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这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关于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制度进一步扩展为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这一制度体系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围绕该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两种争论观点：前者认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会挤压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增长乏力；后者则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范围一再收缩，而民营经济不断扩张，会引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这两种观点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各类所有制结构比重的变化，将两者看作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有机统一的，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正确认识和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有机统一？如何看待两者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比例及其经济效应？如何推动两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同发展？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超额价值而进行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社会分工条件下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竞争中会呈现出所有制结构比例的动态演变。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根据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及相互之间分工协作的动态过程，分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共同发展。

二、从竞争到协同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在竞争过程中，企业既可以通过创新来追求超额价值，也可以通过压低价格、不断扩大产能等策略力求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从而表现为优胜劣汰、此消彼长的资源配置过程。但企业之间竞争并不是只有破坏性竞争行为，还有另一种竞争行为——协同竞争(co-respective competition)。熊彼特认为企业会采取“和而不同”(co-respective)的竞争行为，相互协调生产计划、定价策略等，避免过度竞争，以维持稳定的利润水平。这种竞争关系是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生产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由此启发我们可以从协同竞争的视角来认识企业之间在竞争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协同竞争

马克思对竞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之间竞争两种基本形式。部门内部竞争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追求超额价值，采取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方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此过程中，领先企业有能力通过不断降低价格来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竞争的强制规律又迫使其他企业采用类似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进而降低了该部门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社会价值。如果其他企业没有采用成为最新标准的技术和组织，必然会被淘汰。部门之间的竞争是指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通过把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会引致资本进入或退出，这会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导致利润率平均化，实现社会资源和利润在各部门的分配。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实际是一种竞争动态论，竞争过程是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进行组织、技术变革的动态过程，而企业自身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结构。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动态过程，而且他还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不同部门企业相互协同的客观情况，马克思的分析非常类似于后来熊彼特提出的协同竞争。马克思指出竞争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条件，“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不变资本使用节约的分析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这说明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不同部门的企业之间存在协同关系，“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

马克思对分工与竞争的分析表明，各生产部门的企业基于社会分工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情况。换言之，不同部门特别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协同竞争的可能性，既可以协作互补共同保持整体利润水平稳定乃至提高，又会围绕利润分配展开竞争。尽管马克思考察的只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同行为，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揭示的确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一般过程。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分散在规模很小、技术简易、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组织协调能力来保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同部门企业的协同只是在竞争规律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客观情况，企业与企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激烈对抗。一些必须大规模组织劳动力和长期投入的领域，私人资本无力举办，因而通过公共部门投资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就十分必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

（二）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协同竞争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确立和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石油、化工、钢铁、汽车等各主要产业部门都形成寡头垄断格局。熊彼特提出的协同竞争正是指同一产业部门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行为。以美国汽车产业为例，“三巨头”之间在投资、产出和创新等行为上寻求某种妥协或默契，主要围绕定价、技术或产品创新进行策略性竞争，争夺行业和尖端领域的领导权，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巴兰和斯威齐将企业的这种行为策略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分析，指出协同竞争是这一时期大企业之间关系的常态。大企业的实力相当，彼此承认对方具备采取“以牙还牙”报复策略的能力。如果大打进攻性的价格战、投资战，势必会挤压利润空间，导致一损俱损；反之，如果相互协调产量和定价，可以保证稳定的行业利润率，使各个企业都有利可图。不同产业部门的大企业之间同样采取协同竞争行为，相互之间秉持互惠原则。因此，协同竞争会促进剩余增长，构成垄断资本主义核心规律的基本支持条件。

