。即便跨界统合一度在发达国家销声匿迹，但以家庭生产为主要形式的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工和农政问题的研究揭示出家庭生产以各种形式受到资本的统合与支配。

最近十余年间，快速崛起的平台经济将一种新型的跨界统合呈现在人们面前。如图1所示，平台经济模式与“资本-家庭劳动”模式在结构上极为相似。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一样，平台资本统合了遵循生计逻辑的平台劳工。生计对这些劳动者而言不仅意味着维持基本生存，还意味着城市定居、社会交往、个人发展、家庭再生产等更高级的需要。在“资本-家庭劳动”模式下，资本将原材料交付给家庭工人进行加工，并按件支付工资；经过加工的产品交还给资本，资本再向消费者出售产品，并获得产品价值与家庭工人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之间的差额。而在平台经济模式下，资本向劳动者提供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后者根据这一信息提供服务，资本根据劳动者服务的质与量支付报酬；消费者获得服务并通过平台提供的支付手段支付服务价值；资本获得服务价值与劳动者报酬的差额。并且，在两种模式中都存在中间组织协助资本招募动员、分派任务、监督履约、规训劳动，并以价差、中介费、管理费等形式参与分配，例如“资本-家庭劳动”模式下的“老板娘家”、花边学校、草辫学校以及平台经济模式下的租车公司、外卖站点都是中间组织的典型代表。

（1）“资本-家庭劳动”模式

（2）平台经济模式

图1：两种跨界统合模式的对比

许多研究将平台经济视为包买商等旧有模式的历史再现，本文提出的“跨界统合”概念受到这一研究思路的启发。Valenduc和Vendramin指出，当今平台经济中的工作在平台经济出现之前就长期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存在。Finkin认为平台经济的用工制度与包买商制度并无二致；平台经济保留了包买商制度在成本和灵活性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弥补了包买商制度在劳动监督方面的不足。Stanford认为平台劳动的主要特征（应需工作、按件取酬、居家劳动等）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普遍存在于把头制度、包买商制度、非独立承包、个体经营等制度中。齐昊等对网约车平台的研究提出，网约车平台像传统包买商一样，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获得剩余控制权，但其与传统包买商的不同之处在于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这些研究虽然将平台经济与旧有模式相联系，强调平台经济并非全新事物，但未能挖掘这些模式的共同属性并提出更一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弥补的不足。

“跨界统合”概念突出了内在于平台经济的一种张力：“跨界”固然对资本有潜在的好处，但也意味着劳资之间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之中，这与工厂制下的科层体系产生鲜明对照；这一松散关系为“统合”设置了障碍，但资本只有克服这一障碍、实现对劳动的“统合”，才能将“潜在的好处”转化为剩余价值。劳动“统合”及剩余价值的获取并非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平台是否采取了有效的劳动组织与控制手段。为了克服平台经济组织结构松散所造成的困难，从而使平台劳动服从于资本利益，平台形成了基于技术与组织的不同经营实践。个中关键不在于具体做法，而在于伴随“跨界”而产生的“统合”困境以及资本的应对行动，从而呈现劳资博弈的动态过程，并往往出现平台重拾传统组织形式的“返祖现象”，以促使松散的组织关系紧密化。例如，丁未强调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的博弈过程：司机中存在着大量“刷单”行为等违规操作及针对平台的对抗行动，而平台则不断利用司机行为积累数据、扩大市场、吸引投资、优化技术，实现“制造能动”并“反噬对抗”。赵磊和韩玥指出，网约车司机的原子化状态与缺乏“人情味”的算法管控容易导致司机出现负面情绪，而平台通过引入租车公司，构建科层控制体系，起到疏解司机负面情绪等一系列重要作用。

