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国家历次对生产力布局的调整都着眼于区域协调，但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存在，“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新常态以来，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步扩大，“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这已然成为当前阶段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重要方面。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越来越受重视，而如何确定南北方边界这一关键问题，学界尚存在一定争论，大致上可归纳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类划分思路。“自然地理”观点借助于地理学中的分界线，将全国地理中位线、“秦岭—淮河”一线等作为划分依据；“经济地理”则将地区间经济联系考虑在内，认为地理分界线往往割裂这种联系。争论的焦点在于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归属问题，后者认为它们同华中、华东等南方省份的经济联系比同其他北方省份更为紧密，应划归南方。由于两省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归类标准的任何改变都将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我们认为，区域划分要处理好行政区与经济区标准之间的矛盾。本文采用“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北分界线，不考虑港澳台地区，同时保留完整的省级行政单位，将不包括山东的华东六省市、不包括河南的中南五省区和西南四省区市界定为南方区域，其余的省区市界定为北方区域。

基于上述区域划分，能从经济总量、人均生产总值、经济增速等角度发现明显的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从总量来看（见图1），南北经济在2004年开始分化，2012年加速扩大，到2020年差值已达到30万亿元。对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2014年为界，北方经历了从小幅领先到被南方大幅反超的过程，2020年差值高达15994元/人。经济增速方面也呈现类似的演变模式（见图2）。在2012年之前，南北经济实现了协同高速增长，而在此之后增速差距保持稳定。即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2020年，南方（2.73%）依旧快于北方（2.30%）。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杨改慧等（2021）发现南北差距体现在区域、城市群、中心城市等多个层次上。许宪春等（2021）基于测算得出区域内部不平衡系数，揭示了南方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领域均存在明显优势。近些年涌现的大量文献从自然禀赋、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制度文化等方面研究其成因。第一类观点将此归因于两区域的自然禀赋。南方拥有比北方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港口和内河运输枢纽，由此带来的相对较低的运输成本使南方经济更具比较优势，领先北方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第二类观点从南北产业结构差异中探究根源。经济差距的拉大最先在制造业活力上得到体现，有研究通过对制造业活力指标的回归分析发现，重工业比例过高是造成北方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新常态以来，全国投资出现趋势性大幅减速，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北方相对于南方更难从外生冲击中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速，南北差距由此产生。第三类观点认为，南方的创新能力整体上比北方更强。通过对比区域创新效率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区域创新格局呈现“北低南高、北慢南快”的格局。长期来看，南北创新能力的鸿沟还存在逐渐扩大的趋势。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制度的视角解读南北差距的形成原因，发现南北方政策环境、开放程度、创新氛围等文化制度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

以上文献从多个视角对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及原因进行了研究，对捋清区域不平衡发展现状、理解发展趋势、探明形成原因很有借鉴意义。但这些研究多采用比较静态方法，通过横向对比南北方的某些经济特征进行寻根问源，忽视了区域内外经济条件的交互作用以及二者本身的动态演化，其片面性也显而易见。从相对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见图2），南北经济先后历经了从协同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下分化的过程，这样的转变使得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尤为必要：新常态以来，南方经济增速何以持续若干年高于北方？怎么从纷繁交织的多种因素中识别出影响南北经济的最关键部分？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深入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构建起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一般分析框架，通过回顾中国“入世”背景下形成的“北上南下”的国内产业分工布局，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如何冲击该布局，如何对供给侧提出转变生产方式、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要求，认为内生于产业的组织架构影响了创新活动的开展，从而透过现象探明造成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二、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一般分析

要构建一个能够包含现有的解释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各研究角度的一般理论，首先需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反思。因此，本节在对已有解释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一般分析，阐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产业的空间分布、内外经济环境如何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以及哪些条件的改变将导致区域经济分化等问题。

（一）已有解释的反思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是新常态时期的阶段性现象，应将其放在全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在新阶段，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要求从生产视角出发，分析南北方生产体系在特定的国内外宏观背景下面临着怎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已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仍值得商榷与反思。

