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资本论》科学方法论与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理论的指导，还需要彻底清除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资本理论的影响。在实践中，需要把我国的资本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发展逻辑进程中，理解我国资本的特性、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各类资本运动规律和行为规律。在我国各类资本中，与非公有资本相对应的是公有资本。深刻认识公有资本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特性的一把钥匙，是我国资本理论创新的标志。

一、研究我国资本问题的背景和意义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沉着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风险和重大挑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侧重理论问题，后三个问题侧重实践问题，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密切关系。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以“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年5月，《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行为规律、作用效能、治理规范等，为全党上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理论问题、科学制定与资本相关的政策提供了思想指引。

笔者认为，对资本问题的研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伊始，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发出的动员令。它预示着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之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与实践是我们党的又一个伟大创新。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新提出的重大问题，既有“集成性创新”的意义，更有“原始性创新”的价值。从理论上看，其核心要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解决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破解路径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不断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和把握我国资本的类别、特性、行为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从实践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除了上述“四个关系（到）”之外，还关系到我国资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如何与外国资本、国际资本进行互为条件、互相联系的竞争与合作的问题。当下资本问题可研究点众多，本文侧重研究我国资本特性问题。

二、研究我国资本问题需要确定的两个必要前提

研究我国资本问题，需要确定两个必要前提，一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二是需要置身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

如果说把“市场”嵌入“社会主义”之中，从而创造了既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那么发现“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新。然而，无论是伟大创造，还是伟大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唯一能够把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融为一体的著作，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系统最完备的阐释，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无人比肩的论资本的巨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标”，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资本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们要在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资本问题，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论”，就绝不能离开《资本论》的根基和指导。

针对有人把《资本论》归入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针对有人把各种不同类别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需要置身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任何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产品、劳动（力）商品、货币、土地、知识产权、数字技术等，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判断其经济本质与特性。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各种生产要素具有什么性质，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在这里，所谓经济制度，就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体系——全部生产力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全部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及其制度形式；其特定的社会性质，是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由于经济制度体系本身是鲜活的生命体或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有机体，所以广义的经济制度，还包含其运动方式即体制机制，以及支持其周而复始持续运动的分配规则和分配方式。

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国资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经济运行层面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均决定于市场配置和运营；从分配方式层面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应该说，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情，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资本生存运营不可或缺的环境。新发展格局最早是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定位与战略对策。同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作为“新话语体系”，它多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上被反复提及。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从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可以想象，新发展格局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生存和运营的广阔空间。

三、探讨我国资本特性需要以《资本论》为依据

深入剖析我国资本特性，需要以《资本论》为依据，向马克思求教，何为资本的本质和特性。

（一）资本的本质是什么？

笔者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各种资本问题中，资本特性问题是最重要的。资本是物（生产要素等），还是生产关系？资本，在我国与其他国家，例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21世纪的非洲国家，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如何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资本问题，与其说是方法与视角问题，不如说是立场与目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至古代。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资本就是“货殖”，即可以繁殖的财富；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之前的两百多年里，即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使用抽象法，透过商品物的表象追究其背后的实体真相，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然而，一旦涉及什么是资本，他们便语焉不详了。古典学派主要创始人威廉·配第把资本定义为“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去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供未来生产使用的一部分储备（或储蓄），以及能带来利润的一部分储备；机器大工业时期经济学巨擘李嘉图则认为，资本是从利润的储蓄中得来的积累劳动，也可以是原始人手中的棍棒。总之，古典学派很坦率地把资本理解为劳动工具、积蓄储备、积累劳动和自然物，这既说明了他们的单纯与无知，也说明了他们的糊涂与混乱。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于1867年。在此之前，马克思先后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资本论（1863—1865手稿）》三部手稿。换句话说，虽然《资本论》的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但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彻底革命和对资本理论的伟大创新，在1867年以前已经全部完成。在《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中，“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以商品为细胞，以货币为交往和交换媒介，劳动力在社会范围内成为商品，雇佣劳动成为制度基础和制度特征，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本分配机制，而资本则作为主体和躯干主导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并占有剩余价值。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则是以英国为样本、以欧洲为背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资本—剩余价值的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便同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融为一体了。

在《资本论》框架中，何为资本呢？应该说，三卷《资本论》洋洋洒洒230万字都是在阐释“资本是什么”。《资本论》不仅阐释了资本是什么，还阐释了它不是什么，以及二者背后的原因。例如，马克思写道，“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资本是一种兼具现象与本质的二重存在。从现象上看，资本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从本质上看，资本只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坚持用“资本一般”揭示资本的抽象本质即本性（共性），用“资本特殊”揭示资本的二重属性即特性，用“资本个别”揭示资本的多样化的具象即个性。《资本论》的鲜明立场是用资本一般统帅资本特殊和资本个别，以对资本本质（本性）的分析为红线，并坚持将其贯穿到对资本的特性和个性的全部分析之中，以便分层次揭示资本真相。这是《资本论》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越，且不同于其他资本理论的实质。

