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提振消费、促进投资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当务之急。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从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实施“两新”政策、支持“两重”项目、加强财政与金融配合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消费与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基本关系。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必须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共进，形成良性循环。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深刻体现出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思维范式和工作方法，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近年来，系统思维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中日益明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首次提出内需体系范畴，并将扩大内需上升到战略层面。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明确指出消费与投资之间循环互动的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并强调消费、投资双向发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在学界，已有许多研究强调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以投资结构的优化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以消费需求的升级牵引投资需求的增长。

如何理解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所体现的系统思维？它与流行的“三驾马车”思维范式有何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阐释消费与投资的系统性联系，为我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提供理论支撑。

二、“三驾马车”思维范式的局限

一段时间以来，“三驾马车”成为一种理解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及治理的流行思维范式。“三驾马车”本意是指构成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其中的消费主要是指居民消费。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从供给短缺转变为需求不足，有效发挥各种需求的拉动作用成为保持经济增长动能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三驾马车”对三种需求作出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但是，“三驾马车”不只是一种描述，还代表了一种思维范式。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它包含着如下三个基本命题。一是按比重评价重要性：不同需求在总需求中的占比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映了不同需求的重要程度。二是以发达国家或国际平均的需求结构作为参照标准，来判断我国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三是“中国过度储蓄论”：我国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或国际平均水平，储蓄率相对较高；该思维范式由此得出我国储蓄过度的结论。

“三驾马车”的思维范式存在一系列谬误或局限，学界已有一些批评。总体而言，其局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消费、投资、净出口等总需求的组成部分看作彼此孤立的要素，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举例来说，2023年我国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是85.6%、25.8%、-11.4%。仅从数据看，净出口似乎“拖累”了经济增长，这显然是错误的。消费、投资、进口和出口都是国民经济循环不可或缺的环节，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不能从消费、投资等占总需求的比重片面评判其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性。

第二，错误地将发达国家或国际平均的需求结构作为评价中国经济的标准。首先，以中国消费率较低来断言中国“消费不足”，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事实的片面观察。不能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消费水平持续快速增长：1980-2023年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分别增长了10.5倍和16.6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和6.9%，远高于发达国家及国际平均的消费增速。其次，发达国家的需求结构本身存在问题，不应被视为参照标准。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和金融化转型，其国内资本积累缓慢，投资率下降。中国投资率较高，这主要是中国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遏制脱实向虚的结果。再次，以某种国际平均水平作为参照系，错误地假设国际平均水平就是一个最优水平。所谓“国际平均水平”是由高度异质化的国家平均而来。发达国家自身投资率低，但可以凭借国际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维持其较高的国民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所能控制的经济剩余较少，导致其投资率也比较低。所谓“国际平均水平”绝非值得我国参照的最佳标准。

第三，“中国过度储蓄论”不能成立。国际上流行的许多污蔑中国的话语陷阱都以中国消费过少、储蓄过多作为逻辑起点。例如，一些言论认为中国过多的储蓄流向了美国金融市场，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这是造成新世纪初美国房地产泡沫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些言论认为中国储蓄过多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于是中国向其他国家大量出口或输出产能，给其他国家造成失业、去工业化、“债务陷阱”等问题。所谓“过度储蓄”似乎成了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原罪”。从理论上说，消费与投资共同组成了总需求的主要部分，进而决定了国民收入；同时，国民收入在定义上是消费与储蓄之和，因此储蓄的多少主要反映了投资的多少。宏观经济当中的储蓄并不是家庭通过减少消费而刻意实现的结果，而是企业投资所引致的结果。换言之，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中国储蓄相对较多，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致力于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势必意味着中国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抛开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不谈而单纯谈论储蓄的多少，就会错把中国的“过度储蓄”当成引起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三驾马车”仅可作为一种对宏观经济的描述，但将其作为一种理解宏观经济运行及治理的思维范式，既不符合理论也不符合实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宏观经济运行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增长并非某种需求所拉动，而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要理解各种需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应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循环的系统性视角出发，作出合理的阐释。