第一，如何避免脱离全国分工及区域国民经济基础分析经济转型的局限性？有观点认为，北方应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以向南方看齐，甚至主张将服务业作为北方新的经济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效整合资源、淘汰低效产能，北方也很难将南方的发展经验如数照搬。自然与历史带来了南北方国民经济基础的巨大差异，这决定了未来的国内区域发展格局必然是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而非简单追求水平趋同。中国国内各区域之间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对单个区域的考察应将其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大背景之下，否则难免会出现局部化、片面化的弊端。因此，南北方的转型之路需要兼顾经济基础与全国战略两方面的因素。

第二，已有研究将南北创新差距作为其经济差距扩大的一种解释，但这种直接横向对比创新指标的方法忽视了两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技术创新内生于劳动过程，而南北方产业结构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两地的创新过程大相径庭，直接比较其创新差距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便北方的重化工业中存在低效能的成分，也不能对其过去积累的知识经验予以完全否定。创新过程要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路风对东北骨干企业的调研成果表明，发挥传统企业的固有优势要远胜于推倒重来、“更换赛道”。

第三，已有研究使用自然禀赋、制度文化等长期相对稳定的因素作为解释，但如果这些因素是问题的主因，那么我们便很难对21世纪初南北协同高速增长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在21世纪的前10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的南北方均取得了高速增长的发展成绩，且同一时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南方的经济增长还稍慢于北方。该解释忽视了国内外具体的宏观环境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新常态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与国内经济因素相交互，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内南北方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

（二）区域产业格局与资本空间运动

区域经济分化是生产在空间分布中演化的结果，而生产的空间布局则起源于劳动过程的地域分工。马克思认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过程中最具特征的形式，也是机器生产的基本原则。分工带来的生产过程分解使得各项流程从时间上顺次完成转变为空间上并列进行，商品生产的各项操作由一系列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结合完成。随着工具机的日益分化，生产协作得以越过企业边界进一步扩展至社会分工，生产的各项流程逐步转化为一个个独立的产业部门。社会层面的产业分工在空间上产生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同一类的产业在空间上聚集，因为劳动过程的集中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可以极大节约非生产费用；另一方面，基于地区的自然和经济禀赋，特殊生产部门被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生产的空间布局得以形成。

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区域间产业分工是生产空间布局的发达形式，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上突破空间限制的结果。第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地域分工的扩展导致“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的生产活动往往围绕着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的制造而展开。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不仅催生出新的独立产业部门，这些产业部门在一定空间内的集群还形成了区域内的产业结构。由于产品不同，各区域内的产业集群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二，在生产资本的推动下，资本积累带来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持续扩张。继突破工厂界限之后，产业分工进一步跨越区域边界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上开展。基于充满差异的初始禀赋，有时还伴以特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各地区形成了互为补充或者相互竞争的区域间多元生产中心。而金融和贸易使得各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越发紧密，成为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强大纽带和助推器。

区域产业格局演变的背后是资本在空间上的运动，考察资本空间运动的规律对理解产业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很有意义。资本运动的根本动力来自对高利润的追逐。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在空间上表现出集中和分化两种运动趋势。造成资本积聚和集中的推动力主要有三点。第一，集群效应带来的部门内规模经济和部门间范围经济可显著提高生产率，在一定区域内共享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可减少非生产性费用；第二，同部门竞争促使新技术、新设备、新组织架构等积累条件普遍化、一般化，消弭积累的空间障碍；第三，资本贬值为资本集中创造了条件，部门内并购重组和部门间垂直整合是增加利润的重要手段，同时促进了资源与社会分工的重新组织。与积聚和集中相比，资本的分化趋势是积累过程中更为普遍的特征。一方面，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造成其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另一方面，超过总需求消化能力的过度积累导致了资本间恶性竞争，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降使得一部分资本脱离自身，作为新资本前往有盈利潜力的其他区域发挥作用。这将引发劳动空间分工的深刻变革，往往还伴随着区域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运动趋势不断塑造或者重塑区域产业的空间布局，这既表现为区域间经济分化与收敛的持续发生，又表现为区域内繁荣与衰落的交替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于一般化的描述可能会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泥淖。因为在现实的经济进程中，资本运动趋势与区域产业格局之间没有呈现出一一对应的简单决定关系。这一现实引发我们进一步具体考察：究竟哪些因素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哪些是支撑区域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在影响资本运动的同时怎样塑造区域产业格局和经济演化？

