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开启“十五五”规划这一新的规划周期的准备之年。在这一关键年份，需要在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启动并推进“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按照既定安排，“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于2025年全年持续推进。年初即成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的规划建议文件起草组，正式启动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党中央通过调查研究、专题调研、系列座谈会以及党内外和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汇集各方面意见建议，进行反复论证和充实内容。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多次审议修改后，形成了提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建议》，并在全会上审议通过。在此基础上，“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在2026年正式出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将由此进入“十五五”时期。

在此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和“十五五”规划进行系统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加以呈现和讨论。一方面，主要综述从制度层面考察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定位、分析其在宏观调控和长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及其重要意义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综述围绕“十五五”规划若干重要问题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关于“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背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以及“十五五”规划的主题主线、核心任务，以及在编制与落实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等重要问题的相关研究。在综述基础上，本文将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体评价，并对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

一、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和重要作用

（一）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的制度演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主要参照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践，以中央计划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形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五年计划作为中长期计划，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主要任务，起到确定国民经济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以及发展速度和重大比例关系的作用。从1953年开始实施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编制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探索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结合的经济运行和治理体制，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而如何改革和重塑“计划体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中的关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计划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范围和职能，提出：“计划工作的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计划工作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把重点放到中长期计划上，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运用。”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将计划置于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位置，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与此相应的是，200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从2006年“十一五”开始，将“五年计划”的提法改为 “五年规划”，更加体现了指导性、战略性、灵活性，反映了我国计划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深刻变化。

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制度进入成熟时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日益显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指出：“以规划引领经济发展，不仅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发展规划的功能及对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要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即五年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健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不仅是我们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民行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所在。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已经成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从健全国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和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等角度出发，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202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将提请于2026年3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制定和实施，将我国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成熟做法上升固定为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国家发展规划的实施保障机制，为在法治轨道上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更好发挥其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五年规划的起草工作，不仅亲自担任了“十三五”、“十四五”和“十五五”三个五年规划中央建议稿起草组的组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五年规划工作，并且在中央全会审议建议稿时亲自对建议稿进行说明，还在会后向全党主要领导干部进行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在我国经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制度优势作出了高瞻远瞩、内容丰富的阐释、概括和总结，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治理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2025年4月30日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认真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重要地位作用的重要论述，是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面。对此，政治经济学界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将文献刊发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十四五”以来，以期较为全面地反映该领域研究的状况。

（二）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作为党领导经济工作重要方式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从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出发，强调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党进行战略谋划、统筹全局和把握方向的重要工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发展规划进行治国理政，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

第一，从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流程看，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张宇、张晨概括认为，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是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这体现在，五年规划的制定，先由党中央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并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根据党中央的建议起草五年规划纲要，经由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后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发展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向社会公布并正式施行。

第二，从国家发展规划制度与党领导经济工作之间的内在关系看，国家发展规划是落实党的中心任务和使命的制度中介。林木西以“中长期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为题论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规划理念、规划方法和规划内容等方面做出的创新和发展。作者从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相互衔接、相互作用和中长期规划的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两个维度，概括了中国特色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度的特点。林光彬、徐振江等指出，国家发展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所遵循的国家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原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应用系统思维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凝聚社会共识，立足整体、协同、开放，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姜佳莹、胡鞍钢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主义，而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治理手段。杨俊具体讨论了党的领导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分别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发展、安全和稳定的统一；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资源要素跨周期合理有效配置，高效动员全社会资源确保目标完成。彭斌、庞欣提出，五年规划既是党运用国家领导权带领人民自主确立和统筹规划国家发展的目标体系，也是一种目标治理模式，这种目标治理体系取得优良绩效的关键在于，党集中统一的体制、协调衔接的国家制度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使中国具备强大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能够统筹实施共识型决策、系统性执行、全周期评估、多元化监督和动态化调适。罗峰提出，通过规划来治理国家，不仅能发挥出执政党引领国家发展的强大组织优势，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有助于有效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第三，在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相结合的重要领导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李海青认为，坚持问计于民不仅仅是一个了解民情民意、吸纳群众智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人民感受到自身价值，唤起人民热情、激发人民力量的过程。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在民主基础上有效集中的原则和人民主体地位。杨俊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核心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党先进性的保持和发挥，这集中体现在党能够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必须建立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因此必须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韩强认为，规划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一项重要制度，即规划治党。他把规划治党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规划治党是指党通过明确自身的使命任务、发展目标，并制定相应举措以管党治党，而狭义的规划治党是指党通过制定规范的五年及中长期规划用来管党治党，这一规划治党制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独有特色，而且独具优势。

