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理论成果。目前学术界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为什么要结合、二者的辩证关系、结合的内在机制，以及实践经验的验证等方面，本文试图从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我们党创造性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作出学理性分析，揭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基础和科学内涵，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科学的标识性概念。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中国化时代化运用

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范式和根本方法。我们党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中国化时代化运用的理论成果，反映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

（一）有效市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反映

市场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反映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党也把市场，以及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市场经济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概念，从而它们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

生产关系，既包括适用于一切社会或几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般，如市场反映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关系，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也包括只适用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特殊，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依据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不论生产关系一般还是生产关系特殊，最终都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市场作用形式或市场概念的历史变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

1. 市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存在市场，当然也就不存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产的产品在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后出现了剩余，于是人们将剩余产品用于交换，才出现了市场。因此，市场是一个历史范畴。

市场的出现，最初是与简单商品经济形式相联系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以个体劳动和私有制为基础，交换的产品主要是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后的剩余产品，交换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因此，简单商品经济虽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但其劳动形式是个体劳动。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这就意味着，个体劳动和私有制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了简单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演进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简单商品经济用于交换的产品主要是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后的剩余产品，因而市场反映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市场不可能在全社会发挥调节作用，更不可能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不能把简单商品经济直接等同于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这就是说，只有当生产的商品形式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典型形式，商品经济才转化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完成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商品形式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和最不发达的形式。

2.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结果

由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有限的，致使生产出的商品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表明简单商品经济形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随着机器出现引起的生产方式革命，生产组织也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而且还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从开始就是商品生产，就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这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覆盖全社会，价值规律在全社会发挥作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时明确指出：“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因此，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

由于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普遍化条件下，商品经济才转化为市场经济，因而我国从传统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因而无论市场经济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都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市场必然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就是依据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对市场作用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这里所讲的客观条件具备，就是指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具备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条件。

3. 有效市场是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的新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在生产力发展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对市场作用的规律性认识，适时提出了有效市场新概念。这既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也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新性应用。这就意味着，有效市场是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对市场作用的中国化时代化概括。

有效市场，就是“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我们党把有效市场的内涵界定为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市场有效”的理论假说。有效市场和市场有效虽然看上去只是文字顺序发生了变化，但却反映了不同的本质关系，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有效注重效率，在公平方面主要强调机会公平，不注重市场分配的公平。他们认为，“保持个人的自由与充分满足我们关于分配的公平观之间是不相容的”，体现了在效率和公平关系上的二元对立观，这在实践上极易导致公平的缺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财富在资本家一端积累和贫困在工人阶级一端积累，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历史必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也用翔实的统计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筹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我们党提出有效市场新概念，界定市场作用不仅要追求效率，还要追求更加的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有效市场之所以有助于统筹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因为在初次分配环节不仅能够注重效率，而且还能够有效维护公平。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生产资料服务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通过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保持合理比重；三是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营造公平的发展机会，“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四是通过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推进要素分配的公平。实践证明，在初次分配环节注重公平，有助于确保最终实现公平。

（二）有为政府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的必然反映

政府或国家，不论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纳入生产关系范畴，还是作为上层建筑范畴，最终也都要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因而政府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形式或概念变化，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不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1. 政府“守夜人”概念是与生产社会化发展初期要求相适应的政府作用形式