（三）支撑区域繁荣的社会经济条件

区域内持续的资本积累要求确保流通的各个环节保持通畅，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条件、交换条件和实现条件作为前提。这些条件可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层面和社会基础设施层面两类。物质基础设施围绕着资本积累和流通而形成，社会基础设施又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具体而言，物质基础设施包括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资本生产与流通的各种实体公共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则是内化于生产生活背后的组织方式、规章制度、文化习俗等内容。物质基础设施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被固定在一个地点牢牢扎进地里，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发挥着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以有形的商品形式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而社会基础设施本身虽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却为价值的生产与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它可以发挥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保证生产流通过程稳定、组织技术创新等作用（哈维，2017，第615页）。

区域资本积累和经济繁荣的根本保障是其供给体系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生产主体既要关注生产效率以保持供给的竞争优势，又要紧跟宏观需求以适应性调整生产结构，否则资本稳定积累就无法得到保证（哈维，2017，第637页）。围绕着区域内的供给体系，为生产过程提供支撑的基础设施得以形成。一方面，这些基础设施并非短时间之内迅速落成，而是需要一定的深入度和稳定性才能起到对区域繁荣的支撑作用（哈维，2017，第611页）；另一方面，这些基础设施因各地生产体系的不同呈现出地理差异性，并外在表现为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以及各地规章制度、文化习俗的多元化。以上特征意味着，随着经济规模的日渐增长，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在促进积累、润滑流通的同时，也使得区域内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韧性和惯性，区域间经济演化路径的差异被长期固定下来。增长的惯性固然提高了经济整体应对危机的抵抗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成为区域经济调整的阻碍。

社会总需求的内容和结构发生改变，或者生产中心以外的生产技术革新、组织结构优化使得本地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都将导致积累相对于社会需求出现总量过剩或者结构过剩。区域经济从繁荣到日趋衰落引发了对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这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协调配合改造基础设施，使之与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新生产体系相适应。一方面，经济转型的平稳完成，要求生产体系内部具备一定程度的弹性，即生产主体在竞争过程中通过学习提升自身优化结构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动消除那些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外部性障碍，出台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支持计划，支持新的生产、交换和实现条件的出现。需要注意的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变革是区域生产发展的历史产物，它内生于区域的生产体系，同时又影响着区域内生产组织的劳动效率和学习能力。政府出台政策和企业作出决策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动态过程，这就要求政府政策导向与企业生产变革具有高度适应性。

三、中国区域产业分工与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南北经济历经了从协同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分化的转变。是什么支撑着前半段的南北协同增长？转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出口积累体系下形成的“北上南下”国内生产体系是支撑南北协同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导致的该体系解体、国内生产与需求错配导致的内需无法完全发挥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形成的重要前提。南北产业结构差异则是造成北方增速下降更为严重、经济分化初步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出口积累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与区域分工

当今世界占主导的生产体系是以碎片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发达国家厂商利用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权和供应链的控制权，专注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设计等高端制造环节，同时整合营销、打造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依据比较优势将非核心活动承包给国外制造商。而发展中国家则是通过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补充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这对后发国家产生了双向影响。它既提高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又通过全球分工驱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开启了一波近10年的稳定高速增长期。“入世”释放出一种“出口积累体系”，在该体系当中，国内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同海外市场对轻工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完成接轨。对中国而言，海量的国外订单只是其经济腾飞的外部契机，早些年的积累才是造就“世界工厂”的内在保障。第一，国内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确保了出口型工业的成本优势；第二，中国工业部门齐全，基础设施完备，在外部需求的拉动下实现了闲置产能利用和生产率增加；第三，国内产业分工布局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渐明朗并不断强化，各地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到出口型经济当中，出口模式也从高度依赖“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转变为逐步提高国内上游产品的供应比例（Rolf，2021，p.160）。从其他多个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低工资带来的成本优势在长期内不可持续，劳动份额的提高作为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是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点在中国后续的发展实践中也得到了证实。而产业分工的深化是区域生产效率和国内增加值提高的重要杠杆，对长期内确保区域竞争力至关重要。

南北方在这波经济扩张当中逐渐形成了“北上南下”优势互补的垂直分工。南方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充当了制成消费品加工出口的急先锋，大量承接港澳台及海外产品订单，出口类目也从以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展至信息通讯、机械运输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Rolf，2021，p.130）。北方上游企业则通过不断增强同出口型企业的经济联系，提高了对过剩产能的利用率（Rolf，2021，pp.158-159）。南北方在国内产业分工格局中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是两大区域在金融危机前协同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二）南北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与强化