（三）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对此，学者们对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结合的具体制度形式，在资源配置、发展导向、宏观调控中发挥着的独特作用进行了研究。陈亚军指出，国家发展规划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全社会的行动纲领、政府履行职责的依据和约束社会行为的“第二准则”三大功能，是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制度保障。林光彬、徐振江从国家生产职能的视角出发，认为五年规划是国家发挥生产职能和公共职能的一种重要体现，国家以总协调人的身份，通过制定一脉相承的中长期规划，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总目标，把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放在第一位，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奇迹。任保平、辛伟将国家发展规划理解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认为国家发展规划以持续动态调整的具体任务明确现代化发展目标、以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引导地区现代化发展、以厘清发展思路确保现代化发展道路行稳致远。武力、李扬提出，五年规划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政府随着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不断健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形成了以五年规划及远景目标规划为引领，由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共同组成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展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沈坤荣、王灿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国家发展规划主要阐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发挥着明确政府工作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方向、引导经营主体行为的关键作用，能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协同、总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互促，持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引领中国经济增长。郭旭红、武力关注到了五年计划（规划）指标变化的重要意义，指出：五年计划（规划）指标演变体现为由以经济类指标为主向以公共事务类指标为主转变、以约束性指标为主向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相结合转变、重点增加了民生指标和生态环境指标，这些变化反映了规划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优势。

此外，一些政治学学者对国家发展规划的治理优势进行了解读，也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殷冬水、周光辉认为，国家五年规划发挥了指引国家发展方向、明确国家发展重点、协调国家发展关系、优化国家发展资源配置的功能；具体机制上，五年规划通过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将国家发展方向和目标指标化、发展构想和蓝图具体化，使得人民群众可以用具体指标和政策效果来评价政府治理的质量，衡量国家兑现承诺的程度，将市场经济释放出的民众创造和发展的活力引导到正确道路上的作用，实现了活力与合力的有机结合。唐亚林、钱坤则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下，比较了苏联指令性计划、日本指导性计划和法国指示性计划等规划的经验教训，发现规划治国的成功奥秘在于有效平衡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保持规划的适应性、连续性以及执行效能。当代中国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战略理念引领 - 发展共识塑造 - 发展规划部署 - 执行方案落实”的规划治国发展框架及确保其有效运行的体制机制体系，其基本经验在于：一个具备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使命型政党，通过参与式、共识型的开放性规划，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引领后发大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郁建兴等提出，五年规划持续发挥积极作用的核心机制在于其在稳定与调适间形成了制度平衡：五年规划通过适切的周期设定、统筹兼顾的目标体系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执行机制，从而有效保持国家治理目标的稳定性、可实现性与可预期性。李瑞昌认为，我国五年规划是独特的国家治理现象，吸收了战略管理、政策过程等经典理论，突破了传统计划理论的局限，超越了自由市场调节理论的狭隘，形成体系化规划引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上述研究为理解国家发展规划如何嵌入中国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

（四）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在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学术界围绕这一重要论述进行了研究。张宇、张晨论证了国家发展规划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首要位置，概括了其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作用：一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连续稳定实施的重要保障，国家总体战略、长期远景规划、中期发展规划（五年规划）、短期年度计划形成的统一体系相互衔接配套，保持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二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凝聚全社会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的重要载体，每个五年发展规划都提出了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和指标，有利于凝聚共识，引导全社会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对有关部门和地方具有很强的导向、激励、督促、考核作用；三是向市场主体阐明了国家在规划期内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安排，从而引导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推动各种资源向社会共同认定的方向配置和投入，有利于实现协同效应、规模效应，促进社会总体目标达成。

