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站在世界历史新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和难预料的因素增多的时期。如何从学理上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也有学者初步探索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跳出编年式思想史梳理的研究逻辑，突破孤立阐释单一命题或罗列阐释多个命题的局限，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这一论述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对外经济关系作为世界历史展开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的理论分析主要研究资本积累过程中国家与资本、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内在矛盾及其发展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构思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时，就将对外贸易（或生产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到全球化时代融入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理论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或资本主义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世界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是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始终探索却长期未能得到系统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产生并丰富和发展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实践，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命题，不仅揭示了对外经济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更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实践方向。本文将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般—特殊—具体”三个层次上把握研究对象的研究传统，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视角下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

本文将按照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顺序，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三大核心论述依次进行阐释。首先，理论逻辑是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规律的一般的抽象，“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从而“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揭示的是一般性的普遍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它不仅是对世界历史与世界普遍交往一般规律的认识，还是自觉确立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理念目标。其次，理论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它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历史逻辑，揭示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了历史规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现实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时代条件与历史契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最后，以历史逻辑为中介，理论逻辑“需要不断接触现实”，通过具体的实践实现自身，形成了现实逻辑，即对现实问题的战略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而主动选择的战略路径，它将抽象的理论构想转化为具体的战略措施，并在实践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三个层次相互贯通，理论逻辑层次的一般规律通过历史逻辑层次的特殊条件，获得现实逻辑层次的现实形态；具体实践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历史阶段的转化，并丰富和发展着一般规律。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自觉性与能动性。

二、理论逻辑：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首先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揭示了世界普遍交往的一般规律，并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理论构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一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形成并发展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是各民族国家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具体展开。马克思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阐明了虽然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普遍交往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资本本身的限制使其成为各国交往的阻碍。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建立，苏联首次探索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以意识形态划界的相对封闭的交往模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超越了资本逻辑和苏联模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构建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

（一）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及其内在限制

资本主义通过向世界扩张打破了地域局限，“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普遍交往，促成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人们的交往表现为“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在此基础上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谋求剩余价值的不竭动力要求打破一切限制，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和普遍有用的体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随着社会分工向世界拓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逐步建立起一个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资本之间需要不断通过竞争来获得优势地位，生产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巩固本国资本积累，不断争夺殖民势力范围或控制权，对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实施直接的殖民压迫或间接的经济剥削，由此世界形成了等级制的国家关系。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指出，英国要完成“重建”和“破坏”的双重使命，揭示了资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传播了工业文明，使小部分有条件的后发国家获得了生产力发展实现跃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军事等控制手段的保障下，凭借技术垄断、金融霸权等手段，资本不仅在生产领域通过剥削落后国家获得剩余价值，还在流通领域直接进行财富掠夺，扼杀了落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表现为全球殖民体系，殖民地饱受压迫，国家间的普遍交往非常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逐渐瓦解，美国主导建立了一套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实际上控制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是霸权国家及其盟友集团主导的全球性“虚幻的共同体”，利用政治、军事等强制手段，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全球共同的、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同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但资本的特殊利益并不代表世界人民的普遍利益，其内在限制制约了真正的世界普遍交往。

首先，资本增殖的普遍化导致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与落后，无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资本增殖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能持续提供剩余价值的不平等世界分工体系。早期商业资本在全球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的积累，带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大工业的建立促使产业资本家将殖民地作为廉价工业品的倾向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落后国家的传统产业被摧毁。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带来的严重生产过剩促使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落后国家的生产与经济结构被迫按照核心国家的资本积累需求来塑造，同时为资本修复提供地理空间。时至今日，殖民体系的直接政治支配关系为间接控制所取代，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下，大量落后国家仍被锁定在世界体系外围，陷入依附式发展，其贸易结构、产业发展、货币金融、技术知识等都依附于核心国家，不仅持续地向核心国家输出价值，而且面临着被输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威胁。

其次，西方文明的普遍化排斥并掩盖了文明的多样性，无法带来世界文明的共生共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对非西方文明的支配和改造。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进程中，资本的特殊利益被伪装成“自由市场”“普世价值”等看似中立、进步的普遍利益，并被树立为世界普遍交往的最高准则，非西方文明只能作为“半开化的”“野蛮的”客体被排斥在外，这否定了其他文明现代化的可能。