南北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在一定的历史累积和自然条件的基础之上，并随着出口积累体系的日益巩固而越发明显。表1展示了“入世”之前南北方上下游资产和从业人数的对比情况，上下游产业的划分参考了李系等（2014）的做法，统计结果表明此时已有“北上南下”产业地域分工的雏形。由表1可知，截至1999年，北方地区上游企业的总资产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为南方地区上游企业的1.26倍和1.37倍，而北方地区下游企业的总资产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仅为南方地区下游企业的62.1%和74.3%。

21世纪以来，国内“北上南下”产业分布格局依然可以从数据上得到进一步证实。本文收集了2009—2021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名单。通过对比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数据发现，名单中头部企业的营收规模是尾部企业的数10倍，因此这些巨型企业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地区内的产业结构。按这些企业的总部所在地确定其所属地区，根据各企业所处行业并借鉴李系等（2014）的做法将其归为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这样各年均得到了四组企业名单，相应地依照营业收入进行加总，结果如表2所示。

对上游产业而言，“500强”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北方。从营业收入来看，北方上游企业的营收规模远远大于南方，2011、2016年北方上游企业营收规模分别为南方的4.68倍和5.91倍，该比例在2021年有所缩小，但依然达到2.95倍。对于下游产业，南方“500强”企业数目远多于北方，但北方的营收规模略高于南方。这是因为样本中北方的下游企业约有一半位于北京，其中包括了许多大型商业银行。考虑到南北经济分化过程中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型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为了得到更加明显的结果，本文在剔除了北京、上海的数据后重新计算结果，并与表2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北方下游企业营业收入在2011年只有南方的45.8%，2016年为37.2%，2021年为22.1%。从单个区域考察，尽管南北方均存在下游营收规模大于上游的情况，但很明显的是，北方上游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比南方更高。

（三）国际需求冲击与南北经济差距扩大

“入世”以来，中国不仅将闲置的产能加以利用并出口到世界市场，而且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形成了专门针对世界市场的新部门和产能（Rolf，2021，p.180）。“北上南下”国内产业分工布局是出口积累体系的产物，如图3所示，南方下游工业接受发达国家设计商派发的订单，利用北方上游工业提供的基础工业品完成加工出口。这一布局在带动南北方经济协同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内生产体系对海外需求过度依赖的事实。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型“北上南下”生产布局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原有的出口积累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各国的反危机政策倾向于“本国优先”，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也使中国出口深受其害。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被大大削弱，特别是加工贸易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需求结构嬗变给中国原有的出口积累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外需冲击经由下游工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导致产能过剩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出口型“北上南下”布局作为对模块化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补充，无法满足标准化与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国内市场需求结构（谢富胜等，2019），这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内在逻辑。

由于南北方在生产资料投资、组织架构和创新等方面的应变能力不同，北方增速滑落的情况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为持久，南方经济则在调整中逐步复苏。2012年以后，全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常态，但南方经济增速却稳定高于北方约两个百分点。除了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已然呈现一种长期趋势，这说明其背后的原因并非短期的外生冲击，而是根植于区域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这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四、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持续性：北方何以相对滞后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为什么出现了北方调整缓慢、经济相对迟滞的现象？南方具备了怎样的特殊性助其做好了适应性调整？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南北产业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文化分异。北方盛行的科层组织架构在实现效率优势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生产弹性，而南方则更多采用水平架构，能较为灵活调整其生产资料投资以顺应多变的市场需求，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其更具比较优势。经济演变的持续性使得在缺乏合适政策引导的情况下，南北方经济差距因循环累积因果而呈现出一种长期趋势。

（一）南北产业特性与创新现状

长期以来，北方产业集中在上游，提供的产出大多为能源、矿产、化工等基础性产品；南方集中在下游，提供的产出大多为最终消费品及各类服务。上下游产品在适用对象、购买模式、营销方式、品牌宣传等诸多方面存在异质性，因而在创新路径上出现较大差异。