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表面上看，消费是指居民家庭对生活资料的购买需求，投资是指企业为更新和扩大生产能力而对生产资料的购买需求，但消费与投资不只是两种需求。国民经济循环本质上是一国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消费与投资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系统中发挥重要功能、彼此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消费可以促进投资，投资也可以促进消费，从而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一） 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基本原理

1. 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来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投资是生产能力的更新和扩大，本质上从属于生产环节，因此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与生产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消费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投资为满足消费需要提供对象，并参与塑造消费方式、激发消费动力、培育消费能力。只有通过投资扩大社会生产能力，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不仅从量上来说是如此，从质上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说：“生产创造消费者。”生产者通过投资研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形成新产品的生产能力。一种重要新产品的推出，往往会开辟新的消费场景，提升人们的消费层级，激发新的消费动力，并引起人们对一系列互补性产品的消费。新产品的出现还会逐渐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塑造消费偏好，使人们主动培育消费特定产品所需的能力。

消费是投资的最终目的，消费为投资指引方向。投资的直接目的是更新和扩大生产能力，但新的生产能力必须最终被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才有存在的意义，与消费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投资只能是一种资源浪费。马克思说：“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从而也创造出投资的动力和方向；能够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领域往往就是潜在的投资领域。可见，消费与投资不是“三驾马车”思维范式下孤立的、可相互替代的两种需求，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动态的循环互动关系。

2. 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来看

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再生产所服从的根本目标，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也受到这一根本目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服从于剩余价值目标。资本主义企业总是试图提高自动化水平，摆脱劳动力对资本积累的约束，实现一种没有工人消费能力增长的资本积累。这种做法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却不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指出：“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与投资产生于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主义缺乏有效协调消费与投资的机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周期性爆发。

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曾设想过这样一种情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消费保持不变，机器的生产只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机器，投资完全脱离消费而增长，形成“投资的自我循环”。不难发现，杜冈所设想的这种情况即便可以出现，也会因如下三个问题而难以维持下去：其一，社会再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却停滞不前，这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其二，随着机器被用来生产更多的机器，生产资料部类的有机构成必然提高，平均利润率很可能趋于下降，资本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必然下降；其三，若要在平均利润率下降情况下保持投资，往往要求在土地、矿产等重要领域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从而形成了“资产泡沫与投资之间的循环”。资产泡沫的膨胀导致债务激增，随着债务增长到达极限，资产泡沫破裂，这种循环情况也就无法维持下去。

资本主义无法有效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关系，而社会主义可以有计划地协调二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信贷政策、消费政策等途径直接参与或间接调节经济活动，影响乃至决定消费与投资的规模和内容。消费不再以劳动力再生产所需为界限，消费的增长本身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再生产的根本目标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目标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和动力。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社会主义国家调节消费与投资，其本质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间进行权衡，妥善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地区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

3. 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来看

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庞大系统，也是一个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产品是在企业的配置和组织下由劳动者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商品，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依托于企业连续不断的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才能完成。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不断补偿和追加劳动力及生产资料，这意味着消费和投资必须从量和质上相互匹配。随着投资的进行，生产能力得以更新和扩大，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者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支出也会按一定比例增加。投资往往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新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力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劳动者家庭为再生产劳动力所进行的消费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涉及劳动力更新与发展的消费要相应改变。消费滞后于投资，势必导致新增的生产能力找不到合适的劳动力；消费适度领先于投资，才能为生产能力的更新与扩大创造必要的劳动力条件。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顺利实现，这意味着消费和投资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不仅要使消费和投资保持充足数量，也要使二者保持合理结构，以使各部类产品都能实现价值。在这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与消费、投资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充沛且比例适当的消费与投资是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同时，只有价值顺利实现，企业获得回流资金，才能进一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而引起进一步的消费与投资。因此，消费与投资通过实现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为自己开辟道路：当期的消费或投资可以引发未来的投资或消费，一个部门的消费或投资可以引发另一个部门的投资或消费，消费与投资因而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时空联系，为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创造可能。

