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践作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创造，也是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顺利开展的重大实践探索。基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在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剖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的阶段性演进。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资本政策历经了否定和消灭资本阶段、支持和运营资本阶段、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的发展历程，这是资本理论与资本政策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真实写照。针对新发展阶段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应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保障，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实践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强等多重叠加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表述阐明了新时代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当代价值。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历程充分证明，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一直是党和政府制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前提，也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运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变化，全面梳理和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政策的历史演进，在理论、历史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讨如何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克服其内在的生产性矛盾，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新发展阶段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的形态及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为此，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逻辑，核心在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并对资本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渊源具有清晰的认识。

(一)资本是一种物化的生产关系

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商人及商业资本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重商主义聚焦商业资本形态，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货币，资本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产生增殖。针对重商主义学派将资本仅限于流通领域的局限性，重农主义学派将资本的研究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魁奈作为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将农业生产的资本划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个部分，实现了货币与资本的分离，但仅将资本与农业生产相联系。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的大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资本的本质。配第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货币化，认为货币并不能带来财富的增殖，但资本却是“下蛋的母鸡”。同时，他也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表明了劳动对于社会财富增殖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斯密和李嘉图都开始从劳动的角度来解释资本的来源及其积累，但他们都将资本与生产资料等同，混淆了资本与资本的物质形态，忽视了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学派的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与重构，指出资本“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一般规定性，“也就是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使人们对资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们将资本视为一种单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是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资本“既把自己的物质存在设定为消费品，又设定为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更确切些说，设定为再生产的要素”，并将生产的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和再生产系统，从而在追求增殖的运动过程中永不停歇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促进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具有逐利和扩张的天性，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作为一种“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其本质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相对于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总体权力，正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积累性、流动性和扩张性等基因所天然赋予的。这种总体权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具体表现为，资本不仅对剩余价值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同时还可以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其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关系。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的研究对象限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资本理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理论源泉，对于我们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具有合理性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来看，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需要资本的存在。但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具有合理性。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赋予了资本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资本是市场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必要前提。“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必然存在，即社会主义不可能绕过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商品的存在为货币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前提条件，满足了资本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人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所有制的多元性和混合性相对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混合资本等多种形态资本。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我国脱胎于以落后农业为基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要经历“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阶段。事实上，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正是源于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资本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性要素，同时也是黏合其他生产要素、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工具，具有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的重要功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资本逐利和扩张的天性决定了其对价值增殖的不懈追求，这在客观上提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只要资本不停止运动的脚步，社会物质财富和价值的积累便是源源不断的。因此，只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尚未到来，资本就有存在的价值。

最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的形势必要性。列宁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首次阐明了利用和学习资本主义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新形势，邓小平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一论述肯定了我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下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有益成分，也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资本作为工具和方法提供了支持。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增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互鉴，吸纳其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依然是充分发挥各类资本参与国际竞争积极作用的必然选择。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资本存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现实可能性、客观必然性和形势必要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实践作出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造。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调整与变化，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等方面。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无到有”的飞跃。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强调了坚持公有资本主体地位和非公资本补充作用的重要性，为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性质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清醒认识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采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的观点不利于我们释放生产力的潜能、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强调公有资本的主体性，同时在当时公有生产资料短缺、劳动力富余的现实情况下，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的思想逐渐获得认可，非公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重大论断的提出，党中央进一步将资本与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不仅肯定了资本存在的当代价值，也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营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三，准确把握了资本日益融入全球化与金融化进程的行为规律。在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工作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遇到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给我国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党中央愈发认识并强调加强资本运营与监管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关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的重大突破，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理论“从有到优”的飞跃。第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性质的认识更加深入。新的时代条件下，基于对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指出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相对应，我国现阶段“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论断在突出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占主体地位的同时，充分意识到不同所有制资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重要意义。第二，既强调要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充分认识到资本逐利本性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基于对国内外新形势与新变化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指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清晰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一理念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提供了理论遵循。第三，对资本行为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全面。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在运动中增殖，并在竞争中呈现出不同的运动规律。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的现象，为应对知识经济时代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论述既突出了新发展阶段我国资本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又指明了在科学把握资本行为规律基础上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反腐败等主攻方向。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历史逻辑

