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关系，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不能停留在“大政府小市场”或者“小政府大市场”这种表面现象，而是要深入到政府和市场关系背后的深层关系中去理解。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国家性质、所有制性质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本质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制定经济计划、中长期规划、重大发展战略等，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方面优势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显著特征。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关系，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是如此，习近平称之为一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我国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始终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一些西方学者通常依据二者的关系，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模式和政府管制型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划分大体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别，但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政府和市场之间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他们通常以“大市场小政府”或者“小市场大政府”来形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种认识实质是把政府看作“外生的”，似乎市场经济真的能够脱离政府而独立存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之间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二是在认识层次上仅仅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西方经济学者通常把政府看作公共利益的代表，所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这种认识造成了西方经济学者内部对政府作用认识上的分歧：不信任政府的学者，认为政府永远不了解市场，因此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伸出的“掠夺之手”，这就产生了坚决捍卫市场自发力量，否定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信任政府的学者，则强调市场会经常失灵，因此在必要时，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观点。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既有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也有主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中国国情。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在学理上深入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仅事关改革的方向问题，也事关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著优势是否自信的问题。近两年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挑起贸易争端，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去思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该如何认识？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难道仅仅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吗？基于此，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来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

一、从国家性质与所有制性质层面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通常我们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但实践证明，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体制层面，是无法认清二者关系背后的本质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如果从经济体制层面看，无非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肤浅的。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不是贸易领域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之争、国家利益之争。如何能从学理上认清这一问题呢？我们必须深入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背后，从国家性质与所有制性质的层面加以认识。

1.国家性质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因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国家还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机关，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因此，国家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其二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关。但从本质上说，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属性要服从于阶级属性。因为国家维护公共利益，只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利用国家机器在社会范围内对不同的利益者进行调节，从根本上说要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政府作为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其性质显然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政府承担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多方面职能，这些职能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对国家性质的反映。因此，国家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政府也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阶级性，另一方面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属性，而维护公共利益的属性要服从于其阶级属性。当人们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如果抽象掉政府的阶级性，把政府仅仅看作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显然是片面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者恰恰犯了错误，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与之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保护私有产权、弥补市场失灵等。这种认识彻底掩盖了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以“总资本家”的身份，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时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从制度上尽力维护资本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要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为私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创造条件。当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一旦与私人资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私人资本所有者就会利用议会等资产阶级代言机构，对政府施加压力、发出警告，要求政府退出市场。这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为私人（垄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经济条件。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同样具有双重属性，但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相比已经有了根本不同。我国政府不仅成为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和参与者，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性和公共利益属性的统一。

我国宪法还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同时，宪法还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我国政府不仅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还要作为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对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层面上，还必须深入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本质层面，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必然性。

2.所有制性质决定计划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实质内容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就是在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从深层次上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不能回避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不可能抽象地存在，而是镶嵌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因此，政府运用计划手段或者市场手段调节经济，都隐含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导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确切说是生产价格规律或者垄断价格规律）成为调节各个阶级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基础。个别资本在微观企业内部，想方设法利用周密的计划，遵循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使资源配置最优化；而在社会范围内，资本之间则利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性，使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又不断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下，社会范围内的计划调节是不被资本家接受的，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有人会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有宏观调控吗？不是也有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吗？这的确是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事后调控，政府充当“消防队员”的角色，为私人资本制造的经济周期或危机“灭火”；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对基础设施、高科技产业进行规划和投资，但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把维护私人资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美国为例，美国很多基础设施已经很陈旧，如铁路、地铁等，但政府迟迟不能修建，因为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大多是平民百姓，而不是资本家；民主党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费尽周折才算通过了全民医保法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对大资本家不利。从此类事件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对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所进行的国家计划调节的。有些时候他们对国家计划或规划所表现出的“开明”，不过是面对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和社会压力，不得不临时作出的被动让步。

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目的转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计划或规划、重大发展战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必然发挥主导作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也产生了无法避免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当然，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的性质上来说的。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显然不是“特”在“市场经济”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几乎是当今世界普遍实行的经济体制，但广大拉美地区、非洲地区依然贫困，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就产生经济奇迹。我们的特色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上，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一定意义上也是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用计划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这是因为以下两点。

第一，公有制为计划调节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实质上就是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尽管在实现形式上是国有企业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出现，政企之间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分开，但这不否认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国家可以利用国有经济的力量，自觉规划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带来的经济波动，从而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导向性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计划调节是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或规划，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只有那些符合资本家利益的计划或规划才能得以实施，而对民生有好处但对资本家不利的计划或规划，经常会成为政党竞选时拉选票的噱头，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上台以后，在真正落实时又会大打折扣。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家的计划和规划，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三五规划”、“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国家顶层设计、宏观计划在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的主导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初步探索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探索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从计划和市场关系层面的探索