付一婷等认为，由“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的升级，核心前提就在于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宏观经济治理”之所以成立，正是由于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从而统领财政、货币、产业、价格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形成统一的治理体系。史育龙提出，国家发展规划是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对制定各类政策具有宏观指导性和统筹性，财政、货币、产业、价格等政策要依据规划目标要求和发展形势，合理确定政策取向，围绕落实国家发展规划协同发力。黄群慧、 周倩将坚持将国家发展规划作为战略导向作为新时代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特点，认为通过国家战略规划引领经济有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发展规划统一思想和方向，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阶段性任务，有效衔接了经济短期运行与中长期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引领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韩喜平、雷书天分析了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发挥的内在机制，认为国家发展规划在规范目标路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安全水平和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核心指引，其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特征构成了战略导向作用。具体地，申现杰研究了国家发展规划与财政政策关系的历史演变，认为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对二者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提出“国务院财政部门要编制与国家发展规划相匹配的财政规划，更好服务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要求”；从 2016 起开始，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以五年发展规划为依据分别编制三年滚动中期财政规划与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分别建立财政项目库与投资项目库，集中预算财力并引导社会资金对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与重点工程予以优先保障，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既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重大工程与重点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又对年度预算和年度计划制定起到了较好的引导、约束作用，增强了规划实施责任主体履行职责能力，健全了国家发展规划对财政政策的引导机制，也强化了规划实施的财力保障水平。这一国家发展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但遗憾的是，针对国家发展规划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较为鲜见，值得拓展研究。

国家发展规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中发挥了战略导向和引领的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好国家发展规划这一法宝，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学者们围绕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必须坚持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指导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编制落实。顾海良指出，从“十三五”到“十五五”这三个五年规划的谋划过程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创新和学理跃升上的非凡成就，例如，“十三五”规划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问题导向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发展理念成为根本理念及实际方略；“十四五”规划以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为问题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指导理念。赵学军概括了编制与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下，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从全球视野谋划五年规划，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准确把握历史方位，确定中长期重大建设任务；运用统筹兼顾、系统集成等科学方法编制五年规划。其次，要健全国家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增强国家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郑栅洁提出，要构建定位准确、便捷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使各级各类规划各司其职，规范有序，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优化规划与宏观调控手段协同联动机制。黄汉权指出，国家发展规划之所以能够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的“成功密码”，关键在于不断提升编制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其内涵包括坚持国内和国际相统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统一。

总体来看，围绕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框架。上述文献从制度演进、制度功能与治理机制等多个维度，系统梳理了五年规划由传统计划体制工具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战略性、指导性宏观治理机制转型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其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持国家发展战略连续性、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理解，也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机制的学理表达。国家发展规划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关于“十五五”规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上对国家发展规划特别是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与重要作用的近期研究进行了梳理和综述，这些制度层面的研究为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并通过与实践的紧密互动得到进一步体现和深化。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统称为《建议》）。《建议》阐明了我国在“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深刻回答了“十五五”时期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2025年，政治经济学学界围绕“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十五五”规划的主题主线、主要目标以及根本原则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对深入准确把握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做好“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落实工作提供了支持。

（一）关于“十五五”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求是》撰文强调，“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关键定位是因为这一时期在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战略安排中居于枢纽位置：“十四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的第一个五年，已在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基础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十六五”是实现收官的五年，势必要聚力攻坚、全面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目标任务，确保胜利实现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第一步；因此处于中间的“十五五”则既要巩固拓展优势，巩固“十四五”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又要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为“十六五”实现收官蓄力。同时，“十五五”时期外部面临科技产业变革加速、全球化深度调整等挑战，内部则亟待着力破解国内大循环堵点、民生保障及绿色转型等突出矛盾，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破解高质量发展面临突出矛盾问题的关键阶段。刘伟从总体定位、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方面系统分析了“十五五”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他指出，“十五五”时期的总体定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也是我国从中等收入阶段稳健跨越至高收入阶段的历史跨越期；战略机遇内外联动，我国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内需潜力，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时世界多极化与科技产业变革为我国重塑国际分工、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历史性窗口；风险挑战则呈现内外交织、相互叠加的复杂特征，国内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旧动能转换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等结构性矛盾，国际则面临大国博弈加剧、外部打压升级、地缘冲突与全球治理赤字并存等严峻考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以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和“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意义。