消费与投资是社会再生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动态的循环互动关系。评价一个经济的内需结构是否合理，不能只看消费率或投资率，也不能简单以某种国际水平作为参照，而应基于消费与投资的内在联系，结合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根本目标，分析社会再生产系统的运行情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不仅揭示了消费与投资的复杂联系，也说明了消费与投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良性循环的可能性。这种良性循环，更容易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出现。

（二）生产力跃迁过程中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根据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等人的研究，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共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重大进步。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社会再生产系统得以重构，消费与投资之间旧的关系被打破，新的关系逐渐形成。分析生产力跃迁过程中消费与投资如何形成良性循环，对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新产业逐渐形成，新旧产业之间形成互动，引发大规模投资。首先，生产力的跃迁必然在能源、机械、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性部门出现革命性创新，催生出一系列新产业。许多新产业涉及新型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需要大量投资。其次，随着新产业的建立，新旧产业之间建立起供需联系，新产业的产品日益被旧产业用作生产资料，旧产业产生技术更新的必要，从而在旧产业内部形成投资热潮。再次，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廉价化，无论新旧产业都会游离出来一部分折旧基金和可变资本，为新旧产业的投资提供资金。马克思说：“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

但是，上述过程只是催生出“新产业投资与旧产业投资之间的循环”，如果任其发展，投资脱离消费，那么这一过程势必陷入“杜冈泡沫”的困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消费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不仅需要科技革命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而且要求生产关系作出重要调整，以形成充沛的社会消费力。马克思指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增多，这部分增多的使用价值量必须由更多的消费需求来实现；同时，随着新产品的出现，这些全新的使用价值就必须由新的、更高级的消费需求来消化。

如何形成充沛的社会消费力？如何为增多的产品尤其是新产品创造充足的消费需求？首先，必须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同步推动生产关系向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从而使人们对新的使用价值产生消费意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进步客观上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从而形成“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的扩大与丰富，往往只发生在少部分富裕阶层身上，或者是资本增加广告支出，营造消费主义环境，为大众制造出虚假需要。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使人们产生真正的需要，必须改革生产关系，使人们在工作中增强自主性，缩短工作时间，加强对新事物、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利用更多的自由时间广泛探索、增强交往、挖掘自身发展的可能性，成为具有丰富需求和全面能力的主体。

其次，必须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同步推动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使劳动者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不仅要求人们对新的使用价值产生真实需要，而且还要使人们拥有购买能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积累的增加，工资有可能短暂提高。“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有机构成的提高，机器替代活劳动，产业后备军增加，劳动者所得占新价值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分配，而分配取决于生产。要使劳动者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必须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改造生产过程，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工作岗位，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增强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能力和议价能力，从而使劳动者在分配关系中居于有利地位。

生产力的跃迁为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它并不会自动导致良性循环的出现。只有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同步调整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推动人的更加全面的发展，扩展人民大众的消费需要，增强人民大众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一良性循环从可能变为现实。

（三）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案例

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以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为例，说明消费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的条件。20世纪初，吸收利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亨利·福特在汽车生产中引入自动化流水线，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福特制不仅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为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奠定了物质基础。消费与投资的协同增长是“黄金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如表1所示，比较“黄金时期”与新自由主义时期可以发现，无论在两个时期的上升阶段抑或是下降阶段，“黄金时期”消费和投资增速均明显快于新自由主义时期。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在福特制生产方式建立之初，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产量急剧增长，但消费者的购买力却没有同步增长。工人阶级较低的收入极大限制了消费能力，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同时，流水线的引入也使不同产业间出现严重失衡；1923-1929年间，美国生产资料产出增长了50%，而整个工业生产仅增长了25%，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工人消费滞后，生产资料部类扩张过快，呈现“杜冈泡沫”的特征。

