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正在经历一场裂变而非简单的分化，未来中国将面临大结构裂变、小结构混乱、局部冲突加剧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及技术创新速度放缓，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国家间经济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收入分配恶化、人口老龄化、债务积累和资产泡沫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所恶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得以激发。当前，现有的国际治理结构趋于瘫痪，而新的双边体系尚未构建，全球治理有陷入“真空”状态的风险，未来几年应警惕一些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2018年以来，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一系列突发事件，给世界格局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到我们对当前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定位和再调整，也决定了相关各方在危机应对方面的节奏、力度和抓手。近期的系列事件既不独立也非偶然，共同指向了一个大的判断——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根本性“裂变”。这种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变化，绝非依靠双边关系的“修修补补”可以弥合。

一、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表现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实际上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场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而非简单的分化，这种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到来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分工格局在重构，经济“新冷战”格局的苗头显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认识到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将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也开始重新思考工业化在就业、技术溢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纷纷开始制定重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计划。如此一来，欧美国家相当于是在其产业链上进行一轮由上至下的“产业降级”，这必将与仍在努力向上爬升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更多领域展开直接竞争，摩擦势必加剧。如果说过去20余年间，全球价值链对资源的深度整合使得各国得以在各自细分领域进行专业化深耕，那么未来随着类似美国“制造业重回美国”这样口号的提出，以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各营所长的经济平稳期将可能不复存在。

第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脱钩”越来越明显，美国不断“退群”，传统中心国“以退为进”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近些年来，英国脱离欧盟、俄罗斯退出欧安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美国更是“退群”动作不断（包括：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定等，详见表1），这种看似“任性”的行为背后实则反映出中心国家对于现有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不满：老牌发达国家在心态和规则上都无法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既有规则体系中表现出的务实性、灵活性、适应性都大大超出了欧美等国预料。以WTO规则为例，加入WTO之前，担心最多的是中国企业家，积极性最高的是欧美等国的企业和政治家，但结果如何呢？用马云的话说是，“加入WTO时都说狼来了，结果中国才是‘狼’”。目前的国际秩序正在挑战传统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们需要“以退为进”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更加以这些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处于“真空”状态，一方面是旧有体系的痼疾未清，另一方面是新多边体系的悬而未决。长期以来，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治理体系，因其谈判过程的低效、拖沓而时常被人诟病。美国驻WTO大使谢伊公开表示，WTO的工作中心已经从谈判转为诉讼。随着越来越多成员国对WTO运行机制表示不满，当前的多边谈判体系虽不至宣告终结，但实际已是名存实亡。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僵局有多重经济、政治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多边管辖范围太宽致使难以兼顾。以WTO中的多哈回合谈判为例，其谈判议题不仅超出贸易范畴，涉及环境、技术援助等多项非贸易问题，还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诸多敏感话题包括在内。不难想象，如此包罗万象的议题设计必定面临重重谈判阻力。此外，由于谈判采取“一揽子承诺”（single undertaking）的方式，任何一个议题上的牵绊都会阻碍整个谈判的推进。（2）新加入的成员差异巨大，对多边谈判机制诉求各异。在包括GATT等多边谈判体系成立之初，成员多是经济、文化、制度相近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其盟友和殖民地）。但今天的WTO拥有164个成员，是GATT最初缔约方数量的7倍，其中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还包含卢旺达、乌干达这样的低收入国家。（3）有关贸易对发展的作用认识出现分歧。过去，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一致认为，开放贸易、削减关税、经济自由化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腐败、提高社会福利的不二法门。然而，很多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历史表明，单纯依靠开放市场不一定能保证发展和减贫，相反可能带来资源掠夺、环境破坏、劳工福利下降等社会问题。

第四，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抬头。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这一漫长的转型进程中，不免出现一些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破坏与遗失。当主要社会群体都发现自己所习惯甚至珍视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被侵蚀以后，他们所怀有的失落感与迷茫感，可以解释当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的群众心理文化因素。此外，低迷的经济增长也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瓦解，西方政坛陷入动荡。民粹主义趁势抬头，但却迟迟未能给出建设性的替代主张。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普通民众对精英、主流政治和现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敌意以煽动其对全球化的不满，进而强化政府控制力并巩固自身支持率。