上游产品多以不动产或者大宗商品的形式存在，它们的采购者一般为企事业单位。为了确保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企事业单位更加重视产品的可得性、供应的可靠性。因此，上游的创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效率的提升而非新产品的供给上。下游产品以食品、服装、电子产品等个人消费品和各种非生产性服务为主，生产企业要时刻关注消费群体的基本需求和个性化需要才能获得竞争优势。而能给消费者带来满足的产品特征更为多元化，崭新的款式、全新的外观、个性化服务以及低廉的价格都能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在消费者需求多变、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宏观环境下，南方下游进行创新，能够推出更加多元化的商品以发掘细分市场，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特质性的需要，拥有了北方上游很难具备的竞争优势。

图4展示了2000—2020年中国南北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点与南北授权量出现明显分化的分水岭大致重合。危机之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南北两区域的创新能力并未出现较大差距。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整个社会的创新氛围和创新能力得到极大改善，全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南方的创新产出增长更为迅速，且从长期来看，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平均每单位发明专利授权所需经费支出来刻画创新产出绩效（如图5），在金融危机之前北方的研发成本平均而言比南方更低，但这种情况也随着国内需求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以上证据都能说明在金融危机后市场环境多变的情况下，南方下游产业更具创新优势。

（二）南北创新差异分析

企业是产品创新的主体，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在一定的组织框架下进行的。创新一定要充分结合生产组织、内生于生产过程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任何组织在根本上都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层级结构。整个组织拥有共同的目标，管理的意义在于处理各任务单元之间的关系，使得各单元的活动保持协调一致，为整体活动提供一个总的框架蓝图。一般而言，组织架构分为垂直型的科层组织和水平型的水平组织两大类。两类组织架构都存在着理性设计的考虑，但只有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和特定的工业体系中才能发挥其技术效率。在当前的国内产业分工布局下，南北方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

对于处在上游的北方企业而言，在市场和技术环境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科层组织是最为合适的劳动组织形式。北方企业提供的产品多为能源、矿产、化工品等大宗商品，一经购置往往会占用购买商巨额资金。从资本周转的角度来讲，上游产业的周转时间相对漫长。为确保生产活动的持续可靠开展，需要保证熟练工人团队的长期稳定性。科层组织具有职员队伍稳定、严格服从两大特征，是与基础工业部门最相匹配的生产组织形式。科层组织既通过任期保障、养老金、工资增长和常规晋升等制度安排来提升职员对工作岗位的忠诚度，又要求职员必须遵守“讲究条理、谨慎行事、严守规章”的规则以确保工作的可靠性。金融危机之前，在国内产业分工布局和海外市场相对稳定的共同作用下，执行力强、行动有保障的北方企业展现了技术效率较高的制度优势。但在市场需求更为多变的宏观条件下，科层制的优势变为创新转型路径上的阻碍。科层制下的工作充满持续的压力，职员要常年重复常规的工作程序，长此以往被塑造了独特的偏好、期望、辨别力和关注点。对规章遵守的过分追求延伸至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上，进而导致思想僵化、工作死板、不思进取等工作作风问题，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普通职员的个性和创造力。这也是造成新常态以来北方创新成果增长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

对于处在下游的南方企业而言，水平组织架构是其组织生产活动的更优解。下游消费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元且持续变动，这使得曾经具有效率优势的科层组织让位于水平组织。与更加重视组织内部行动效率的科层制不同，水平组织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使用体验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鼓励以产品为基础的工作方式。围绕着这一战略目标，水平组织有效整合内部要素，将多种技术背景的工人纳入同一生产过程当中，并基于消费者所需的产品特性划分功能模块，组建若干工作小组分头进行技术攻坚。水平组织的生产活动无法被完全分解为非重叠的任务单元，为了保持相对效率，组织必须持续调整各小组的活动，使之能统一协调并迅速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宏观条件发生着深刻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但这一过程会使得部分职员长期积累的劳动技能在较短时间内失去用途。以科层制为主的北方企业的效率优势转化为其创新过程中的短板，转型道路面临着优化产业结构与社会成本大幅增加的权衡取舍，转型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导致北方不得不对非经济因素作出充分的考量。而南方企业则借助于扁平化管理下良好的组织弹性，使职员对新的宏观条件的适应能力更强，从而大大降低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社会成本。这解释了为何北方转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落后于南方的南北经济分化现象。

