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由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普遍和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指出，“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会越来越丰富”，“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对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人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经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形成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和最新成果，这一思想在指导和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创新理论，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在经济学领域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都迫切需要我们努力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成果的学习研究，用日益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一个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有哪些，其本质特征和核心思想是什么？在《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作了系统阐述。他们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据研究对象、理论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同，这些原理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理。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其基本原理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源自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视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书评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和观察经济现象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一是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把经济现象归结为与社会制度无关的抽象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而不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三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把生产问题仅仅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问题；四是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不是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作法权问题排斥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五是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不是否认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也否认人们在经济运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五条方法论原则，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理论基础。

革命性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学具有阶级性，标榜自身理论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实证的科学，在价值上中立。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明确宣告，自己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追求。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类的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第二个层次是关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原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活的源泉，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时间节约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人类社会首要经济规律，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社会生产各部门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及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生产具有首要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有机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等等。这些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分析人类社会各种经济形态提供了科学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共有规律的原理，主要是关于商品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包括：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货币是一般的价值形式，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基本规律，商品拜物教，等等。这些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阐明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经济曾经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诸多社会形态，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经济形式。因此，关于商品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原理，不仅是分析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也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

第四个层次是关于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特殊的原理，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最重要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原理，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法，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积累必然导致相对人口过剩以及财富占有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两极分化，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分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和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原始积累，等等。这些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恩格斯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列宁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科学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基本矛盾，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就不会过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第五个层次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原理，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阶级和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等等。这些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得出的科学预测，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目的，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上述几个层次的原理是有机整体，必须全面、系统、具体地理解和运用。比如，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在运用这一原理时，必须结合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变成抽象的教条。又如，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条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总结出来的，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适用的范围是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加区分地将这一原理直接套用于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就可能出现南辕北辙、是非颠倒的错误。同时，各个层次的基本原理又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比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但是，如果没有《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全面透彻的分析，唯物史观就只能是一种科学的假设，而难以成为被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关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特殊规律的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现实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证明；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特征的具体展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特征的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各个层次原理的有机联系上，而且体现在各个层次原理内部具体理论观点的有机联系上。众所周知，劳动创造价值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观点，但是这一观点能够确立并得到科学证明，是以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式和货币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规律理论等一系列具体的理论观点为支撑的。比如，关于劳动二重性，马克思称之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关于货币理论，马克思指出，“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关于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离开了以上这些具体理论观点作为支撑，只是重复劳动创造价值、不劳动就不创造价值的既有结论，劳动价值论就成为了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历史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先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正是由于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能把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不能回答什么是价值、哪些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价值如何形成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最终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要坚持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不能脱离这一体系的精神实质而将其中的具体结论和个别观点孤立化、片面化、教条化，必须全面把握这一科学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内在联系，并结合实际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如此，这一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具体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基本原理的创新上，而且相对于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得出的具体观点而言，基本原理的创新是更为深刻、更为基础、更加重要的创新，因为它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从量变到质变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思想精粹的凝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和阶段性升华的标志。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其所面对的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这一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决定的，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又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与时俱进地推进原理性创新尤为重要。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随着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经济规律的不断变化，反映这些经济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自然也不能一成不变。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社会生产力经历了工业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等大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垄断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等大的历史变迁，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了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的历史转变。这些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课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原理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揭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形成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原理性成果。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为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是其庄严的历史使命。而建设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曾形象比喻的，就像“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部或者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列宁依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得出了一国可以率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出了创新性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面对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全新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勇于结合新的实践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的原理性成果，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遵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规律向前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都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形成和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唯物史观为例，其基本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比较系统的阐述，但这一理论的成熟则是以《资本论》的出版为标志的。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专门针对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观点作出了批评，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阐述，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必然会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不断丰富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体现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原理，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和本源，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初始形态，而不是完成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思考和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特别是基本原理的创新，不断形成与时俱进的原理性成果。由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为后人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了两个内在贯通、有机融合的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体现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原理，通常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的就是这些经典原理，我们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般讲的也是把这些经典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而形成的原理性成果，这些原理性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时代化的表现形式。二者的关系是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源流合一、体用不二。

