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关于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其研究主题主要有三个:资本、政府、冲突。与主流分析范式不同，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通过聚焦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政府的关键作用以及城市中的社会冲突，来考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从而最终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演进。该范式强调资本投资对城市增长和衰退的塑造，认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社会冲突已成为城市中的常态。

一、引言

20世纪20至30年代，根植于斯宾塞主义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发展置于一个生态框架中，开启了主流分析范式，在美国盛极一时直至70年代末。主流分析范式聚焦城市土地使用模式、人口变化趋势、社区发展等，重要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以及后期的阿莫斯·霍利。在这些主流城市学家的研究中，中心议题为城市人口是如何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组织的，换句话说，在以市场为中心这一分析前提下各城市主体是如何生存且共生并实现均衡的。对自组织的市场体制的无条件认同、对技术尤其是交通通信技术作用的过度强调、对人口流动过于关注而忽视对建成环境的研究、对威廉姆森区域增长集聚扩散理论的严重依赖、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所起作用认识不足等等，是主流分析范式在城市发展研究上的主要特征。

从本质上看，城市发展的主流分析范式将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最好的，并且认为资源配置可以通过市场得到较好解决。与此不同，基于批判视角的分析范式则认为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使资本主义得以存续，所以城市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演进至关重要。因此，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出发，通过分析其制度结构、投资过程、不均衡和矛盾冲突等来解释城市的发展就极为重要。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分析范式最早出现在欧洲，以曼纽尔·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亨利·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等为代表。随着卡斯特尔和哈维从欧洲移居美国以及他们更多著作的问世，在美国也逐渐掀起了对城市发展主流分析范式的批判，大量研究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考察来理解城市发展，聚焦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参与者建设和重建其生活环境的社会过程。学者们围绕资本主义制度、资本投资及其流向、不平等分配、阶级冲突、地方政府等内容对城市发展进行研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大批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卡斯特尔的《城市与民众》、迈克尔·史密斯的《城市与社会理论》、马克·戈特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等。

回顾关于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及其研究成果，发现不同学者之间尽管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议，但一些基本主张却是一致的，这些基本主张大体围绕资本投资、政府干预、社会冲突三个主题展开。

二、资本投资塑造了城市的增长和衰退

对资本与城市关系的考察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从最表层上看，城市中的物和人都与资本密切相连。城市中的建筑物如厂房、办公楼、住宅等是私人资本投资的产物，基础设施如道路、给排水、公园等是公共资本投资的结果，城市中的人或者是私人资本投资者，或者是公共资本投资者，或者是伴随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投资的大规模劳动力。从较深层面上看，城市的增长和发展受到资本投资的极大影响。资本投资与城市发展之间类似于一个环路:资本投资—工资、税收—当地居民收入、地方政府收入—当地居民消费支出、地方政府公共项目支出—资本投资获利、社区生活福利—资本再投资、城市增长发展。由资本投资而生长出的城市，会因投资的不断注入而壮大，也会因投资的离去而停滞甚至枯竭。从最深层面上看，资本投资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城市之间以及同一城市内部的不平衡发展。资本是趋利的也是流动的，随着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产业在同一城市不同区位、同一国家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之间的迁移已成常态，势必会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产生不均衡影响。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将关注点放在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城市不平衡发展上，三次资本循环理论是这一问题的分析基础。三次资本循环是指第一或者初始资本循环、第二或者继发资本循环以及第三资本循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虽然马克思将研究重点放在资本循环连续不断进行的条件以及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上，并未将资本循环与城市发展相关联，但是马克思所界定的资本循环概念高度概括了以制造业生产和销售为代表的资本循环的一般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第一资本循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生产是以第一资本循环的方式实现的，这一循环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利润产生的基础。美国学者安·马库森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利润周期与区域发展模型认为，制造业投资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即第一资本循环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包括产业的垄断性、劳动力的斗争性以及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利润等，它加快了资本流进或流出某一特定城市的速度，也因此产生了大量城市发展问题。