最后，资本无限扩张的普遍化与地球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根本矛盾，威胁着人类的永续发展。资本“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是有限的，无止境的资本扩张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不断打破空间壁垒，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加速要素流动，一方面使世界客观上越来越变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世界结成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只服务于核心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它无法带来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和共同发展，更加无法有效应对那些超越国界、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最终导致世界面临着经济发展危机、贫富分化加剧、霸权主义阴影、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

（二）苏联对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探索与局限

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内在限制表明，“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胎胞里生长出自己的否定因素，“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们结成具有真正普遍性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人类共同体。但现实情况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格局下展开。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处理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这首先体现在苏联的实践中。

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展经济合作。由于发展的基础不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利用世界市场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马克思晚年曾设想过，俄国因“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有可能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以提供“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十月革命后，列宁深刻认识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要求苏俄必须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同时要掌握和使用“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列宁所说的某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加上双方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客观需要，使和平共处并建立经济联系成为必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通过租让制、对外贸易、开办合营公司、聘用外国专家等方式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弥补了人力、财力、物力的缺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国家性质、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对立预示着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倾向。“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岛”，需要防范资本逻辑的侵蚀以捍卫其社会主义本质与国家主权。在列宁看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维护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暂时性策略，合作只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最终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来解决。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也曾表示相信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建立友好的、长期的合作，但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方面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美苏关系从战时盟友转向相互对抗，逐步形成两大集团的对峙格局。在经济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苏联也通过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等方式加强同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以应对资本主义的遏制政策。

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合作与斗争之中，苏联也在探索由社会主义国家引领的世界普遍交往的替代性范式。列宁彻底批判了20世纪初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构建起的世界普遍交往，通过重新阐发民族自决权理论，坚持“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主张各民族国家在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自愿联合，即“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十月革命打破了沙俄这座“民族监狱”，宣布了俄国各族人民享有自决权，并推动建立了自愿联合的平等联盟。列宁还曾设想通过世界革命建立“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的“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但现实是随着西欧革命的暂时失败，资本主义世界日趋稳定，世界日益分裂为“资本主义外国和共产主义俄国”两个阵营。

列宁逝世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客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得苏联对世界普遍交往的探索逐步走向了相对封闭。在处理同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将特定历史阶段两大阵营对抗的现实上升为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在理论上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相互隔绝的状态，忽略了二者始终是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尽管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日趋严重。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地位，不仅控制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为自身谋取利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经济依赖，也试图用强权等手段控制社会主义国家并要求其对外政策服从苏联的利益；在苏联内部，出于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维护国家安全等需要，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断被强化，以至于各民族的平等关系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联邦体制有名无实反而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工具，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非常有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内建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历史时代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在频繁的经济危机中走向崩溃，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开启了新的增长阶段，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显著减少，这些情况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将长期共存，和平发展代替战争革命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普遍交往思想为指导，深刻反思苏联正反两方面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且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客观事实，根据国际格局与国内发展阶段的动态演变，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到“和平与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对这些丰富历史实践的科学抽象与理论反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回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五位一体”为总目标，擘画了世界普遍交往的崭新图景。第一，它是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倡导各国在竞争中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第二，它是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第三，它是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生命共同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应对气候变化，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永续发展。第四，它是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命运共同体，坚持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第五，它是对话协商、共建共享的责任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和合”思想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西方国家对外关系实践中盛行的“主客二分”思维以自我为原子化的独立主体，不仅将其他国家当作自我发展的手段，也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国家间关系变成了独立主体出于自我利益考量而展开的竞争性、排他性的零和博弈，这会导致不平等问题和生态危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一方面强调国家间的和合共生关系，一国的发展和安全不应当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发展和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主张各国在平等的交往实践中形成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各国关系的总基调不是对抗性的相互利用而是命运与共，只有实现和平、和睦、和谐相处，相互成就、共同前进，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反对将生态代价外部化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生态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抽象人性论，磨灭了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空的人的差异，将资产阶级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并强加于他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尊重文明多样性，在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寻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承认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存在差异和矛盾，强调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和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矛盾中寻求合作，推动不同文明共同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超越了“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认为世界的稳定需要霸权国家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发展和安全等国际公共产品，然而它存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一方面，霸权体系本身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深度融入世界的同时还能保有自身的特殊性、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另一方面，当霸权国家的特殊利益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相冲突时，后者将会毫不犹豫地被抛弃。这背后的实质是在西方主客对立的思维下，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无法得到真正统一。霸权国家的特殊利益被包装为普遍利益，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强化自身模式的普适性，同时压制各国选择道路的自主性。中国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每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在全世界的普遍利益中得到实现。因此，中国“不是要取代谁”，而是“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强加于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具体而言，要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参与全球治理不应该是大国的特权和专利，各国应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保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际规则由大家一起制定，治理体系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

