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实现了"六稳",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因此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

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实现了“六稳”，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因此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其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

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低迷的条件下，仍然持续健康增长势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值，“六稳”要求得到全面落实；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0.6个百分点的背景下，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势，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动态地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按季度看，增速是持续下降的，前三季度分别是6.4%、6.2%、6.0%；总体上全年同比增长预计为6.2%，虽与全球相比，增速领先，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0.5个百分点，2018-2019年是经济下行加速期，2020-2021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触底反弹期。

从需求端来看，一是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的叠加带来了明显的紧缩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态势明显；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滑、增速放缓；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金融周期底部运行特点明显；五是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前三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国际贸易增速回落（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2.5个百分点），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增速下降，中美经贸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新阶段，基数红利逐渐降低，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性高速增长，伴随基数扩张会逐渐减弱，特别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期；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三产业快速提升，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三是中美间经贸摩擦导致全球经济低速加剧，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化红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开启和加快，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率的持续下滑，表明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递减期。

因此，从2020年经济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双紧缩”态势已显现。因此需要根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较，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效防范风险。

就总供给而言，扩张性因素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方面：一是发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对冲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2217个改革方案，仅2019年便出台285个改革方案，完成46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61个改革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加突显；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国产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的战略政策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就总需求而言，积极因素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方面：一是部分领域投资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上升，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改善；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充实，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产阶层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2020年带来全球政策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

综合研判各类有利、不利因素，在总供给、总需求“双收缩”的条件下，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在不包含政策作用的自然走势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相应的CPI的自然走势较2019年也会有所下降，可能降至2%以下。基于上述判断，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

“稳”首先是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根据经济增长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高通胀，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必须严防“经济过热”；二要在经济增长上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防止经济严重衰退；三要与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保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2020年稳增长，GDP增速应在5.5%-6%之间为宜。通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势约为5.1%-5.5%。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6%，能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通胀目标控制在3%左右，甚至以下；5%的增长率在现阶段能够控制失业风险，若增长5.5%则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5.8%的增长率则能稳定就业。同时2020年即使经济增长达到5%，也能实现2020年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因为前9年实际增速已高于10年实现翻一番增长所要求的平均速度（7.2%）。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长”。在需求管理上，总体上应采取扩张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强调提质增效，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应灵活适度，总体上应较此前略偏宽松。在财政政策强调结构性效应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更加注重总量效应，不宜过度偏向结构性操作，就总量货币供应而言，广义货币M2不宜设定过低，应为预防通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收缩预留政策调节空间。

“进”则首先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提高生产者竞争力。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直接影响消费者，而是影响生产者，包括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国民经济体系。在巩固前一时期“三去一降一补”成效的同时，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制度创新，重要的是治理市场环境，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深入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过程中，必须坚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要求的“四个必须”，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在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上，在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上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进而达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目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政协 （2020年1月）。文章经授权发布，转载须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