第五，地缘政治日趋紧张，且对经济的外溢效应正不断显现。从叙利亚、朝鲜、伊朗、俄罗斯到沙特、土耳其等国，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地缘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外溢效果也正全面显化。以汇率为例，从2016年的委内瑞拉，到2018年的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受到内外部冲击，都发生了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甚至出现汇率“闪崩”的情形。在资本高度流动的今天，任何一个市场的恐慌情绪都会迅速传导至其他市场和国家，在“全球同此凉热”的今天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二、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成因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出现，其原因是多层次的。金融危机后，各国在复苏之路上可谓是“道阻且长”，并且复苏的节奏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经济复苏的乏力会通过多种渠道刺激全球经济发生裂变：一是经济增速放缓时，各国的关注点将一方面由如何“做大蛋糕”转向如何“多分蛋糕”，另一方面也将由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转向单个国家的自身利益。在此过程中，对抗将取代合作，单边主义将接替多边主义。二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会拖累贸易增长，而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国际贸易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恰恰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三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会将许多之前在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较快增长时或许还能被不断“做大的蛋糕”所掩盖，但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这些矛盾会以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摩擦的形式直接显现出来。可以说，全球化的红利正在逐渐消退，而前期积累的问题却在不断发酵。

（一）全球化红利逐渐消退

1. 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出现有其基本面因素支撑，较为长期的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出现了普遍的经济“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相比以往经济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复苏过程的难度和时间都远超人们预期。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十年，全球经济在多个维度上始终萎靡不振，集中表现为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朱民，2017）。金融危机后的种种复苏困境被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Summers，2014）概括为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已步入“长期停滞”阶段（见图1）。

从全球层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波动的周期约为7-10年，在经济周期的最低谷之后2-3年时间，全球经济增长一般即可恢复。然而，本轮危机中，全球经济在度过2009年的谷底后，并没有步入稳定复苏通道，而是在2010年经历了一个短暂反弹后又陷入长期衰退之中。在2012-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2.5%左右，相比于危机爆发前2004-2007年4.2%的年均增速，近乎腰斩。据IMF估计，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由此永久性地损失了约15个百分点的GDP总量。

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全球GDP一次性的永久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在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始终摆脱不了增速下行的阴霾。各国在2015-2017年的经济增长表现相对趋势值的偏离，与其在2011-2013年间高度一致，显示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市场性复苏动力在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并没有得以培育，各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十分脆弱。此外，全球投资相对于危机前的长期趋势值的缺口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

2. 经济增长分化加剧

相较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经济增长分化的问题是全球经济进入裂变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大的方面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从1980-2000年的同步增长转变为分化。进入21世纪后，发达经济体增速持续下行，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持续提升，替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一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危机后，这一分化趋势进一步延续。这也是本轮金融危机的复苏期与198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期经济表现完全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强烈分化。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近20年来，首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变化趋势。亚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依然保持较高增速，但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中东国家增速也呈现波动下滑趋势，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增速较为稳定，但近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见图2和图3）。事实上，由于全球价值链红利分配不均，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也有逆全球化的支持者，它们认为尽管如今的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包括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政策倾斜，但本质上还是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使得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输出国。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凭借着先发优势更容易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支付高额的经济成本才能获得相应的先进产品，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分配不均现象因此愈演愈烈。在这一全球分工体系中，绝大部分实际利益往往被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收入囊中。但由于目前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自然资源严重透支、实体产业萎靡不振等问题，处于价值链分工最末端的生产国以及依赖资源大量出口的资源国实际上根本无法分享到这种红利。

3. 以往贸易驱动型增长模式走到尽头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趋势分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形势分化、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弊端显现，以往贸易驱动型增长模式逐渐走到尽头。过去20余年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但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全球贸易增速应声下降。1986-2007年间，全球贸易增速高达7.0%，显著高于GDP的平均增速3.77%。然而，2012-2018年间，全球贸易增速降至3.56%，勉强与GDP的平均增速3.54%持平。如果说过去20余年间，全球价值链体系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密分工网络，那么目前来看，随着全球化红利的全面消退，贸易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成为强弩之末（见图4）。