需要纠正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做的只是将这些一般理论运用于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国家，形成应用性的理论，而不可对这些基本原理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成了从书本上得来的、僵死的、先验的理论，而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发展的、能动的理论。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理论和历史、特殊和一般是什么关系？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理论寓于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在总结概括不同时代的特殊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是在总结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是在批判性地继承人类社会优秀经济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时代在不断变化，实践在不断发展，认识在不断深入。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随着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就成为了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教条，就失去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断创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新的原理性成果，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科学体系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原理性创新的不懈探索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们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不断推动原理性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每一次历史飞跃，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丰富发展的历史飞跃，都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硕的原理性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其原理性成果日益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在广度和深度、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深化拓展。

（一）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的原理性成果

列宁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的阶段特征、内在矛盾和历史趋势，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成果，包括：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是寄生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新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理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和国家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和全国的电气化，等等。这些新的观点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试图通过全面的国有化、实行普遍的义务制以及对生产分配的无所不包的统计与监督，建立马克思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列宁领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个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合作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连马克思也没有对此写下只言片语，一切都要靠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列宁强调：“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使列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的这些观点，虽然是针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而言的，但是已经鲜明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坚定推进原理性创新的理论自觉。

（二）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范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原理性成果

在总结计划经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1954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标志着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立。这一范式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了新的阐述，比如：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概括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原理；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分为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五种生产方式；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等等。这一范式的主要贡献在于，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提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原理性成果，包括：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运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调节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规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经济规律；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立重工业对于建成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际关系，等等。

上述这些原理性成果，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经典原理运用于现实，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虽然存在历史局限和严重缺点，但也有不少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

例如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这一理论把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历史概括为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代。这一阶段，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体系，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经济、政治等方面陷入了全面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崩溃，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逐渐确立。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深刻、持久的危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概括。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体系陷入日益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治理危机之中，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预见性被人所重视。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形式，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不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它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只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消费品的流通起调节作用，并通过消费品的流通对生产产生影响。这一观点的提出，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流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消亡论”“自然经济论”等传统观点，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原理。

再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提出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范畴，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主线，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理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艰巨历史任务，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干部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生产自己的理论，创立自己的学派。他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理性成果，包括：发展生产，保障需要；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意综合平衡；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这些原理性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和深刻认识。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些观点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认识，为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毛泽东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两句话密切相连，不能分割开来。针对苏联教科书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些观点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对按劳分配内涵进行了阐述，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益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一般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而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在个别地方，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它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这些观点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他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这些观点创造性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的原理性成果

改革开放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我们党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新的原理性成果。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曾经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把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但是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具体讨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早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强调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为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伟大创举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发挥，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新形态，赋予了社会主义新活力，打开了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四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五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胡锦涛强调，“我们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各种要素参与经济发展，不断增加国民财富。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

六是关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世界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体系，经济上形成了两个相互分割的平行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强调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七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则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原理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原理性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原理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交汇，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给我国经济理论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课题。比如，如何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破解新的发展难题？如何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如何正确处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保证国内国际经济的循环畅通？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引导经济全球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何完善国家的经济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回答这些重大课题，不仅需要在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工作部署上作出正确决策，而且需要在基本原理层面进行科学总结，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自觉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概括提炼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原理性成果以指导新的实践，增强经济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习近平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在创造性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在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七个方面概括了这些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来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了如下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25年11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概括为15个方面，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些重要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为指导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原理性成果的主要内容。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统一、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出的具有鲜明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历史贡献。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如何守正、如何创新，途径是什么？概括起来，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丰富基本原理的内涵。比如，社会主义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这些经典原理只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论述得比较简单、比较原则性，需要在实践中结合实际进行探索，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鲜明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新的原理性成果，系统阐述了其具体内涵和实践要求，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原理。一是提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提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三是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四是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五是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六是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二种情况，创造性运用基本原理。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循环畅通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经济循环畅通，却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围绕这一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的原理性成果，系统阐述了在新的条件下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具体途径，以及开放和自主、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循环理论。一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二是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三是提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四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五是提出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三种情况，首创提出原理性成果。比如，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这些都是当今时代面临的新课题，在以前是没有遇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原理性成果，系统阐述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体制机制和实践要求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理论。一是提出要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二是提出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三是提出必须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四是提出要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法治化水平、专业化能力，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五是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种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突破性发展。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商品、货币、资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质、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一是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提出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三是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四是提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五是提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