那么，应如何实现“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有效衔接呢？学者们从基础条件、制度条件、衔接路径三个层次进行了研究。从基础条件看，我国具有顺利开局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进展为“十五五”时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为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机遇。例如，董志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定国安邦、凝聚合力的根本保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驱动内需、稳定经济的强大引擎；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筑牢实体经济、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坚实底盘；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则是实现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这四大优势紧密关联、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我国在复杂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支撑。从制度条件看，“十五五”规划从实践层面，为承前启后的链接提供了可执行的治理与政策保障。孙东生认为，规划体现了历史传承与时代使命的有机统一，在保持国家发展战略稳定延续的同时展现出因应时势、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不仅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引领具象化为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实践范式，从而系统转化为覆盖各领域、各环节的发展行动与制度安排；还在实践导向上突出应变局、开新局的现实要求，通过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在实践中筑牢安全根基、提升应对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系统性保障。从链接路径上看，郑长忠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期，需推动创新驱动从政策激励转向内生自觉，使新质生产力成为主导动力；也是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期，需推动改革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是风险挑战应对的窗口期，需统筹国际国内复杂风险，构建预防、化解与韧性提升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李应瑞则从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实践要求出发，系统阐述了在根本保证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发展主题上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根本动力上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根本目的上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战略支撑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五条关键路径。

（二）关于“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尽管我国在制度、市场、产业、创新等多方面具备显著有利条件，但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系统性、内外交织的矛盾与挑战。这些挑战既表现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也具体体现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扩大消费、对外开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绿色发展等诸多领域。对此，政治经济学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挑战的生成机理、演变态势与应对策略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为科学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第一，国际环境的深刻演变构成了系统性外部压力。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在《求是》撰文，从国际政治结构变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出发，指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导致全球安全风险与经济风险相互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外溢、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叠加共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本土化、区域化、集团化演进，经济活动“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趋势加深；同时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部分国家以冷战思维强化对华遏制，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策工具化，显著抬升我国开放条件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与结构性约束。王跃生从世界经济走势的视角指出，“十五五”时期全球将进入不稳定低增长阶段，全球经济秩序在动荡中呈现二元化、一体化重构趋势，国际经贸规则向“边境后”高标准化演进，对各国制度型开放构成深层挑战，其根源既在于旧有结构加速解体而新秩序因大国竞争难以确立、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加剧全球不确定性，也在于全球要素优化配置的内在规律仍将对保护主义形成长期制约，推动秩序向更符合发展诉求的方向演进。王宏淼则关注外部条件变化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带来的压力，指出美国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分裂，同时中国开放经济内部存在显著非均衡性，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开放不平衡、商品贸易强而服务贸易弱等结构失衡。面对全球化转向“脱钩竞争”与国内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中国以往依赖出口导向与政策干预的开放模式已显局限，亟待在“十五五”期间推动系统性再平衡，转向以内需为支撑、制度型开放为导向的新发展路径。

第二，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新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的内部挑战。对此，学者们从增长动力、经济运行与收入分配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在经济增长方面，张晓兰与许芷浩从结构性视角指出，我国虽然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落实碳达峰目标及数字化发展，但新旧动能转换仍面临多重制约。具体而言，需求收缩的压力可能减少企业进行长期研发与产业转型的投入；区域间“东强西弱”的发展差距影响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整体效率；能源、土地等传统资源要素约束趋紧，叠加新动能培育的高转型成本，短期内可能拖累经济增速。在经济运行方面，陈彦斌认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需不匹配，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其背后受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体系、产品服务供给结构等多重复杂因素制约。在供给侧，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企业间以价换量的“内卷式”竞争突出，表现出产量增、价格跌的分化走势，侵蚀了大量企业的利润，加大了经营挑战。在收入分配方面，杨天宇、黄崇乐概括了“十五五”时期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面临六大挑战：平衡居民收入提升与企业增长动力；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抑制资金“脱实向虚”；应对土地财政收缩以保障地方财政稳健；建立居民分享数字与人工智能红利的机制；以及稳定收入预期、降低储蓄倾向，从而激活消费与内需。罗楚亮、吴珊珊则强调我国整体收入差距仍处高位，城乡、区域、群体间差距交织并存，城镇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拉大技能溢价；再分配体系调节效能仍不足，税收结构、社会保障在调节差距方面的作用有待加强；人口老龄化加剧也对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形成制约。

