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上内容形成了严整科学的逻辑体系。

坚持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在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深入准确把握这一内在逻辑联系，是融汇贯通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键。

一、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主题

“时代是出卷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的构建，首先是从问题出发，要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面对的根本命题是什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体现，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学说、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在实践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理论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进程的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失衡的特点和动因，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矛盾等等，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系统变化。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对“发展”作出新的理解，必须根本克服对“发展”的各种曲解和片面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提出的实践要求。

在这样一个新阶段上，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2017—2022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以人均GDP水平看，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当代高收入阶段起点的时期），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另一方面，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时要更多更复杂。”如何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什么时候跨过去，跨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些问题成为关键。现实中，当代70多个高收入经济体中真正发展中国家不过十几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跨过低收入“马尔萨斯陷阱”后，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拉美国家，8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诸国，9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西亚及北非诸国，先后经过40多年、30多年、20多年，不仅未像高收入国家那样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用12—13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而且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中，表现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现阶段实践“发展”主题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阐释的根本问题。

二、“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历史要求

要回答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命题，需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那么，“新发展理念”包括怎样的历史内涵和突出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因而，“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又加以系统的概括，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贯彻“五大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把“发展”命题概括为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三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

进一步，应当以怎样的方式、方略来实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了集中阐释和战略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以此作为实现方略，特别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集体学习。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既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学把握其目标和重点。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怎样的内涵呢？概括而言，主要是坚持一个主线，推进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工作，构建七个方面的体系。“一个主线”，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带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开放新格局等方面战略的实施，以此为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推动发展，特别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加快建设包括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在内的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另一方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调控机制等方面的改革，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现代经济体系集体学习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义阐释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又予以进一步的丰富，具体阐释了七个方面的体系建设，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包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同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并且强调，以上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事实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其内涵的形成必然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三、怎样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为什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之所以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首先，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给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的局限，属于供给侧的矛盾，因此，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侧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只会加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才能实现供求新的动态均衡。

其三，从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来看，既有潜在通胀压力又有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是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失效。与以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自1978年至1988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短缺），主要压力是需求上拉的通胀，宏观政策长期紧缩；1998年至2010年突出特点则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先后冲击，总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政策先后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张需求；自2010年10月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以来，宏观经济失衡表现为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就总需求管理而言，既不能全面扩张，也不能全面紧缩，具有严重的局限，只能从供给端入手展开深入的结构性调控。另一方面，双重风险并存的深层动因主要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不是需求上拉的威胁，需求疲软市场条件下，CPI涨幅并不大，潜在压力主要在于成本推动，这属于供给侧的矛盾；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需求疲软，深层原因则在于供给侧。投资需求疲软根本在于供给侧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消费需求增速不足，根本原因同样不在于居民收入增速（需求增速）迟缓，而在于供给端。在实物形态上产品质量和结构难以满足需要，在价值形态上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差距过大抑制了人们的消费倾向。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才能针对失衡的根本动因来解决难题。

其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发展、改革、开放有机统一为整体，使改革、开放内在地源于发展的历史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点从总需求逐渐转移到总供给，从总量干预深入到结构调控，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因此，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能够有机统一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特征。

其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中发展的质态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最大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需求管理的着力点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生产者的具体含义至少可以包括四方面：一是人——劳动者，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造就充实的劳动者大军，提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是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企业，即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造就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三是企业与企业的集合——产业，即提高产业素质和结构优化及升级程度；四是产业与产业的聚集及区域布局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需求管理政策的落脚点在于总量效应，即总需求量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则在于结构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供给侧改革“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生产者，目的在于提高效率，那么，宏观上生产者效率是否提高，主要体现在结构变化效应上。结构变化是效率变化的结果，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的变化均可以在效率的差异上得到解释，而结构的变化才真正关系到经济质态的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以结构变化为政策和改革落脚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更具意义。

事实上，我们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围绕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供给体系质量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包括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等，都是以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而这正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国民经济诸多体系协同推进的过程，在贯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基础上，需要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三是要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四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五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这些举措既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

四、需要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稳中求进总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上……”怎样实现稳中求进？重要的在于处理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创造宏观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增长。”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还是以供给管理为主，应视不同国情而定，但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这就要求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即统一短期与长期调控，总量与结构调控。一方面，需求管理若失控，或需求膨胀，经济增长过快，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胀，那就不需要也不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面对市场抢购环境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是需求疲软，经济萧条，进而失业压力巨大，那就不可能也不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困难在于过剩产能化解中的就业矛盾，在失业压力很大的宏观条件下难以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即使以需求管理为目标，保持适度增长，进而在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保持均衡，以适度增长维持短期均衡，但若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失衡的深层动因得不到克服，不仅短期总量的均衡难以长期维持，而且最终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导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关闭。正如我国现阶段通胀率以3%以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以4.5%以下为政策目标，据此经济增长率应在6.5%左右，进而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宏观经济环境，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否则不仅深层次失衡动因难以克服，总量均衡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因此，“稳中求进”是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它是统一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增长与发展、发展与改革所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

