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拥有主权货币的政府不会面临财务约束，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其政策建议是存在闲置资源时，要扩大政府支出和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是增发货币能够直接获取价值。大多数国家增发货币实现价值增殖的条件，是直达私营部门的货币能促进生产与消费、政府长周期投资预付的货币促进短周期生产。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根据现实条件来选择政府支出方案，可选路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优化生产空间布局。

近些年来，美国国会和美联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随着支持财政救助和绿色新政的民主党议员援引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Monetary Theory, 简称MMT)作为扩大政府支出的理论依据，MMT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在国内热烈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健全财政和功能财政的背景下，部分学者也将MMT视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那么，如何看待MMT?MMT存在哪些不足?MMT对解决中国当下现实问题有何启示?明晰MMT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MMT展开批判性剖析，才能探究现代货币理论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中国实践。

一、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政策建议

(一)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脉络

MMT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Wray、Mosler、Mitchell等学者的研究为基础。Wray将现代货币思想溯源至国家货币主义。国家货币主义的主要倡导者Knapp、Keynes、Lerner等认为，货币是国家规定的公共支付活动中使用的记账单位，随着公共支付活动逐渐被明确为税收等支付义务，“税收驱动货币”的机制逐渐形成。Wray认为，国家垄断货币发行与税收驱动货币意味着政府不存在财务约束，但否认这是支持政府通过印钞为所有支出提供资金的观点。Wray强调，只有适当水平的政府支出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就业保障计划能够使政府支出处于适当的水平。

Mosler基于金融账户的操作过程，提出银行系统的贷款创造存款机制、银行部门账户数字增减呈现的货币创造与销毁机制，表明政府支出不以收入为前提。作为政府收入的税收与国债，其作用分别是驱动货币和调节利率，不必担忧赤字本身。在此基础上，Mosler提出“最后雇主计划”。Mosler从政府是主权货币的垄断供给者出发，类比金本位制，认为通过锚定劳动力的最低工资，可使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即最后雇主计划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基于政府不会面临财务约束的假设，Mitchell以就业缓冲存量模型为基础，批评主流经济学将政府财务类比家庭财务——以收定支——的做法，以及人为的平衡预算约束的思想，指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是政府对所有商品和服务使用市场价格的结果；以固定最低工资为基础的就业保障计划，能够稳定相对工资结构，支撑需求增长，促进私营部门提高产能利用率，消除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对立关系。

Mitchell等进一步吸收Godley等人的部门平衡与存量-流量一致性分析法，提出赤字创造金融财富的因果联系。在此基础上，MMT渐成体系，Mitchell等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论述MMT的著作。

(二)现代货币理论中的主权货币

主权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支出不以收入为前提；在封闭经济的金融账户关系中，政府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盈余；政府支出通过金融账户的数字变动实现。其中，政府支出不以收入为前提的依据，是主权政府垄断货币供应与税收驱动保障着货币需求，政府总有能力支付任何以主权货币计价的资产。在开放经济的情形中，相比于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保障政府有更大的自由使用主权货币，有利于实现政策目标。此外，在MMT中，政府债务是有息货币，增发政府债务的实质是增发货币，即金融账户数字的变动。

金融账户关系的底层逻辑是一项会计原则——一项金融资产存在一项等额的、可相互抵销的金融负债。在两部门经济中，公共部门赤字对应着私营部门盈余:

G-T=S-I (1)

其中，G代表政府支出，T代表税收，S代表储蓄，I代表投资。

对应于金融账户关系，发生的是实物资产的逆向移动——从债权人手中转移至债务人手中。私营部门盈余意味着实物资源转移至公共部门手中，即政府支出的实质是将资源转移至公共部门。因此，政府财政空间虽不受财务约束，但仍然受实际资源的约束。

政府支出的表现形式是金融账户的数字变动。政府通过贷记银行准备金形成支出，通过借记银行准备金完成征税，即收入。政府赤字可视为向银行系统增加储备，即银行存款贷记净额。扩大政府支出在量的关系上，表现为银行系统储备的增长——货币增多；在分配关系上，表现为不同金融账户数字的变动。

而创造与回收货币的过程是，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合并为政府部门，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将其他部门合并为非政府部门，作为货币的使用者。MMT认为拆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会徒增烦琐的步骤，无助于分析货币在部门间的流动关系，甚至可能会掩盖真实的内容。在货币创造环节中，中央银行实质上包含着财政部的决策。在封闭经济体中，货币通过中央银行购置与出售资产的方式得以创造或回收——中央银行通过购买资产的方式增加基础货币，通过减少持有资产、出售证券、接受银行和其他部门预付款的方式减少基础货币。