福特制本身包含着解决生产过剩问题的思路。流水线的出现并不是福特制的核心。实际上，早在19世纪的“美国生产体系”就已经出现了可互换部件、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雏形。福特制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相互匹配的新模式。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单位成本显著下降，汽车从奢侈品变为普通家庭可负担的大众化产品，激发了庞大的消费需求。同时，利润的增加使得企业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人工资。1914年1月5日，为应对工人流失率过高的问题，亨利·福特将日薪提高到5美元，高于当时工资水平一倍，显著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底特律的汽车行业竞相提高工资，使得庞大的汽车工人群体成为其产品的潜在顾客，带动了整个市场的需求。福特制的经营策略实际上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让产品廉价化、大众化，同时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解决销售市场狭隘的问题。消费不再依赖富裕阶层，而是在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同步提高工人收入，激发大众的消费需求。二战结束后，福特制的经营策略逐渐转化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模式。彼时，西方国家面临严重的生产过剩，在内外部受到政治压力，不得不在战后实行了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允许劳动者建立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维持充分就业，并给予劳动者较好的社会保障，提升劳动者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使劳动者群体有了更大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意愿。

随着福特制的扩散，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串联起一系列新产业。在这些新产业中，有的是主导产业的衍生产业，如汽车配送、维修和服务等；有的是主导产业的配套产业，如为汽车提供轮胎、制动器的产业，或为炼油厂提供油罐车、抽水机的产业；还有一些产业通过使用相似的生产技术及材料得到巨大发展，如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产业。庞大的产业链激发大规模投资热潮，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增加工人购买能力，从而促成了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正如调节学派学者所言，福特制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技术创新，更依赖于一种特定的“调节机制”，通过调整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了生产与需求、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中国调节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历史过程与系统思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消费与投资是社会再生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协调消费与投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看到消费与投资的相互联系，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在宏观经济治理中总体看待国民经济循环，统筹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因时因势调节消费与投资，充分体现出宏观调控的系统思维。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消费与投资关系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两大关系与此相关：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的产品用于积累，而轻工业、农业的产品主要用于消费；二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所分得的社会总产品主要用于积累，而个人分得的用于消费。毛泽东同志指出，建国之初，我国仍然要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得好，不仅有利于重工业的原材料供应与资金积累，还可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毛泽东同志还强调，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也应有所改进，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重点在于保持二者合理的比例。基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建国初期我国的积累和消费保持了较为合理的比例，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49-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加到349亿元，年均实际增长34.8%。“一五”时期（1953-1957年），我国工农业都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积累率为24.2%，消费率为75.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8%，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8%；职工平均工资增长42.8%，农民收入增长27.9%；人均居民消费实际增长22.8%。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正确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没有被坚持下去，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大跃进”时期，我国积累率达到了40%，1959年的积累率甚至高达43%。经过三年国民经济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才有所下降。“三五”时期（1966-1970年），积累率为26.3%，略高于“一五”时期。但到了“四五”时期（1971-1975年），积累率上升至33%，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再度失衡。