这一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对此，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不断有新突破。早在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这一思想为探索计划和市场结合问题开启了一扇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强调正确贯彻这一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虽然这一时期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特征，但市场调节的引入无疑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为国有企业改革，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这个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尤其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这在理论上又有了重大突破。对此，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今天看来，当初的决定实际上是写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在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指出的：“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里已经不再强调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把计划和市场并列起来，并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报告还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这表明，所有制是区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所在，公有制为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制度基础，有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我国就不会因为引入市场调节而走向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在理论的话语体系上，还是使用“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来阐述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理解。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人们担心搞市场经济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计划和市场，显然是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意义上说的，其目的是消除使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认识顾虑。那么，既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搞市场经济，二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邓小平在接下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段话中给出了答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是“手段”的思想和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这两段话在行文中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必须结合上下文全面理解，不能丢掉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而只提计划和市场的“手段论”。“手段论”和“本质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割裂二者的关系，就容易出现或者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或者走向私有化的邪路。

2.从政府和市场关系层面的探索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个人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这表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背后隐含“制度”的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从体制、制度、机制三个层面给予了全面阐述：（1）在体制层面，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3）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这里强调了计划在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中的作用，其实质是强调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也是我们党在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在话语体系上，我们用“市场经济”代替了“商品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范式上西方经济学被大量引入国内，一些人开始宣扬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模式、彻底否定国家计划、否定国有企业的声音开始出现。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我们的国情相结合，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完全一样，不能照搬照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我国的显著特征。”一定要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基础上，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以上表明，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进行的。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前提，我们的市场经济就难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新时代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1.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历史的，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这就加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引起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对中国等国家发动了贸易战，这些对我们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增加了难度。于是学界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坚持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政府和国有企业全面退出市场，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有人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综合之路；也有人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对于这个命题，新自由主义者将其解读为“市场万能”理论。对此，习近平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从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一般规律角度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们之所以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法，而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在我们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还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提出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配置资源优势利用充分。

针对一些人把“市场的决定作用”片面化，习近平指出：“市场起决定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在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辩证说”，超越了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二分法”以及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外生关系”的形而上学思维。

西方经济学认为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外生关系”，所以即使那些主张政府干预的学派也坚持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政府干预（包括资本主义国有企业）都不过是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而已。国内一些学者认不清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干预理论的局限性，总是试图用凯恩斯主义作为我们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这种认识很容易陷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凯恩斯主义陷阱”，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公有制和国有企业都被认为是违反市场逻辑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理论作指导，必将使我们的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邪路。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真的能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弊端吗？如果能，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呢？尤其是2008年这样的全球性大危机。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即使有宏观调控，仍然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事后调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政府难以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国家对宏观经济缺乏主导和驾驭的经济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建立和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制定经济计划、中长期规划、经济发展战略等，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方面优势有机结合，这就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与西方经济学任何流派的观点都有本质区别。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这段话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2.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力保证

一些人搞不清楚，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什么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能理解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具有必然性。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升，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能提出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能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中稳中求进，都是源于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他反复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是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发展方向，谋划全局、制定政策、推进改革，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其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在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方面，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对此习近平作出了明确回答。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他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驾驭论”表明，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驾驭”市场，让市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服务；“驾驭论”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是本质，市场经济是手段。要驾驭市场，就必须认识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所以他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是一致的，与我们国家的性质是一致的。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领导镶嵌在现代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仅仅从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上认识问题，就必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3.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这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这个决定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实现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保证，也是把我国显著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两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和完善富有特色的宏观调控，这是体现我国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宏观调控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政策措施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模式。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根源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心理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是由于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有人会说，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不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吗？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二者的学理基础不同，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换句话说，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根本方法是在所有制上发生变革，抑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让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则回避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制度根源，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市场交换领域的问题，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局限性。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就是让政府出面增加有效需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正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要在交换领域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还要从国民经济总体上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保持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等。我国宏观调控的依据也不是单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是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经济发展的短期与中长期结合、国内与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等。在调控目标上也不单纯是为了刺激需求，而是把供给和需求、质量和效益、公平和效率等有机结合起来。在调控思路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基本调控方式的基础上，还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区间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调控思路；在调控政策上除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利用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这些创新性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避免了我国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

二是坚持和完善民生导向的社会治理。我国国家经济治理遵循民生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有人会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要考虑民生问题吗？的确如此，但正如前文所说，任何国家都具有双重属性，即阶级属性和公共属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考虑民生，是在劳资关系冲突中作出的迫不得已的让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在自己的纲领中旗帜鲜明地写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共享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相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阶级统治、维持劳动力“蓄水池”，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职能。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同，从邓小平明确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到习近平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发展是为了人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发展为了人民就要通过共享发展来体现，“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发展观，与之对应的共享发展与两极分化的发展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扶贫等民生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在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取得了诸多成效。比如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比如提出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比如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公平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等等。为了推进民生导向的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向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科技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领域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创新。这些改革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共享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觉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英模式，也不同于欧洲模式，更不同于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这条道路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将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是我们跳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维范式，从国家和市场关系层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出的必然结论。

文章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年4月1日）。

作者：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3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