货币发行者与货币使用者通过货币和信贷的金字塔结构建立联系。金字塔结构体现着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家庭部门的借贷活动与结算关系。在创造货币时，中央银行不需要黄金等抵押品，也不需要税收收入等作为支撑，直接通过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记账条目的方式，瞬间凭空创造货币。商业银行需要提供抵押品，以获得中央银行的贷款——主权货币，才能使用中央银行的负债(即主权货币)结算。在技术操作上，通过改变在中央银行的不同商业银行账户的会计借贷记录，就能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额度，实现商业银行的结算。商业银行通过创造货币借据的记录，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借据)。企业、家庭使用商业银行的负债(即商业银行的借据)进行结算。同样地，借助企业和家庭的银行账户的电子化会计操作，完成净额结算。商业银行的借据承诺兑换主权货币。当出现挤兑危机时，往往需要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拆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纳入商业银行活动，均不会改变政府支出的实现方式。

(三)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建议：扩大政府支出和实施就业保障计划

MMT认为，主流经济学假想的完美的自由市场与现实存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去甚远。在理论上消除传统财政收支平衡观念的思想堡垒后，受勒纳功能财政思想的影响，MMT认为政府支出应当为公共目的服务。勒纳功能财政思想的一般分析框架表明，包含生产的货币经济中，不存在货币障碍的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控制有效需求水平并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不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货币量与赤字水平。MMT在功能财政一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以及私营部门的运行特征，提出要发挥政府支出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在经济衰退期，增加支出，降低税收，稳定私营部门的收入，改善私营部门的金融账户，将经济重新引导回充分就业状态；当存在闲置资源时，应扩大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将其应用于生产。

在发挥政府支出作用的过程中，MMT特别强调货币的内生性需求，主张政府支出的原则是顺应私营部门对货币的需求。例如，在私营部门有金融账户盈余意愿且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倾向的条件下，即使已实现充分就业状态，政府也应当偏向赤字支出。同时，鉴于政府赤字比私营部门赤字更可持续，在经常账户不利于国内私营部门盈余时，政府的财政预算持续地偏向赤字支出，才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MMT还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具体方案——就业保障计划。该计划主张政府充当“最后雇佣者”，为想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并且提供最低法定工资。这样，政府雇佣的就业规模就具有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就业保障计划可以充当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其中，最低法定工资为市场工资提供了最低限度。在经济繁荣时，私营企业以更高的工资水平雇佣劳动力；在经济衰退时，政府以最低法定工资水平雇佣劳动力。政府提供的这一劳动力缓冲机制，能够稳定劳动力成本，进而稳定工人的收入与消费，从而稳定宏观经济。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的依据是，只有政府才能通过赤字支出创造净金融资产，而且政府总是可以承受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的货币成本——通过贷记银行账户向工人支付工资；应由政府满足非政府部门净储蓄意愿，一旦就业不足，就意味着非政府部门的储蓄意愿未被满足。此外，MMT还提出可以设计与就业保障计划相配套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与工业政策。

二、现代货币理论的潜在缺陷

在美国共和党呼吁减少关注赤字问题的背景下，一些金融界人士、美国激进议员公开肯定MMT，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激烈争论。一些学者对MMT的分析框架、通货膨胀问题、以浮动汇率制度增大政策空间、货币理论、国家作用等方面展开了批判性分析，指出了MMT的潜在缺陷。

