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和基本方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生产方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经济形态。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发展命题，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需要形成基于经济实践的学术体系和思想理论，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坚持科学的方法论，进而发现“典型事实”并系统准确地描述“典型事实”。同时，需要基于“典型事实”形成相应的学术概念和基本范畴，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和基本方法

（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生产方式

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争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而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规律和趋势。但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考察对象的“生产方式”存在严重分歧。因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的自然方式和社会方式的统一，因而政治经济学考察的生产方式究竟是生产的自然方式还是社会方式，或者说在将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考察对象时如何处理这两种意义上的生产方式的关系？由此产生了广泛探讨。事实上，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把政治经济学考察对象与方法作为统一体加以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考察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是发现和阐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进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机制，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目的上的建设性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存在的历史时代差异，就更加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史观有机统一起来，更加要求把社会主义生产的自然形式（生产力）与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因而要求：一是明确发展是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二是明确创新是第一动力，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体制保障和重要约束，不断深化改革是制度创新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重要的是要坚持发展和改革的统一，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三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构建，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性、多元性、竞争性、持续性及协调性等方面的要求相适应，既体现社会化大生产质态演进的进步性，又体现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所要求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的考察，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机制等的构建和完善，都必须以适应生产力特性为基础，并以是否真正推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为根本标准。经济基础是有机整体，生产关系各方面紧密相连、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作为生产关系集合的经济基础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

（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经济形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社会形态。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复杂的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考察生产关系，进而考察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第一，需要承认并尊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逻辑前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上层建筑及其完善，必须受经济基础的规定，同时以切实适应并服务经济基础为目的。第二，需要认识和探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规律性。上层建筑作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意识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积极地作用于经济基础。在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既不能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割裂开，也不能将两者的相互作用方式简单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等关系上，只是在回应何者为第一性时强调物质和存在的首要性和决定性，但不是片面、绝对、机械的，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能动辩证的关系。比如，国家权力具有上层建筑属性，但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国民经济，就形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定程度的具体统一。微观上，如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结构上，如国有经济、国有部门；宏观上，如国家规划、宏观治理等，都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统一的具体实现形式，并且这一具体实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比如，法律权力属于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是国家统治权力的重要体现，是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的对人们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秩序约束，但法律制度（法制），不等同于法治社会（法治）。可能法律供给质量和数量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无法可依或运用法律维持秩序的社会成本高昂，阻断人们运用法律的可能；可能社会法治精神匮乏，遵法守法的社会自觉不足，导致有法不依或特权凌驾于法权之上，进而在制度上形成权利与责任的严重失衡。要实现有效的法治，即真正有效地运用法律制度治理社会，尤其是运用法律充分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就需要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统一上将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治理协调起来，使法律的有效性、可行性切实建立在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客观要求基础之上（良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及利益关系矛盾治理具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特别关注法律制度与经济事实之间的联系（如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区别和联系等）。再比如，社会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内在约束力。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秩序要能够真正有效约束市场竞争行为，特别是克服和纠正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型进程中可能发生的道德秩序的失序状态，就需要：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加快推动源自传统农耕文明、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条件、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向适应现代工商文明、以市场契约关系为条件、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转变；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诚信”理念制度化建设，使道德秩序经济制度化，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制度和契约体系，从市场经济的成本和收益上，切实有效遏制失信和违约，进而推动市场竞争主体内在的诚信自觉。事实上，这也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视这种联系，既不能忽视社会道德精神对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还比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是具有上层建筑性质的范畴，执政党的权力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和规律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是我们在长期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并不断深化的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而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充分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积极能动作用，包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机统一基础上的内生力量，而不仅仅是作为外在于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特征，以及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统一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质疑和发现，因而需要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因为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质疑和发现，还需要批判和担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理论学说，而且是实践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需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发展命题，需要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导向，首先要求对何谓“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一）问题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什么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回应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之后，重点是阐释“新发展阶段”，即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经济问题。社会科学的重要特性在于其是历史的科学，这种历史性，首先体现为所要回应问题本身具有历史时代性。一方面，问题的提出具有历史性，即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时代性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和认识问题的条件具有历史性，即历史发展为解决相应的问题创造了时代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需要，基于发展本身创造的思想条件和实践条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历史新阶段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与问题时代性相联系的是历史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问题。就问题的实践性而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学说，特别是揭示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其实践性。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释的问题，必须是源自实践的真问题，而不能是脱离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伪问题；必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时代性的回应，而不是虚无主义的空洞抽象的学术阐释。同时，社会科学的实践性特征不仅体现在要直面社会实践性问题，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本身也为发现并解决问题创造了历史可能，问题提出的实践性本身，就包括解决问题的历史可能性，关键是需要真正深入实践、尊重实践，在实践中提出科学的质疑，发现真问题，并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阐释。另一方面，科学应当具有证实或证伪的属性。社会科学的证实或证伪，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历史实践，而不仅仅是理论逻辑上的自洽。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不仅在于这一伟大实践进程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问题，包含着极其深邃的实践创造，而且在于这一伟大实践创造的伟大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实践的成就是理论自信最深刻的基础。