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和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不同时期的资本政策也随之调整。系统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发展的演变历程，剖析资本政策转变背后的逻辑，对于深入总结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全面提高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否定和消灭资本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与资本政策紧密交织。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囿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与挽救民族于危亡的迫切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资本是工人阶级遭受剥削与掠夺的本源，因而资本政策表现为明确的排斥和没收资本。但是，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党内也有人意识到一味排斥资本的直接后果就是扩大了打击面，资本政策调整为利用资本，并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后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利用资本的政策实际上是指允许资本在一定范围内活跃，节制资本的思想并未消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政策变化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制定与调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政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一化三改”的提出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种理论上的认知背离了我国仍是落后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忽视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资本”的概念开始被“资金”取代，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性名义上被消灭。

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否定和消灭资本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在此期间，虽然党中央提出过纠正这一思想的尝试，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八大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对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的基本纲领也快速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段斗争为纲”等。国内也先后出现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掀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狂潮，消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取缔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等政策全面施行，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公有制，资本处于完全被废止的状态。

(二)支持和运营资本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资本的复归提供了体制保证。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遵循“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对资本否定和消灭的做法不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采取了支持和运营资本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资本政策主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展开。

否定和消灭资本的政策既不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也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肯定了私有制和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发出了新时期重新为资本正名的先声。伴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这一重大判断为发挥资本的生产力属性提供了现实可能。同时，全会还倡导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极大地助推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私营资本、外资资本、港澳台资本等也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中央对资本的认识渐趋深化，政策手段也开始多元化。第一，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资源配置，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党和国家还陆续出台了鼓励不同形态资本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完善结售汇制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等。第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机遇迫切要求我们发展资本市场。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曾提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资本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丰富。“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开启了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积极尝试。随着对资本行为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从“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有利于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改组，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充分肯定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第三，加强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着重强调要实现加强管理、扭亏增盈和提高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为了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切实强化资金和成本管理，提高资本运营效率”，要求国有企业积极开展资本运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资本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新时代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标志着资本政策进入了规范和引导资本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政策主要围绕着继续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资本协调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方面展开。

第一，发挥资本引领作用，带动各类生产要素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习近平立足新发展阶段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对资本的积极作用作出了精辟概括，明确了新发展阶段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要服务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定位。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了更好地促进各类形态的资本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强调国有资本改善民生、支持科技创新和保障国家安全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扩大了非公资本的活动范围，有利于充分调动非公资本的积极性。

第二，高度重视不同类型资本协调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平台资本、生态资本等新型资本形态相继涌现。为应对虚拟资本肆意扩张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习近平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拉开了维护资本安全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序幕。随着对资本行为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习近平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指出，“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既强调了实体经济的关键核心地位，又提出要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针对资本、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表明不同类型资本应协调发展，资本“脱实向虚”倾向和虚拟资本野蛮生长问题所可能诱发的系统性风险应予以重视。

第三，注重规范资本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平台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垄断、“大而不能倒”、资本与权力联姻等新情况与新问题愈发凸显。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出了规范资本行为的时代强音。随着党中央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关于资本问题的首次系统论述，“红绿灯”的设置则代表了党中央规范资本行为的初步构想。近年来，面对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为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国务院在2022年5月31日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前提下设立‘红绿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资本在规范中更好地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以来，我国资本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与权力相勾结、经济“脱实向虚”倾向、市场垄断加剧等问题，而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应贯彻坚持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和实现共同富裕相统一的实践逻辑。

