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为本质的特征，居于统领地位。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避免金融为特定资本利益集团和少数人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才能抵御经济金融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才能遏制资本不顾风险地片面追求高回报的行为，坚持防控风险的永恒主题；才能在消除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才能防范金融业发展与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需要相脱离，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避免金融业陷入封闭状态或沦为他人掠夺本国人民群众的工具，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才能防止金融业落入僵化处境或全然不顾经济大局稳定、盲目追求发展规模和速度，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国际上兴起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观点并迅速传播，这一观点在国内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例如，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材大多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干预来实施货币政策视作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制度，提出需要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英国首相May、美联储主席Powell、欧洲央行行长Lagarde均肯定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在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内学界大多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观点，并将其作为金融稳定、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认为应当加强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

流行的央行独立性观点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甚至存在矛盾。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由党中央讨论决定，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要就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向党中央报告。”那么，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吗？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真的具有独立性吗？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简要回顾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央银行是否真正保持独立性的争论，再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在理论上揭示中央银行的本质，然后在经验上揭示美联储保持独立只是表象，最后阐明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路径。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论

20世纪70—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遭遇“滞胀”危机，确立中央银行独立性作为潜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案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流行思潮。但一些非主流学者对于中央银行是否真正具备独立性存在异议。实际上，主流学者与非主流学者争论的核心在于对通货膨胀的根源与中央银行决策过程的认识，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只是问题的表象。

（一）中央银行应该保持独立性

流行观点认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履行职能的重要条件，并且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与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稳定性显著正相关的经验研究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维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中央银行不能独立于政治干预实施货币政策，那么货币金融环境将遭遇时间不一致性与政治经济周期问题的负向冲击，产生通货膨胀。独立性的维护能够增强中央银行抵御短期政治压力的能力，使货币政策坚持以维持长期价格稳定为目标，进而使中央银行能够更有效地履行职能。

一些学者为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撑。学者们通过测度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央行独立性指数，发现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央银行独立性高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私人投资，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少银行向经济效益不高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贷款，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中央银行并不具备独立性

非主流经济学者指出，中央银行实质上并不独立，其名义上的“独立性”也不是履行职能的必备条件。

首先，中央银行不具备独立于国内外政治力量干预的制度基础，也从未拥有独立的操作工具。从国内因素来看，政府既然能够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那么它自然具有抵制中央银行独立决策的能力。从国际因素来看，资本的自由流动加速了金融全球化，产生了在区域内规范货币政策和统一中央银行制度的要求。从实际操作工具来看，中央银行必须配合政府的支出活动，才能维持目标利率。否则，政府增加的支出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增加，进而使利率偏离目标。因此，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一个“伪命题”。

其次，抛开名义上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的实质是强化中央银行对资本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集团的服务。从劳资关系来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冲突，而独立的中央银行选择了其中的通货膨胀目标，实质是以劳动力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资本的利益。而所谓隔离对中央银行的政治干预，实质是增强资本捕获中央银行的力量。从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来看，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有利于减少产业资本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与之并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增加了金融资本的影响力。经验分析表明，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独立的中央银行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实际利率，显著增加了食利者的收入份额，并且这种增加以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为代价。

最后，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不是履行职能的决定性因素。理论上，时间不一致性并不对应现实世界中执行货币政策所遇到的问题，因此不能为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提供理论依据。实践上，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货币政策的规则、金融与经济的平衡发展等，而不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三）中央银行真的独立吗

在流行观点中，政治干预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解决方案是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它实质上并未揭示独立的中央银行为何能够有效履行职能。换言之，它无法解释：如果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就能够控制通货膨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那些已确立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国家还会面临通货膨胀问题，或者出现低通货膨胀与低经济增长、金融泡沫并存的现象。

非主流经济学者从资本积累角度理解通货膨胀和中央银行的决策过程，阐明了中央银行独立的名义性与职能的局限性，揭示出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尤其增进了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但金融资本集团只是在特定时期才具有相对力量优势，非主流经济学者并未解释不同类型的资本利益集团为何以及究竟如何对中央银行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们必须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过程的历史变化中理解中央银行的决策。后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货币基本职能之间的矛盾是中央银行必须在促进资本积累与维护货币品质之间取得权衡的根源，而在资本积累的不同时期，中央银行实际上是选择能够满足主导资本集团积累要求的调控方式。

三、货币职能、中央银行与资本积累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要保持稳定性，同时作为流通手段要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适时扩张。由此产生的矛盾推动货币形式不断演进。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成为调节该矛盾的主体，调节方式包括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而具体选择何种调节方式受主导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践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在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货币基本职能间的矛盾与货币形式演进