本文提出的“跨界统合”不同于“双边市场”“数字基础设施”等理解平台经济的既有视角，强调依循历史比较的路径“生长出”对当今平台经济中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的理论认识，以期理解平台经济相较于集中化生产的优势及其局限。这是对爱德沃兹、戈登等人从历史比较视角研究劳动过程这一方法的继承与应用。需要说明的是，跨界统合中必然存在劳动者，但并非所有平台都直接与劳动者相联系。事实上，跨界统合视角主要适用于连接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劳务型平台（labor platform），包括网约车平台、外卖平台、家政服务平台、众包平台等。从规模上看，劳务型平台在平台经济相关就业中占大多数。这些平台都具有资本主义生产与个体生产之间的嫁接关系。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内容分享平台等平台类型虽然与劳务型平台有明显差异，但这些平台同样聚集了大量独立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跨界统合的特征。

三、跨界统合：来自网约车平台的发现

（一）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同时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平台经济领域的丰硕成果。平台经济研究自产生起就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融的研究领域，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研究有两点特色。其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分析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或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这一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史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里查德·爱德沃兹（Richard Edwards）等人复兴。长期存在的研究传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研究更强调在历史纵深中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过程与资本竞争、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形塑，主张将劳动过程置于行业竞争与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中，旨在更全面地展现劳动过程所面临的制约与矛盾。

本文在经验上主要基于作者及其团队在2018-2020年间针对我国的网约车平台进行的调查与访谈。团队分别在南京（2018年、2019年）和北京（2019年、2020年）采用面对面方式对650余位网约车司机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有关个人特征、工作模式、主观态度等方面的数据。相较于通过互联网收集问卷的方式，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更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问卷比例。并且，团队与60余位司机进行了30分钟至1小时的访谈，还对部分传统出租车司机、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平台企业职员、租车公司职员进行了访谈，并自2018年至今持续关注该行业扩张、融资、竞争、监管等方面的动态，形成了对网约车平台较为全面的了解。

（二）网约车平台为何采取跨界统合模式

跨界统合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后长期沉寂，却又在数字经济时代得以重现？作为跨界统合的平台经济模式何以存在？跨界统合的重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首先，跨界统合必须相较于集中化生产模式具有优势，即更能够给资本带来利益；其次，资本在跨界统合下必须能够对劳动实行有效控制，以保证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本节和第四节基于网约车行业的经验，分别说明平台经济模式是如何满足这两个前提的。就第一个前提而言，平台经济具有五方面特点，从而使其相较于集中化生产更能使资本获益。

其一，平台资本能获得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与历史上的跨界统合资本一样，平台资本并不购买劳动力，不必保证劳动者所得等于劳动力价值，并且生计压力能迫使劳动者接受低工资和长时间工作。虽然平台劳动者具有高度异质性，但绝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平台工作是以生计为目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网约车司机的平均年龄为40岁，96%的司机为男性，94%的司机已婚，61%来自外地，平均子女数量为1.3个，说明网约车司机整体上处于生计压力较大的人生阶段。同时，40%的司机为初中及以下学历，80%的司机为高中及以下学历，较低的学历水平意味着司机面临有限的职业选择。关于从事网约车工作的主要原因，71%的司机的回答与生计有关。典型的回答有：“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补贴家用”“有还房贷的压力”“给子女减轻点负担”“生意不景气，以前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年纪大了，没有更好的工作”“失业了，干网约车过渡一下”“刚来此地，打算先干着”，等等。只有少数司机单纯为了工作的灵活性或“打发空闲时间”而从事这份工作。

其二，平台资本有更广泛的劳动力来源。平台经济不仅可以吸纳全职劳动者，而且创造了大量兼职工作，从而平台可以利用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或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31%的司机属于兼职状态，21%的司机每天从事网约车工作的时间少于8小时。劳动力来源广泛的重要原因在于平台资本对工作技能有意识的简化。固然，平台资本主要涉足消费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对技能的要求本来就比较低，但技能的简化也是平台主动构建的结果。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帮助下，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分解和规划，概念与执行高度分离。司机如何联系乘客、如何确定乘客位置、以何种路线和速度行车、如何完成交易获得报酬、当司机与乘客出现争议时如何解决等等，平台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司机只需遵照平台规定的流程提供服务。因此，平台工作虽然需要一定经验，但对“硬核”技能要求较少，大量劳动力可以胜任。