第三，在许多具体领域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挑战，凸显了“十五五”时期深化改革、补齐短板的紧迫性。例如，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姜长云和杨易指出，“十五五”期间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促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同时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强化数字乡村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高效配置。罗千峰等则考察了农业经济领域存在的结构性制约，强调农业人才数量减少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足以及国际市场波动加剧四大瓶颈，突出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人、地、技、市”多维压力。在绿色发展方面，徐政和孔儒婧从全面绿色的要求出发分析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绿色发展面临三重制约：一是高碳行业技术锁定、区域“绿色鸿沟”、就业技能错配及制度价格扭曲等结构性惯性与路径依赖问题；二是绿色低碳专利占比下滑、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不足等技术瓶颈与成本约束；三是部门政策协调不够、绿色标准与信息基础不健全等治理体系协同不足问题。

因此，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复杂局面，既需清醒认识风险，坚定应对决心，更须合理运用制度优势和各项政策应对各类挑战，不断夯实发展基础。田培炎强调应对根本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善于在变局中识别和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同时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史丹强调，“十五五”时期应对不确定性需要辩证处理好三对关键关系：一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将发展视为化解风险的根本手段；二是引导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必须将提振内需、促进供需平衡置于更加核心的位置；三是把握好数字化转型与稳定就业的关系，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确保就业总体稳定与社会韧性。

（三）关于“十五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的说明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总体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同时要“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重要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表明，“十五五”时期的发展必须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战略牵引，并通过总体思路、原则、目标、任务和举措的系统安排，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为稳定可持续的制度与政策。政治经济学学界围绕关于“十五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从内涵阐释、战略重点、路径机制等多元视角进行了讨论，普遍认为“十五五”时期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鲜明主题，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全局的根本主线，并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时代要求有机融入其中，对于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提供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

首先，从内涵阐释看，学者们从历史方位、发展规律与内需基础三个角度，揭示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主题的历史必然性。刘伟强调高质量发展是达成中长期增长目标的紧迫要求，并明确指出其核心推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即以科技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质态变革，从而突破发展约束、实现自立自强。张辉从发展规律与基础条件出发论证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规划核心主题的必然性，指出中国发展模式正在向创新驱动与内需主导进行深刻变革，同时我国特色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与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共同构成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经济增速换挡是客观规律，提质增效是必然选择。郭丽岩则从内需基础与循环动力角度系统阐释了强大国内市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依托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指出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供需协同提升，通过提振消费、扩大投资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力。

其次，从战略重点看，学者们从核心任务到系统框架再到具体领域的研究，从多个层次进一步阐述了“十五五”的主题主线。乔榛概括了中国五年规划制度的深层逻辑，提出“十五五”时期必须聚焦经济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三大关键任务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框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直接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经济转型提供根本动力支撑，而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归宿。刘勇与刘蒙蒙认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框架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民美好生活为目的、以党的领导为保障五大支柱。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具体领域探讨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重点。例如，丁任重等从区域发展规划方面出发，提出区域发展规划应重点确立五个“坚持”：坚持供需协同提升，坚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相统一，坚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提振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协同发力，坚持把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内生动力基础。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尹振涛指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构建覆盖宏观审慎管理、行为监管、金融科技治理和跨境协同的现代化监管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并支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发展。