正是这种深刻的实践性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便在于其民族性，或者说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特点，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源于具体经济发展实践，经济发展首先是各国家各民族本身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经济理论首先要回应并指导本民族本国家的经济实践需要，同时也只有首先解决、处理好本国经济问题才能对人类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其经济理论才能产生世界影响。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经济学的发展都存在一个从民族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实践首先是具体的，基于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首先是特殊的，普遍性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一般存在于具体中，真正产生世界影响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留下痕迹的，往往都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历史实践形成的理论，同时基于本国经济实践取得的成就对人类经济社会进步产生的贡献，赢得世界的尊重和普遍承认。各国经济发展及相应的理论在开放条件下存在相互借鉴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但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的借鉴，都是建立在明确主体性前提下的借鉴。英国古典经济学反映的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问题，其世界影响是基于英国产业革命带动的人类工业文明的变革，因而成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主流。当代美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基于美国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美国经济发展的领先性使其遇到的问题具有前沿性，因而其经济理论在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时代问题时更具引领性，使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具有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建立在中国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逐渐成为从民族走向世界的经济学说。

（二）问题的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谁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社会科学以社会为考察对象，而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阶级统治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的社会历史内涵，实际上是阶级利益的实现过程。这种阶级利益实现过程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发展的人民性的过程。因此，所谓问题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人民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只有明确要回答谁的问题，才能从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上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

从经济思想史演进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早期的经济思想，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适应资本利益要求，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和长期化。就其主要内容的演变而言，从价值理论的争辩到均衡价格的讨论，实际上始终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一是为什么要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二是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性和有效性。根本问题在于，这种正义性有效性，首先是对谁而言的正义和有效？显然是指对资本利益而言，这就是其经济理论的主体性。

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多的奋斗历程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回应的时代问题，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同历史条件下需要回应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问题的进程，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问题的探索过程。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引领和理论创新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形成基于经济实践的学术体系和思想理论，而其中思想引领和理论创新又是基础。也就是说首先要提炼对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回应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判断，然后再根据其思想理论的内在逻辑，构建整个学科的学术体系。

（一）思想的凝练和理论的抽象，基础在于发现“典型事实”，并系统准确地描述“典型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发现并剖析实践中的“典型事实”，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典型事实”，是指既具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特殊性，又具有推动人类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普遍意义的历史实践活动。明确并提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概括和阐释中国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和思想理论的基础。理论创新能否体现问题导向，首先在于能否发现并阐释“典型事实”。这种“典型事实”至少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必然是民族的，即发生在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时代命题，因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必然是历史的，即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产生和解决的社会条件都具有历史性。同时，所谓“典型事实”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为重要和深刻影响，同时具有深远和广泛的世界意义的“事实”。

在发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系统描述和阐述“典型事实”。系统描述和阐释不仅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把“事实”本身的全部面貌描述清晰，而且要将“典型事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本问题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动因阐释清楚。一方面，从实践发展史上讲清为什么会有这一基本问题和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实践。另一方面，从广泛的国际比较中概括“典型事实”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

（二）“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阐释，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坚持科学的方法论

发现“典型事实”，首先要明确站在怎样的立场、采取怎样的价值取向去辨析何为“典型事实”。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重要的便在于学者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直接影响甚至规定其学术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阐释，更需要确立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经济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质态，这种历史方位和发展状态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制度和体制上仍处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有显著差异，因而其重要特征和内在趋势在许多方面仍未充分展现，需要在正确的历史观基础上，运用科学的发展的方法，这样才可能真正洞察，进而真正捕捉切实体现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典型事实”。显然，这就要求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就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而言，所谓“典型事实”的发现和描述，一方面，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认识“典型事实”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同时，这种进步性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典型事实”的发现和描述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某种事物的存在，而是对事物的历史选择。另一方面，需要从“两个结合”的深入探索中认识“典型事实”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集中体现为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代问题、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选择，以客观实践为依据，这种实践性具有深邃的历史动因和相应的发展条件，进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可能性和必然性。“典型事实”应当是这种进步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步性是对“典型事实”的性质和标准的概括，并以客观性为基础；客观性是对“典型事实”的发展意义和实现可能的阐述，并以进步性为价值取向和选择标准。