从熊彼特到巴兰、斯威齐，将协同竞争从个体层面推广到整体层面。克罗蒂进一步指出，企业之间协同竞争是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基础条件之一。协同竞争保证了可观的利润，因而企业有能力提供工资更高、岗位更稳定的职业，形成“高利润-高工资”的良性劳资关系。这提升了大众的收入水平，加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持续产品创新带来了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因而造就了持续增长的需求市场。这使供求之间产生良性互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加深，投资领域扩展到更多产业部门。二战后，西方国家在铁路、邮政、电信、航空、军工、原子能、计算机等领域的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高。随着城市化发展，公共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集体消费品供给也都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国家对这些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低利润部门、创新领域和公共产品的投资，稳定和刺激了需求增长，为私人垄断资本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新市场。正如卡斯特所言，“国家的‘社会’支出不仅倾向于垄断资本，也是维持这一体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三）新科技革命下资本主义的协同竞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现变化，新需求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环境使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提升专业能力，而这种能力内生于生产活动的经验知识积累。因此，对产业链上各环节，企业选择内部化相似的专业性活动，而外部化有差别的互补性活动。大企业与不同部门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成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因而协同竞争的形式和内涵进一步扩展。其代表性形式是丰田生产方式、“第三意大利”等企业集群。丰田公司建立了“及时生产”(just-in-time)的等级制分包网络，通过参股、人事参与、设备租赁、资金支持以及共同组建合作伙伴协会等措施，与供应商增进信任和合作。“第三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则相互组成灵活网络，运用集体力量推进创新。迈克尔·贝斯特据此提出“新竞争”概念，将其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企业称为“创新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他建构了商业模式、生产能力和技能形成的三元生产力框架来检视企业行为。创新型企业在技能形成过程中能创造市场机会，在商业模式上与互补性企业构成开放生产网络。企业的生产能力源于自身专业能力和利用网络的补足能力。网络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变革，将为每一种互补能力的专业化企业创造新的压力和机会。基于生产网络，创新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巩固，地理距离较近的上下游企业也由此形成区域化产业集群，实现协同发展。这丰富了协同竞争的理论内涵，把熊彼特的协同竞争概念从同一产业部门内企业的竞争方式推广到不同产业部门间企业分工协作的情况，这也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协同竞争思想。

这种新竞争实际是企业为了适应新科技革命和多样化市场而对组织形式的调整，推动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后黄金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这一时期，以计算机、半导体、电子通信设备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这些新科技的兴起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西方国家政府从19世纪就开始资助科研发明，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引导科研与产业应用相结合。信息技术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前瞻性预选，并为基础研究、科研基础设施和商业化推广提供早期资助和应用市场，构建政府机构、私人企业相协同的商业网络，引领和推动私人部门参与进来。企业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产品开发、机器设备和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出现了产品模块化技术和可编程的弹性生产体系，可以批量生产多种类型的零部件，使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与定制化生产相结合，发展出大规模定制的弹性生产方式。企业基于产品的模块化拆解对生产流程进行分割，保留与自身专业能力相应的核心业务，而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构建起自身主导的、能够弹性生产的“中心-外围”式生产网络。企业不再通过纵向一体化来直接控制全产业链，而是逐渐缩小生产规模，将内部组织管理重新转化为跨组织协调，使企业内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通过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够保证对市场变化的及时响应，开发出多样化产品，适应发达国家居民出现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同时，也阐明了社会分工条件下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为私人部门经营创造了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也必须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内在的协同性，这种协同性在不同阶段既具有社会分工条件下协同的一般性，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例如，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型企业规模使得其相互之间能够通过协调，避免过度竞争，在生产和价格上形成协同，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上进行竞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在网络化弹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规模取胜，而是主动适应新变化，在动态调整中巩固自身竞争优势。这使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从同业竞争行为转变为不同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内部之间分工协作的动态关系。企业之间在资源获取、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上协作互补，围绕中间品、技术设备的价格和性能以及工艺标准等展开竞争。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分工中国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科技创新进行投资和调节消费需求，为私人部门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和支持条件，形成有效互补的协同关系。

三、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分布结构及协同效应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在产业部门上呈现出垂直分布格局。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部门和战略性部门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这与不同部门企业之间协同竞争的情况非常类似，我们可以在前述协同竞争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社会分工下进行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发挥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垂直分布的所有制结构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轨，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试点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上开始允许一定范围内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吸引外资，逐渐出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兼并，合理组建企业集团。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确立“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要求搞好大的，放活小的……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这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一些中小型国企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淘汰，进行了破产重组或“民营化”改制。许多民营企业抓住国企改革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快速发展起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21世纪以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由于规模有限、经营机制不灵活等问题难以适应环境，因而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中逐渐退出下游竞争性行业，使国有资本更多转向能源、原材料、重型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上游产业。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分类对国有企业实行股权多元化、领域放开、业务外包、共同投资等不同方式的改革，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实现国有企业的有序进退。同时，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对非国有资本的准入范围大大放开。经过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呈现出国有企业逐渐集中到上游产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下游产业的垂直分布格局。

（二）垂直分布格局下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竞争及其效应

垂直分布格局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高度互补的社会分工，上游国有企业为下游产业提供生产资料，下游民营企业对上游产业产生引致需求。通过产业链的纵向关联，上下游各类所有制企业形成协同竞争的互动关系。