由于简单商品经济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必要补充，市场规模狭小，市场对资源配置还没有起决定性作用，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平衡影响有限，这就决定了政府不需要从宏观总量上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只需要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提供安全、法律、规则等基础制度和环境保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来看，简单商品经济的个体劳动和私有制是不矛盾的。马克思指出：“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依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理，就可以解释斯密为什么把政府作用仅仅局限为“守夜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出版于1776年，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这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没有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达程度，或者说，还处在从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与此相适应，在生产关系上，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处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因而消除封建主义对人的束缚成为重要的反封建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作用自然被认为越小越好，从而归结为“守夜人”作用，以最大限度限制政府作用，为自由市场经济留出发展空间。斯密认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2. 政府干预是与部分承认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作用形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化了，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需要社会化的组织和调节，以便不仅在产业内，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间也就是在宏观上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调节主体，从而推动政府作用形式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守政府的“守夜人”作用，就忽视了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变化，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规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都承认，国家不仅仅只存在“值夜班的国家”，也存在“其他类型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引入国家作用做出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允许的范围内对国家作用做出部分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股份制、托拉斯到国家的渐进演变，最终把国家作用引入到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但是，即使这样的部分变革，也是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迫使下资本主义不得不做出的被动调整。恩格斯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迫使“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只“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的积极作用在于：一方面，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但却通过引入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干预只是对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的部分承认，这就决定了国家干预理论的基本性质。凯恩斯虽然依据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典型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实施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构建了宏观经济学，但他并没有从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中引出国家干预，而是从市场失灵一般如外部性等视角引入和界定政府作用，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实际上，从市场失灵一般界定政府职能是必要的，因为市场失灵一般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仅仅从市场失灵一般界定政府作用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失灵还存在着特殊失灵，如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不健全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和体制机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造成的市场失灵等。这就需要既依据市场一般失灵，也依据市场特殊失灵分析和界定国家作用。马克思对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抽象层面分析国家作用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虚构”，不可能解决任何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现代国家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此，对国家作用的科学认识还必须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3. 有为政府是与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作用形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也要求按照生产力的本性对社会化的生产进行社会化的管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政府作用的羁绊，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对“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进行社会化管理，这就使政府作用相对于政府干预而言发生了新的质变。因此，有为政府新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力发展规律和要求科学认识的结果，是对政府作用一定要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的科学遵循，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的术语革命，推进了马克思国家作用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

有为政府概念之所以是对国家作用形式的理论创新，主要因为：一是有为政府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作用，这就是弥补市场失灵。二是有为政府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作用，因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这就意味着，有为政府是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新概念，从而使其与国家干预概念在性质上严格区别开来，表明有为政府体现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关系。三是有为政府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内涵，这就是通过“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西方经济学的国家干预概念主要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作用，而有为政府概念则强调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因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有助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样，有为政府概念就与国家干预概念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上严格区别开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党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同其他市场经济共有的一般特征，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的其他市场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集中体现。

（一）有效市场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必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对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西方经济学明确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一般，米瑟斯甚至认为，“人类有意义的经济秩序、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如果背离了这一基础就会完全进行不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在我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形式。

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高度，通过总结我国的成功实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中抽象出了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我们党对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这一科学界定，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手段的本质属性，因而市场经济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理论局限。实际上，简单商品经济也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但它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联系，但它是市场经济，这都证明市场经济和所有制性质无关。二是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判断市场经济与否的唯一标准，任何其他附加条件都是对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误解。三是确立了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要求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有为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集中反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就主要体现在政府作用方面。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时，首先从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抽象规定出发，将一般抽象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依据的范畴，如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等，然后进一步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理论逻辑来看，只有在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范畴之后才能认识国家作用，因而国家作用是特定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是特定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反映。西方经济学也通过对政府作用的界定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米瑟斯认为，“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

国家作用之所以能够反映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因为国家不论是作为上层建筑还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主体，都是特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那么，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一般的抽象层面上，国家作为共同利益的代表干预经济活动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上分析国家作用，而是继续深入到特定的经济社会现实中科学认识国家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代表的共同利益不仅仅是抽象的利益，还是具体的利益。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由于代表的利益不同，因而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是“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因而“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这就说，国家的性质是由它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决定的。

依据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创造性提出了有为政府的标识性概念，以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有为政府之所以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而使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

1.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为政府”的制度基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必然要维护私有制的利益。米瑟斯认为，“自由主义者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确无误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因而“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由于政府干预被束缚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利益允许的范围内，从而“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利益束缚下，国家干预不可能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使政府作用具有了新的性质和特征，主要因为：一是公有制经济为政府进行社会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就是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履行党和国家规划和战略，以及引导其他经营主体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性质。“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原则的重要内容。

2. “有为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发挥作用必须遵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恩格斯指出，国家“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作用，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反而将其进一步强化和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作用则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因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所谓内在要求，不仅仅是内生于市场经济，因而仅从市场经济一般理解政府作用是不够的，有为政府还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就是顺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不仅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占有，而且对生产活动进行社会化管理，“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这种所有制形式和国家作用形式与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全面相适应，就从制度体系上突破了国家干预的历史局限性，消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国家作用形式从国家干预向有为政府的转变，体现了国家作用是与生产力社会化性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从而能够做到不仅“放的活”，而且还能“管得好”，避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3. 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有为政府”的作用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中的国家只是特定社会的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因而它“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共同利益，维护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