(一)分析框架：部门分析的缺陷与宏观模型的缺乏

有学者认为MMT的部门收支平衡分析框架内容单薄。Palley从两部门分析出发，认为基于会计恒等式的分析是一种静态分析框架，无法分析政府赤字对其他约束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影响，暗含着增加政府支出不会带来负面后果、不存在政策执行等假定。Prates从三部门分析出发，认为在国际收支账户中，经常账户只能体现一国是向其他国家、地区释放资源，还是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取资源的状态，无法捕捉资本动态中一国金融化的特征，忽视了非居民机构投资者持有新兴市场内部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进行投机活动的负面影响。张明和刘瑶认为，就经常账户看，MMT只考虑了货物贸易，忽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依赖于各国的结构性调整活动，这无法依靠经济运行自动实现。Leeper认为MMT缺乏完整明确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政策建议无法被模拟和评估，而不考虑私营部门行为的实质是将资源等同于货币。陈道富进一步指出，会计上的总量平衡不代表结构的平衡与总量的顺利流转，直接扩大政府支出可能会将资源固定于低效率部门中；历史上金融、经济危机时期，有的国家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说明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以上批评实质上指出了MMT混同了货币与实际资源。政府赤字能够保证私营部门金融账户盈余，但私营部门盈余是否会促进生产能力的利用进而带来增殖，取决于盈余在私营部门内部的分配及其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反过来说，一个经济体主权货币的作用取决于该经济体通过发行货币能否直接获取或者促进实现价值增殖。

(二)扩大政府支出：可能催生通货膨胀

长期以来，MMT遭受的一个批评是忽略了扩大政府支出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或者未提出可行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从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看，Leeper认为通货膨胀并不必然是因为资源需求超出了可用资源的上限，也可能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冲击，供应链断裂。Mann指出，扩大政府支出释放的货币，可能通过金融部门传导到实体经济，也可能滞留在金融部门，推动资产价格上涨，恶化财富分配。从通货膨胀的治理来看，Leeper认为税收实质代表着对不同扭曲成本的权衡，在确定具体的征税方案之前，以税收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是对政策的极大简化。从政策规范的角度来看，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以避免通货膨胀，是建立主权国家国债信誉的一种方式。扩大政府支出突破融资约束是对这一政策规范的摒弃，这种摒弃会以国债信誉为代价。梁捷等认为，MMT忽视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所包含的经济与制度考虑，忽视了现代经济体与制度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机制分析较为粗糙。从扩大政府支出的适用性来看，原倩认为，以资源和劳动力闲置为研究起点、以总需求管理为分析重点、以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以流量-存量一致性模型为研究方法，已经表明MMT旨在解决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过剩问题，是一种总需求管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短缺与供给能力不足，贸然扩大政府支出，导致需求过旺，会带来通货膨胀。对此，贾根良和刘旭东提出对立的观点，认为MMT强调的财政支出以资源可得与扩大供给为条件，以利用闲置资源为手段，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最终目标。不过，这并未直接回答上述问题，只是强调了扩大政府支出积极的一面。

究竟多高的政府支出水平会带来通货膨胀，以及何种政府支出与通货膨胀水平的组合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有争议的话题，即便在理论上能够确定临界点，实践中也难以找到确切的临界点。对MMT扩大政府支出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问题的批评，实际上还是来自对大量发行货币与实际可得资源的量的匹配关系的担忧。

(三)浮动汇率制：难以增大政策空间

MMT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使得主权国家摆脱了与其他货币或者贵金属保持固定兑换比例的约束，增强了主权货币的工具作用，扩大了政策空间。其实，这只是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结果的其中一个方面，并没有考虑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对于部分国家而言，管理外汇市场与限制资本流动是背负外债、进口需求旺盛、保护国内经济情况下的必然结果。

有学者指出，从经常账户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中国家试图从出口农产品转向出口初级制造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资本货物的需求增加，对外部的技术依赖使得进口缺乏弹性，而部分关键产品无法以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或出售，导致出口初级商品和低附加值制造业产品所得收入无法抵扣进口支出，出现贸易逆差；从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看，外国投资者对少数关键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需求有限。当国内的资源约束进一步导致主权国家面临生存困境与发展困境时，主权国家将不得不借入外债。显然，对于资源贫瘠或者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而言，以主权货币为支撑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极易形成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其主权货币几乎不具备媒介国际交易的职能，极易形成外债。新兴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普遍增长，且含有较大的外汇成分的事实，也为上述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紧缩政策是生产不足或主权货币国际流动性不足的产物，而非自主选择的结果。

由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的外债需求，常常使得一些政府为吸引、留住外部资本做出牺牲——维持具有竞争力的高利率水平，以补偿相对于核心货币的低流动性。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以合理的低利率发行本国货币债务，而不得不提高债务的收益率。在各国政府竞相维持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中，若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现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会创造风险资产，产生高杠杆积累、资产泡沫与金融不稳定，助长资本的汇率投机行为。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汇率和国内金融机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状态，导致私营部门出现债务危机，加剧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因资产、负债计价币种的差异带来货币错配问题，增加风险；还会冲击政策执行过程，制约这些国家的政策空间。因而，为了稳定政策空间和金融市场，部分主权政府不得不使用包括汇率管制在内的多种工具管理资本流动。