三、历史逻辑：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把握历史主动

理论逻辑阐明的世界普遍交往一般规律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特殊的形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产生和实现的历史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识变，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矛盾激化、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的变化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科学应变，提出“四大倡议”破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四大赤字”，为世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主动求变，通过伟大斗争把握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主动，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逻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根源在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生产过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资本借助跨国公司获得了新的全球流动性，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比过去任何阶段都要紧密。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催生一个扁平化、网络化的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美国为弥补20世纪70年代后国内垄断资本积累不足、协调世界其他国家适应自身经济的一套当代帝国主义秩序。首先，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借助模块化和信息技术构建起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垄断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控制外围国家并不断吸收剩余价值。其次，随着美国垄断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美元和越来越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支柱。美国能够通过铸币税、金融创新、金融资本扩张等多种手段实现全球金融掠夺。最后，美国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全球军事基地和推行华盛顿共识等方式，凭借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维持着这一帝国主义秩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控制和剥夺之下陷入依附式发展，徘徊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美国为满足国内资本利益，从全球化的引擎演变为逆全球化的推手，阻碍了真正的世界普遍交往。通过对全球生产和金融的控制，美国虽能不断从世界其他国家转移价值，但没能扭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虽然全球生产网络为跨国公司创造了巨大收入，但制造业外移引发了美国本土制造业衰落、制造业工人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美元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长期的制造业空心化也使美国逐渐失去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大量垄断资本采取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形式，不经过生产仅通过占有垄断租金、金融利润分配到大量社会财富，这不仅加剧了财富不平等，更侵蚀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创造的能力进一步恶化。尽管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大量投资，但这在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尚未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美国本土价值创造能力的下降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使其难以继续负担用以维持全球化时代独霸世界的高昂经济、政治和军事成本。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美国优先”为名，推动“友岸外包”“去风险”“构建弹性供应链”以及发起“全球关税浪潮”，使得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试图在拯救本土制造业的同时重构一个由美国及其“志同道合者”参与的分层全球化。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塑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发展态势”的实质就是各种国际力量的分合，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首先，“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世界权力体系，推进了世界的多极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基础，20世纪90年以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抓住全球生产网络与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参与国际分工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其实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并在许多领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崛起，更通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具备了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道路，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让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能，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参考和信心。最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意义也不在于使世界重新形成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衍生出的“均势”格局，后者以国家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为前提，认为只有形成“均势”才能限制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中国明确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以此超越大国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推动世界普遍交往向更加公正的方向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首先，高技术领域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新科技革命将重塑国家核心竞争力，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窗口，将有可能加速“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其次，新科技革命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特征，为多极化的世界提供了匹配的技术基础。同时，新科技革命也超越了国家的物理边界，带来了网络空间、数字货币、数据跨境流动等新挑战，这不仅需要新的治理规则，更使全球共治成为必要。最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新科技革命在推动去中心化的同时，又使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能够利用巨大的网络权力对他国实施全景监控和阻断，这种能够自我强化的优势力量将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新武器。同时，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对劳动力的替代进程也不断加快，其中存在着拉大国家间实力差距、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的可能。