最后，从路径机制看，学者们致力于将宏观主题主线转化为具体领域的实施蓝图与改革举措，论述了从综合性方案到多维度路径的系统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将“十五五”主题主线分解为具体政策抓手和改革任务的战略思维，论述了覆盖供给端、需求端、流通端、空间载体的实践路线图：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路径；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高培勇等分别从关键制度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产业与能源转型、空间布局优化等维度，探讨了落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其中，高培勇强调必须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上取得突破，以此夯实内需基础、促进社会公平，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董志勇论述了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固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市场主体基础，激发经济活力。史丹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阐述了通过能源绿色革命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撑产业体系低碳转型的具体路径。肖金成则从空间布局角度提出，通过深化国内区域合作来支撑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战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实施构想。魏后凯聚焦于农村问题，指出必须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四）关于“十五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十五五”规划在总体部署上以七个方面集中呈现其核心任务，即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政治经济学学界研究围绕上述核心任务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质的提高和量的合理增长。相关研究将“十五五”时期置于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框架中进行分析，强调了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必须在数量达标与质量跃升之间形成内在统一，并从目标约束、宏观调控与阶段特征三个层面揭示了二者统筹推进的内在逻辑。叶初升等从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刚性约束出发，通过国际比较和增长核算指出2025—2035年我国需保持年均5.77%的经济增速以支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但这种增速的可持续性已不可能再依赖传统要素投入扩张，其关键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刘晓光等提出，“十五五”既要通过启动新一轮规划和适度超前布局打开增长空间，以积极的财政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巩固量的合理增长；更要依托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改善、加速结构转型及“反内卷”趋势，切实将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通过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增强内生动力，从而实现经济在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沈坤荣和王灿从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征出发，明确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界定为一个需要统筹推进的整体性命题，强调二者并非目标排序或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通过宏观调控框架和政策工具的协同加以实现，“十五五”时期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本身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不能再单纯以 GDP 增速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而应更加注重增长质量、结构优化、就业稳定和风险防控等综合目标。易信和彭慧则从发展阶段的视角补充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将呈现潜在增速下行与结构升级提速并存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变化更多反映发展条件和要素结构的调整，而非发展能力的衰减，在此背景下，稳住合理增长区间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短期速度反弹，而在于通过稳定预期、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关于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十五五”时期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科技创新从规模优势向质量效能的根本性跃升，这一过程不仅关乎关键技术的突破，更涉及创新体系的结构性重塑与发展动能的系统性转换。刘冬梅等以国家创新体系为切入点，强调“十五五”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期，科技自立自强的推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要求创新体系在投入、主体、市场与制度环境上实现系统性适配。杨述明、刘晓宇提出，城市作为创新要素的主要集聚空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战场，其能级提升是检验科技效能转化的重要标尺，高水平科技通过催化产业变革、驱动治理转型、提升生活品质，可系统性支撑城市经济、治理、生活三大能级的跃升。

第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十五五”时期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推动改革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迈进，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制度基础。曾铮与冯翼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微观视角切入，揭示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具体卡点、堵点，如制度体系不健全、传统要素改革滞后以及安全与发展两难、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协同不足等问题。他们提出，面向“十五五”需以系统性的多维协同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配置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力。沈坤荣和程果则从科技创新的驱动逻辑出发，提出“十五五”时期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三层驱动框架：宏观层面通过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激发创新动能，中观层面依托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颠覆性技术集群重塑产业生态；微观层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系统破解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困境。此外，孔祥智和李愿强调“十五五”时期需通过系统性深化改革，在确权延包、市场流转和集体治理等关键领域实现制度突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第四，关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其最终落脚点则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如何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效能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的实质性提升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课题。杨文圣和王林玉指出，新质生产力通过解决供需错配、数智化驱动生活方式变革、塑造适配性经济结构来夯实美好生活的现实根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效能，需要具体到人的发展层面，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战略。黄群慧从理论内涵与战略定位出发，明确提出“投资于人”的本质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与社会适应性，将个体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共进的有机整体，共同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白彦锋和曲子扬在政策落地层面聚焦财税体系，指出当前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投资于人”政策存在覆盖面有限、激励效应不均等局限，“十五五”时期应构建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为激励、企业所得税优惠为核心、消费税为引导、财政支出为补充的协同政策体系。

第五，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十五五”时期需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遵循，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支撑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王利娜和储颖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需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自主可控能力，并统筹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应对外部风险，应以“链长制”等治理机制为支撑，构建关键技术自主化、全球布局多元化、国内循环畅通化的三维体系，系统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陈彦斌则围绕“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在安全与韧性等方面的新要求，从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独特优势出发，提出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充分依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与丰富人才资源“新红利”四大战略性优势，实践路径必须坚持“三路并举”，一是以数字智能和绿色技术深度改造传统产业；二是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兴支柱产业；三是以“耐心资本”和“敏捷治理”支撑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择优推进”。