其三，平台资本能更大程度实现劳动力使用的弹性化。集中化生产模式中的资本为了增强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而大量采用灵活用工制度，但过度采用这一制度将会导致工人的技能形成受阻，或因长期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待遇差别而造成劳资矛盾。平台经济对工人技能的简化以及工人在空间上的分散化能够弥补传统灵活用工制度的缺陷，从而使得平台经济实现更为有效的弹性化生产。奖励机制是平台实现弹性化生产的重要手段。当生产能力不足时，平台通过增加奖励吸引新的劳动力并激励原有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间。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83%的司机在过去一个月内获得过不同金额的奖励；在获得奖励的司机中，奖励占司机流水的比例平均为15%。而在生产能力过剩时，平台又会减少奖励，对收入不满意的司机就会自动离开。这样平台资本既实现了弹性化，又以灵活就业之名化解了劳动者的不满。南京网约车市场在2018年正处于滴滴与美团的激烈竞争之中，彼时几乎全部司机都能获得奖励，奖励占流水比例为29%；而到了2019年，竞争告一段落，能获得奖励的司机减少为86%，奖励占流水的比例迅速下降至14%。

其四，平台资本更能节约固定资本支出。平台经济在多数情况下由劳动者自己准备生产资料。因此，平台资本实现“轻资产”运营，无需在固定资本上沉淀大量资金，周转时间缩短，资金回流更快，从而可以减少资金需求并将资金更多用于市场扩张及技术研发。网约车行业的确有一些平台（如首汽、曹操）采用“重资产”战略，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标准化服务，占领行业细分市场，但在扩张速度上明显落后于采用“轻资产”战略的滴滴等平台。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已达到50.1辆，如此高的车辆普及率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可以较容易地购置或租赁车辆从事运营。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29%的司机以租赁或“以租代购”的方式获得车辆，从侧面说明租车市场及汽车金融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司机为平台工作自备固定资本的能力。

最后，平台资本能更大程度化解工人的抵抗。福特制生产方式及其改进形式都不可避免将大量工人置于同一空间，使工人围绕流水线进行生产，导致工人容易形成有组织反抗。更重要的是，不同生产环节彼此相互依赖，少部分工人的罢工可以产生巨大影响，迫使流水线乃至整个产业链中断。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处于地理分散状态，生产过程由劳动者独立完成，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以线上联系为主。我们的调查显示，有88%的司机与其他司机以各种方式建立了联系，有67%的司机加入了网约车司机的微信群或QQ群。互联网媒介的发展便于平台劳动者之间构建虚拟共同体，并使其基于生产经验对算法管理进行日常反抗，但这种日常反抗难以撼动平台的“神经中枢”，反而会促进平台改进算法来消弭冲击。并且，由于劳动者独立生产的技术特征，劳动者的集体抗争也难以对平台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三）网约车平台如何实现跨界统合

平台经济虽然属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跨界统合模式，但平台经济模式能为资本带来利益，不仅是因为它具有跨界统合的一般特征，而且它是资本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平台经济模式提出了一个有关新与旧的有趣话题：一方面，平台经济模式与包买商模式、“资本-家庭劳动”模式有着极为相近的结构，平台经济在劳动组织的基本架构方面并无新意；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模式的技术特征又不同于以往的跨界统合，而平台经济“优势”的发挥有赖于这些技术特征。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家庭劳动”模式的存在是当时的生产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从而机器大工业尚未一统天下的结果，而平台经济的出现则是资本主动应用先进信息技术的结果。这些技术的采用使平台简化了生产流程，降低了劳动者的技能门槛，从而扩大了劳动者来源；使平台能广泛利用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减少了平台的固定资本投入；使平台实时监测市场供求情况，自动调整奖罚机制，实现了高效的弹性化生产。

