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基于既有研究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推进研究范式创新。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的突破口，在于对现实情境的特征性事实的准确识别，在与既有背景知识的比对中凝练科学问题；通过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和解答，提炼具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概念范畴，并借由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引申出命题乃至理论；当某一理论被学术共同体所普遍认同时就会形成特有的研究范式，由此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从实践中提炼真问题、新范畴、新理论，加快形成更契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引言

自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逐步由学术探讨上升为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时代命题与核心共识。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在于深刻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规律与经验，科学回答“中国何以成功”“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还能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提供理论依据，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发展大局；更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助力推动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方向、探索路径，围绕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充分认识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在其基本内涵上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为导向、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等方面，取得了基本共识。二是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范畴进行了体系化学理化的研究阐释，如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宏观经济治理、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三是在总结概括我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如承包制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渐进式改革理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理论、反贫困理论等。四是推进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建设，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国微观经济学》等的相继编制或出版，标志着“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建设取得初步成果。但从研究现状来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大部分研究着眼于在总体框架上的一般性分析，基于我国改革与发展实践探索自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有限；尽管经济学界提出了不少原创性概念，但由于其内涵与外延不够清晰，具有共识性的理论创新不多；即使有一些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学术表达的规范性与严谨性不够，或是过于偏重方法以致思想性不足，极大影响了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等等。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凝练出能被广泛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分析方法，最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实际上就是推进研究范式创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但在如何解读“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解释困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上都作出否定的答案。中国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正是通过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创造了增长奇迹。可见，走出既有理论困境的关键，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研究范式创新，特别是对特征性事实的有效识别、对科学问题的高度凝练以及对标识性范畴的精准提炼。下面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就如何通过研究范式创新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发表一些看法，求教于同仁。

一、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研究范式创新

所谓范式，就是库恩所指出的“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它包括一套概念体系、基本假设、方法论等；当前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社会人”假设与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基于“经济人”和稀缺性等假设以及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论证了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假定微观主体以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霍奇逊指出：“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因此，任何社会及其变迁都应该从“经济人”的个体选择行为中得到解释。如果满足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那么个体在公平竞争稀缺资源的过程中会自动形成一个自然秩序，这个自然秩序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自动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但马克思不同意从抽象的人出发研究社会变迁，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批判德国思辨的法哲学置“现实的人”不顾，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行为的结果是由社会力量决定。霍奇逊也认为，“如果承认社会的、制度的因素对个人及其目标有决定性影响，那么，将这些因素排除在‘人类行为科学’之外就是错误的”。

从方法论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主动模仿自然科学而科学化（形式化）的过程，即使用诸如数学或符号逻辑等抽象语言，替代用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从而将源自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边际分析和其他数量分析方法应用到极致。这样一种形式主义分析方法要求：首先明确陈述假定，包括初始条件和行为假定，在综述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或数理模型，推导出所要表达的论点或假说，然后以经验为根据，遵循实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进行推理与检验，最终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以数据为基础、以计量经济学为主要方法研究并解释经济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实证革命，把经济学的“科学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实证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形式主义方法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经济学模型往往需要将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化，其刻画的统计关系和经济因果关系存在差别，模型证据与数据证据也存在差别，从而导致模型很可能被误设或与现实严重脱节。同时，实证分析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始条件与行为假定的设定以及所用计量方法，以致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都可以通过验证。有些研究者可能在研究开展前就已形成结论，然后通过方法选择与数据调整，最终如愿以偿。也就是说，所谓的检验是“表面的”，或者说是自行设定好的。正是这种过于技术化的研究范式，使研究者越来越沉迷于方法本身的复杂性，着迷于寻找精巧“有趣”的解释变量，甚至把经济学研究当成了一场玩技巧的“游戏”，而把最可贵的“思想”置于不显眼的位置。此外，定量实证分析依赖于数据的质量。由于我们面对的环境具有时变性，如技术变化、人的偏好变化、政策演变等，再加上技术手段的限制，很多数据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从而影响实证分析的结论。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在主动模仿自然科学而科学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背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地区因其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而形成的独特氛围对人的精神的塑造，它深深影响了一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行为人在人文精神影响下会认同群体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从而在所处社会中形成共同遵循的习俗、习惯等道德的伦理规则。这种习俗、习惯一旦建立，就会影响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他们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选择与“经济人”假设不一致的行为。当社会个体普遍受到特定的人文精神影响时，就可以有效协调利己与利他、个体与整体、公平与效率等关系。但形式主义方法论忽视或背离了人文精神，大大降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观念、绝对精神出发，强调实践的导向性，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二是坚持“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从具体的商品入手抽象出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等本质范畴，又从抽象的范畴上升到具体的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马克思阐述其辩证的路径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三是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主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具体的事物或事件，但不是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通过逻辑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四是主张采用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不仅把社会视为有机整体，而且反对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出发，主张从“社会人”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十月革命后，随着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步形成。客观来说，这一研究范式总体上偏离了唯物史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公有制的地位与内涵、对商品货币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看法上存在差异，最终发展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完全排除私有产权、在决策结构上高度集中、在信息结构上限制市场信号、在动力结构上取消物质利益刺激的计划经济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难以在逻辑上论证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后，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开创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战略部署。显然，如何准确解释独特中国道路与“中国增长奇迹”，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忽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更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而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他还明确把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推进研究范式创新，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研究范式创新作为关键。而推进研究范式创新，需要直面中国具体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真切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其关键环节就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征性事实凝练科学问题，并在回答科学问题基础上提炼标识性范畴，进而经由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新理论。