（三）南北创新与制度文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南方地区崇尚相对宽松的制度文化，企业竞争意识强、组织弹性大，员工更具个性和创造力。而北方地区则呈现出一种重视服从与执行、偏好求稳守成的风气，不重视对员工发现并解决问题、创新能力的培养，员工很少有能力和积极性参与到重大生产决策和技术改进的过程当中来。有研究据此指出，造成南北方创新能力差异的根源是两地的制度文化，认为北方经济的相对滞后是受其制度文化的拖累。但应该注意的是，规章制度与文化习俗都是历史的范畴，深深扎根于两地的生产生活之中，是区域生产体系的产物。制度文化的南北差异在“北上南下”国内产业分工布局下形成并长期存在，并非新常态以来才出现的新现象。21世纪的前20年里，国内产业分工布局尚未发生颠覆性调整，南北方文化差异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说北方的制度文化不利于经济增长，那么如何解释在几乎相同的制度文化氛围下南北经济协同增长的历史阶段？

新常态以来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国内生产体系提出了深度调整的新要求，产业创新、经济转型需要区域内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也随之调适。制度与文化是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员工能力培训、组织架构搭建等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企业在具体的地点上开展生产活动，势必要充分利用并适应区域内的社会基础设施，进而发展出一套具有区域特色的组织架构。这影响着企业对生产经验的总结能力和对新知识的吸纳能力，进而对产业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制度文化既是区域生产体系的历史产物，又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助推作用，但它并未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独立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以上游产业为主的北方形成了科层组织架构，表现出执行力强、行动有保障、追求生产效率的制度文化，但却容易造成生产组织弹性较差、缺乏创造性等后果。以下游产业为主的南方形成了水平组织架构，重视产品研发和小组协调，看重一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积极发挥的实质性作用，组织行动更具弹性，制度文化呈现出重视竞争、追求个性、敢于创新等特征。对于在追求稳定、重视效率的制度文化下浸润的北方企业，在应“变”时期很容易丧失比较优势，这是造成北方经济转型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区域的制度文化是由宏观经济条件同地区产业结构共同决定的组织架构的产物。因而制度文化因素背后的产业分工、宏观环境以及由二者共同决定的生产组织形式，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破解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推进区域增长更为协调的正确着力点。

五、结论

本文基于国内产业分工布局的视角，探析了近年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成因。研究发现，中国借助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逐步形成了“北上南下”国内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了良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循环，南北方经济出现了协同高速增长的良好局面。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加之国内市场供需错配，这要求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于上游的北方进行“效率提高式”创新只能加剧产能过剩，且其科层式生产组织弹性偏差、调整难度大，转型进展相对缓慢。下游的南方则依托于富有弹性的水平组织、多元化的创新角度，经济转型比北方更为成功，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由此形成。由于制度文化的内生性，南北问题的破解方法仍应着眼于国内产业分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切实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关注南北问题，既不能在空间维度局限于单个区域而忽略了国内生产体系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在时间维度局限于新常态阶段而忽略了区域经济演变的累积因果。为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建言献策，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从多方面着手。首先，要化解全国产能过剩问题。消化过剩产能的基点是扩大内需，当前“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以“乡村建成环境”为抓手，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空间品质，不断化解北方上游企业过剩产能。通过在核心城市群周围长期投资乡村环境建设，重点建设地下网管设施，将过剩产能投入农村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建设中，畅通城乡供给需求连接通道。其次，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攻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特别是要针对北方地区上游企业出台配套措施，支持上游企业投资升级生产资料，延长产业链条，瞄准突破重要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进行个性化、多样化创新，引导存在明显效率缺陷的企业由科层制组织向扁平化组织转型，提升企业的转型应变能力，为南北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经济剩余。最后，要优化国内产业分工布局。根据南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及历史条件，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和已有的建设成果，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工的道路。遵循产业发展及区位选择规律，调整完善区域产业政策体系，重视发挥各地的动态比较优势。以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基本依托，将其作为资金筹集、人才聚集、科技研发的中心，在全国整体协调统筹规划的前提下，合理打造城市群内部全产业链条，引导单一结构城市向综合型城市发展，构建主体功能区内企业有序协作、共同发展的产业分工布局，推进南北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小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施佰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学术研究 （2023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