（二）全球化积累的问题被不断激化

不仅是以往全球化的红利正在不断消退，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也因经济增长乏力而日益显露：收入分配不均、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在经济下行期对中低收入人群伤害格外严重，由此引发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政治风向出现明显“左转”。70年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面临着最为强烈的抵制，贸易自由化前景黯淡，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1. 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民粹主义登堂入室

针对近年来全球化发生逆转的现象，一些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全球化对于各国可能整体上是有利的，但这种利益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分化出了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正是这两个群体在经济利益、心理感受上的结构性矛盾成了逆全球化的重要导火索。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16）仔细考察了全球化全盛的20年（即从冷战结束前的1988年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球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他发现，全球化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全球收入排位在50百分位左右的群体，20年中平均收入增长了80%（见图5）。这个群体是“全球新兴的中产阶级”，又以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而最大的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全球收入80~85百分位），他们的收入在20年中近乎停滞，代表性人群包括美国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的主人公——美国“铁锈地带”的底层人民：他们所处产业已经没落，原有技能又无法适应新时代，这些人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中被全球化浪潮“遗忘”的角落。据OECD报告显示，2007-2016年间，OECD国家的中位数实际年收入增速仅为0.3%，而这一数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1.6%。中美两国间的比较结果则更为直观：美国的中下层（收入末20%人群）和中国中上层（收入前20%）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6.5倍缩窄至2011年的1.3倍。

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出现了最富人群“赢者通吃”的局面。1980-2016年间，全球最富1%人群的收入增速是全球最贫困50%人群收入增速的两倍，在美国更是如此。正是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才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聚，这些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尚可被掩盖，因为只要“饼”做得够大，每个人都不至于比自己之前境况差。但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就会以一种社会撕裂的形式爆发出来。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认为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民众比例尚有42%。而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迅速跌至25%，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不满（郑宇，2016）。

未来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劳动力的替代：装配工被机器人取代，专职司机被无人驾驶取代，打字员被打印机取代等。Frey and Osborn（2013）研究自动化对岗位的潜在影响，发现美国总就业人口中有近半数（47%）面临在未来10-20年被替代的潜在风险，英国、德国、法国这一比例也超过30%。另据日本野村研究所和牛津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来10-20年内，日本现有劳动者中有49%可被计算机取代，而美国、英国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7%和35%。

自动化、人工智能对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渠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通过替代效应，即自动化会替代传统劳动力，尤其是重复性、非认知性（non-cognitive）劳动；二是间接通过影响政府转移支付，即这一过程会影响政府税收结构。由于自动化压低了人工成本，从而降低了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这就使得对个人所得税依赖度较高的国家财政压力增大。而针对低收入、低技能人群的转移支付又往往依赖于个人所得税收入，这也会加剧社会收入不公平现象。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还包括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导致一些工人阶层失业或收入降低。同时，生产过程中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根据Griliches（1969）以及Berndt and Christensen（1974）的研究，低技能劳动力与资本间的替代弹性远远高于高技能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弹性。换句话说，资本更容易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因此资本密集度的上升会对低技能劳动力带来更大冲击，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来，随着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杠杆率不断攀升，美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持续扩大，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由于对于金融机构的救助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缓慢复苏中的就业损失，进一步加剧（见图6）。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金融危机后，初始产出和就业损失越大的经济体，目前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得越严重。

2. 全球化面临深度、广度意义上的协调矛盾

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其面临的协调矛盾体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就深度而言，典型的案例就是欧盟面临的解体危机。相比于浅层次的贸易自由化、关税和非关税的谈判，欧盟在一体化方面走得更远，涉及人员流动、市场共享和货币、财政政策一体化等诸多方面。此前“欧猪五国”（PIIGS，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暴露出的债务危机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当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时，势必要求经济基本面差异很大的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趋同，同时“人往高处走”的市场均衡力量也不可避免将带来移民、难民等社会问题。