即便汇率制度是一项可供选择的策略，MMT也应该在充分论述、比较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的适用条件以及潜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支持浮动汇率制度的理由。MMT提倡的浮动汇率制在保障国家政策自主权和抵御全球金融波动上的作用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浮动汇率制度是否总是比管理或固定汇率等辅以资本管制的制度更可取，即使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元浮动标准更加开放的世界也并不清晰。

实际上，限制政策空间的并不是汇率制度，而是获得外汇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既需要进口基本商品，维持经济运行和增长，又需要进口技术和资本，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即便外汇不可兑换为黄金，发展中国家仍需要持有外汇储备。总体而言，在少数主权货币主导着国际计价与融资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难以充分运用主权货币工具。

(四)货币理论：不能滥用主权货币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MMT的政策建议来自其对货币的新阐释，要对它进行有建设性的批判，需要回到对货币的认识中。Lapavitsas和Aguila指出，由中央权威决定社会总劳动分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采取的记账单位，与劳动产品完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有着本质的区别；交易之后双方不留下任何义务的货币交易，与基于承诺和支付关系建立的信用交易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矛盾发展的内生结果，而非来自外部权威的创造，国家固然可规定记账单位，但无法规定价值尺度的内容。Winczewski认为，MMT只关注金融账户和作为记账单位的货币，是一种意图通过会计操作确保充分就业和市场流动性的实用主义做法，忽视了货币的内在价值，忽视了货币流通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生产背后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记账货币理论不能推广至整部经济史。MMT的支持者则回应称，货币诞生于商品交换的论点是一种臆想，物物交换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不存在起源与源流关系。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与MMT均认同信用货币不同于贵金属货币，但对货币有着不同的认识。前者往往强调后者未区分货币与信贷，对货币的认识过于简化；后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是一种“金属主义”，一种不再适合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可兑换的主权货币世界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后者的批评多止步于此，并未进一步挖掘这种简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未意识到MMT对主权货币特殊性的关注。MMT支持者的回应则缺乏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深刻认识，未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积累过程中货币形式动态变化的研究，误认为马克思预设了“金属主义”。

(五)扩大国家作用：忽视了企业活动

MMT认为，国家不仅是主权货币的垄断供给者，而且能通过主权货币工具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MMT扩大了政府的作用，而私营部门才是经济主体。Roberts认为，现代经济由私营部门运行，企业、银行和机构根据盈利能力做出技术、劳动条件等方面的决策，深刻影响着商品和货币的价值，货币的信誉来自私营部门生产性价值的赋能，主权货币理论掩盖了生产劳动的中心地位以及对劳动的剥削。Leeper进一步指出，政府支出约束不仅来自实际资源，还来自私营部门用资源换取货币的意愿，后者本就受政府支出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何种政府支出与通货膨胀组合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时，必须考虑私营部门的行为。

MMT对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Mueller指出，践行MMT的方案——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手段——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暗含着政府确切知道自然失业率、调节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状态等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容易获得。Mankiw认为MMT要求政府组织闲置资源以增进社会福利，但经济与价格管制的历史经验表明，由政府组织闲置资源、参与定价，未必能够改善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Palley指出，MMT假定政府可在充分就业时即刻准确调整税收，遏制过度需求，这忽视了税收政策的政治争议性与政策执行的滞后性问题。陈道富认为MMT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了整体功能由相互约束、相互促进的个体实现的事实，并以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货币和金融体系从属于财政部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货币和金融体系分离于财政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得以发展为例，说明由计划转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改进。这类研究说明，分析政府发行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不能脱离经济主体——企业。

三、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与适用情形

MMT隐含的前提假定及其在分析框架、控制通货膨胀、以浮动汇率制增大政策空间、货币理论、扩大国家作用等方面的不足来自MMT的实质——要求发行货币直接获取价值增殖。本部分旨在阐明MMT的实质，并以美国为例说明MMT的适用情形；以非美元国家为例，介绍增发货币创造价值增殖、实施就业保障计划的适用条件。