二、基于特征性事实凝练科学问题是创新研究范式的突破口

“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如何讲好，不仅故事本身要反映中国的特征性事实，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包括国际学术界都听得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的逻辑框架与话语体系，即所遵循的研究范式。显然，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与人文环境下，家庭、企业及政府对经济变量波动的反应总会隐含着某些特殊的诱因，进而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这些诱因很容易在“经济人”假设下被看似相同的行为方式屏蔽或掩盖起来，特别是当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后，经验实证就会被大大地限制。此时，如果仍用既有理论及话语体系去讲“中国故事”，很可能得出与事实不一致的结论。这就需要我们直面现实，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分析方法并非排斥或贬低理论，恰恰相反，对已有理论的把握对于我们更好认识现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既有理论毕竟是对过去某一时期事实的抽象认识，而客观现实又是在不断变化中，以致部分理论无法准确地解释当下实际。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我们更应从实际出发，通过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来检验已有的理论，并进一步修正或创新理论。因此，理论创新的重要一环，就是要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凝练科学问题。按照波珀的定义，所谓科学问题是指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见与其所提出的观察或某种假说等新发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来自理论预期与实验结果的不一致，也可能来自假说与观察数据或观察事实的矛盾。

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已知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其实质是既有理论由于存在缺陷，难以解释当下出现的新问题。这是从事创新性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就经济学研究而言，凝练科学问题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与理解，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已知理论无法解释的重要现象和客观存在，特别是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典型事实进行深入分析，这是产生科学问题的必要条件。二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推论出“固有预期”，并通过充分的文献收集与梳理来证明问题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科学问题的提出要符合基本的科学常识和逻辑。三是揭示从背景知识中推导出的固有预期与特征性事实或经验相冲突的表现及原因。这往往需要具有一定思维能力与背景知识的研究者运用既有理论去分析、归纳和总结那些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或客观事实，进而凝练出悬而未决的问题。四是发现与挖掘科学问题的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这要求对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进步，有助于引领新发现与推动理论创新，同时其解决方案又具备现实或潜在的应用价值。

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创新都与科学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息息相关。例如，在经历了20世纪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发现了一个基本事实——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广泛存在“非自愿失业”，劳动者即使愿意接受既定工资也无法找到工作。而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只要市场机制足够有效及价格有充分弹性，市场会被出清，从而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逻辑下的固有预期（市场出清）与观察到的事实（非自愿失业）发生冲突。对此，凯恩斯基于“三大心理规律”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主张国家干预主义，从而产生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也与科学问题的发现有关。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马克思看到了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现实社会，而古典经济学描绘出的却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即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激发了马克思倾力创作鸿篇巨制《资本论》，由此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与一系列科学问题的发现有关，其中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就是要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否以及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类似的科学问题还有很多，如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与合作机制等。

凝练科学问题需要基于特征性事实。从理论创新的一般规律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切入点，是在对特征性事实的准确识别与背景知识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凝练科学问题。所谓特征性事实就是经济或市场中稳定、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现象，通常表现为经济变量间的规律性互动关系。博伊兰和奥戈尔曼认为，“经济科学具有双重目标，比如说首先要精确地描述经济事件以及在我们社会世界和过去的社会秩序中所发生的事情，其次要提供对于这些事件的科学阐释。”也就是“以其理论给予人们有关可观察世界的如实描述，建构经验主义的认识态度，包含相信此类成熟理论具有经验适宜性”。面对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世界，我们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所有的“事实”展开研究，而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众多“事实”中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揭示最具典型意义的“特征性事实”。这些特征往往在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能够反映系统的基本动态，典型形式如变量间的同步/顺周期性（如消费、投资与GDP的协同变化）或因果时序关联（如货币供应量增加通常伴随通货膨胀）。