以上五个特点能使资本获益，促使资本推动平台经济的扩张，但这只是平台经济存在的前提之一。如前文所述，平台经济的存在还要求资本能有效地组织与控制劳动，从而保证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我们认为，正是平台资本在跨界统合模式下的劳动组织与控制手段产生出平台劳动的不稳定性。

1.平台吸引新劳动者的手段：降低门槛与使用补贴

跨界统合的资本不必为劳动力再生产负责，这为资本节约了用工成本，但同时也导致追求生计的工人出现高流失率。平台上的劳动者会考量其所能参与的各种工作，在有限的选择内合理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及生产资料，以尽力实现生计目标。一旦有其他平台提供更高的收入，或者在平台经济之外出现更好的工作，劳动者就会离开原有平台。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39%的司机从事网约车工作的时间少于1年，66%的司机少于2年。同时，只有64%的司机表示今后将继续从事网约车工作，而其他司机计划另寻工作、自主创业或处于犹豫之中。司机群体中从业时间较短的司机占多数，较大比例的司机计划退出平台，这说明平台难以吸引司机长期留在平台工作。为了应对劳动者的高流失率，平台需要保持对新劳动者（包括短暂退出平台的劳动者）的吸引力，使新劳动者不断进入平台，以补充流失的劳动者。平台吸引新劳动者主要有以下两种手段。

其一，降低劳动者进入门槛。在集中化生产模式下，劳动者进入一家企业通常面临三类门槛。一是技能门槛，雇主利用这一门槛筛选出具有岗位所需技能的劳动者。二是激励门槛，即雇主在众多符合技能要求的应聘者中择优录取。这一筛选过程给劳动力营建了一个竞争环境，使应聘者感受到竞争压力，从而在受雇后更加服从雇主指挥，减少离职率。三是政策门槛，即雇主有意雇佣的劳动者必须满足政府的监管要求。与此不同的是，为了从跨界统合中获益同时应对劳动者的高流失率，平台只保留技能门槛而不设置任何激励门槛。前文已经说明平台经济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较低，例如某平台有关司机技能的要求仅有“驾龄满三年”。同时，平台对政策门槛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根据政策实施力度和平台相对于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而有选择地遵守政策要求，这同样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劳动者的进入门槛。从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某平台上车辆的合规率从23%增至52%，司机的合规率从39%增至70%。虽然合规率的上升说明平台的确在试图遵守政策要求，但仍有相当比例的车辆及司机未能遵守政策。

其二，对劳动者和消费者进行临时性补贴。平台对劳动者的补贴主要以奖励实现。消费者规模越大，平台上劳动者的订单量就越多，收入就越高，因此平台对消费者进行的补贴也能吸引劳动者进入平台。平台资本进行扩张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垄断，而且是为了通过占领市场更好地吸引劳动者，从而保证跨界统合的有效性。如果平台在竞争中丢失领地，则会引发消费者流失与劳动者流失的相互加强，最终导致经营难以为继。平台进行补贴的节奏随着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平台所能获得的金融资本支持的变化而变化。首先，由于平台经济中存在的规模效应和交叉网络效应容易形成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格局，平台资本有强烈的垄断动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阻断竞争对手的崛起。同时，在跨界统合下，劳动者分担了平台的固定资本投入，并且平台无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这也使社会生产能力的大规模快速动员成为可能。因此，平台资本间周期性地出现竞争强度的升级，此时补贴就会增加。其次，由于在平台经济中，资金投入后的扩张效果更明显，实现垄断的速度更快，因而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中展现巨大的增值潜力，使得平台企业成为金融资本所热捧的对象。因此，以风险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成为平台企业的重要投资者，并且是支持平台扩张与竞争的重要力量。当金融资本支持力度上升时，补贴也会增加。

