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前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后者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机械体。这两种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在现阶段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问题。市场经济运行原理是中西方经济学的交叉点。在新时代，我们应当对西方经济学实施“剔除术”、“整形术”和“移植术”，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正确地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服务，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服务。

中国经济学在现阶段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植根并成长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块土壤。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种子主要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其营养一部分来自西方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

本文以下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关系，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交叉点，第三部分讨论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市场经济学。经济学是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独立学科的。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前并没有成体系的经济学或经济理论，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学这门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都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观察对象和研究对象的，都是市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或研究市场经济涉及两类基本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第二类问题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学或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这两类基本问题的关注度不同，因而研究的重点不同。自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第一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第二类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也有研究第二类问题的，即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非主流派，例如新、老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老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研究第一类问题的内容，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价格与供求关系的论述，关于市场竞争与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论述，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论述，等。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是研究第二类问题，即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即这种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目的是找出这个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以及它又要被另一个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内生力量。

研究第一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是牛顿力学的思维和方法，他们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认为市场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不同市场、不同主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写道：“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来协调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数十亿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能解决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部机器，所以他们主要关注市场经济的两种状态：非均衡（失衡）与均衡。自亚当·斯密开始，均衡就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也是经济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标志。西方主流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单个市场和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单个市场和经济由失衡走向均衡的机制和过程，单个市场和经济实现均衡的条件，以及单个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动力和机制。

研究第二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思维和方法，他们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由细胞（马克思认为是商品）和器官（例如工厂）构成，这些细胞、器官乃至于整个有机体都是发展演化的。马克思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为唯物辩证法，他用唯物辩证法这把解剖刀来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有机体的全部秘密就隐藏在它的商品细胞内部，这就是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内在矛盾。恩格斯在概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时指出：“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事实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两种状态：演化（发展）与突变（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解剖商品细胞开始，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有机体产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动因和机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视角不同，研究的问题重点不同，是因为这两大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其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经济运动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要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这个研究对象的出发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物品和资源的稀缺性，而人类的需要又具有无穷多样性，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物品和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需要的无穷多样性的矛盾，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认稀缺性是一种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这个研究目的用数学语言来解释就是：在约束条件下（稀缺性和其他约束条件）求解函数极值的条件，也就是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条件。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部机器，所以它还关注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源泉和传导机制。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经济学中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涵盖前述的市场经济的两类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异同点和二者关系，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和政府分别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实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研究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还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特性（包括其优越性）为何和如何影响或改变了个人、企业和政府行为从而作用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何和如何会促进生产力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关注重点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既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它理应是一种市场经济学，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因此，中国经济学也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相接近——虽然中国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但是都要研究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性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的”，是“社会主义的”，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是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联系中国经济实际，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揭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经济学。所以，中国经济学应当是在融通了三种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基础上经过创新成长起来的经济学。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学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因此，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制度”，又要研究“市场经济运行”，不过，在“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之前都要加上“中国”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限定词。

二、市场经济运行原理——中西方经济学的交叉点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的问题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成果丰硕，虽然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部分主要探讨在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可以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借用什么。

本文第一部分说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一类问题的。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机制运行的动力源泉，市场机制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什么是有效率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为什么优于其他资源配置体制，市场机制有效率配置资源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等一系列问题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原理。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认为，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善”。那么，怎么做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正是个人这种要求改善的愿望塑造了人们勤劳、节俭、上进、积累的品质，推动人们去从事劳动、投资、冒险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利行为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初始动因和基本动因，这种动因又进一步凝聚成为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原动力，从而推动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每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国富论》中下面的这段话经常被人们引用，它成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经典表述。斯密指出：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这里阐述的就是市场经济运行原理。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明，在市场经济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具有同方向的一致性。但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可能只是理论分析的结果或逻辑推理的结果，不一定是现实的结果，仅仅建立在个人自利动机上的社会有可能演变成唯利是图和损人利己的社会。因此，斯密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健康发展需要竞争和法治。斯密认识到，自由竞争的好处之一是长期内使商品的自然价格等于其市场价格，商品的供给量与其有效需求相等。“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等，或大致相同。所以，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价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价格售出。各商人之间的竞争使他们都能接受这价格，但不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是指受经济社会一般状况支配的平均的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所构成的商品的价格，这种自然价格相当于商品的价值。所以在自由竞争下不可能出现垄断性高价。但是，这种平均率（或自然率）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即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斯密写道：能提供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价格，“虽然未必是一般商人出卖货物的最低价格，但却是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肯出卖的最低价格，至少在有绝对自由即各人能随意变更职业的地方，情形是如此”。斯密进一步认为，个人的自利动机和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在斯密看来，资源在不同用途中配置也好，生产成果（财富）在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也好，都受自利和竞争的同一规律支配。因此，个人的动机和行为看起来是自发的，市场活动看起来是混乱的、杂乱无章的，实则是有内在秩序的，因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个人的自利动机是出于人的本性，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必然导致竞争。但是竞争如果没有必要的、恰当的约束，有可能是恶性竞争，有可能是尔虞讹诈，有可能是强取豪夺。如何保证自利动机及其逐利竞争转换成财富增长的动力并增进社会利益呢？斯密认为这就是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法治，特别是保证个人的劳动成果与其贡献相匹配的产权制度，这种制度降低了人们努力（劳动、投资、发明、创新、冒险）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斯密写道：“英国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