（二）以“四大倡议”破解“四大赤字”的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全球赤字有增无减，其突出表现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这共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发展。首先，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这源于美国霸权及其衰落。一方面，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行为横行，引发地区动荡，而面对国际实力格局新变化，美国为维护霸权不断制造地区对抗。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兴起与美国霸权息息相关，而美国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能力不断削弱，也加剧了恐怖主义的滋生，这反过来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掌控力。其次，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这源于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与金融秩序，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发酵。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与金融秩序虽然使一些南方国家的经济实现了绝对量的增长，但这些国家仍然面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和金融化的风险，同时仍有大量国家因没有被纳入全球化而未能获得发展。这一秩序的内在矛盾也催生了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再次，安全赤字集中表现为全球安全问题愈加凸显且逐渐泛化，当然这与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密切相关。随着发展动能的减弱和国际实力格局的变化，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霸权国家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无限自利地追求绝对安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气候变化、新科技革命等趋势推动下，多样化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造成世界安全困境。当前，地缘冲突加剧了世界动荡，随之而来的“能源资源危机、战略通道威胁、粮食短缺、难民潮等问题，已突破地域边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最后，三大赤字相互加剧，最终指向治理赤字，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弱化，难以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治理组织的治理效能减弱，缺乏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并且其运行常常受到霸权国家的干扰，面对全球热点问题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本国利益优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甚至常常破坏全球合作。而与“全球南方”国家崛起趋势不符的是这些国家话语权不足，难以真正参与全球治理。治理体系的真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契机。

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中国提出并不断推动落实和践行“四大倡议”，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大倡议”正是为中国破解“四大赤字”、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第一，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为共同破解“四大赤字”奠定了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强调要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中的突出位置。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发展，但资本积累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国内贫富分化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全球发展倡议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式、依附式的不平衡发展，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倡导普惠包容，世界各国在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各个领域通力合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动能已经下降，发展要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蕴含的创新驱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更重要的是，发展必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色复苏。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旨在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为共同破解“四大赤字”提供稳定环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美国安全观基于现实主义思维，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依靠自助来增强本国实力以确保安全利益，国家间实力均势或霸权国家的威慑才能使人类实现短暂的和平与安全。但这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反而滋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国际社会陷入安全困境。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世界是有机整体、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在理念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行动上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为共同破解“四大赤字”筑牢精神纽带。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客观存在的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所谓文明冲突的本质只是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恰恰是多元文明的相互交流、彼此成就才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反对意识形态对抗，重视各个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通过文明对话超越文明隔阂，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从思想根源上化解误解、构建信任，为和平与合作建立精神纽带，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第四，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共同破解“四大赤字”提供了根本遵循。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层困境，其代表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明显不足，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全球治理中都可以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全球治理倡议并不是要推翻或取代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而是在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以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好地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三）以伟大斗争把握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主动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时必然面临着斗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首先，伟大斗争是争取团结合作的斗争。中国进行伟大斗争的目的不是消灭或取代对手，也不是要通过形成均势回归冷战时期的阵营对抗。中国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对象正是这些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伟大斗争的目的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其次，伟大斗争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斗争。在前进道路上，“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最后，伟大斗争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正如列宁所言：“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但是这种“对立面的斗争”并不会自动实现，而要依赖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带领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斗争实践，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以伟大斗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通过斗争推动矛盾转化，促使世界历史不断前进。

坚持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伟大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当前，资本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强大，在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只有依靠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着力提高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水平、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只有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才能为伟大斗争赢得战略空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最大的变量。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关键在于坚定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扎实练好内功、办好自己的事、稳固经济发展的基本盘，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不断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四、现实逻辑：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到迈向高水平对外开放

理论构想与历史契机最终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中国统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通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就了自身的崛起，更成为塑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想走向现实提供了物质基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实践中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引领塑造世界开放新格局。高水平对外开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变化，为破解“四大赤字”提供物质支撑，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现实的具体行动和关键环节。