货币基本职能之间的矛盾，推动了货币形式发生从金材料到信用货币的演进。随着金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金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执行货币职能。作为价值尺度，金以其材料的价值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保持计价的相对稳定；作为流通手段，金促进商品完成形态转变，满足交换的需要；作为贮藏手段，金以随时可用的财富形式保留在私人手中；作为支付手段，金成为卖的目的本身，以交换价值的绝对形式独立地结束商品交换过程并实现商品价格；作为世界货币，金充当一般购买手段、一般支付手段与一般贮藏手段。

金材料天然地适于执行价值尺度职能，但金储量不足以满足媒介交易的需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持续扩大，货币需求量急剧上升，产生了金货币使用过程中的矛盾。这一矛盾源自价值尺度职能与流通手段职能对货币形式的不同要求。货币形式逐渐向计价符号转变：“金货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号的形式。”不过，作为金符号的纸币，供给仍然参照金储量而定，根本上受到金货币所包含矛盾的制约。

随着信用货币的诞生，货币供给才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信用货币自然根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作为债权转移并进入流通后，取得社会货币的形式。因此，信用货币的供给量较少受到物理因素的制约，可以适应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但信用货币的流通建立在品质获得保证的基础之上。信用货币的过度发行会导致其所象征价值的不稳定，由此形成信用货币使用过程中的矛盾。

（二）信用货币等级体系与中央银行调控方式

信用货币的过度发行与品质维护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信用货币等级体系与中央银行的诞生。私人信用是最低一级的信用货币。私人通过举债占用更多资源，容易引发信用危机，干扰流通秩序与生产秩序，产生了在一定区域内协调私人信用货币流通的必要性。随着银行逐步用银行信用货币代替私人信用货币，私人信用危机得到缓解，同时银行信用货币形成了信用货币等级体系的第二级。银行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吸引存款，也能吸引更具偿付能力的贷款需求，因此银行信用货币的品质平均来说更能得到维护。私人银行之间由竞争引发信用货币的扩张，容易引发银行危机，使生产秩序和流通秩序陷入混乱，产生了由中央银行介入调节信用货币的必要性。随着中央银行垄断发行不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等级体系的最高级得以形成。

中央银行在信用货币等级体系中发挥着核心的调节作用，可用调节方式包括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是信用体系的中枢，集合了私人和银行信用货币转移而至的矛盾。矛盾的化解需要中央银行承担调控信用货币的职责。法定货币数量的扩张与收缩影响着低层级信用货币的扩张与收缩，形成了中央银行以数量指标为操作目标，借助信贷传导机制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基础。同时，信用货币兑换法定货币的“价格”（表现为利率）也会影响信用货币的扩张与收缩，形成了中央银行以价格指标为操作目标，借助利率传导机制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基础。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进一步成为中央银行实现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等最终目标的工具。

（三）主导资本利益集团对中央银行调控方式的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以大规模生产体系为基础的“黄金年代”。为了适应产业资本周期性的货币需求，中央银行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进行调控，以熨平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增长。大规模生产方式向经济部门扩展，促进了产出的增长；福利制度与工资谈判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释放了消费需求。生产与消费相匹配的良性循环，使产业资本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产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要求要素扩张，而要素扩张要求各级信用货币扩张。此时，中央银行扩张法定货币能够支持工商业活动连续进行和充分扩展。因此，数量指标成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经济良性循环保障了信用货币的回流，维护了法定货币的品质，反过来促进了信用货币的进一步扩张，加速了产业资本积累。随着劳动力出现短缺，产业资本家陷入竞争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产生了采用新机器替代工人的需要，推动新一轮的固定资本扩张和货币扩张。

20世纪70—80年代，产业资本循环受阻，金融资本力量增强，中央银行调控过程兼顾数量指标与价格指标。随着标准化产品需求饱和及多样化产品需求涌现，采用福特制的企业出现生产过剩，越来越需要依靠借贷来维持原有的积累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扩张法定货币来满足这一借贷需求，但代价是产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并且在企业市场需求未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会进一步加剧而非缓解商品过剩。同一时期，凯恩斯主义政策向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变，金融监管持续放松，金融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强。而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使实际利率维持在低位，甚至为负，扰乱了金融活动。20世纪8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的需要、金融资本集团力量的增强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货币政策：调控过程兼顾数量指标与价格指标，且最终目标向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倾斜。这种转变最终以制造业企业竞争力下降为代价，抑制了通货膨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逐渐成长为主导力量，为了适应金融资本积累的需要，中央银行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进行调控。这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中的核心地位，获取了巨额租金，加剧了资本过剩。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使金融资产的增长得以摆脱对贷款证券化的依赖，不仅满足了过剩资本投资的需要，还吸引了银行、家庭部门、国外投资者参与证券和衍生品交易。金融机构基于此组合具有不同流动性的资产，加速了货币被金融资产吸收和占用的进程，从而使中央银行难以准确界定和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减弱，中央银行更加依赖价格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生效的基础是货币的金融资产化。货币转化为与其他证券相对立但更为基础的金融资产，意味着货币价格的变化首先通过证券链条改变证券的相对价格和收益率——即金融资本的积累，继而改变经济行为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最终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货币的流动。这也使中央银行能够借助价格指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四、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央银行独立吗