斯密进一步指出，为了人民现在和未来的幸福，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种符合人民需要的、人民赞成的制度。“对于现世生活的维持，以及对于来世生活的幸福，人民是那么关心，政府因此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共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斯密的答案是完全废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自然自由制度。“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简单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斯密认为，就目前的人类智慧或知识来说，政府（君主）无法恰当地履行这种义务；政府如果要履行这种义务，极易陷入错误。那如何界定政府的义务（职能）呢？斯密指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政府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

斯密描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可以用下列简图表示。

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原理简图

生活在20世纪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则通过对市场机制功能的界定阐述了市场经济运行原理。他在“市场机制与中央经济计划”一文中把市场（价格）机制概括为三种功能：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分配收入。

传递信息的功能是指产品（或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是一种信号，它传递着有关这些产品和要素的偏好、资源稀缺性（或可获得性）、生产可能性和供求状况的信息。产品和要素之所以有价格，就是因为它们是稀缺的或生产它们的资源是稀缺的；稀缺程度越高，生产它们越困难（生产可能性越小），它们的价格就会越高；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生产者对某种要素或资源的偏好越强，它们的价格就越高；一种产品或要素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会上涨，而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会下降。

提供激励的功能是指市场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促使经济当事人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并将可用的资源用于价值最高的用途。市场经济通行的是“按贡献分配”的分配制度，一个人的贡献越大，他获得的报酬（收入）就越多，这会激励人们多干活，干好活。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竞争经济，同一个市场上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按相同的价格出售，因此，谁的生产成本最低，谁的利润就越大，这就会激励企业去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和改进管理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研发新产品。所有的个人和企业都这样做，就会促进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分配收入的功能是指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在社会生产成果（产出）中谁得到什么和得到多少。在市场交易结束后，产品价格形成了它的生产者的收入，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了这些要素供给者的收入，这些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总产出中可以占有什么，占有多少。

市场机制这三种功能的关系是：价格之所以向人们提供激励，是因为它被用来分配收入，而个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的收入与其贡献挂钩，自然激励人们去关注价格所传递的信息，激励人们努力降低成本。这就是市场机制为什么是一种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原因。

弗里德里奇·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许多方面是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他从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视角论述了市场经济运行原理——一个分散而非集中的经济体系为什么是有秩序的和有效率的。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不只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如何配置既定的或禀赋的资源的问题，因而也就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均衡分析或最大化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问题。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分散的，并且这种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这种知识类似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界定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那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著名论文中指出，认为计划经济可以通过经济运算解决最优化问题的逻辑前提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即计划者或某个中央机构；而事实是，“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因此，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或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科学知识并不能够概括全部知识，例如有关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有掌握它们的个人才知道，才会利用。例如，一个人所掌握的技巧，一个人的领悟能力，一个人的偏好，一个人对他所在市场情况的感悟和对市场前景的预期、判断，等，只有他自己清楚。从这方面来看，“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具有某种优势——每个人都掌握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能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时，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这些分散的、个人性质的知识“是无法进行统计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中央计划机构也“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而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如何快速适应变化的问题，因此，结论是“最终决定应该由熟悉这些环境的人来做”。也就是分散决策，而不是由某个中央机构来集中或统一决策。也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分权来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今天知道，哈耶克所说的这种分权决策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由于个人掌握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处在某个时点的个人又不能仅仅依据他有限的、对周围环境直接的了解来做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更多能让他的决策适应经济变化宏观规律的信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哈耶克的回答是：市场价格机制！“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机制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动。”价格机制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价格体系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机制，交流信息是价格体系的真正功能。价格越富有弹性，这种功能就越发挥得好。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反映在价格上的变化才能为单个生产者所了解。“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的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