（二）资本的特性是什么？

资本的特性，就是资本的本质（本性）存在的二重性或二重态，就像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态的特性一样。一方面，所有的资本在本质上都是生产关系，而不是单纯物；另一方面，所有资本的本质都有“物”的载体或者“非物”的社会形式（例如品牌）。作为生产关系，资本必须借助物的形式或其他形式来表现；同样，物或非物必须承载一定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是资本。所以马克思说：“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资本的二重特性不是主观描述的，而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经济学并不理解”，但“资本一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资本的二重特性就像粒子一样，在不同条件下的粒子分别显现出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二重性。在这里，“不同条件”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二重特性的关键。

如果说古典学派因为历史局限而没有创建资本理论，那么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中叶的新古典学派则因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将所有与资本相关的理论都引向歧途。新古典学派中，最初被经济学界视为异端的边际学派，用生产（价值）分析的多元论来取代古典学派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把“资本”定义为“时间”并将其看作与劳动同等的生产要素，从生产多元论过渡到分配多元论，并根据所谓公允边际分配法来决定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由此形成一种固化、公式化的分配格局：资本（时间）—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管理—利润。边际学派通过该分析框架，用数学描述的现象学取代古典学派探索本质的抽象法，用所谓专业的分析取代现实的分析，用所谓资本（时间）—利息论反对资本—剩余价值理论。例如，庞巴维克在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二年（1884）出版了《资本与利息》第1卷和第2卷（1889），又在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年（1896），以《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乎疯狂的反对。

用生产当事人直接感知的现象来扰乱现象背后的本质，以达到把资本主义美化为世界上最合理、最和谐的生产方式，这种做法在新古典学派最具权威的代表——马歇尔那里达到顶峰。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他把资本与劳动、土地并列为具有相同地位的生产要素，把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报酬的理论阐释为定理，并用数理方法将其确定为经济学研究的规范，用“连续性原理”把“时间因素”确定为收益分析模型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均衡价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以生产费用论代替资本理论并成为公理。继马歇尔之后，希克斯使用比马歇尔还数学化的专业方法，放弃了对资本性质（不论是本性还是特性、个性）的研究。在其代表作《价值与资本》（1939）一书中，希克斯提出在一个动态投资的时间过程中如何获得收益的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就是“每一种带有固定利息的证券（票据、公债券、债券）”，或者“是在将来付给一定数量货币的承诺”。他指出：“作为货币的证券与非货币的证券，其不同点为前者不带利息。”很明显，在希克斯那里，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利息的时间、证券、承诺。此时，资本不仅已经物化了，而且已经虚拟化了。

四、明晰我国资本结构方能把握我国资本的特性

（一）我国的资本特性与类别

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的资本特性和类别，须先消除自20世纪60—70年代延续至今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对我国当下经济学思维的巨大影响，否则，谈正确认识和理解是不可能的。新自由主义是用“市场出清”“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的观点，代替传统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政府是守夜人”以及“（资本）私有制永恒”的主张。新古典综合派则用其最擅长的数学模型对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进行定量分析。然而，这两个学派都没有资本理论。19世纪初（1803）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立的生产要素理论勉强可以视为他们的资本理论。在其分析模型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有复杂的规定都被抽象为零，因此其资本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数学模型都是线性的。需要指出，在生产要素即资本的影响下，人力资本（1959）、社会资本（1980）、资源资本（1985）、自然资本（1999），以及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知识资本、信息资本、网络资本、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形成了一个“泛资本”概念群。

从纯理论视角看，生产要素或“泛资本论”有两个错误。一是只见“物”不见“人”，而《资本论》则恰恰相反，“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二是没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科学视野，囿于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去看待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本。他们甚至从未考虑过——无论是生产要素作为资本，还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都需要放到由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的经济制度体系中去判断。

正如不能撇开、事实上也没有撇开“社会主义（本质）”去搞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一样，我们绝不能抛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去认识和理解我国的“资本特性”及其他问题。毫无疑问，我国的资本特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关系体系的特性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是支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体存在形式，它主导和运营的只能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形式即“公有资本”。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新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中最活跃的力量，而非公有制经济又天然地、自然而然地采取了“非公有资本”的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我国，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由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构成的资本结构取得了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相匹配的形态。在这里，一方面，公有资本因承载社会主义本性（本质）而与非公有资本相区别；另一方面，因采取物的和非物的多种物质形态而具有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二重特性。换句话说，它既在本质（本性）上成为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形式，又在特性上以生产要素等“物”或“非物”的形态与我国的非公有制资本一起游走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格局中，还会通过“一带一路”等路径运营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这就是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与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基本经济制度相契合，我国的资本主要由两大类别资本构成，即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