(一)MMT的实质——发行货币获取价值增殖

MMT的实质暗含在假定、理论逻辑及其到政策建议的发展路径中。MMT明确提出了界定主权货币的五个条件：主权国家选择记账货币；主权国家规定使用上述记账货币支付税费等义务；主权国家发行该记账货币，并接受使用者以该货币支付税费；主权国家以所选记账货币为单位发行、偿还债务；主权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但这五个条件并不都能被视为主权国家对主权货币的规定，部分条件恰恰是主权国家发展的客观结果。MMT的倡导者Wray也意识到直接满足主权货币的五个条件的经济体并不常见，但认为这些经济体在世界GDP中占比超过80%，分析依然有效。这与前述学者对MMT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的批评相印证。实际上，以本币偿还外债要求主权国家能够充分运用主权货币工具。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货币工具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基于MMT主权货币推演的政策空间不仅不完整，甚至会因约束条件过强而丧失独立性和实际效率。正如Vernengo和Pérez所指出的，外币债务与本币债务有着实质性区别，前者会约束后者。这意味着封闭经济体并不是无关紧要或者便利分析的假定，相反，MMT要求主权国家能够抵御外部力量对主权货币工具效力的侵犯。在零和博弈中，这种抵御表现为对其他国家主权货币支撑的政策空间的侵犯。

运用主权货币工具的目的在于获得价值增殖。从MMT的逻辑来看，MMT强调的发行主权货币—实现价值增殖的链条，只在有限的资源空间中才能成立。但MMT在指出主权政府面临着实际资源约束之后，转而抛却“资源约束”本身，讨论主权货币理论上提供的政策空间，这种讨论名义上以抽象的“主权货币”为分析对象，实质上并不具有一般性。因为这相当于一般性地假定不会面临供给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只有在发行货币即能获取价值增殖的前提下才有其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MMT的实质是在主权国家可充分运用主权货币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发行货币直接获取价值增殖。

(二)发行货币获取价值增殖的适用情形——以美元为例

在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当代世界，美元最接近MMT的设定。第一，美国可充分运用其主权货币工具美元。美元符合MMT界定主权货币的五个条件：美国是美元的垄断供给者；接受使用者以美元支付税费；可以以美元偿还外部债务；美元本身不与任何贵金属、其他货币挂钩。其中，美元可以用于偿还外部债务，并不是主权政府对主权货币的规定，而是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说明美元为何可用于偿还外债，实际上是要说明为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愿意接受美元。MMT并没有直接讨论国际情景中的主权货币需求问题。MMT税收驱动货币的底层逻辑，是在封闭经济体内，税收是一种经济必要活动，这种经济必要性以及对这种经济必要活动的货币规定驱动了货币需求。在国际范围内，外推MMT的货币需求理论，需要说明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一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的“经济必要”活动，这种活动以美元为媒介，进而驱动了美元需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形式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活动，包括以价值尺度职能为基础的计价与结算活动、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的交易活动、以贮藏手段为基础的贮藏活动。以世界货币职能为基础的活动可归结为上述三类活动。美元的国际计价、国际结算、国际流通货币、国际储备地位分别与上述“经济必要”活动一一匹配，这些经济活动的美元规定驱动了美元需求。学界对美元需求问题已展开大量研究，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论述：强制结算论、国际流通论、安全资产论，这三种论述也印证了上述判断。

第二，美国能够对其他国家的主权货币工具施加影响，捍卫美元地位。美元是其他国家的资产储备与市场调节手段。在所有主权国家中，唯有美国是美元的垄断发行者，通过印发美元即可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实际资源。其他主权国家则需要先获得美元储备，即需要先用实际资源交换美元。部分国家依靠美元调节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对应的金融交易和外汇交易。这些国家的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美元储备和美国的货币政策。但正如Strange提到的，美国并非始终贯彻自由主义，甚至不遵循可称为“主义”的指导方针。因为在历史上，美国既有鼓励“自由”的行径，亦有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行为；美国策略的唯一标准是美国利益。因此，其他主权国家能否获得稳定的货币供应方式，取决于这种稳定的需求是否恰好与美国利益相一致。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政府具备抵抗其他国家政策扰动的能力，拥有对其他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甚至使后者顺从的权力。

第三，美国通过发行货币获取价值增殖的能力最强。从货币转化为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路径看，发行的货币可通过依托生产活动(未独立于物质基础)与独立于生产活动(独立于物质基础)两种方式转化为资本实现增殖。其中，依托生产活动的方式指依托生产创造和获得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增殖方式。“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独立于生产活动和物质基础、实现增殖的资本形式主要指虚拟资本。这类资本没有自己的实际价值，只有虚构价值。在给定剩余价值的基础上，交易方通过参与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重新分配剩余价值。这里的运动只涉及货币的转移。资本能够作为虚拟资本、持续独立于生产领域的条件是不断有新的资金流入金融市场。