中国正在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还是一种市场经济体制——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机构来配置的。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运行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点或共同特征。因此，西方经济学阐释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原理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原理的一部分。不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还有自己的特色，不完全和西方市场经济相同，这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主体只有消费者（也是生产要素供给者）和生产者（企业或厂商）这种“两主体”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源配置是“三主体”——消费者、生产者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兴建开发区、高新区和各种形式的政策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旧城翻新改造、城市化建设等途径直接进行资源配置，成为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40多年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功不可没。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凡是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地方政府作为大作为好的地方。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大力作为，就没有中国经济的40多年高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为何和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研究“为何和如何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运行原理系统地阐释了“为何和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个原理中的许多内容是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直接借用的。

对于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西方经济学家所阐释的市场经济运行原理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回答“为何和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而且给我们“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启示有：（1）由一个中央机构来集中配置资源满足社会需要的思路可能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客观上做不到，做不好，因为这个中央机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并有效利用那些分散的、个人掌握的信息，而正确的决策必须依赖于必要且足够的信息。（2）市场价格机制要发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分配收入的功能，这些价格信号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扭曲的，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定的。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充分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过程才能够形成。这就提示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市场化，使市场成为充分竞争的市场。（3）尊重并保护个人的自利动机。“自利”不等于“自私”。在任何社会，理性的个人都有改善自己境况的愿望，安于现状不图改善的人似乎没有。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改善，增进自己的利益，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愿望或需要是正常正当无可非议的行为，理应受到社会的认同和鼓励。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初始动力来源于个人为改善自身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没有这些努力，经济和社会就没有活力。不为个人利益而“无私奉献”在某些时候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存在的，也是值得倡导的。但是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无私奉献似乎是不现实的。没有利益目标，个人努力就没有了方向；否定个人利益，实际上就否定了人们的积极性的源泉，个人就失去了干劲，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大锅饭”体制和大跃进年代的“农村大食堂”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个道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应当尊重并保护个人的自利动机和个人利益，而且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保护和促进个人自利动机和个人利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告诫共产党领导者的话，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或需要就会空洞化抽象化。作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需要当然也包括他对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的追求。但是，一切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都应是个人利益的集中反映和集中体现，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也无法替代个人利益，不存在与个人利益无关或背离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4）在市场经济社会，一条通行的原则是，只要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决策、自由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而不是集权经济或垄断经济的本意。自由选择、自由决策和自由行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自由施加人为和自然的障碍无疑会束缚人们的手脚，会限制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放权让利”开始。“让利”实质上就是承认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是尊重个人利益；“放权”就是解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个人和企业自由选择、自由决策和自由行动的制度约束和人为限制，就是把计划经济下政府所做的事情交还给个人和企业，交还给市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放权让利不断扩大、不断深化，近几年我国实行的政府“放管服”改革实际上是“放权让利”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40多年的高增长，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而个人和企业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又是随着不断放权让利、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不断提高的结果。经济活动自由度提高又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5）竞争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机制，竞争程度与经济效率高低正相关。而有效竞争或充分竞争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和资源的自由流动，是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这就给我们提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和方向，这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减少阻碍产品、资源、人才和技术自由流动的障碍，提高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和市场竞争程度。（6）如前面的市场经济运行原理简图所示，要使“看不见的手”能够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向社会利益增进，必须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体制和相应的道德规范。这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制度创新，并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和道德规范来替代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理念和道德规范。