(一)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实践保障

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会在不懈追求剩余价值和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力图介入政治过程的各个关键环节，形成资本与权力的“联姻”。纵观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镀金时代”相伴而生的往往是超级腐败，是资本对政治过程的过度干预，甚至会出现资本利益绑架国家利益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资本的运营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期间也不乏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干涉，如对党政干部的拉拢腐蚀等。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严格把关党员素质，紧抓党员干部培养，力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是妥善处理资本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重要保障。然而，伴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增长，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并以权钱交易方式围猎权力的现象愈演愈烈。当前，资本干政主要存在资本干预选人用人、资本影响政策制定、资本干预政策执行和资本利用政策漏洞规避监管等多种形式，并具体表现为拉票贿选、资本和权力的“俱乐部”影响政治过程、“立法式腐败”、利用职权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等手段。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处理好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解决资本与权力“联姻”问题的政治保障与根本支撑。首先，要加强新形势下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统一领导，有效预防资本俘获管制。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国有资本为抓手，强化对国有资本的监督和引导，同时巩固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和健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激励机制，在制度层面保障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的重大决策和选人用人，肃清资本干政的源头。其次，要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有效避免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自觉培养拒腐防变的意识，提高抵御诱惑的能力，才能真正摆脱资本对权力的干涉，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最后，要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高度重视政治生态问题。只有加强针对资本与权力勾结相关领域的反腐败，加大力度严惩政府官员以权谋利的腐败行径，坚决打击资本倚仗权力肆无忌惮逐利的不良行为，才能尽可能规避资本干政带来的包括弱化国家治理能力、导致官员腐败、威胁政权安全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二)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作为实践依据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渐趋加大、大国关系日趋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资本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使得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明显，甚至可能带来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资本在内在增殖的动力和外在竞争的压力共同作用下更为关注短期收益。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下降明显，而金融等行业则具有相对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就使得资本更多转向金融领域来获取收益，或部分实体企业为依靠金融活动获益而改变经营范围等。另一方面，金融也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这将加速金融资本积累，扩大金融行业规模，并由此产生监管套利、非法集资，甚至引发实体经济空心化等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和加强资本运营与监管等，都表明防范资本风险的意识从未消除。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需要，党中央不断完善资本运营、加强资本监管、稳步发展资本市场、维护金融安全等。近年来，随着我国虚拟资本规模总量的不断增长，经济“脱实向虚”倾向增强，更是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庞氏骗局”、2015年股灾等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事件。对此，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为指导是新发展阶段党中央从容应对资本发展新问题，克服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实践依据。首先，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性质。在明晰资本是一种价值、资本是一种运动、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等“资本一般”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特殊”，明确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主导资本及其关系、资本具体形式所表征的生产关系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基础。其次，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作用。我们应将资本置身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环节去思考，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具体分析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不同类型的资本及其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前提。最后，要科学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资本在内在增殖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双重作用下表现出资本不断重塑权力体系、主导资本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资本在技术变革中不断革新生产方式等行为规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健康发展的依据。

(三)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实践目的

资本在内在增殖的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会试图通过新技术等手段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过度积累容易形成市场垄断。一旦市场垄断形成，资本所有者便可以凭借自身的垄断地位扩大垄断范围，并通过设定垄断价格等获取更多收益，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财富差距的扩大化等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为此，党中央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既坚持利用资本和发挥不同类型资本活力的主基调不动摇，又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平台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市场特性催生了新的垄断，大大缩短了市场垄断形成的时间，并孕育了平台资本这一新型资本形态。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凭借自身的流量和数据优势排挤市场上的其他企业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而且可以通过数据和算法优势对消费者采取精准的价格歧视以转移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结构，使得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权衡好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对于破除市场垄断、促进资本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共同富裕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统筹效率和公平的实践目的。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纽带的重要作用，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应坚持竞争中性原则，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公平竞争等基础性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纽带，不仅有利于在同等条件下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还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形成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持续增加的良性循环。其次，要健全资本监管体系，设置“红绿灯”。依法依规加强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形成资本监管的全领域、全链条式覆盖，维护市场秩序。只有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明确不同形态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和禁止进入的行业，并加以动态调整，才能更好地为各类资本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经济效率，做大分好蛋糕。最后，要妥善处理资本参与利益分配问题。要在社会分配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做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安排，在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的同时，保障不同形态资本在分配过程中获得合理收益，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

作者：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晓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1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