五、需要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怎样的制度条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难以转变发展理念，难以转变发展方式，无以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新挑战。为什么难以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且制度创新滞后，缺乏改革的动力，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和提升。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关键是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能否真正实现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二是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精神确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贯彻的是法权原则，采取的是契约形式，无论是维护法权还是保护契约的权威性，都要求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根本在于保护市场主体的“私权”，规范政府主体的“公权”，即“私权赋予，公权约束”。三是现代化政治领导体制和治理机制的建设，根本在于凝聚最广大人民的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代表广大人民最大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建设。没有政治上的凝聚力，没有治理机制和能力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很难克服现代化市场经济和法治化历史进程中遇到的“特权”阻力的。四是道德秩序方面的培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是来自纵向的历史演进，传统的以“忠诚”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道德秩序发生了动摇，现代的以“诚信”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尚未形成，道德领域可能出现既不讲忠诚也不讲诚信的放纵；另一方面是来自横向的外部冲击，现代化转型必然是开放的，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必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又缺失文化上的自信，进而形成道德秩序上的无序。

由此，经济制度上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替代市场，政府集权进而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能缺失，政府失灵。法治建设滞后，对市场主体“私权”缺乏保护，对政府“公权”缺乏约束，使之可以滥用。进而，经济制度上政府官员集权，形成“寻租”（权钱交易的可能）。法治体系上缺乏约束，政府权力可以不受约束而滥用，企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机会（市场失灵），只能通过与政府谈判获得，“寻租”自然成为普遍，对公权缺乏约束，“寻租”的冲动自然形成现实。从而，资源配置既无公平也无效率，因为脱离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按“寻租”强度配置资源，不可能有效率，权钱交易普遍，不可能存在公正。这种条件下特别需要政治治理上的纠正，但政府本身普遍陷入“寻租”便不可能形成政治核心凝聚力，难以真正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诉求。所以，公平与效率的实现便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力量，依靠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但这一阶段恰恰又是道德容易出现无约束、无序的时期。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历史的真实。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进现代经济体系，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增长环境，更要求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则至少包含经济、法治、政治制度和道德秩序，而转型社会恰恰在这些方面面临一系列的“陷阱”。诸如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缺陷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制度和治理机制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塔西佗陷阱”，道德精神秩序转型所导致的“道德无政府主义陷阱”。作为大国，我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过程中，还存在国际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要注意防止“塔西佗陷阱”等。

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我们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的政治核心力量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形成“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成为新发展理念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实现的基本方略和制度支撑。同时，在非正规制度的精神领域明确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以克服转型期可能出现的道德无序；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为有机整体。

六、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何在——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阅卷人”。贯彻和实践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亦即为什么发展。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到发展的根本动因，而且涉及到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及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推动发展，人民共享发展。一方面，“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方式和目标作为有机统一体，而不是相互分割，更不是相互否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在实现人民共创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与实现共同富裕有机统一，而不是把做大蛋糕和合理分配蛋糕割裂开来，更不是对立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落实共享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新发展理念”就是要通过“共享”来体现发展为了人民这一根本宗旨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

“共享”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实质上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全民共建、逐渐共享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释了设计共享政策的原则，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共享”理念的落实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变革要求。在原则上生产决定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决定着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与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制度相统一，进而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社会生产的自然技术方式规定着“共享”的业态变化和实现的技术可能。但分配本身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突出表现于对生产的能动的积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包括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的社会制度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也包括对生产的自然形式——生产的技术方式（技术及业态）的变革要求。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出发，深刻揭示和系统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更是创造性的发展。这一思想体系，首先从对新时代特点的分析出发，进而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发展，然后深入剖析新时代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挑战和约束条件，进而提出“新发展理念”，即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破解新时代新发展难题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引领；再进一步是如何贯彻实践“新发展理念”，由此提出了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实践“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那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怎样的内涵？这就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两个基本方面，以构建包含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在内的有机整体的经济体系为主要任务。进而，怎样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或者说为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创造怎样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条件，这就要求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条件，这就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经济、法治、政治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为实现新发展理念创造制度条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最后需要回答，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发展，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其根本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有效地处理发展中的社会公平正义命题，以“共享”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要求，并由此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

以上，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正是基于对这种历史实践逻辑的深刻科学把握，深刻揭示了这一大逻辑的内在规律，进而开拓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本文刊发于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