在全球产业资本循环中，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生产网络，这些发达国家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发包国，将非核心外围活动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并通过利用下游外部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的关系，不仅成功转移市场波动风险，还压低制成品的价格，以高额加成定价重新出售产品，获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额价值增殖。这种增殖方式的关键是压低进口品的价格，而压低价格又被承包国企业转移给工人，因此，这种增殖方式的实质是获取承包国工人创造的价值增殖的主要份额。这种增殖方式以美元结算和贸易为基础，驱动了美元需求，成为美国发行美元获取其他国家和地区价值增殖的重要方式。就虚拟资本而言，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即可单边创造、扩大金融循环，维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保持货币转化为虚拟资本、获得独立形式的条件，参与既有价值的分配。

(三)增发货币创造价值增殖的条件——以多数非美元国家为例

大多数非美元国家无法像美国那样，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价值增殖为基础，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实现价值增殖。这些国家发行的货币需要能够畅通投资与消费，协调长、短周期生产，持续促进价值增殖。这就需要在理论框架中纳入私营部门行为。

从一般商品生产性质看，新创企业以货币形式的资本为第一推动力与持续动力，但不能据此认为生产资本的效能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规模决定。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不会与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一般而言，货币与物质供给、预期、流动性偏好等因素共同影响新增投资量。

长生产周期生产过程预付的货币量会影响货币的实际效能。生产周期较长的生产过程需要长时间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且期间内不会向社会提供产品，这就产生了预付货币量的需要。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该生产过程能够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共同的条件。从价值的角度看，该生产过程能够在新增投资的边际效率为负时，吸收被推迟的消费欲望或者过剩资本。但这种吸收所服务的价值增殖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周期较长的生产过程的采用，“即使劳动的物质效率仍在增加之中，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量而言，产品的最终的价值量不会无限制地增长。”因此，需要确定预付长生产周期的生产过程的最优货币规模，使之能吸收推迟的消费，而且也不会危害短周期的生产过程。短周期生产过程创造价值增殖的关键，是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企业形成这一预期才会生成投资意愿。而在投资意愿不足时，增发的货币将会因为缺乏借款人而不得不作为准备金滞留在银行系统或者作为资产投资滞留于金融系统中，货币仍不会被注入实体经济中。

长周期投资多由政府增发货币实现，内容上可分为促进经济活动的经济基础设施——比如交通运输、电信等，促进人民健康、教育和文化水平的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学校、医院、公园等。经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降低企业损耗并提高要素生产率，长周期项目的建设过程会创造就业岗位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增长，促进区域一体化与技术、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流动。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地理上的积聚，形成利于生产资本的社会空间。但发挥这些作用，以下述条件为前提：从资本品的角度看，基础设施的特征是以存量——一次性大批量投入——为单位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服务。短期内，征集大量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以其他生产性用途的资源短缺为代价，因此，基础设施以最优比例为限，超过该比例，社会成本会大于社会收益。从价值流通的角度看，基础设施可吸收过度积累的价值，暂时避免价值丧失，但这些投资需要合适的管理，才能为积累创造稳定的前景。从投资有效性的角度看，在资本因为寻求更好的积累环境而发生迁移时，原有的社会环境所沉淀的资本会被毁灭，在创造它们时吸收的价值丧失，投资就会失效。

直达消费者的货币，可能被转化为储蓄，也可能带来主权货币信任危机。消费者收到货币后直接将其用于消费的观点，只关注到了交易的买方，而忽视了卖方——卖方愿意使用商品和服务交换货币的前提是中央银行严格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从天而降可能会使得私营部门拒绝接受本币。消费者也可能不用于消费，而是将货币转化为储蓄，“储蓄仅仅代表得到‘财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种能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能力”，不代表投资欲望，财富所有者想要拥有的是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而非资本资产本身。总之，在企业没有投资动力和家庭储蓄倾向较强时，增发的货币无法进入实体经济。

