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学地应对了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外诸多挑战，较好地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界也已经取得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成果，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经济理论学说和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面临新的发展任务和国内外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科学合理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并将其上升为系统性学说，已经成为迫切的理论和实践要求。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体系框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讨论。不过，中国经济学并不是一时之选，而是经历了在孕育与选择中逐步走向融合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必然产物。回顾历史可知，学界已经围绕中国经济学开展了四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而启动现代化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学者们试图建立中国经济学。近代以来，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在中国开始建设，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在外部冲击下发生了深刻变化，本土的知识体系无法予以有效解答，各类经济学说开始在中国快速传播和发展。梁启超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可视为中国经济学的先驱。在此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等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在西方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方面，中国经济科学应在“仿造洋货”的基础上，“把国货精益求精的去改良发明，终要设法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实现“替代来路货”的学术志向。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将西方经济学这一舶来品进行中国化。当然，本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应忽视，“应当根据本国事实，参用外国学理来研究经济，更应处处不抛弃本国风俗习惯及经济时代背景之观念，勿固执成见以为西洋学说是万能的。用新的经济思想，新的经济方法创造新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余所引领而深盼者也”。在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学的雏形开始显现。马寅初认为经济理论分为“纯粹理论和经验理论两种。我们从泰西搬来的理论，……可以视同纯粹理论，是一种训练思想的宝贵工具，……。至于经验理论，就是经验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就一定范围，在一定的立场，把内容复杂包罗万有的国内经济事实搜集起来提炼净化之结果。在提炼之时，就要用从西洋学来的方法，那么影响我们的经验理论的主要因素，不外乎客观的经济事实与主观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与中国化方面，王亚南是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并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当时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并不能很好地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均大有革正之必要。只有中国经济学才能阐明中国经济现象，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运动经验有机结合，可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经济思想史视角来探索中国经济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学探索离不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基于民生主义而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面对中国经济实践问题无法用传统经济思想体系解答的局面时，学者们纷纷从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等不同视角来对中国经济学进行探索，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还处于孕育阶段。

第二次大讨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形成了中国经济学探索的热潮。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们，借鉴和吸收苏联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联系中国经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特点，展开了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探索，形成了一批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要想实现这一首要任务，就需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国情，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方针、路线和政策。针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同时吸取这一时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于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了应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学探索热潮。国内经济学者逐渐突破“苏联教科书式”的思想框架束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主张、新观点和新学说。比如，孙冶方主张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以“产品价值”为核心，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社会总生产过程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开展研究，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要点》等，陈云同志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和“综合平衡理论”等，孙冶方提出了价值规律思想，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思想虽然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点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相关的理论分析还缺乏系统性，但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和思想源泉。总体上来看，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的限制，“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仍在曲折中探索前进。

第三次大讨论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需要新的理论进行指导，进而引发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前面，中国经济学理论探索再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邓小平认为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对传统框架的一次大胆突破，也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特色”语境下探索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思路。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学、工业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学”，指出其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的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围绕着不同范式之间和统一理论范式下的问题展开，探讨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成立。争论的背后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争论，而这一过程中阶级性问题、国别性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部分学者强调经济学基础理论应该遵循一般性原则，认为经济学不应采用国别和阶级性来加以区分，但应立足于中国实践，将其上升为理论，对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有所贡献，并主张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多数学者明确支持“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认为中国发展具有特殊性，在对象、方法、理论来源、研究范式等方面均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有较大差异。但是，“中国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取决于其范式是否明晰、是否符合成熟规范理论的要求等。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虽仍有争议，但相关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为后续在融合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大讨论发生在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和新层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正式提出。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这次讲话总结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根本难题、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和要达成的基本目标。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次讲话进一步给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范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是什么关系？从狭义上讲，两者是同义词；从广义上讲，中国经济学范围更广，包括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经济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是根本理论基础与分类研究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重点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的范式问题，是否应对已有范式提出革命？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将随之转移，现有的主流经济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总结和回应中国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这就需要基于中国经验和实践，建立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理论的有益成分和研究方法，更好地展开国际对话，传递中国声音。但也有学者认为传统范式也可以通过拓展来对不同文化和制度进行分析，这一范式仍是经济分析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在选择与争论中逐步走向融合中发展，相关探索也在不断深化，学者们基本认同中国经济学应是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践，以期解决中国问题。在体系构建上也开始进行了有益探索，涵盖中国经济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内容框架已基本形成。中国经济学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立场、研究对象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仍存在争论，中国经济学研究内容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仍未达成共识。