2.平台稳定劳动供给的手段：中间组织

前文说明，跨界统合之下，平台可以通过降低门槛及占领市场两种手段应对平台劳动者的高流失率。然而，降低门槛这一手段缺乏平台可掌控的空间，使平台能吸纳的劳动者数量受制于宏观经济及就业形势；而通过补贴占领市场又需要大量资金，且容易造成平台企业对金融资本的过度依赖。如何构建稳定的劳动供给以满足市场需求是平台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网约车平台的日常运行中，市场需求可分为三类：一是基本稳定的市场需求，即不同日期的不同时间点都存在的市场需求；二是每天周期性出现的市场需求，如早晚高峰；三是只在特定日期（如节假日、大型活动）出现的市场需求。网约车平台为了巩固市场地位，必须同时满足以上三类需求。因此，平台有必要在弹性化生产体制中内嵌一支稳定的劳动者队伍，以满足上述第一类市场需求；而其他两类需求则通过补贴等方式吸引劳动者在特定时点和地点提供服务。这支内嵌于弹性化生产的稳定的劳动者队伍使平台上的劳动供给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化，使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刻获得服务，从而显著加强消费者黏性。劳动供给的稳定化还可使平台节约补贴支出。一位司机以“对冲”一词评价稳定化劳动供给的平台政策：

“我们这种类型的司机，做一单拿一单的钱，拿平台的时段奖，还有一种就是像飞鹰、精鹰这些政策，（这两种类型）实际上都在对冲，平台要把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分两部分人，这两部分人的政策是对冲的，最后奖励会越来越少。”

在网约车行业，劳动供给的稳定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其一，平台建立激励计划，对加入计划的司机设定有关工作时间、接单量的最低任务要求。平台对加入计划的司机优先派单、保证流水的最低额度，或对完成任务的司机进行奖励。但激励计划缺乏强制性，司机并非必须参加计划，不加入计划的司机在早晚高峰时的奖励还要高于加入计划的司机。司机在无法完成最低任务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无成本退出计划，因此劳动供给稳定化的目标难以实现。我们访谈的一位司机因激励计划“限制太多，太累”而拒绝参加。另一位曾加入计划的司机认为计划的要求过于严苛：

“每天跑车12个小时，就是加计划加的，头都昏了。我原来是精鹰。如果一个礼拜连着跑，人吃不消嘛。结果它（平台）说我休息多了，就把我踢出来了。我没注意看它的规定，它要求一个月休息少于几天。”

其二，平台通过中间组织与债务关系的构建实现劳动供给的稳定化。单纯的激励计划难以奏效，如同只有“胡萝卜”而没有“大棒”。为了保证劳动供给的稳定，平台需要使司机在减少劳动供给时承担一定的损失。这一损失如同“大棒”一样会迫使司机稳定地输出劳动。中间组织建构的基本原则是在不改变跨界统合状态的前提下，对劳动者进行筛选和管理，建立核心的稳定劳动力群体。近年来，租车公司成为网约车行业重要的中间组织，承担车辆及司机合规化、化解司机不满情绪、提供安全培训等重要职能，但租车公司在稳定劳动力供给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租车公司处于司机与平台之间，司机从租车公司租赁或以贷款方式（以租代购）购买车辆，并按期向租车公司交付租金或向与租车公司合作的金融机构交付月供。随着各地网约车监管力度的加强，租车公司成为许多司机获得合规车辆的主要途径。在租金或月供的压力下，从租车公司获取车辆的司机将不得不稳定地工作。租车模式还吸引了大批城市新移民。通过租车公司从事网约车行业是这些新移民在城市落脚的首份工作，这也使新移民成为平台稳定劳动供给的重要力量。

3.平台规训劳动者的手段：屏蔽权的使用

平台资本只有对劳动进行有效的规训，才能从跨界统合中获益。既有研究从数字化监控、算法管理、顾客评价、奖惩制度等多方面展现了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规训技术与制度。本文无需重复这些观点，但本文强调从跨界统合的视角理解平台进行劳动规训的关键思路，即基于屏蔽权对劳动者进行规训。这一思路虽然具有不同的制度形式并依托于不同的技术基础，但它贯穿于历史上存在的各种跨界统合的具体模式之中。