（一）统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中国实践

自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市场以来，后发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普遍面临一个历史性难题：对外开放有可能使其陷入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依附、丧失发展的自主性；独立自主也有可能使其失去与世界市场的技术和经济的联系甚至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隔绝中走向封闭。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以及向外部寻找积累的空间以避免体系崩溃的动力，推动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它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名，向后发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以达到剥削和控制的目的，由此造成不平等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殖民者与殖民地的不平等、少数压迫国家与多数被压迫国家的不平等以及当前核心—外围全球生产网络中隐蔽的不平等。除了个别国家走上了发达资本主义道路外，大量后发国家试图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商品和技术来发展经济，不过大都因此丧失了产业主导权，其经济命脉被跨国资本控制，最终落入了依附式发展的陷阱。苏联提出“两个平行市场”也与担心自身陷入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有关。但片面认为苏联实现了技术和经济独立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再重要，反而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我封闭，加大了自身同世界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探索统筹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使中国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超越了后发国家的两难困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利益、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拓展中国的对外交往空间。一方面，形成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国策，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并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突破了阵营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可以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联系，为中国争取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抓住国际格局变化的契机，先后促成中日、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结合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思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并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开启了对外开放新时期，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提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型经济体系”“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等，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越是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越是能够增强自身发展的韧性与自主性；越是坚持和增强自身的主体性，越是能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汲取养分，并为全球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方面，通过引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21世纪初承接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促进了对内改革，推动建立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前提，中国始终强调坚持底线思维，通过牢牢掌握经济命脉而掌握了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动权。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源于国内的工业体系、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国内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内积累的资金以及国内的有效需求，国际市场、国外资金和外资企业固然有影响力，但放大国外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依赖于上述要素构成的国内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独立自主的产业规划、货币政策的保障下，外国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工业生产能力，由此拉动国内经济循环。

（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特征

中国统筹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世界意义在于，使其越来越成为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为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以下五个时代特征。

第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破解核心—外围不平等结构的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开放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开放格局，而是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首先，推动开放由沿海向沿边、内陆地区拓展，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格局，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与纵深战略优势，破解区域发展失衡和对发达国家市场技术的过度依赖。其次，推动开放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拓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的增长极和连接节点，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与更多国家分享全球化红利。最后，推动开放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拓展、从国际贸易向跨境投资拓展，形成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型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到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体现了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共同制定者、引领者的转型。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由美国主导构建，反映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当前，考虑到国际上西方国家对华在经贸规则领域施压、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开放合作意愿削弱、新科技革命和新商业模式导致的规则真空，以及国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制度型开放迫在眉睫。中国通过建设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诸边及多边国际经贸谈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规则体系的基础上，引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规则体系，并倒逼加快国内体制机制改革。

第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塑发展范式的高质量发展的开放。过去那种以市场换技术，高消耗、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基于国内强大的产业链，通过开放创新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人民为中心，在更大范围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能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第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稳定因素增多、不确定性增强，安全对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只有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才能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国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增强发展实力，在深度的全球合作中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在制度规则的制定中占据战略主动、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从而获得一种动态的、可持续的、有韧性的国家安全。

第五，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超越零和博弈的世界共赢的开放。历史上，重商主义将国际贸易视为国家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逆全球化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回归。但这种零和博弈观不符合全球化的历史趋势。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要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动态的多元平衡。中国将自身发展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使得多方受益。

（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

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大势、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变革时机，必须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了“十五五”期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把握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权。不同于被动开放，自主开放指的是根据国内外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路径和规划，自主出台系统性的开放政策、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领域方面，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核心，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开放平台方面，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在开放的金融保障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同时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

第二，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建设外贸强国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货物、服务、数字贸易是推动外贸发展的三大支柱。首先，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不断推动我国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关键核心部件、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竞争力，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同时积极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等进口，拓展多元进口渠道，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次，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鼓励服务出口，特别是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增强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推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再次，发展数字贸易以推动贸易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外贸企业全链条各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在数字身份认证、跨境支付合作等方面先行试点。最后，为保障贸易创新发展，还需加强平台建设，提升贸易促进平台功能，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维护贸易安全，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

第三，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塑造国际合作新优势。在吸引外资方面，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扩大外资开放领域，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加大外资服务保障力度，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推动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吸引外商投资高地。在对外投资方面，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公共服务，打造企业出海服务“一站式”窗口，提升法律、金融、财会、咨询、数字技术等专业服务；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第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开放合作平台，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首先，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提升中欧、中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推动交通、贸易、金融等领域政策、规则、标准对接，加强规则标准“软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人文交流，实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其次，不断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有力支持。再次，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最后，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保障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

五、结语

人类社会正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历史时代，但资本主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过程中，按照资本逻辑主导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世界普遍交往的阻碍，难以继续承载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背离了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中国始终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核心，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这一重要论述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指明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需要以伟大斗争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转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为当前时代世界普遍交往方式提供了新的方案，促进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是对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匡晓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3届博士；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6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