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关理论主要来自美联储的发展实践和经验，我们以美国包含了主导资本集团演变过程的三阶段数据为例，围绕着中央银行治理通货膨胀的主线，借助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工具，分析中央银行调控方式受主导资本利益集团影响的程度，揭示美联储的“独立性”仅仅是表象。

（一）数据处理与模型说明

借鉴Polito和Wickens的做法，我们采用VAR模型进行估计。VAR(p)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其中， Y_t 是内生变量列向量， p 是滞后阶数。

根据理论分析，内生变量包括产业资本力量、金融资本力量、通货膨胀状况、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便于表述，数据分析部分统称为数量调控）、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便于表述，数据分析部分统称为价格调控）。其中，通货膨胀状况使用常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借鉴 Belongia 和 Ireland 以及 Endut 等人的做法，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指标分别使用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联邦基金利率（Fedfunds）表示。衡量产业资本力量（Indus）与金融资本力量（Finan）的常用指标分别是制造业和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二者的利润份额数据。但鉴于只可获取这些数据的年度数据和部分序列的季度数据，在经验分析的三阶段中时间跨度均约为10年，使用所有的季度数据与年份数据将出现样本量过少的问题。同时，总的样本跨度至少为1951年到2007年，采用上述指标面临时间序列不连续的问题。为此，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一方面，借鉴已有文献采用生产指数和股票指数代理变量以纳入月度波动性的做法，尽量使用原始月度数据较为完整的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和工业生产扩散指数分别代表金融资本力量和产业资本力量；另一方面，在指数数据也出现月度缺失问题时，优先使用季度利润相关数据，并将季度数据插值为月度数据。

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样本期分为1959年1月—1969年12月(产业资本主导时期)、1970年1月—1989年12月(过渡时期)、1991年12月—2007年12月(金融资本主导时期)。数据处理和模型设定：首先，对原始数据采用X12季节调整与环比增长率计算，以去除季节性趋势，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是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其次，根据AIC、FPE准则，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第三阶段为2阶。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特征值均在单位圆以内，3阶和2阶的VAR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最后，使用模型的思路是：分别对美联储三阶段进行方差分解，以比较各阶段M2与Fedfunds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作用，确定各阶段的主要调控方式，进而对M2或Fedfunds进行方差分解，确定不同阶段影响主要调控方式的资本利益集团。

（二）产业资本主导时期的数量调控

二战后，工商业资本推动的产业资本循环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考虑到“Q条例”与金融监管的限制，这一阶段使用银行贷款量衡量金融资本的力量，对应使用制造业利润量衡量产业资本的力量。

下面将CPI进行方差分解（以10期为例），确定M2或Fedfunds的贡献份额。为刻画由产业资本引发的货币波动以及金融资本的适应性行动，将分解顺序确定为Indus→M2→CPI→Fedfunds→Finan。分解结果如表1列（1）（2）所示，M2对CPI的影响远大于Fedfunds的影响：不包含CPI自身影响的贡献份额中，M2在第1—2期的贡献率超过90%，第3期贡献率约为76%，第4—10期贡献率位于47%—56%之间；Fedfunds在第1—3期贡献率在1%以内，第4—10期贡献率集中于9.81%附近。

进一步对M2进行方差分解，以确定影响它的主要资本利益集团。如表1列（3）（4）所示，Indus对M2的影响远大于Finan：不包含自身影响的贡献份额中，Indus第1期的贡献率为100%，第3—10期位于67%—80%之间；Finan第1—10期的贡献率均不足4%。最后，将制造业季度利润量数据的线性插值改为非线性的二次插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1列（5）—（8）所示，M2对CPI与Indus对M2的影响依然分别大于Fedfunds对CPI与Finan对M2的影响。上述结果验证了产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的判断，说明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对中央银行选择数量调控方式的贡献更大。