前文说明，平台可以通过降低门槛和实行补贴吸引新劳动者，也可以通过中间组织与债务关系的构建使既有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稳定化。这些手段能保证劳动的数量，但无法保证劳动的质量。在跨界统合下，工人进行个体生产，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有较强的自主性，对实际劳动付出有较强的控制力。跨界统合下的资本无法像在工厂中一样对劳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督，而只能在生产结束后对产品进行检验。这意味着，在集中化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规训以事中监督和实时纠正为主要内容，解雇只发生在纠正无效的情况下；而在跨界统合下，资本对劳动的规训以事后检验为主要内容。当发现劳动者的产品不合格时，资本就会通过屏蔽劳动者对其进行惩罚和规训。

平台经济无直接的雇佣关系，因此无所谓“解雇”劳动者，但平台可以拒绝给特定劳动者分配工作任务，将他们永久性或临时性地屏蔽在平台之外。屏蔽是平台资本必不可少的劳动控制手段。平台资本的屏蔽权类似于非平台企业的解雇权，这是平台经济中的失业威胁。平台资本利用数字化的监控手段频繁而低成本地行使屏蔽权，将屏蔽权发挥到极致。被屏蔽的劳动者对消费者而言处于一种“不可见”的状态。对于屏蔽的原因和时间长短，资本无需向劳动者解释也无需对劳动者进行补偿。

四、作为跨界统合后果的劳动不稳定性

跨界统合为我们理解平台经济不稳定劳动的必然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了从跨界统合中获益，平台资本必须对劳动实行有效组织与控制。平台资本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平台上的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进行抽成，交易量越大，平台资本的收入就越多。并且，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交叉网络效应，劳动者的规模与消费者的规模相互依存。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平台资本有必要保证平台上有充足的劳动者等待提供服务；同时，平台资本也要保证劳动者提供的服务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以增强消费者黏性。因此，在平台经济中，有效的劳动组织与控制总体上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平台要保持对劳动者的吸引力，在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持续吸纳新的劳动者加入平台；其二，平台要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留住既有劳动者，形成平台上稳定的劳动供给，以免在需求突然增加时因无法满足需求而导致消费者流失；其三，平台要对劳动者进行监督和规训，以使其服务质量达到要求。以下我们依次说明，平台资本为满足这三个条件所采用的手段正是产生劳动不稳定性的原因。

1.平台对新劳动者的吸引与劳动不稳定性

以上两种吸引新劳动者进入平台的手段包含着产生劳动不稳定性的机制。宏观经济与行业竞争动态都引起平台劳动者数量的剧烈波动，从而引起劳动者状况的波动。首先，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直接影响平台劳动者的利益。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期，经济中的就业机会普遍增加，新进入平台的劳动者就会减少，既有的劳动者工作量和收入量相应增加。而当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大量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就会涌入平台经济，导致平台劳动者的工作量与收入量下降，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例如，疫情是近年来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2020年7月的北京，受疫情的影响，网约车订单量明显下降，但运营的网约车数量增加，导致司机收入减少。我们在2020年7月采访的16位司机中，有2位是疫情后进入网约车平台的，另有5位司机在疫情后延长了开网约车的工作时间。一位司机说：

“现在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疫情）以前一天能跑到七八百块钱（流水），现在跑六百都困难，派单少，有时一两个小时不给派单。去年这十个小时（平台规定的每日最长服务时间）很容易就用完了，现在每天也就用四五个小时，一天正常跑400多公里，空驶得有150公里。”

另一位司机向我们展示了他在2020年3月至7月的流水。3月和4月是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时期，司机的流水每月只有10000元左右；5月和6月流水恢复至每月14000-15000元左右，而7月由于疫情复发的影响，至月中流水只有6000元左右。