第二资本循环由列斐伏尔最早提出，主要指城市建成环境方面的投资或者说房地产投资，其通常的投资方式是：投资者购买土地—持有土地或将土地开发成其他用途（例如住宅）—在房地产市场出售并获利—再投资。列斐伏尔认为由于房地产投资获利颇丰，所以第二资本循环总是极具吸引力。“在萧条时期，资本朝着第二循环方向流动。一开始它创造出可观的利润，但很快就陷入困境。房地产行业的‘乘数’效应微弱：几乎没有第二级业务。······房地产投机甚至变成了主要来源，几乎成为‘资本形成’的专属地”。戈特迪纳进一步探讨了第二资本循环的复杂性，他将城市空间分为未开发的土地和已开发的土地(建成环境)两部分，对建成环境的投资除了私人资本外还包括政府出资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哈维也认为对高投资收益的追求是第二资本循环的唯一动机，因此第一资本循环中的剩余资本会流入城市房地产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到制造业固定资本长期性存续的影响，作为个体的资本家很难实现由制造业向房地产业的资本转移，必须借力于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乐于提供支持的政府。在哈维看来，第一资本循环的资本家关注的是能够减少制造业成本的城市区位，第二资本循环的资本家看中的则是资本的流动性和贷款利息或房地产租金的实现，资本家偏好的不同势必反映出两种资本循环的投资差异。具体来说，第一资本循环的资本家通常会选择那些具有便宜租金的区位为其工厂选址，而第二资本循环的资本家则拒绝投资于城市贫穷区位，反而寻求具有较高租金的区位。因此，城市某一贫穷区位的最终衰落，并不是由于制造业投资而是由于房地产业投资的缘故。总之，以房地产投资为特征的第二资本循环是推动城市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导致城市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三资本循环是由哈维提出的，包括投资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相关的社会支出，后者又具体分为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投资，如教育、健康方面的支出，以及用于收买、整合、镇压劳动力的投资，如意识形态、军事方面的支出。尽管这些方面的投资对资本家而言非常重要，然而作为个体的资本家是没有能力从事第三资本循环的，他们被迫组成一个阶级，借助政府这一代理人，将资本投放到科学研究和开发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领域中。

资本投资过程也是资本所有者的决策过程，城市中的资本所有者通常包括四类：一是工商业资本家，除了生产销售决策外，他们还要进行与选址相关的区位决策。资本家在工厂选址问题上通常极为谨慎，考察城市区位就像研究军事作战图一样仔细。对城市“战略要地”的掌控意味着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的掌控，也意味着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掌控，从这个角度说，工商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二是开发决策者或者说土地投机者，他们购买土地并将其开发成多种用途（例如工厂、商场、住宅等）以此获利，通常也会牵头规划指导一些大的城市建设项目。三是建筑设计者，泛指具体建造城市各种大小规模建设项目的决策者。四是金融资本家，他们为城市中的工商企业、土地开发、建筑企业等提供信贷融资。这四类资本所有者可能会相互交叉，一人身兼多职，参与多个决策。总之，工商业资本的区位决策、开发资本的土地开发决策、建筑资本的建造设计决策、金融资本的信贷决策共同塑造了城市的建成环境，最终决定着城市的增长、发展、衰退。

根据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某一特定城市的演进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政治结构关系，而这些结构关系是通过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的，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个体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上述四类投资决策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节点连接者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一个城市的发展时对这些投资决策者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他们的出身背景、成长历程、思想主张、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对利润的渴望度、对管理权的控制欲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面对城市中心日益高涨的土地价格和不断下降的投资收益率，在汽车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业活动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郊区化趋势越发明显。到了70年代，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为代表的写字楼业务也迅速郊区化，整个70年代期间，美国城市中心的写字楼业务就业增长了15%，郊区则增长了116%。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是一次历史性变化，那么仅在半个世纪后，又一次发生历史性变化，其郊区人口分别超过了城市中心和乡村人口。

产业活动郊区化是资本从城市的一个区位向另一个区位的移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仅限于一国国内。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触角由国内伸向海外，面向全球进行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时，其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城市不再是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而是国际性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密切相关，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决策直接决定着城市的增长和衰退。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大部分制造业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拉美和亚洲国家时，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增加了600万个工作机会，成就了墨西哥、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一大批城市。