(四)就业保障计划的适用条件

就业保障计划是MMT以国内资源为基础，从而实现内部价值增殖的具体运用。其核心思想是，政府为任何有意愿但无法在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上获得正规工作的求职者，创造提供固定工资的就业岗位。在该计划中，政府支出用于保障就业，与失业规模同向变动，不仅发挥着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而且能够通过保障潜在就业者的工资，达到稳定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性收入的效果，进而稳定总需求与总产出，抑制通货膨胀。

从理论基础、资源转移与就业实践看，就业保障计划依然存在其适用条件。就理论基础而言，如果政府支出不足是失业的原因，那么较高的失业率理论上与较低的政府支出相匹配。然而，经验证据却发现大多数政府支出比例较高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失业率也较高。这就表明，扩大政府支出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存在其他竞争性机制，或者存在政府支出之外、无法通过货币解释的因素。比如马克思提到的盈利能力不足，凯恩斯提到的“动物精神”或者“信心”，均无法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基于此，MMT进一步提出，由政府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就业保障。这就涉及资源转移问题。

从部门分析的实物账户看，政府直接保障就业以资源从私营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为条件。MMT未排除这种转移存在替代私人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使得就业保障计划失去控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催生通货膨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交换与分配的变动也会影响生产。因此，在分析公共部门转移资源问题时，如果无法保证闲置劳动力恰好与维持这些劳动力再生产的闲置资源相匹配，就不能脱离企业的产业资本循环。解决失业问题，需要回归具体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结构所存在的问题之中。

从实践的角度看，失业有多种成因与形式。在存在大量隐性或可见的失业储备、少量正式部门与大量非正式部门共存的劳动力市场中，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会使得大量隐性失业者进入正式部门，增加货币收入和刺激消费品需求，导致总需求激增，引发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还需要考虑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要素非完全替代等各方面因素。

结语

MMT对政府支出工具的论述和提出的就业保障计划既为增发货币提供了理论基础，又指明了去向。然而，MMT通过增发货币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依赖于发行货币直接实现价值增殖的机制和渠道。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在全球生产网络、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使得美国拥有通过发行货币直接获取价值增殖的条件。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以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的价值增殖活动或者已有的价值为支撑条件。大多数非美元国家无法复刻这一路径，发行货币要能畅通投资与消费，促进短周期生产与长周期生产的调节，促进价值增殖。就业保障计划虽然以国内资源为基础，但实现稳就业与稳增长的条件是在向公共部门转移资源时，不会对私营部门的生产形成挤压与替代，而且要能够促进私营部门的生产。这一计划与实践联系密切，不可脱离于一国的失业成因与形式，直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公共就业岗位。

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选择可行的政策路径。

首先，货币直达的畅通作用有限。中国虽然存在闲置资源，满足MMT意义上增发货币的条件，但是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制约了货币直达的作用。从家庭部门看，较高收入阶层因国内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而转向购买进口产品，这部分家庭不会因为账户货币有所增加而购买本就无法满足自身需要的国内产品；低收入阶层的实际购买力有限，且面临就业波动，储蓄倾向较强。在长期收入不稳定的情况未得到改变时，直达低收入家庭的货币对于刺激消费国内产品的作用有限。从企业部门看，主要工业和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水平不高，投资动力不足。直达企业的货币要么被用于贮藏，要么离开生产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空转，加大金融体系风险，加重实体经济融资困难。

其次，就业保障计划可能有负向作用。中国当前青年失业率较高，理论上具备扩大政府支出创造公共就业岗位，实现保障充分就业的条件。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基础是非正规就业规模庞大且劳动力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政府直接创造公共就业岗位，一方面，可能会变相与私营企业竞争已有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在经济增长乏力与企业盈利能力不足时，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形成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挤压与替代；另一方面，会加剧资源向特大城市、省会城市集中，与长期发展和协调发展的要求不符。

再次，政府支出的可选路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优化生产空间布局。在全球经济疲软与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投资不足、消费不足、就业不足实际上是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与标准化、个性化消费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增发货币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与有合理回报的投资。有鉴于此，政府支出的可选路径是通过升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生活条件，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并利用农村巨大的发展空间，提高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低收入阶层的标准化产品消费需求与消化过剩产能，形成农民工高就业、乡村发展、县域高增长的格局；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实施产业政策、大力资助创新等方式促进企业革新生产组织与生产技术，优化生产的空间布局，适应标准化、个性化消费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打破低利润率-低投资率的低水平均衡，解决长期失业问题并促进经济增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汪靓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