通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和布局优化，对基础部门、战略部门加大投资，为民营企业经营创造了基本生产条件。首先，国有企业对交通基础设施、水电气公用事业、国防军工等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公共品部门始终保持投资。由于这些部门的利润率较低、投资规模较大，甚至关系国家安全，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或很少进入，因而主要由国有企业承担。例如，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金额、养护费用、融资利息非常高，长年处于亏损状态。中国交建、中国建筑、中国铁建等央企承建了大批项目。到2018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3.79万公里，其中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占52.6%。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为有着大量民营企业的物流运输、电子商务等产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装备制造业、金属采冶、化学工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经过改革重组，建立起若干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图1表明，2000年到2017年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从每人不足5万元跃升到近50万元，特别是2008年以前各年份的增速高达30%左右。这推动了生产成本的降低，使处于中下游产业的企业能以较低价格获得经营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等中间品，快速建立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生产线和形成生产能力。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稳定运转要对上下游进行垂直集成。国有企业为此奠定了高效、廉价、稳定的上游产业供应链和下游交通运输条件。以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口罩产业链为例，中石油、中石化作为最上游的高熔指聚丙烯无纺布、熔喷布等原材料的供应者快速扩产，国机集团、中国航空、中国兵器等迅速增产或转产压条机、口罩机等机器设备，保证了各类中间品供销渠道及其价格的稳定，产业链下游的振德医疗、稳健医疗、舒朗服装、比亚迪汽车等众多非公有制企业的口罩生产线得以高效运转和快速新建，产量大幅提高。到2月底，全国口罩日产量已达1.16亿只。再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对不确定性高的科技创新领域长期投入大量资金，促进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到2016年，以中央企业为载体建设了8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数量的50%，主导建立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占总数的80%，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这有力支持了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和竞争前共享技术研究，发挥了技术扩散和示范带动作用。

图1 2000-2017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整理。

另一方面，处于下游产业的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直接面向最终消费市场，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以满足和刺激市场需求。这要求上游企业保持跟进，保证供应的及时稳定和节约成本，相互之间围绕中间品成本、技术标准等方面进行竞争与合作。例如，在信息产业中，华为公司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它通过技术认证、商务认证与产业链上游企业构建起供应链协作系统(SCC)。这些上游供应商中不乏京东方、中航光电、华工科技、中远海运等国有企业为其提供零部件、元器件和货运物流等服务。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华为与供应链企业相互合作，为供应商技术升级提供指导，而严格的认证标准又对供货质量、价格进行竞争性控制。因此，下游非公有制企业带来的引致需求促使上游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下游企业利润率的提高，促进总体利润空间增大。基于垂直分布格局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通过分工与协作形成上下游联动的协同效应。特别是从“入世”的2001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协同效应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与强劲的国内外需求之间产生良性互动，促进上下游产业形成正向循环，使各类所有制企业都获得共同发展。如图2所示，2001-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率从5.49%提高到10.41%，扩大为原来的1.89倍，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从4.33%提高到7.57%，是“入世”前水平的1.75倍，实现了两者的利润“双高”。因此，协同竞争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共同快速发展。

图2 2000-2017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民营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整理。

（三）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中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各类所有制企业分工协作的协同关系，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竞争与合作，上下游联动的协同效应构成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从整体层面来看，处于上游基础部门、战略部门的国有企业塑造了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环境，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具有保证宏观经济效率的更高定位。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国有企业能在长期中保持较高生产效率，保证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有效落实，对民营企业形成辐射和带动，发挥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国有企业加大投资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下游企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使我国经济深受外部需求影响。2001年到2006年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不足40%上升到67%，此后逐渐回落。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下游产业的海外市场萎缩，传导至上游产业，引发产能过剩，产生更大负向冲击。图2和图3显示，在危机初期，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出现下降，投资增速也随之下滑，受此影响，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幅度更大。面对外生冲击，“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转方式”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这要求国有企业强化宏观定位，尽可能遏制市场自发调节造成的宏观经济困境。2009年国有企业投资逆势大增43.09%，保证生产活动和就业岗位稳定，有效落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有力的逆周期行为使我国经济成功抵御了短期冲击。上游国有企业生产各类生产资料，通过供应链和物流运输对下游企业形成较强的供销支持，减少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带动民营企业扩大生产，投资和利润都逐渐回升到危机前水平。然而，随着政策刺激效应逐渐减弱，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导致市场预期不确定，2012年以后民营企业利润率逐渐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投资增速连年下滑。负向循环致使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开始整体低于民营企业的水平，但同期国有企业投资增速维持在15%左右的稳定水平，劳动生产率增速从5%左右回升到10%以上(参见图1)。这在经济短期变化中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了社会总需求稳定，有效阻止了我国经济出现衰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稳定。

图3 2007-201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所有制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整理。