从郊区化到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这在制造业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6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为2126万人，到2016年减少到1541万人，减少了27.5%。对于那些重工业城市来说，就业减少更为严重，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形象直观地描述了巴尔的摩的情形:“1960年以后巴尔的摩失去了2/3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净损失约10万个工作）。······保留下来的工业，如伯利恒钢铁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已大大减少。这个工厂在1970年雇用了差不多3万名工人，而现在却不到5000名，闲置的停车场上栖息着海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一直宣称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可以预期在其执政期间将会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来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其他国家资本投资，这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城市发展的主流分析范式不同，批判分析范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与私人资本紧密连接，在资本投资和积累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而对城市发展也具有显著影响。列斐伏尔专门探讨了政府在城市中的作用，指出政府利用城市空间来加强政治控制、实现社会稳定。例如，在城市不同区域设置消防和警察部门，是为了能对突如其来的火灾和犯罪做出快速反应，以维护城市的治安稳定；联邦政府通过向不同层级的空间单位包括城市征税和分配资源，以实现其经济和管理职能；政府控制着大量城市土地并根据需要加以利用；等等。

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城市关系的实质，认为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利用城市这个平台达到一定的目的，一是解决城市中私人资本投资引发的地区间不均衡和外部性问题，二是实现城市政府自身对城市增长的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选址偏好由城市中心转向郊区甚至国外，地区间不均衡势必加重并引发恶性循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贫民窟地区，周围环境恶劣，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样的区位不会受到资本的青睐。资本越不去这些地区投资，当地就越穷。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城市中心普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犯罪率高、教育水平低、住房陈旧、财政拮据等，很多富裕家庭为了躲避这些问题迁往郊区居住。随着高收入家庭的迁移，财富也随之在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由穷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向排斥穷人的郊区转移。随着这种转移，财富的两极分化就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富人组成富人的居住区，穷人构建穷人的社区，各种社会矛盾会因为这种明显的空间分布而更加容易爆发。这就向政府干预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传统的税收引导、信贷支持、福利救济、失业保险、工作培训等，政府还会对特定区位进行直接投资，以使这些区位对私人资本来说变得有利可图，通常采取的投资方式是拆除城市特定区位的旧有建筑，通过建设新项目实现城市更新。

私人资本投资除了引起城市不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外，还会引发多种城市负外部性，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内涝等。私人资本投资只在微观层面上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决策，权衡的是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其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却未被计算在内，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外部性。此外，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地质环境，地表、土壤、降雨、空气、地下水等共同构成城市的自然属性，从而使城市拥有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利润为导向的私人资本投资决策，并不以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反而会忽视甚至否定这些规律，其后果必将使城市无力承载过快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城市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各种城市问题层出不穷。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严重影响着城市今天的增长，由于一些社会成本可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显露出来，所以还将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这就向政府干预提出了明确要求。