从现实经济中概括特征性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研究过程，它将研究者观察到的事实加以抽象，进而用科学的语言进行概括和刻画。那么，如何发现与概括特征性事实？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可能完全在“书斋”里完成，而应投身于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发现“中国故事”，聚焦特征性事实。例如，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并非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典型特征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下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其次，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方法揭示特征性事实。归纳法是从大量的具体事实中总结出一般结论，其结论具有或然性且依赖事实的充分性。例如，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增速、居民财富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演进等个别事实，提炼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这一具有事实充分性的特征性事实。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运动，是对个别事物的共性和本质的判断，其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是归纳的前提。最后，坚持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论。提炼特征性事实必须细致观察真实世界，但在提炼一般规律时，固有认识或理论可能对观察经验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偏见或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客观科学地揭示特征性事实，我们需要坚持观察世界的正确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被假象迷惑、不被非本质现象带偏。

凝练科学问题还需要对背景知识的准确把握，通过发现固有预期与特征性事实之间的冲突，明确理论创新方向。认识论告诉我们，不存在独立于观察者的认识框架与概念机制的经验见解或经验评价。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要的理论准备至少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必须直面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实践本色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其次，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也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也可以为我所用。再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就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信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发展观及“革故鼎新”的变革观，这些文化基因为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思想资源。最后，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应鼓励从事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使其研究结论是可重复的、可证伪的、可推广的。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被更多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扩大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是非常有价值的。

关于凝练科学问题，这里简单谈谈个人体会。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如何在国有制的框架内把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公有制只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将使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消亡；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产权相结合，市场化改革必须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前提。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此时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公有制（主要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笔者发表在90年代中期的两篇论文证明了在国有制框架内进行股份制改造，不仅难以解决政企不分与所有权不可转让的难题，而且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率先提出了分类改革的原则与思路，即根据企业提供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异，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较好回答了上述科学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作出相应部署。可以说，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理论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提供了关键框架，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微观分析基础。

在凝练科学问题推动理论创新方面，我国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作出了不懈探索。例如，林毅夫教授围绕政府与市场如何实现有机结合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既有的经济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主张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的、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构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强调我国应立足本土要素禀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聚焦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及制度安排的动态演变。张军教授则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实践，通过对价格双轨制、增量改革、转轨路径差异等特征性事实的深入分析，研究我国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归纳提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优势，从而推进了过渡经济学的发展。

三、在解答科学问题中提炼标识性范畴、构建原创性理论

无论是研究范式的创新还是理论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范畴的提炼，研究范式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范畴和话语体系，而理论依赖范畴作为其基本构建。米塞斯认为，“没有抽象的概念如何能探寻科学”，“我们借助于我们理性的不变的逻辑结构了解和领悟理性行为，这种逻辑结构是所有理性的基础。”所谓范畴，是指人类思维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最高级抽象，是分类和逻辑推理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范畴不是先验的抽象，而是基于现实的抽象，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具有总体性和历史性。范畴对于构建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理论的初始概念和逻辑结构，成为理论的概念锚点，从而形成连贯的解释体系；而且可以通过范畴之间的判断性阐述提出命题，而命题的积累又推动知识的系统化，特别是建立起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可见，提炼范畴是形成科学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提炼范畴是从解答科学问题开始的。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是由概念和命题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按照拉卡托斯对科学研究纲领的定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包括“硬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其中，“硬核”是研究范式中比较稳定的部分，包括观念范式、方法规则和基础假设三个层面，如“经济人”假设和均衡分析；“保护带”则是一系列辅助性假设，直接承受着经验检验的压力，并以可调整的弹性来完成保护“硬核”的功能。如市场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结论就是基于以下假定条件：“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未来具有确定性、不存在外部性。

在研究范式边际创新下推动范畴提炼及理论构建，即在继承和保护“硬核”条件下调整其“保护带”，最典型的案例是交易费用范畴的发现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著名问题——考虑到如果生产是由价格变动来调节的，那么生产就可以在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存在的情况下进行，那为什么还会存在组织机构？即企业是如何产生的。在维持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中的“经济人”假设及均衡分析的“硬核”条件下，科斯对维护“硬核”的“保护带”进行了修正，提炼出交易费用范畴，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利用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即交易费用大于零。交易费用范畴的提出，使制度因素被内生化到理论分析框架中，诞生了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提炼对于理论构建的重要性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如非自愿失业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价格粘性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性预期与合理预期学派，配额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等等。