（五）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基本原则

完成“十五五”核心任务既是攻坚克难的实践过程，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复杂考验，只有具备科学的行动指南和坚强的政治保障作为支撑，才能确保“十五五”时期各项核心任务能够高效推进、精准落地。《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六项基本原则。学界围绕“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进行了研究，既有对其整体框架的系统阐释，也有围绕某一原则展开的重点讨论，并进一步延伸到具体治理领域的落实分析。

首先，从整体看，一些学者梳理了上述基本原则的内在逻辑。杨宜勇从系统性定位与功能阐释层面将“六个坚持”概括为“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的根本遵循，指出六项原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分别对应政治保证、价值取向、发展主题、动力机制、体制机制与底线支撑。他强调，这六大原则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梁八柱”，系统回答了“怎样发展”的路径问题和 “为谁发展”的价值问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理政方法论”。李玉举、徐腾达则着重从历史演进与“十四五”实践成就两个维度论证了“六个坚持”的必然性与科学性，提出这些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在“十四五”时期取得了重大成就，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立场与方法论，并分析了“六个坚持”的实践基础与显著成效，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握重要原则的指导意义，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共同富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蓝图稳步实现。陈绍辉和孙熙国认为“六个坚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时代创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大一统”智慧的融合，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华和谐智慧的时代创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从局部探索到系统集成的实践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突破了西方“自由市场+最小政府”模式，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展现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中国智慧。

其次，具体方面，齐卫平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出发，论述了该原则在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中的核心作用。作者认为，新时代三个五年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广泛征集民意、明确指导思想、提出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聚焦重点问题、用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坚持系统观念，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的根本保证和前提条件，是发挥“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功能的必然要求，是以“十五五”规划凝聚起磅礴力量的关键所在。杜玉华则着重强调了“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对于凝聚共识、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性价值，通过回顾“一五”到“十五五”规划中人民立场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其作为党制定政策基本遵循的连续性，进而从理论层面阐明人民至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阐述了将“六个坚持”重大原则贯彻落实到市场监管具体实践中的思路与部署，强调市场监管部门作为政治机关和现代政府重要职能部门必须深刻把握“六个坚持”并将其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吴政隆从“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出发，重点通过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应对外部冲击三个层面阐释了二者协同发力的必要性，提出了“十五五”期间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与优化政府治理的具体方向，即通过厘清边界、各展其长，加快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曹海霞则从“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入，通过阐释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摒弃将两者割裂的思维，既要以发展成果（经济、科技、民生）夯实安全根基，也要通过创新安全体制为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通过完善国家安全体系、聚焦关键领域风险防控、健全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三、对现有研究的总体评价与未来研究重点的展望

本文首先从国家发展规划制度在我国经济治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和制度优势这一命题出发，从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优势、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引领作用三个层次对“十四五”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针对“十五五”规划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特定的具体问题，从历史方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题与主线、核心任务及基本原则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当前学界的研究进展和主要观点。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对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发展规划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引领下，学术界提升对于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关注度，从多个维度对国家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和重要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发展规划在我国经济治理体制中地位作用的认识。这反映了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和理解的深化，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二是对“十五五”规划的研究紧扣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深刻阐述了“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和“十五五”规划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关键作用，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战略视野。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现实关切。学者们不仅高度关注“十五五”时期我国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格局等方面的新部署，也深入剖析了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和关键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展现了学术研究服务决策、回应现实的担当。四是视角多维融合，阐释系统深入。上述研究既有从政治经济学宏观框架出发的整体性把握，也有从具体领域切入的微观纵深分析；既有注重对顶层设计与原则遵循的理论阐释，也致力于将战略任务转化为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相互补充、彼此印证，共同构建了对“十五五”规划较为立体和丰富的认知图景。