美国学者哈维·莫勒齐提出“增长联盟”这一术语，指的是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工商业资本家与地方政府官员联盟所形成的各种地方化集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出现增长联盟，大部分城市都有类似的地方联盟。莫勒齐聚焦城市房地产开发商集团，认为他们推动着地方政府对城市增长的追求。原因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居民对城市服务的需求势必增加，引起财政支出增加，如果没有新的税收来源，城市政府将无力维持已有的服务水平，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将受到威胁，因此增加税源是城市政府的首要需求，而房地产开发商集团的开发行为与城市政府的这一需求不谋而合。城市房地产开发既增加了税收来源，又带来了新的移民及其对城市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工商业活动，进一步增加城市政府的收入。城市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种开发项目来实现对城市增长的追求，城市成为“增长的机器”。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一场所谓的城市更新改建，由联邦政府授权并支付2/3的改建成本，地方政府负责清理土地、修建公共设施。在此期间，共有60万套旧住房被拆除，迁移了大约200万居民（大多数是穷人），建造了25万套新住房（大部分由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居住）、1.2亿平方英尺的公共设施、2.24平方英尺的商业设施。根据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的介绍，作为马里兰州最大城市的巴尔的摩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钢铁、石油、化工为主导产业，随着重工业在美国的衰退，繁荣一时的内港码头失去了作用，仓库空闲，一片萧条。因为工厂外迁，就业减少，整个城市楼宇空置，人口大幅减少，社会治安恶化、犯罪率居高不下。巴尔的摩市政府借助市中心更新改建的机会，试图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为了发展第三产业，市政府通过公私合伙的方式投资建造了一批基础设施，包括宾馆酒店、会议中心、体育馆、轻轨车站等。修建价值3500万美元的凯悦酒店时，凯悦酒店集团只出资了50万美元，其余全部是政府出资。为建造体育馆，市政府投入了5亿美元，特制的轻轨车站又花去500万美元。巴尔的摩市政府不断进行公共投资，其初衷主要有两个:其一，通过建造基础设施来创造城市就业，实现产业转型，这一点在运动场建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二，通过分担投资风险保证私人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以此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然而，对于城市普通民众来说，一方面，以运动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想象中那么多的就业，反而会因低效率高成本的政府投资而承担更多的税负。另一方面，城市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为保证合伙企业盈利又不断减免私人垄断资本的投资税收，从而必然导致普通民众个人税负的加重。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多元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日益凸显，面对不确定、复杂、迅速多变的社会环境，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逐渐向政府与其他组织之间跨部门、多主体联合共治转化，城市多元主体共存、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成为一种趋势。作为重要的公共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强调各参与主体的自主性和平等性，作为参与者的政府部门通过与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和公共权力共享，以解决较为棘手的公共事务和不断增多的社会冲突问题。城市发展中的诸多实践活动不仅体现而且丰富和完善了合作治理理论，很多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所采用的PPP模式，就是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一种伙伴式的共同体关系，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CALFED水资源项目就是合作治理理念的体现。加州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北部区域水源丰沛，但水资源的大量需求却集中在人口密度大的南部城市和乡村，一直以来围绕水资源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和用水冲突始终是个难题。始于1994年的CALFED项目从八个方面对原有水资源治理模式进行了实质性改变，较好地解决了城乡用水需求以及长期存在的水资源冲突。诸如PPP模式、加州CALFED项目一类的跨界合作实践表明，政府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上的主体中心地位趋于淡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作联盟正在日益兴起。

四、社会冲突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常态

投资驱动的城市化与社会关系从而居民觉悟的城市化是并行的，经过初始资本循环和第二资本循环形成城市居住空间后，逐利性使得资本家必然不断地将居住空间转化为可以继续用来赚钱的投资空间，此时，已经被制度化且具有稳定性和刚性的邻里社区关系，就会与具有破坏性的资本投资发生冲突。根源在于人们追求的城市是以人、家庭、邻里组织起来的，而不是以资本积累和利润组织起来的。基于此，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冲突的关注是批判分析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卡斯特尔说过:“城市的任何理论都必须以社会冲突理论作为起点”，他认为最成功的社区反抗应以三个目标为诉求：集体消费、社区文化、政治自我管理。列斐伏尔区分了“抽象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在资本家和政府眼中，空间是尺度、面积、区位、利润等构成的抽象概念，而在城市居民看来，空间是其日常生活的环境，资本家和政府对抽象空间的利用会与现有的社会空间发生冲突，它与阶级冲突并列且是一种基本的冲突形式。在哈维看来，无论资本家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如资本家阶级被分解成产业或制造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投机者等，工人阶级被分解成工厂工人、蓝领销售人员、白领金融分析师等，每个阶级的每个组成部分从城市发展中所获取的内容不同，相互之间势必会产生冲突，冲突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冲突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

根据主流分析范式，工厂区位选择的基本依据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市场、成本等经济变量是决定性因素。20世纪初期卡车、小汽车等运输工具的出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加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引导，美国城市陆续出现制造业郊区化。其实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上的考虑即让工人远离工会力量强大、工人好战的地区，以减少和控制劳资冲突也是郊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卫·戈登以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美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与资本家决定在郊区和更偏远的城市重新选址的次数之间的关系，发现在1880至1910年间两者高度匹配，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郊区化和多中心是可以用阶级冲突、劳资矛盾加以解释的。劳动力是重要的区位变量，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在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在价格上有所区别。而决定劳动力质量的因素，既有当地特定的文化背景，也有劳动者本人的属性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等，此外，劳动者所属的工会状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力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产业之所以由东北部向南部和西部“阳光地带”扩散，“阳光地带”工会力量普遍薄弱、工人组织程度较低、劳动力价格便宜是最初吸引资本家来此投资建厂的主要原因。同理，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投资生产时，也都偏好那些阶级冲突和劳资矛盾不尖锐、拥有既便宜又驯服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