在经济周期变化和深度调整时期，国有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必须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在一些涉及资源保护性开发、产能落后的领域，一部分规模小、技术落后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民营企业出现破产。国有企业对其中有的民营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推进了行业整合，有效防范了风险隐患。同时，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对生态保护修复、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资。引领和推动我国2016-2019年生态环保治理投资以年均34%的高速增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每年增长近10%，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年均超过10%的水平。国有企业的这些逆周期投资行为并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在周期变化中有效防止了自然衰退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也为后续经济发展创造新基础新条件，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

《决定》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这一方针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原则。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当立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关系，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增进上下游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产业链协同，促进民营企业加快生产方式变革，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

（一）深化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综合实力

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应当推进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才能为中下游产业的企业发展创造新条件。因此，《决定》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要求加快国有企业战略重组，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投资结构，全方位增强综合实力。

第一，国有企业要聚焦主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整合。多数国企仍然大而不强，业务范围存在交叉重叠，应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战略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向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积极开展专业化整合，实现资源向优势企业、主业企业集中；加快同类业务横向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纵向整合，加快剥离非主业、非优势企业，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第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和监管方面，应加快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战略管控转变，精简管理链条，打造精干高效的组织体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使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选人用人方面，要激发人的积极性和活力，加快推进选人用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对企业高管、技术骨干、产业工人等群体加大正向激励，形成具有社会示范效应的共享型劳动关系。第三，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创新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投入。应当加大对核心业务领域的创新投入，建立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整合内外部、上下游的科技资源，专注攻克“卡脖子”的难点，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国有大型企业要积极谋划全球市场布局，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建设加大投入，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多种方式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加强协同合作

垂直分布格局下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构建起“大而全”的产业链，但上下游企业联系不够紧密，产业链整体较为松散，业务协作、技术交流等协同合作的关联机制和氛围相对缺乏。应当以多种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利益深度交融，增强企业之间的组织协调性，促进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链协同。

第一，通过国企战略重组和非核心业务剥离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发展产业链协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向主业领域集中，逐渐剥离非主业，战略退出一些非优势领域。由此产生的市场空间应当允许民营企业平等进入，通过生产外包、配套采购、服务购买等方式与国有企业结成产业链协同的业务网、销售网，从而打破单一所有制经营，使各类所有制企业通过市场联系，形成相互合作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格局。第二，采用股权投资、交叉持股等资本入股方式，积极引入具有产业链协同效应的战略合作者。各类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协同基础上进行股权融合，能够增进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利益，以资本为纽带结成更加稳固长效的协同关系。这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内部约束和激励，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还能促进民营企业拓展业务范围，增加融资渠道，增强抗风险能力，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提升管理水平。第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技术利益关系，推进产业链协同企业建立技术合作机制。上下游各类所有制企业基于产业链协同关系构建起联系稳固的业务网络，将各环节分散给具有相应技术优势的企业进行研发和生产，以技术指导、设备租赁、资源整合等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技术协同创新机制。网络互动带来的市场机会和竞争压力能够刺激关联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升级。

（三）民营企业应加快生产方式变革，实现创新发展

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大都处于轻工业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近年来，我国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需求萎缩且市场预期不确定性增加，而内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渐成主流。这要求民营企业加快生产方式变革，不断强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为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供给。

第一，民营企业应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推进生产组织创新，构建网络化智能化组织形式。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平台组织能够广泛采集和传递信息，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寻求并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和劳动力，促进供求精准对接。民营企业要积极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造生产流程，建立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生产方式。实现对市场和技术信息的及时响应，使产品和技术创新保持跟进。第二，民营企业应与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链协同，整合内外部资源和互补能力。我国民营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制造环节，进行从模块化零部件到集成式产品的全过程生产。但多数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和自主品牌产品处于产业链边缘环节，核心部件自主开发能力不足。上下游企业应通过技术交流、参股和资金支持等方式加强协同，通过设立核心部件开发平台，加强产品设计开发和技术创新的交流合作，更好利用互补能力和资源。第三，民营企业应构建合作共享的劳资关系，激发劳动者活力和创造力。应通过轮岗交流使员工增进对全流程的深入理解，促进全体员工的知识技能积累和开发利用。保证工作岗位稳定和收入提高，积极探索实行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激励约束机制，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增强组织感召力和归属感。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激励员工主动降低生产流程中的各种成本，进行持续性创新，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结语和展望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协同竞争过程中共同发展。“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所有制结构的垂直分布格局，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分工协作的协同竞争关系。各类所有制企业的上下游联动产生协同效应，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所有制企业都要逐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长期调整压力。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整合，多种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进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发展的协同合作机制。这能够推动企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协同竞争中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本文刊载于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