然而，也应看到现有研究在某些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首先，关于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总体性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型以来，关于国家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围绕计划向规划的转型、发展规划的地位作用、发展规划的原理方法、五年规划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总结等重要问题展开，曾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从著作出版领域看，比如钟契夫、许光建主编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刘国光主编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刘瑞、武少俊主编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理论、实践、案例》，杨伟民主编的《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杨永恒著的《发展规划：理论方法和实践》，鄢一龙的《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王绍光、鄢一龙的《大智兴邦——中国五年规划的制定》，匡家在著的《中国五年计划的演进：制度变迁与经验研究》等等。但总的来说，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度和成果都呈现下滑态势，难以与国家发展规划的地位作用相匹配，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界对其的研究尚不充分。近年来，尽管学界对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的关注有所增强，但相关研究在整体广度与深度上仍显不足，文献数量偏少，发表于高水平期刊与顶级期刊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者们虽然已逐渐意识到国家发展规划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但在如何接续该领域长期研究传统，运用规范的学理化语言，对国家发展规划在制度层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方面仍显不足。比如，当前研究多停留在对政策现象的描述与经验性概括层面，对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进步、引导资源配置以及服务国家整体战略等方面所发挥的系统性作用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的理论抽象仍不够充分。因此，学术界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当更加关注国家发展规划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于其理论基础、制度优势和作用机制的认识。

该领域研究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继续深化加强。其一是理论层面的研究，即国家发展规划制度应当以什么理论作为该制度运行的基本依据，如何通过理论创新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国的国家发展规划制度等。国家发展规划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与运行逻辑应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之上，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理论遵循。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围绕发展规划中涉及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命题，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分析体系。与此同时，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和现代治理理论中的有益成果，对规划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预期引导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理论阐释。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理论创新回应新时代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指导制度优化并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规划治理理论体系，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与概念提炼，不断提升国家发展规划研究的学理深度与解释能力，从而为制度完善和实践创新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其二是机制层面的分析，即国家发展规划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设计产生了特定的经济治理效果。国家发展规划不仅是目标体系和政策文本的集合，更是一套嵌入于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制度性协调机制。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规划在资源配置、预期引导、政策统筹与风险防控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揭示其从战略目标设定到政策工具组合、再到执行反馈调整的完整运行链条。尤其需要打通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主体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系统阐释规划如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等多种工具形成协同效应，并在中央与地方互动、政府与市场协同、公共部门与企业主体参与的过程中实现治理效能的转化。同时，应更加重视制度运行中的激励约束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构建能够解释规划实施成效差异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这些机制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国家发展规划在现代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运行逻辑，从而为制度优化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依据。其三是经验性研究的拓展。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以规范性和理论性论证为主，而在我国已历经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已实施多个五年规划的背景下，客观上已具备开展实证分析的现实基础。经验研究有助于更为具体地评估国家发展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并进一步丰富对其运行机制的理解。然而，这类的研究目前均较为薄弱，亟待在未来研究中予以重点推进。未来研究应在规范性分析的基础上，更多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案例比较方法和政策评估方法，对规划实施对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能力提升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具体效果进行系统检验。同时，可以通过构建多层次数据体系，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在规划执行过程中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识别规划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与约束因素。更加扎实的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验证既有理论判断，也能够为未来规划编制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提升。

其次，在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已有研究方面，也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对“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之间内在联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规划处于编制与完善阶段相关。随着对规划《建议》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以及后续《“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正式公布，学界对“十五五”规划目标体系、任务布局和政策安排的理解将更加明确和准确，相关研究也将获得更为坚实的文本依据与实践基础。在此基础上，随着“十五五”规划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还需围绕其运行实践展开持续跟踪研究，对于规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阶段性新问题、新挑战，尤其是在超预期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转型相互叠加的复杂背景下相关应对策略与政策调适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同时，加强对规划执行效果的系统评估，建立科学的监测与反馈机制，关注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践的传导与落实，确保蓝图扎实落地，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通过对“十五五”规划从文本解读到实践运行的全过程研究，能够不断深化对国家发展规划制度功能与作用机制的理解，为未来规划编制与制度优化提供经验支持与理论参考。

最后，在研究视角层面，当前关于国家发展规划及“十五五”相关议题的研究仍以我国经验总结为主，对规划制度演进的纵向历史比较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规划治理模式的横向比较关注不足，整体比较视野仍显局限。在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基础上，如何在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和治理目标差异的前提下，理性吸收国际规划治理的有益经验与深刻教训，并以学理化方式系统阐释中国规划治理的制度逻辑、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未来研究有必要更加主动地引入国际比较与话语构建的研究路径，在规范比较、概念对话与经验互鉴中，提炼中国国家发展规划制度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可交流价值，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规划治理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作者：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由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