（二）我国的资本结构与规律

所谓结构，一般是指由不同类别的构成要素及其比例、份额、层次形成的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所谓规律，一般是指深藏于事物内部、决定事物性质的构成因素及其与必然性相联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的特性、类别、结构，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资本的运动规律和人格化资本的行为规律。由于我国资本的性质、结构都较为复杂，因此其运动规律特别是人格化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具有多样性。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从我国资本的类别来看，有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还有在二者之间具有过渡性质的混合资本；从国别来看，有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从当下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比重、效能来看，与其强调公有资本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不如强调非公有资本半壁江山不能少，因为公有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行为更容易受规范约束；从中外资本的关系来看，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外国资本的行为规律一定有不同于我国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的逻辑。

如果说构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是一个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伟大创新，那么这个创新的标志应该是公有资本。从形而上学的逻辑看，公有资本的提法经常被理解为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或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进行资本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来看，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把公有制与资本融合起来的理由并冠以“创新”。这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些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从我国国情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除了封建主义，另外两座都与资本有关：一座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另一座是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直到明末清初才在江浙一带出现萌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深的重农轻商的情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来看，“一化三改”和平赎买的对象是民族资本，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意味着走回头路、贪污腐化。

然而，公有资本这个“悖论”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存在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实际上，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以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公有资本”的概念，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五、公有资本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特性的钥匙

“公有资本”概念继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后，就很少被提及，而是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概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从科学探索上看，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作为逻辑基石，是连接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评价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时说道：“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委婉表达了他对皮凯蒂并没有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解释西方国家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不同看法，同时明确表达了应该更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观点和立场。

应该如何理解“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呢？众所周知，一棵大树，没有根就没有本，没有根本就没有树干与枝叶，更没有繁茂的枝叶。“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不是泛泛一般的所有制，例如生活资料所有制，而是有着鲜明特殊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之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一定要坚持所有制层面的“两个毫不动摇”，而且还要坚持凸显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性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在此基础之上，还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毫无疑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就是我国资本创新体系的逻辑基础。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国资本创新体系的逻辑架构。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问题，有如下几点需要说明。一是“市场”作为商品交换、资本流通的场所、空间，其本身就是一个架构或“市场体系”，本质上它是全部生产者相互联系的总和，因此，市场本身不是主体，而是所有生产者发生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复杂网络，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二是市场主体是构成市场架构的每一个要素及其背后的“生产者”，由于当代生产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所以当代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生产者都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者。因此，资本才是当代市场体系中的“市场主体”。三是没有资本主体的市场不是完善的市场，各类资本为自己的增殖而运营才是市场主体健康活跃的根本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有一个不小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抽象出与公有制经济相匹配的资本主体，而这个资本主体就是我们当下资本创新理论要寻找的逻辑主体。在笔者看来，“公有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一样，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资本特性的一把钥匙或总开关。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统一的视角看，公有资本本身表达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公有资本作为一个逻辑主体，一方面，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运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承载并影响着我国市场关系中各类资本之间的商品所有权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不仅自身要依据商品所有权向资本占有权转化的规律来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增殖”即发展壮大，因而成为实现我国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经济力量（而不仅仅是财政基础），而且还要成为影响和主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其他各类资本运行的经济力量（不是行政力量），因而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发展动力、最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基础。

换言之，公有资本作为一个逻辑中枢，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与国内外各类资本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游弋竞争；另一方面按照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转化的逻辑，主导、协调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的矛盾关系。毫无疑问，解决这些复杂矛盾关系的逻辑构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特征，而最终决定和协调这些关系的逻辑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特质。为此，要深入研究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各类资本概念，除了公有资本概念，其他任何类别的资本概念，包括国有资本概念与集体资本概念，都不能承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性。以国有资本为例：从历史上看，国有资本、国家资本早已有之，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中，马克思就把国家资本（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个人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集体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本等概念放在一起进行剖析，那里的“国家”和“国有”，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现实看，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在各个国家都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私有化浪潮”就是把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私有化了；从逻辑上看，国有资本、国家资产的性质是由国家（国体和政体）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仅从“国有”这一概念（包括“政府”这一概念）是无法断定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由此，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的资本特性放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问题的首位，是极其重要的指引，因为只有把我国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上区分清楚，才有可能把握不同性质的资本各自的行为规律，以及制定出有针对性、有操作性的资本行为规范和资本治理规范。

作者：杨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创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