其次，行业内部平台资本之间的竞争动态导致劳动者状况周期性波动。由于平台扩张主要是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劳动者状况的波动又间接受制于金融市场上资金是否充裕。金融资本的支持集中在平台资本寻求垄断的过程中，而当垄断实现以后，这种支持就会减少。这导致劳动者在平台竞争期获得较多补贴，但在平台垄断后收入明显下降。并且，平台经济中的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一般而言一家平台难以长久保持垄断地位，新的平台企业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可以对既有平台发起挑战。劳动者处在平台资本动态竞争的潮涌过程中，时而获得补贴，时而又丧失补贴。最后，金融资本的可及性是不确定的。当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不足或者金融资本对特定平台失去信心，金融支持就会中断，进而对特定平台的劳动者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在南京展开调查。由于2018年美团与滴滴仍在激烈竞争，司机所得的奖励较多，对收入“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司机占比为41%；2019年竞争减少，司机所获奖励下降，这一比例上升至52%。正如一位司机说：

“之前美团进入的时候蛮好的，现在不打架了就不好了，说实话，没有美团，只有滴滴，我们不会买这辆车的。我说（行业状态）断断续续是什么意思呢？滴滴刚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滴滴，那时候跟美团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一样。我们一个月收入一万多块钱；然后快滴、滴滴、优步几家合并变成一家之后，那时候开车就只能说是义务劳动。后来美团出来之后，（司机收到的）价格就慢慢调上去了。”

2.平台对劳动供给的稳定化与劳动不稳定性

劳动供给的稳定化（stabilization）与劳动的不稳定性（precarity）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劳动供给稳定化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稳定机制，但它为资本而非劳动者带来了稳定性。债务关系早在包买商制度及“资本-家庭劳动”制度中就已被用来控制劳动。这种稳定化实际上会加剧劳动的不稳定性，是以劳动不稳定性换取劳动供给的稳定性，其原因在于稳定化为劳动者的退出设置了障碍。在网约车平台中，因租车或购车而背负债务的司机在债务期限内无法退出。在没有退出障碍的情况下，当行业不景气、市场萎缩、竞争加剧时，司机可以退出并转行，以缓解收入的下降；而退出障碍的存在导致司机丧失选择退出的权利，不得不直面风险。虽然平台通常与租车公司合作，承诺给租车司机（及通过租车公司贷款购车的司机）优先派单，但这种优先权只是相对普通司机而言的，无法使租车司机免受涉及整个平台或整个行业的风险。由于背负债务压力，租车司机更倾向于长时间工作。我们的调查显示：以租赁方式获取车辆的司机每周从事网约车工作的时间为83小时（贷款购车的司机为77小时），而其他司机为57小时。

3.平台对劳动者的规训与劳动不稳定性

就网约车平台而言，平台屏蔽司机有两种情况。其一，司机不符合平台的基本要求。例如，在2018年浙江乐清犯罪事件发生以后，面对社会舆论压力，网约车平台逐步加强了对司机的要求，启用人脸识别以保证司机与账户一致。我们在调查中曾遇到一位有犯罪记录的司机，他一度正常从事网约车工作，但后来因平台规则的严格化而被排除在外。这个例子说明平台拥有制定规则、屏蔽特定劳动者的权力，并且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地使用这一权力。其二，当平台发现司机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平台会给司机减少派单，这构成一种慢性、暂时性且自动执行的屏蔽。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生产、交易和消费者评价所形成的数据被用作行使屏蔽权的标准，构成规训劳动的工具。例如某平台采用服务分制度，一位司机曾有这样的经历：

“现在满分是130分，（降）到110多分就不好接单了。你拉个500单以后，系统就能给你把分返回来，但这得用一个月，这一个月都非常难熬，每天就十几单，还拉不出钱来，一天二三百块钱。”