除了深度上的矛盾，广度上的矛盾体现在多边协定迟迟难以推进，多回合谈判更是基本名存实亡。不同于早期多边协定成员多是经济、制度、文化类似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其盟友、殖民地），今天的WTO包含164个成员国，最新加入的阿富汗，人均年收入仅有600美元，是另一成员国瑞士的1/133。WTO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原则，即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实施WTO协议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准备，可享受一定期限的过渡期优惠待遇。从多哈协议到巴黎协议，WTO达成的基本协议无一例外地都给予了最不发达国家特殊关照。这是关贸总协定和WTO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利益而给予的优惠对待，但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特殊关照”可能随着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到来而变得难以接受。

3.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错位，增添短期政策协调难度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发生明显错位，货币政策与金融周期也发生明显错位，这些因素都导致全球宏观政策的内在协调性下降。

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近期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频频爆发的货币危机，体现了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不断从中心国家转嫁到外围国家，而外围国家承受能力更差，导致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实际上加剧了。事实上，由于“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条件的持续宽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国股票和房价的同步上涨，导致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问题日趋严重。全球股市市盈率普遍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房价也出现了更大范围更为同步的全面上涨，资产泡沫空前增加（见图7）。

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特别是2018年第2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4.2%，失业率降至3.7%，核心CPI达到2.0%，美联储加息的进程提速，全球金融条件突然收紧，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部分国家已经爆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2018年年初至11月19日，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的货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均在10%以上。其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分别贬值93%和40%，引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困难。考虑到目前的贬值程度，“金砖五国”可能成为下一波“受害者”。全球货币与金融周期错位，将进一步增添短期政策协调问题，激发潜在矛盾。

三、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前景展望

事实上，“长期停滞”的提法并非萨默斯原创，汉森（Hansen，1939）早在1939年就曾提出。但当时之所以未能引发关注，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势头都很强劲，因此汉森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测并未实现。但时至今日，这些有利的因素似乎都已不在。

（一）短期内难预见颠覆性技术进步

短期内尚未看到颠覆性技术出现的迹象。尽管近年来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看似风头正劲，但Gordon（2014）等“技术悲观派”则认为相比于工业革命时代取得的技术进步（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等），近年来的技术创新无论是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还是其惠及覆盖面上都远不如前。在Gordon看来，如果将第二次工业革命比作是威力惊人的炸弹，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更像是小鞭炮（郭强等，2017）。现有数据表明，技术创新的速度在21世纪初已经递减。2000-2006年各行业专利增长率相较1990-2000年出现普遍性的大幅下滑甚至是负增长（见表2），唯一增速有所提升的是应对气候变迁领域，但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非常有限。

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专利增速趋势性下滑更加明显。近年来，美国和德国专利年增速接近于零增长，英国和日本则基本是负增长。其结果是，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危机前的趋势明显下滑。无论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生过银行业危机的，还是没有发生过银行业危机的，2015-2017年的TFP增长率相对于其危机前的趋势都存在巨大的缺口，其规模可以解释人均产出偏离趋势值缺口的80%（IMF，2018）。

专利增长和TFP增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研发支出的持续下滑。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持续增加，但是OECD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则有所放缓，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日本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研发占比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导致全球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放缓。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OECD国家研发支出的增量规模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从2007年的约447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98亿美元，增速趋近于零，这进一步放缓了全球技术前沿的推进速度。具体来看，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越大的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增量下滑的幅度越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增长；相对应地，机器人的使用和推广也受到较大的掣肘，不仅是由于研发的放缓，还由于对就业的挤出效应（IMF，2018）。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范围内，短期内很难预见颠覆性的技术进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仍然需要等待。产业周期和技术周期表明，世界的创新并不乐观。从长波理论来看，停滞期和新技术孕育期可能在15年左右，特别是下行期往往比上行期要漫长，从2008年开始，目前正处于调整的深度阶段和新技术孕育的初期阶段。从技术周期理论来看，我们正处于“技术周期的转折点”。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如果不能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那么余下可期待的增长源泉则主要来自人口红利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红利无论从供给还是需求面而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不断放缓，并且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特别是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老龄化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际上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一国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超过10%，新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以此标准认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中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最为严重的是日本，2018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7%。据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到2050年，日本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40%。紧随日本之后的分别是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这三国在2018年的人口老龄化比例均超过20%。图8反映了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老年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老年抚养比大体上都处于上升阶段。