我们说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为止配置资源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但不等于说市场机制是一种万能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失业群体）的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拜物教，劳动异化，穷富向两极分化，……。这些弊端，有些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特性的，有些则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联系在一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不能解决充分就业和分配不公这两大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显著弊端。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很难解决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结构大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失衡和经济波动——我们看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重大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变革和转型的结果使得新的制度与技术革命产生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很难快速应对大的外部冲击对一国经济造成的失衡失速，例如战争，大规模自然灾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2019-2020年冬春季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冲击。在经济出现重大结构失衡和经济大衰退时，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来解决失衡和复苏经济，可能周期很长，代价很大，甚至社会成员可能无法承受经济失衡和衰退带来的痛苦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经济崩溃。市场机制自发运行也很难解决资源的代际优化配置，很难解决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法自己创造和创建一个赖以正常、有效运行的制度框架。这就需要改革。改革一个制度和创新一个制度，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过程，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市场问题。因此，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协调好、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既是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要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三、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是一个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是“以批判为主”。在这个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了，思想也逐步解放了，但是改革主要还是在农村，对外开放主要还限于开放物质产品（产品、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市场，思想解放的内容主要还限于破除“两个凡是”，对外国精神产品（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还保持高度警惕。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看法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本家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进行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因而我们从整体上应当否定它，批判它，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不过其中的个别概念、个别方法可以为我们借鉴，个别理论可以供我们参考。在这个阶段，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研究不多，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主要是批判和评论。

第二阶段，大体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是“评论与借鉴相结合”。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分界线是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开启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征程，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个阶段，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中国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所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强调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庸俗性为主转向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庸俗性和有用性。庸俗性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有用性是指西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阐释，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概括，所以其中有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借鉴、吸收和采用的内容。在第二阶段，中国学术界在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过程中大量介绍、研究和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同时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建立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宏观调控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是“以应用为主”。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分界线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由于思想再一次大解放，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更高阶段，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在这个阶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还存在争论，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虽然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它主要还是一种市场经济学；我们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我所用，至于不适合中国的内容，我们把它们舍弃掉或指出来就可以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越来越多地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也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提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者主张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提法，不要再用“西方经济学”的提法。

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总体态度的发展变化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节拍的，是和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的，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还是存在分歧的，有些观点还是尖锐对立的。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态度是仍然坚持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服务，是具有辩护性的、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需要否定它，批判它。第二种态度是完全肯定西方经济学。这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和数学、物理学一样，是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经济学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普适真理，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第三种态度认为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或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适合于中国，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或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则不适合中国。这些学者有选择性地肯定和否定西方经济学。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同时认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无用甚至有害；有学者推崇新古典经济学，否定新古典学派以外的其他西方经济学；有学者偏爱以诺斯和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学者欣赏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还一些学者笃信演化经济学、李斯特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第四种态度是主张首先要系统研究西方经济学，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来分析并运用西方经济学。这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由于中国国情（制度、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因此，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既不能一概否定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不顾中国的国情和条件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

我是第四种态度的主要主张者之一。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何和如何借用西方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我们应当对西方经济学实施“剔除术”、“整形术”和“移植术”这样三种手术，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正确地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服务，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服务。

所谓剔除术，是指祛除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内容，那些含有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倾向性和利益偏向性的内容。例如，“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集中体现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虽然它总体上是倡导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要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与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相吻合，但是其中的有些内容（主张或改革举措）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的，有些则与我们中国的改革取向和改革目标相悖。“华盛顿共识”总共提出了10条改革举措，其中一条是“使国有（营）企业私有化（privatizing enterprises run by the state）”，这个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目标取向。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保险公司）全部私有化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西方经济学中诸如此类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是需要加以剔除的。

所谓整形术，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理论虽然对中国有用，但是需要进行改造或修整，不宜直接套用。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和企业（厂商）是指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而我们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既有私人投资，也有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中国经济中的企业既有私人企业，又有国有企业。显然，我们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投资函数理论和企业（厂商）理论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和最优化条件（均衡条件），因为国有投资的目标函数和这个函数中的自变量不完全等同于私人投资。类似地，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的约束条件和所要实现的目标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东欧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软预算约束”概念，用来说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不同，从而这两类企业的行为不同，生产经营效果不同。

所谓移植术，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和理论（模型）可以直接拿来用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主要是阐释市场经济的共性或一般性问题的，它们与制度特性和价值观没有多少关系，这些理论可以看作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跟踪研究所积累的积极成果，是市场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例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概括的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就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成果。这些积极的成果还有：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边际原则（原理），国民收入核算原理和方法，乘数原理，总需求管理理论（中国学术界称作“三驾马车”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在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时可以用，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也可以用。

本文刊发于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