平台基于屏蔽权对劳动者进行规训，这也是造成劳动不稳定性的原因之一。屏蔽权来自平台资本对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占有。在网约车行业，司机从平台获得的信息包括乘客的位置、联系方式、目的地、费用、路线、需求热点区域，等等。我们从对司机的访谈中了解到，平台还会提供给司机有关“交通管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暗示该位置有运管部门正在查处不合规网约车。劳动者不通过平台就无法找到乘客并进行交易，因此劳动者对平台产生依赖，而这种依赖性是屏蔽权得以存在的前提。屏蔽权的行使完全由平台资本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劳动者对此没有话语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对一些难以判定对错的司机与乘客之间的纠纷，平台往往判定为司机的责任，并通过扣服务分对司机进行慢性屏蔽。与乘客发生对错难辨的纠纷是司机不得不面临的不稳定性，而平台出于留住消费者的目的而对司机行使屏蔽权，则将这种不稳定性的后果强加到司机身上。

五、结语

本文提出了“跨界统合”这一概念，用以形容在一类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中，资本主义生产与个体生产之间的嫁接关系。以此，我们试图将平台经济置于一个历史比较视阈中，展现平台经济在劳动组织与控制方式上的历史继承性。进一步，我们分析了平台资本从跨界统合中获益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手段为何导致了劳动不稳定性，以此揭示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根源。本文说明：其一，平台吸引新劳动者的手段（降低进入门槛、采用临时性补贴）使劳动者状况受到宏观经济波动与行业竞争动态的影响；其二，平台为劳动供给稳定化所做的努力（构建中间组织）剥夺了部分劳动者的退路，使他们不得不直面各种风险；其三，平台基于屏蔽权对劳动者进行规训，而劳动者无法干预平台对屏蔽权的使用，只能面临被屏蔽的风险。

“跨界统合”概念提升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家庭劳动”模式的理论意义，真正把生产而非交换置于平台经济研究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双边市场”“数字基础设施”等范畴的不足。“双边市场”刻画的是买卖双方平等的横向关系，“数字基础设施”刻画的是平台用户与“食租者”之间不平等的横向关系；而“跨界统合”刻画的是劳资之间纵向的权力关系，它将平台经济视为与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福特制等并列的生产方式，而非一种交易方式或食租模式。这种以“嫁接”为特征的生产方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局限。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庭劳动”无法长期存在的洞见仍有重要启示。与历史上的跨界统合一样，平台经济也被限制在技术简单、生产分散的领域，因为只有在这些领域，集中化生产没有显著优势，受资本统合的个体生产者才会大量存在。平台经济因此呈现出这样一种不对称的技术组合：一方面，平台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劳动者和消费者进行匹配，可以增加劳动者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增加单个劳动者的工作量；但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在多数情况下仍在使用旧技术进行生产，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没有变化，导致市场需求的增加直接反映为单个劳动者工作量增加，超时劳动现象严重，进而造成劳资关系的紧张化。

“跨界统合”概念也揭示出平台劳资间动态博弈的深层经济逻辑。跨界统合意味着劳动力并未转化为资本的一部分，本身就包含着劳动者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这既可为资本降低成本、增加弹性，又会导致劳动者更有可能采取违规操作、抗争或机会主义行动，因此资本要不断调整组织与控制手段，翦除不利的能动性，保留有利的能动性，从而使劳资间呈现动态博弈的过程。在这方面，“跨界统合”同样体现了“制造能动”的含义。但除此以外，“跨界统合”还强调生计逻辑被资本融入利润逻辑，这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之处。Schor等发现平台劳动的不稳定性取决于劳动者对平台工作的依赖程度，为生计而工作的劳动者会面临更大程度的不稳定性。我们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的角度对这一观察进行了解释。对生计的追求是驱使劳动者持续为平台工作的基本动力，因而劳动者的能动性也嵌入在生计逻辑之中。资本基于个体生产的生计逻辑诱导、形塑劳动者的行为，以吸引后备军、引发竞争、降低成本、延长工时、规训劳动，在一种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下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计逻辑对平台的重要性也有助于理解平台大量使用移民及少数裔劳动者的原因，这些劳动者生计的脆弱性导致其更容易被平台所统合。然而，这些组织与控制劳动的手段所引起的劳动不稳定性又反过来威胁生计的维持，从而成为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

作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钟瑾，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Modern China。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