在研究范式突破性创新下推动范畴提炼与理论重构，就需要推翻或动摇“硬核”。当我们无法通过调整或修正“保护带”回答所发现的科学问题时，就不得不放弃原有范式的“硬核”。这种研究范式突破性创新的典型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解答这一矛盾的关键就是他提炼出了劳动力价值这一特殊范畴，强调工资不是劳动价格，而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当劳动力的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其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等范畴的提炼，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研究范式突破性创新的关键环节，就是在解答科学问题的过程中提炼范畴，特别是标识性范畴，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基本要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也在尝试提炼一些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范畴，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实践而提炼的“宏观经济治理”就是一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命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制度属性来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逻辑下的宏观调控范畴并不能覆盖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他还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相较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追求的目标更加多元，更加强调经济与非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治理的系统性，更加重视治理框架的制度建设。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完善宏观治理的微观基础以及三个层次的宏观治理构架，即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与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宏观调控方式；健全多元化的宏观调控工具，特别是结构性政策。可见，宏观经济治理范畴的提出，对于推动形成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此外，在我国学术理论界，较具代表性的是路风教授。他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这一特征性事实的深入分析，论证了自主产品开发才是技术能力成长和工业竞争力的关键，从而凝练出“自主创新”这一标识性范畴，并认为本土企业家的创新天赋和转轨时期中国企业的能力成长是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希望所在，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根基。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依赖范畴作为其基本要件，而且需要建立范畴之间的关联，以形成特定的命题，表达明确的观点或推断。以笔者曾做过的研究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回答为什么我国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什么，笔者通过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到“国家级开发区”演变案例的研究，提炼出若干标识性范畴。比如，“财政分权”，即通过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重新划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地方竞争”，即地方政府之间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竞争模式；“改革优先权”，即在等级框架内通过竞争获得改革试点权，形成增量制度收益；“政治企业家”，即地方政府官员同时具有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形成了特有的政商关系。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表现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官员从原来纯粹的中央政府行政代理人变成同时具有政治与经济功能的政治企业家，为了在地方竞争中占得先机而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希望通过竞争改革优先权营造“制度高地”吸引投资，其客观上导致产权的确立与市场化走向，从而能有效协调市场化改革中因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的冲突而产生的“诺思悖论”。其他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是蔡昉教授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特征性事实，以及“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等标识性范畴，构建了一个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人口发展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分析框架。他还从逻辑上预判分析了“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演变情况，进而提出了从人口政策变革到教育体制改革、就业政策调整、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生产率源泉等一系列政策建议，深刻凸显其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理论就是由一系列符合逻辑并具有可验证性的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它将零散知识整合为有序的框架。基于对中国市场化改革道路的研究，笔者进一步得出了若干命题。比如：基于对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性事实的分析，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命题，即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进程；基于对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的特征性事实的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命题，即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合作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基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演变的分析，提出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命题，即各类经营主体推动下的制度演变。通过上述一组相关联的命题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发现，我国成功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路径是，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在实施财政分权与市场化改革的情形下逐步转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这就从学理层面辩驳了“华盛顿共识”的一般性推论，并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完全可以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从而揭示了“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有益探索。

结语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研究范式创新。这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环节：一是对已有理论的准确把握；二是在深入调研与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与提炼符合中国国情基于中国实践的特征性事实；三是基于已有理论或背景知识推出的预期与所观察到的特征性事实之间的冲突，凝练具有经济学价值的科学问题；四是通过对科学问题的研究，提炼具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经济学范畴；五是在范畴之间关联的基础上，引申出经济学命题；六是基于命题的不断积累推动知识的系统化，进而形成抽象性、合乎逻辑、可验证性的科学理论。由此可见，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原理和命题构成的逻辑体系，用于系统描述和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并指导实践。如果这一理论提出的范畴、判断、命题及话语体系、分析方法被某一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就形成了特有的研究范式，并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显然，无论是我国还处于不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还是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实现突破性创新的积累需要，都决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

翻开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理论创新都源于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马克思早期在进行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创作《资本论》前，他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包括研读古典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等经典著作。随后经过数十年的艰难困苦，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演化中逐渐形成的。如果没有早期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学派以及配第、休谟等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产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再加上萨伊、庞巴维克、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的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不仅要对既有理论及研究范式进行批判与继承，更要通过对基于中国实践的特征性事实的理性认识，揭示其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形成具有独特研究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了完成这一理论创新过程，我们应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所谓“从大处着眼”，是指关注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以科学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目标，梳理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研究范式创新要有思想高度和理论厚度。所谓“从小处入手”，是指在具体的研究范式创新过程中应从筛选、刻画、剖析一个个具体的特征性事实开始，通过广泛调研及大量文献准备，凝练科学问题，抽象出新的范畴，引申出命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知识的系统化与体系化，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学术探索过程，我们需要坚定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从实践中提炼真问题、新范畴、新理论，扎扎实实迈好脚下的每一步。

作者：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崇实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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