（三）过渡时期调控方式的变化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产业资本遭遇市场需求萎缩的冲击，驱动信用货币的能力减弱。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放松金融监管，金融资本的力量增强。我们用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衡量金融资本的力量，并相应地使用工业生产扩散指数衡量产业资本的力量。

如表2所示，列（1）（2）对CPI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这一阶段M2与Fedfunds的贡献率均有所上升：M2第1—10期的贡献率位于79%—99%之间，Fedfunds第2—10期的贡献率从8.87%上升至10.49%。但列（3）（4）对M2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Indus对M2的持续影响显著减弱(第2—10期均低于2.2%)。这说明驱动M2影响CPI的因素并不主要是Indus，更主要的因素是这一时期美国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进行的大量货币支出。列（5）（6）对Fedfunds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Finan对Fedfunds的影响增强：第3期之后，不含Fedfunds自身的贡献份额中，Finan对Fedfunds的贡献率约为40%，超过Indus的贡献率（约为20%）。结合Fedfunds对CPI的贡献增强，说明金融资本对中央银行调控方式的影响增强。

（四）金融资本主导时期的价格调控

21世纪初期，金融资本取得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分解顺序调整为由金融资本引发的利率波动以及产业资本的适应性行动：Finan→Fedfunds→CPI→M2→Indus。

如表3所示，列（1）（2）对CPI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与前两个阶段相比，Fedfunds对CPI的影响增强，M2的前两期影响下降：在不含CPI自身的贡献份额中，Fedfunds第1期的贡献率为82.48%，第2—10期的贡献率位于26%—50%；M2第1期贡献率为0，第2期的贡献率为41.45%，第3—10期的贡献率位于67%—69%之间。M2第3—10期对的较大贡献率，并不是Indus增强和M2更加受到重视的结果。列（3）（4）对M2的方差分解表明，与第一阶段相比，Indus对M2的十期平均贡献率从72.18%下降为6.62%。同时，M2的反应是滞后的，在后期具有较大贡献率的可能解释是M2的延迟波动其实是适应价格调控的结果。进一步考察M2的方差分解在Fedfunds上的份额，列（5）显示Fedfunds的贡献率均高于Indus的影响，这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

进一步对Fedfunds进行方差分解，以确定影响它的主要资本利益集团。表3列（6）（7）结果表明，Finan的影响大于Indus：不包含Fedfunds自身影响的贡献份额中，Finan第1期的贡献率为100%，第2—10期的贡献率位于20%—31%之间；Indus第1期的贡献率为0%，第2—10期的贡献率不足0.3%。最后，使用不同统计周期的工业生产扩散指数（3个月）衡量产业资本力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结果表明，Fedfunds自身及其通过M2对CPI的影响大幅上升，并且Finan对Fedfunds的贡献率依然大于Indus，说明金融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格调控方式逐渐形成。这与该时期美国货币调控方式向利率渠道转变的事实相一致。

2008年以来，美国先后遭遇了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两大冲击，实施了多轮被认为是非常规时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金融资本主导时期的方差分解分析未包括2007年12月之后的样本。不过，量化宽松政策的核心逻辑是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基本方式是为证券提供看跌期权，本质上增进了金融资本的利益。

美国三阶段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美联储实质上是根据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利益集团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货币调控方式，以促进特定资本利益集团的积累，所谓的“独立性”并不成立。

五、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信用货币使用过程中货币发行与品质维护之间的矛盾，产生了由中央银行来调节信用货币和维护法定货币品质的需要。中央银行可用的调控方式包括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对调控方式的选择会随着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利益集团变化而变化。美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数量型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方式，服务于产业资本积累的需要；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价格型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方式，服务于金融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是表象。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避免特定资本利益集团支配中央银行的决策，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中央银行维护人民币品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既不让‘资本大鳄’肆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就需要在支持工商业活动扩张的同时，注意防止因依赖金融活动而产生的“虚假繁荣”，避免“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就需要强化金融工作的服务属性，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初心、回归本源，切实增强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服务需求”。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贯彻金融工作“人民性”的根本保证。首先，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使金融工作超越短期利益和特殊利益，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集中金融力量服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局。其次，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独立于任何特定的资本利益集团，为贯彻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战略部署提供制度保障。中央金融委员会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金融工作的指挥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重要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党中央对货币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并向党中央报告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在党中央领导下协同促成全覆盖、无死角的全面金融监管的格局；地方金融管理体制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严格执行中央统一的金融管理规则。最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始终以高度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净化政治生态，为做好“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工作持续提升凝聚力与战斗力。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汪靓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学术研究（2025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