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理解“宏观经济治理何以成为标识性概念”，需要把握宏观经济治理的唯物史观依据，厘清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创新逻辑，明确宏观经济治理的时代意蕴。就唯物史观依据而言，宏观经济治理是植根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成果；就历史逻辑而言，宏观经济治理是党中央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就时代意蕴而言，宏观经济治理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宏观经济治理为加快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学理支撑，为实现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持续保障。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中央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形成契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范式与政策工具，在有效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持续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复杂环境，宏观经济治理这一具有鲜明标识性的重要概念应运而生。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在政策取向上，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重要范畴，宏观经济治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实现总供求动态平衡，国家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系统调控宏观经济运行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核心要义是实现宏观调控政策与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有机统一，彰显出鲜明的自主性、主体性与原创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此，有必要在精准把握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其唯物史观依据，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角厘清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创新逻辑，明确其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时代意蕴，从而回应“宏观经济治理何以成为标识性概念”这一核心命题。这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治理的内在规律、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更能为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宏观经济治理的唯物史观依据

“宏观经济治理”范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理论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拓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虽未出现“宏观经济治理”这一标识性概念，但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并非简单的政策设计，而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生产关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动态适配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经济治理层面的实践要求。唯有坚持唯物史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与动态适配中，才能深刻揭示宏观经济治理的本质规定与实践指向。

宏观经济治理是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持续调试完善所内生的治理形态。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特征及其内在属性必然规定并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与演进。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生产力三要素的组合方式与相互作用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差异，进而对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基础等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产生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界定了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方式、协调机制与治理形态。新时代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四化”同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加速形成并向纵深发展，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协同化、网络化水平持续提升，使得国民经济运行的系统性、复杂性、联动性显著增强，但不确定、难预料的潜在风险因素也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传统以短期总量调节、局部政策干预、分散化工具运用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已难以满足现实发展需求，亟需一种统筹全局、协调优化、系统防控的新型制度化治理形态。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但应当看到，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面临多元主体并存、多种利益复杂交织、多重目标统筹兼顾等现实挑战，对生产关系的公平性、协调性、包容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正是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方面，通过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静态与动态等关系，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在动态中实现有机统一的必然选择。

宏观经济治理是社会上层建筑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国家职能顺应经济基础变革而系统性升级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一论述清晰揭示，人类社会关系由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构成，两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这一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坚守与灵活运用，也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形势、新特点、新挑战，传统以行政指令、计划管理、短期总量调控为特征的上层建筑运行方式已难以适应，这就需要推动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协调、相统一，也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宏观经济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性体现在宏观经济治理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为战略引领，以财政、货币、产业、科技、金融、区域等政策协同为实现路径，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经济基础的稳定运行、结构优化、动力转换、风险防控等提供制度保障、政策保障和组织保障。

概言之，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外生植入的治理模式，也并非简单的政策叠加工具，而是在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生产关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历史性适配下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逻辑

作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治理形态，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随着党中央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特别是其中供求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实现了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再到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进程中，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实践互为助力、良性互动。为此，有必要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角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下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逻辑，这对于明晰发展脉络、把握创新机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生产供给不足、国民经济大幅波动等现实情况，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在实践中应运而生，重点通过解决短期或短线问题、兼顾长期或长线发展诉求来实现总供求平衡，是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陈云同志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时，系统阐释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核心要义，明确需要重点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等关系，强调要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保持购买力与供应之间的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指导方针，重点阐释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等的协调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内涵边界。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标志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雏形和政策框架基本确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核心是按比例发展，基础和关键是财政收支平衡，基本条件是物资、财政、货币信贷和外汇四大平衡。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屡遭重创，反复性出现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其成因既有政治环境的外部影响、经济指导思想的偏差，更为关键的是偏离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并贯彻实施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的计划管理，是我国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其蕴含的统筹协调、动态平衡理念等对宏观调控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失衡直接表现为供给不足、经济短缺，单纯依靠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难以有效解决这一发展困境。为此，党中央立足所处发展阶段，审时度势地将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有机结合，创造性提出宏观调控，并将其立足点转向需求侧管理，逐步形成了适配不同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这一时期，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供给不足、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等特征。这使得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主要冲击压力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为此，宏观调控的方向是采取需求管理政策，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调控手段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缩减财政支出、压缩信贷规模等。在此期间，宏观经济管理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主，也积极吸收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尝试推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调控模式转型，但整体仍以行政手段为代表的直接管理为主。1998年到2012年间，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供给不足、需求疲软、经济短缺等特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需求侧，宏观经济调控方向也随之从紧缩需求转向扩张需求。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保持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通过四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举措加以推进。直到2010年底，随着经济形势逐步好转，调控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持续强化需求侧调控。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新特征，供给和需求的内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需转变宏观调控理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表明过去依靠刺激内需，通过政策性变量和制度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方式已不合时宜，必须突破单纯依赖政策性操作的局限，以改革的办法来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这不仅突破了传统宏观调控框架的局限，也明确了构建宏观经济治理框架的新方向。针对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性下滑与结构性减速的发展态势，党中央适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精准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方式创新的关键是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物价涨幅分别作为下限和上限，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社会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生态环保等多重目标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实施定向调控，提高政策精准度与有效性。同时，为有效管控风险，需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在注重发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导向作用的基础上，坚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推动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可见，宏观经济治理是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和广度上，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进行系统谋划与综合考量，其涵盖范围更广，重要性显著提升，在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策略等方面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鲜明特点。

三、宏观经济治理的时代意蕴

宏观经济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集中体现，宏观经济治理立足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根本遵循，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宏观经济治理是具有鲜明自主性、主体性、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为加快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学理支撑。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标识性概念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石，缺乏中国经济学标识性概念，就不可能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宏观经济治理深刻标识了科学把握与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集中体现为：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根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立场，实现了对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范式超越。作为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引领时代发展的自主理论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成果，既扎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源，又突破西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范式桎梏，更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理论创新，是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的原创性范畴。它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建构路径，彰显出本土标识性、实践指导性、理论原创性的鲜明品格。

宏观经济治理是适配新时代新征程阶段性特征与内外部环境深刻变革的关键制度保障，其理论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服务和指导实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引致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渗透并重塑经济运行模式、新型风险多点频发且传导机制更趋复杂。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相互交织、叠加演进，宏观经济治理的适配性与有效性面临新的考验，亟需与时俱进地调整优化治理思路、完善治理体系。为此，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需重点把握四大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正确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协调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取向一致性，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念为根本遵循，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升政策协同性与执行力，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多重目标，以期熨平经济波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有序的宏观环境与坚实的制度支撑。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开放包容、动态演进的体系，也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迭代升级，进而更好地回应实践需求、指导实践发展，为实现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持续保障。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