如果说劳资冲突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以及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城市生活中主要冲突形式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福利资本主义的兴盛，以城市政府而非资本家阶级为斗争目标的社会冲突则日益增多，可以将这种新的冲突形式称作城市斗争或者空间冲突。在已经高度福利化的发达国家中，政府通常会投资于面向普通民众的一些社会项目如失业保险、公共住房等。一般情况下，这些项目都是由联邦政府出资、地方政府（包括城市政府）管理，城市政府在管理实施这些社会项目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住房、交通、教育、健康、福利等，就成了矛盾的焦点。一方是城市政府，一方是城市居民，双方争夺城市资源的斗争就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城市更新改建过程中，住宅拆建项目时常会受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抵制。例如，尽管城市中心住宅破旧，但当地居民仍然反对拆除，因为拆除旧住房后所新建的公寓通常在产权上发生了变化，价格也变得更加昂贵，低收入家庭很可能因支付不起而失去住所。再如，拥有低密度住宅类型的郊区居民，会因遮光、拥挤、停车等问题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而坚决抵制在其住宅附近建设高密度的公寓楼。

围绕城市资源的冲突也具有普遍性。1999年美国柏克德公司与当时的玻利维亚政府签订协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中等城市科班恰巴实行供水系统私有化，水费随之激增，普通居民每月收入的1/5以上要用来支付水费，不交水费就立刻关闭供水系统，甚至连居民储存雨水也要得到批准。2000年初，该市居民愤然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柏克德公司撤离玻利维亚，并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又如，2003年9月，为了反对当时玻利维亚政府的天然气出口计划，玻利维亚进行了全国总罢工。埃尔阿尔托是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附近的一座城市，该城人均收入极低，被称作“无产阶级的城市”，所以抗议活动最激烈，军警与示威居民发生严重冲突，造成二十余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状态就面临着财政问题的困扰，近些年来情况更为严重，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地遭遇财政危机，为了填补庞大的预算缺口，很多公共服务支出被削减。2012年美国大幅削减公共住房资本基金和运营基金，资本基金（PHCF）较上年减少25%，运营基金（PHOF）较上年减少16%，同时，还取消了两个小型的救助极度贫困人口的项目。随着财力和支出的减少，城市政府不再像从前那样参与更多的管理活动，城市冲突也因此不再集中于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如反歧视、反失业等。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大都市成为对抗和造反的场所。

五、结语

20世纪70至80年代，主流城市分析范式受到了批判分析范式的挑战，这一挑战始于欧洲并在美国掀起高潮，卡斯特尔、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研究著作，分别从生产方式、政府和城市参与者、社会冲突等角度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城市的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城市发展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尽管城市发展的批判分析范式存在不同观点，也存在争议，但是，用城市空间来阐述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是这一范式下不同学者之间最大的共同特征。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流向决定着城市的成长和衰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城市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对经济和政治资源控制的不平等使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社会冲突成为常态等认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批判范式的基本共识。

尽管城市发展批判分析范式的考察对象是资本主义城市，然而对我国城市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7.35%。与此相适应，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城市发展也将由增量扩张进入到存量调整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现象难免会出现，如城市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各种各样的大城市病、城市居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摩擦冲突等。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既然资本向房地产业的转移必须借力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扶持，那么，面对我国当前一线城市和局部热点二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政府、市场、信贷等共同发力，多管齐下，实行供需两端和基础制度的持续性多元调控，应当成为治理我国房地产泡沫，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有效手段。其次，要明确我国各级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包括对诸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内涝等城市负外部性的积极干预，充当科学、技术、教育、健康等投资人，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合作，实现对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最后，作为城市直接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应正视各种城市矛盾和冲突。我国当前面临的城市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如体育场、广场、医院、学校、交通工具等供给不足而产生的矛盾，以及多种形式的社区邻里冲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的冲突等。面对冲突，我们必须树立“善治”理念，通过实行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完善相互协作的互动机制，借助民主化的城市管理来克服和解决矛盾摩擦，构建和谐社会。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作者：周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