总体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呈现高积累、低消费模式。这一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作为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要满足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也要余出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并由国家和集体向人民提供福利保障，这是建国初期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之举。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充分说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基本前提。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消费与投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的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着力平衡优化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比例关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放开计划经济的管控，引入更加灵活的激励制度和市场机制，重塑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在农村，通过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和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显著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城市，通过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显著提高城镇职工工资及福利水平。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从“五五”时期（1976-1980年）的33.2%下降到“六五”时期（1981-1985年）的31.3%。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至36.5%，农业占比上升至28.9%，轻工业占比上升至34.6%。“七五”时期（1986-1990年）虽然积累率有所上升（从31.3%到33.9%），但整体来看商品供应更加丰富，消费市场空前活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3.4%。这一时期，国家加大对耐用消费品行业的投资，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走进千家万户，掀起排浪式消费热潮，围绕耐用消费品形成了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家更加注重通过政策引导，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以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家必须有一定积累，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企业也要有一定的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增强发展后劲。”经过一系列改革，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征日益明显。投资向出口制造业及相关能源、材料、交通等基础性部门倾斜，形成“出口与基础性部门投资之间的循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成熟定型，房地产开发形成的租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又促进了要素流动与人口聚集，推动了房地产发展，从而形成“房地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循环”。这一时期，我国劳动报酬虽增长明显，但落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内消费对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撑作用减弱。城乡、区域、阶层收入差距明显，极大限制了整体消费潜力的释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0%左右，但2002年后，投资率快速攀升，2006年前后甚至达到50%以上的历史高位。2008年以后，出口市场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牵连基础性部门，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因资产泡沫难以自我维系，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

（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消费与投资关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加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生态资源约束和结构转型压力增大，我国难以继续依赖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尤其是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补齐内需短板。

1. 供给侧与需求侧系统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一论述深刻揭示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我国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系统布局、协调配合，推动了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顺利转型。

在供给侧，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16年，钢铁行业退出落后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退出落后产能超过2.9亿吨。2013-2023年，我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产业结构逐步向中高端迈进，创新驱动取得显著进展。2013年以来，全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3.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3.7%。

在需求侧，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2020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主动应对，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同时，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供需联系，提出要形成供给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 消费端与投资端协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强调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发展格局下，投资活动主要围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服务于要素流动、生产聚集及国际贸易空间的营建；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附属地位，主要受投资与出口所引致的收入的影响，但对投资和出口的反向作用较弱。而在新发展格局下，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互动作用，以消费引领投资，以投资促进消费。

在消费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社保等政策全方位促进消费增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消费。促进消费方式创新，鼓励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基于场景的新型消费。以化妆品、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为代表的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扩容提质，以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为代表的场景类消费推陈出新，逐步实现了从基础消费向高品质消费、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的转变。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推动低碳化、智能化、服务化的新型消费品走进千家万户，间接加速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投资端与消费端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下协同共进，这种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有效促进了内需的扩大，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动能。

在投资端，国家引导资金向高效、绿色领域集中，加大对能源、环保、数字化等领域的投资，以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在能源领域，至2023年，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已增至27.2%。在交通运输领域，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高速铁路里程达到4.8万公里，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在数字经济领域，信息传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1.7%，5G网络、东数西算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消费端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的创造准备了条件。在房地产领域，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减轻居民购房负担，释放居民非住房消费需求。

3.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条件。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了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产生充沛的社会消费力，必须通过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改革，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保持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合理增长。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要避免技术进步导致大规模失业，要使新质生产力成为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源泉，使居民的消费能力与生产力的进步保持同步。进入新时代以来，劳动报酬份额合理回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GDP年均增速0.4个百分点，快于人均GDP年均增速0.9个百分点，为社会消费力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创造出大量投资和就业机会。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直接或间接提供更多优质、高效、智能、安全、环保的产品与服务，不仅更好满足消费需求，而且激发消费想象、创造消费场景、形成新的消费需要。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2023年末，我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6万个，服务业企业6.2万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291.6万个，从业人员3615.9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新的消费热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随着技术不断突破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崛起，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分别达到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节能、环保、智能化出行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传统汽车产业的更新迭代，带动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

五、结语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推进改革要坚持系统观念，宏观经济治理也要坚持系统观念。国民经济循环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全方位扩大内需，绝不仅仅是刺激消费和投资，而是要通过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必须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理念，科学认识和把握国民经济中的重大关系，因地制宜、因事施策，通过财政、货币、产业、就业、分配等政策的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繁荣发展。

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高新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