从上可知，中国经济学历经百年探索，在思想交锋中不断前行。这四次大讨论从回答如何何建立中国经济学，到中国经济学应如何发展、往何处去，再到中国经济学应采用什么样的范式，这是几代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使得中国经济学建设从模糊走向清晰，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新时代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为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和鲜活的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突出，同时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向“十四五”和后疫情时代的新机遇和挑战，新形势下我们将面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新命题。在此背景下，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学建设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第一，国际上流行的主流理论无法科学和完整的解释阐释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理论界迫切需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炼出体现原创性、创新性、集成性的系统学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 总量从1978年的3 67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990 865亿元，人均 GDP 从385元增长到79 892元，实现了40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而现在的很多经济学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典型事实，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无法对“公有制与市场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催生持续快速增长”进行有效解释，这些实践与传统理论也是不相容的。因此，我们需要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能够容纳并且充分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分析框架。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及十九大以来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迫切需要转换提炼为系统性、学术化的学说体系。从基础研究、科学分析的角度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提供学理和话语体系支撑，是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需求。这同样要求结合充分的学术研究，把中国发展规律和理论体系建设起来，构建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三，中国经济学研究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构建一套体现中国话语体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和包含中国情境的研究范式。时代在变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调整，经济学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新方向、新趋势。经济学界一些观点认为，2050年世界经济中心或从美国转到中国，21世纪的中国很可能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可能会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过程中出现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在2000年就已指出，中国经济学者要获得诺奖，须正确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现象和规律，提出一套理论，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估计需要15～2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世界经济学界已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是在相关研究中，中国学者还未成为主流，迫切需要支持中国学者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第四，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梳理，总结规律和经验，创新研究范式，引领未来改革发展。过去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的“浅水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进一步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难，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也越来越不明晰，“理论引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进入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冲突期”。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深化改革开放和制定重大发展战略，必须充分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需求已经前所未有地重要和迫切。

3.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原则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而其建设须坚持以下五大原则。第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探讨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换言之，中国经济学在聚焦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同时，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领导核心，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本源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构建以关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人文关怀为价值取向的话语体系。第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原则。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应源于实践，而不应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假说基础上脱离实际的理论。要想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上升为理论，需要处理好中国经济学一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以及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传承原则。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化的支撑。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不仅要关注现实经济问题，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也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础，而只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第五，体现中国特色的原则。中国经济学不是国别经济学，应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总结，提炼中国特有范畴，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4. 新时代建设中国经济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经济学理论往往根植于中国经济现实，是对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性规律的归纳与阐释。身处重要战略期的中国，需正确处理好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为此，在明晰中国经济学应遵循的五大原则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应重点关注五大关键性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随后于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做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就是将社会主义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我国逐渐探索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其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实践性。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以理论教条为圭臬，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因而每一步都伴随着改革实践的进程而带有鲜明的实践性。二是发展性。中国的宏观调控从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管理过渡到开始运用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再到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综合性。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政策工具的运用还是宏观调控的影响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都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四是创新性。中国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政策工具的运用、调控手段的选择以及调控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个长期和内在的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四）中国经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格局的变迁和新时代的任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贸易格局是以纺织品、服装和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传统的贸易结构是以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为特征的，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间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专业化生产对象变为以技术密集型和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是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向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竞争优势。二是着力引进国外创新资源。三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变化，国内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这要求我们主动作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五）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形态；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发展的机制；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新发展理念引导高质量发展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内核，也理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基金（2021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