我们党和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能够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前瞻性规划、整体性谋划、系统性推进，有效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概念凝结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动力来看，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生产活动的效率，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我们党依据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成功经验提出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科学总结，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指导我国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一）有效市场体现了配置资源的效率

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之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1.有效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形式的理论原因

由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此都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共同财富。马克思通过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源泉。一是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分工深化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形成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良性互动循环。二是不同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市场经济把产权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等作为自己的基础制度，就为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强大动力。这是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市场主体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企业利益就会受损，因而市场竞争规律就会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市场主体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获取超额利润，市场主体为追求超额利润，就会不断优化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提升经济效率。三是市场主体对商品价值的追求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货币是商品的价值形式，而“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对货币的无止境追求，就会形成激发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持续强大动力。四是市场主体对市场需求信息的及时捕捉和反映是商品完成“惊险跳跃”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商品只有通过交换到达消费者手里才能成为商品。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市场价格做出及时准确反应，并依据价格变动趋势推动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使供给更好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实现供求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揭示的以上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适用，而且是十分有效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党强调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效率优势促进生产力发展，是马克思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运用。

2. 有效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形式的经验验证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因而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是相对于简单商品经济和我国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而言的。从简单商品经济和我国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比较就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有效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

在简单商品经济下，由于分工不发展，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追求使用价值，“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这就意味着，简单商品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没有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呼唤出巨大的潜在生产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市场经济仿佛用法术呼唤出了社会劳动里蕴藏着的巨大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封建所有制关系下的简单商品经济，也就是“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因此，从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验证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巨大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补充作用、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不断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发展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二）有为政府增强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米瑟斯也认为，“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资源配置包括资源的微观配置和宏观配置两种不同形式，微观配置效率不直接等同于宏观配置效率。这意味着，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既要优化微观资源配置，也要实现宏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了两种形式的资源配置，一是产业内的资源配置，即微观资源配置。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竞相扩大企业规模、加强管理、推进技术进步等，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资源配置属于企业行为，也就是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具有效率，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产业间的资源配置。不同产业的利润率水平不同，就会引致企业将资源从利润率低的产业配置到利润率高的产业，推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马克思用两大部类平衡的实现条件说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无法达到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因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这就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表现为微观有效性和宏观有限性，从而在宏观上损害了资源配置的全社会整体效率。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并对有为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内涵做出了明确界定。

首先，明确了有为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边界。政府有所为是相对于有所不为而言的，界定了政府的有所不为，也就明确了有为政府的作用边界。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市场对微观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因而有为政府必须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这就要求“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了防止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解决政府的越位和错位问题，还必须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有为政府的作用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越有效。

其次，明确了有为政府资源配置的微观作用。有为政府不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并不意味着有为政府在微观资源配置上就无所作为。这是因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保证和增强市场的有效性，这就需要有为政府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和运行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为政府的“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立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这就意味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内在的有机统一体。

再次，明确了有为政府资源配置的宏观作用。针对市场在宏观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我们党明确提出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

有为政府之所以要在宏观资源配置中更好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存在差异。个人利益的总和不等于或小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效率总和不等于或小于全社会的整体效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也认为，“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从事任何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放弃那些尽管可以给他本人带来好处、但危害社会生活的行为”，“个人为此所作出的牺牲，是暂时的牺牲，牺牲眼前的直接的微小利益，可以换取一个大得多的间接利益”。这种没有制度安排的道德劝告不可能达到牺牲个人利益以换取社会整体利益的资源配置优化。凯恩斯试图通过构建国家干预理论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也不可能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损害资本家利益以实现社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国家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取得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我们党是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通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建设，可以“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宏观资源配置上的无政府状态弊端。

最后，明确了有为政府的作用机理。政府作为上层建筑可以借助国家权力采取强制措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有为政府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主体又内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政府不能以简单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发挥资源配置的宏观作用，从而提出了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机理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深化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善于利用市场规律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通过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和政策优化，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作者：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教授；赵正旭，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元元，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