第五种情况，推进理论体系的创新。完备的理论体系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人们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形式。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就是指导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深刻揭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体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提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跃升的历史趋势。这一体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治理、工作方法等主要方面，用系统化的学说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五、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贡献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和强烈使命担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大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肩负着重大的时代责任。这就是：“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我们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必须体现到党和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中国的实践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升华过程，自觉主动推进这个理论升华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完善，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态，其所包含的普遍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还有待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另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这种生产方式以当时的英国为典型。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例证，概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总结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最丰富的现实形态为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特别是这一经济形态是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这个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已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强大动力的经济形态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独创性和历史意义，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探究。也正因如此，以这一经济形态为基础而进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不仅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而且具有显著的普遍性，不仅具有重大民族意义而且具有重大世界意义。这就赋予我们重大时代责任，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努力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炼为中国理论，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加快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

第一，继续深入探讨关于经济发展的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对于落后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曾这样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后期的研究中，他对落后国家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发表了重要的评论，但是由于时代和材料所限，并没有形成如《资本论》那样完整系统的理论。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特别声明：“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进入新时代，中国深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在深入总结提炼中国经济发展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其要点包括：一是必须明确发展的根本目的，解决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二是必须明确发展的理念，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三是必须明确发展的动力，解决如何主要依据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四是必须明确发展的阶段，解决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五是必须明确发展的制度环境，解决基本制度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六是必须明确发展的体制，解决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七是必须明确发展的态势，解决立足大势看长远、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问题；八是必须明确发展的格局，解决自主和开放、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关系的问题；九是必须明确发展的规划战略，解决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问题；十是必须明确发展的政治保障，解决有效领导组织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问题。这些规律性认识，为构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新鲜的、丰厚的理论资源。

第二，继续深入探讨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原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概括，是以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关于发达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括，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运行机制、发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特点。在这样的条件下，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总结概括出来的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原理，就不再能全面反映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了。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业已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与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相适应的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责任、有条件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原理。特别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比较、系统总结和科学抽象，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作出新的提炼和概括，形成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市场经济可以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市场和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市场经济是全球性的，也是国家性的；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也是一种生产体系；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也需要公平，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高度关注，当前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大提高飞速发展，中国正是这场生产力革命的前沿重地。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的快速发展，劳动的形态、过程、范围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活劳动相对物化劳动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新的条件下，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否会向人工智能扩展？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内涵外延如何界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有什么新特点？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货币会如何变化？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研究，作出创造性回答。

第三，继续深入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原理，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一般、最基本的特征进行的科学预测，“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高度抽象的纯粹状态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他们特别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在现实的历史中，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很不相同，情况也复杂得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理不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不懈探索，形成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在内的经济制度，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成熟定型、优势得到不断彰显，为深化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提供了典型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成功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把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制度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结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坚持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决不是实践上的权宜之计、转型中的过渡之策，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被实践证明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赋予社会主义经济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理。

第四，继续深入探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以机器大工业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为现实对象的。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列宁深入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创立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列宁时代相比又产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度结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运行机制和世界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中固有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资本垄断、经济危机、对外掠夺等深刻弊端充分暴露。如何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趋势，准确研判世界形势，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破坏、侵蚀，防范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不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竞争优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成功，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复杂变化的规律性，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理。

第五，继续深入探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今世界，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病日益向全球扩散，经济全球化进程时常受到干扰、发生波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问题摆在了各国人民的面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发展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日益成为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倡导的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怎样一种经济全球化？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突出位置；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全球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平等互利，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利益；四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使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五是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使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六是坚持自由开放，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自由便捷地流动；七是坚持国际协调，推动国际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政策协同发力；八是坚持互联互通，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九是坚持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要求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延伸，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担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鲜明提出了守正创新的重大原则。他强调，“我们做的事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学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运用它的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自己的摸索、咀嚼、创新来提出答案。西方的东西要借鉴，但不能完全吃它这碗饭，不能全盘接受。我们搞的事业，我们是先行者、探索者，没有人给我们提供可以采用拿来主义态度的经验，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付出更为艰巨、更具挑战性的努力，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的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的认识，创造更多既有鲜明主体性、又有深刻普遍性，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引领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性成果，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贡献中国智慧，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