基于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最大的“富矿”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的经济发展实践，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党的创新理论。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深化并取得新拓展，比如：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关于现代企业制度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关于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发展的理论，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稳中求进总基调的理论，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理论，关于宏观经济治理与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的理论，关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关于新质生产力理论，等等。

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和历史性成就的“典型事实”，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引领。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思想引领，一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和理论，而且是实践和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拓展，更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因而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宗旨、目标、理念、方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为深刻的实践性和思想性。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并不断取得新成就，重要在于党的创新理论指引，理论自信最坚实的基础在于实践中取得的历史性发展，因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三是党的创新理论是在“两个结合”新的历史性飞跃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作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深刻阐释，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探索形成的普遍共识的高度凝练。在思想史上，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开始成为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为发端。在学术探讨上，我国理论界的争辩包括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讨论逐渐形成科学共识，是以党在理论和政策上的系统集成为标志的。尽管这种系统集成的共识也曾出现过失误和偏差，但一方面，作为党在理论和政策上的主流认识，总体而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共识度；另一方面，对科学的探索，尤其是社会科学问题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约束的，历史虽然提出问题并给出解释问题的可能，但也会使人们的认识受到历史局限。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探索的科学追求从未停止过，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因而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基础，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和逻辑结构

在发现“典型事实”、提炼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构建学术体系，形成逻辑结构，以揭示“典型事实”、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动因。

（一）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需要基于“典型事实”形成相应的学术概念和基本范畴

构建学术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现和描述典型事实，也不能停留在形成基本观点和思想批判，还需要进行深入凝练，首先需要形成相应的学术概念和基本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构建学术体系必需的基本学术元素和思想符号，即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在经济思想史上，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批判性继承十分突出。尽管在整体的经济学说体系上，不同历史形态下反映不同阶级利益要求的经济理论具有根本对立和整体性否定的特点，但在经济学基本概念和范畴上，作为开展理论讨论的学术思想表达符号具有较大程度上的继承性。比如，经济、管理、生产、劳动、产业、资本、企业、企业家等许多术语，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就已经被思想家提出。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术语上也是大量运用了包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以往经济思想的成果，诸如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市场、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成本等，但在这种继承性使用术语过程中也都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运用反映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的经济思想和术语时，对这些术语的内涵也曾进行过批判性重构，赋予其新的含义，以适应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瑟诺芬时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是不适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进行了深刻的术语革命，特别是创新性提出了虽然为数不多但极具革命性意义的学术概念和思想范畴。作为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在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整个经济学说的体系上，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是根本对立的，要创立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在概念范畴上完全依赖运用已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语是不可能达成的。马克思创造了诸如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格、劳动力商品、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地租与相对地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最重要的剩余价值等崭新的概念和学术范畴。事实上，真正能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得以成立，并根本不同于以往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的重要学术术语基础，在于术语革命形成的成果。这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成为支持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科学理论体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创造着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历史性命题，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蕴含着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其丰富的素材。基于对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探索，党的创新理论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特别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为经济发展实践提供行动指南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思想引领。我们要在这一思想引领下，形成学理化、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其中首先便是要凝练抽象出新的学术概念和思想范畴。一方面，需要借鉴已有的经济学知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另一方面，要更注重从实践与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中提炼学术范畴和概念，这正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突出特点。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三权分置、民营经济、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等，都是源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典型事实”形成的具有概念和范畴性的学术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二）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本方法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目的在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时代规律。因而，在逻辑结构上，第一，要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核心是考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考察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及其构成的制度特征；考察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动因，以及改革和完善进程的历史特点；考察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方式。重点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客观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建立在保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基础上，需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特点及发展变化上，说明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第二，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动态实现过程，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利益要求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实现，这就需要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特征和运行机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农户等，考察其构成和市场竞争行为特点、目标和行为准则等；需要深入分析约束市场微观竞争主体的市场制度条件，即分析市场竞争秩序，尤其是价格制度和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需要深入分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及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特点，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在制度和体制上的特性及优势。从而使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静态考察与动态分析，对基本经济制度微观经济体现和宏观经济作用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能动作用的制度分析等各方面，形成有机统一。第三，需要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实践特征。另一方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中实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经济结构质态演进、区域城乡结构二元性的克服、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的转变等。重点在于阐释发展对制度的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对发展的作用，分析制度与发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分析形成发展的制度动因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经济体制机制的深刻要求。第四，需要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型经济关系。一方面，需要深入探索我国作为大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发展格局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改革要求，分析在新发展阶段改革、发展、开放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历史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特别要分析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如何与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流的世界经济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形成不同制度不同国情的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程中，如何实现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的历史性跨越等问题。阐释如何以开放的文明互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迷思。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纵横（2025年第9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