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生育率出现了全面下滑，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2000年至金融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呈现明显的回升趋势，平均从2000年的1.62回升至2008年的1.72，但是危机后再度全面回落，从1.72降至2016年的1.65，特别是美国从2.12降至1.80；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从2000年的2.19持续下降至1.94，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全面显现。与此同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增长也出现明显的放缓趋势，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红利进一步削弱。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1）发达国家普遍医疗水平较高，居民健康意识强，人口平均寿命长；（2）发达国家福利体系完善，因此不存在“养儿防老”的类似动机；（3）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妇女生育意愿可能降低。这些造成老龄化的原因往往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有关，并且大部分很难逆转（例如：生育意愿、人均寿命、居民福利等），由此可见，老龄化势必成为一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此外，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放缓也是重要原因。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时中美两国的中学（总）入学率分别为91.3%和37.4%，两国相差53个百分点。但到了2013年，两国这一数字分别变化为96.2%和95.0%，几乎相差无几。Jorgenson et al.（2005）研究也指出美国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1995年已下降0.1%~0.2%。此外，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永久性的打击。Blanchard and Summers（1986）就曾提出“磁滞”假说，即当失业率长期维持高位时，自然失业率也会随之上升并成为长期特征，这一点不会随着经济调整而扭转。

四、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过去30多年的全球政治经济平稳期已经过去，转而进入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因此，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与结构性的特征，冲突、摩擦、重构将成为未来的常态，特别是中美冲突具有长期性，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构成极大挑战。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逆转和结构性裂变全面显现，全球经济复苏已接近尾声，全球增长预期还会不断下调。当全球都普遍增长乏力时，意味着全球化的“饼”很难继续做大，那么各国更多会将关注点放在“饼”的分配问题上，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势必加剧。

因此，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和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错误。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将进入冲突期，这需要我们进行国际战略调整和重构。因而，必须全新思考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坚持“底线思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必将发生，必须进行前瞻性研究和全面布局，尤其是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经济铁幕”和“新冷战”要有深入研究。

一是发挥中国制度显著优势，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关键环节、重大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治理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总结，明确哪些应该坚持、巩固，哪些应该改革、完善，来推动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要建立以国家为中心，平衡好各方关系，有效动员国家和社会资源，达到国家和民族既定目标的管理体系。适应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制度体系，应该是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而不是零碎的、局部的、片面的。要从所有制、分配制度、运行机制等三个层面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系统优化和完善。

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新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中，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首先，应当在战略上避免“新冷战”的快速出现，尽可能维护中国产业升级的良好国际环境。其次，必须通过区域经济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和自由化防止美国快速形成“经济铁幕”和“新冷战”的国际统一战线。再次，对于贸易战在其他领域的全面扩散必须有充分的预案，特别是在技术战、人才战、汇率战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要有充分的研究和策略安排。最后，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基础上，可以利用传统中心国家不断主动“脱钩”的时机，适时扩大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贸易和投资往来加大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积极参与到新经济结构与秩序的建设中去。作为短期应对，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势头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市场。

三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裂变期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而且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也要有战术安排。世界经济与金融周期的错位和各国周期之间的冲突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内国际金融环境的动荡，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应对要有新策略。一方面提升汇率的浮动程度，另一方面必须对安全性资产和风险性资产的国际流动进行分类管理。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既要加快结构性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同时也不宜过早放开“资本管制”闸门，严防资本的“大进大出”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剧烈冲击。

四是坚定“制造业立国”战略理念，丰富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在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中国目前仍处于爬坡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阶段，必须坚定“制造业立国”这一战略理念，这是国家竞争力、国家实力的体现，大国发展需要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这要求在战略规划、产业政策上，要以先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作为落脚点，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推动企业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新型举国体制，是相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弹一星”时的举国体制而言，重在把自我创新放在更关键的位置。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总量方面，我国跟美国差距不是很大，一些应用型研究投入超过了美国，但基础研发领域差距仍大。这跟我国创新生态链不完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有关，也跟政策导向有关，我国很多企业也没有发展到需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水平。因此，我们需要丰富和完善一些新的机制来鼓励基础研究。

作者：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邹静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