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长期快速稳定增长的奇迹。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的同时，全球贫富分化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世界市场随之萎缩，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的衰退中，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的中国经济，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经济增速明显趋缓。面对国内外发展条件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解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阐明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和内涵，明确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核心要义，重塑竞争优势，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二，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从经济循环的微观和宏观视角、一般性和特殊性、国内国际循环的复杂联系，考察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第三，梳理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沿革，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格局的阶段性调整是由国际国内矛盾和自身发展现实决定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国际大循环动力减弱后的必然选择。第四，探索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方案，提出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深化国内改革，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经济学界的已有研究丰富了对新发展格局的认识，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规律着手，忽视一般规律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式和关系。第二，以问题为导向阐释当前经济循环堵点的研究有待深化，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总体联系有待系统化。第三，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但弱化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突出重点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结合中国国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合理规划发展路径。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的理论逻辑，总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经济危机的历史过程，在经济循环的框架下探讨中国当前经济循环的堵点，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可能路径。全文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1）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2）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及其矛盾；（3）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可能路径；（4）进一步开拓国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最后是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

经济循环是经济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从魁奈的《经济表》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分析，再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循环流向图，经济学界对经济循环的认识不断发展。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以生产为核心，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循环规律。一些国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具体发展阶段，分析了资本循环的具体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

（一）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和资本循环理论

马克思从社会个人的物质生活出发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人类社会社会再生产的有机整体。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人类社会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人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只能以特定社会形态的特殊形式存在和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再生产的特殊形式。单个产业资本为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经过消费周而复始地经历购买、生产、售卖阶段，资本职能形态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之间变换，发生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三种循环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和构成社会总资本循环，“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衡是偶然的，单个资本循环会因各种原因停顿。售卖阶段最薄弱，面临“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对于社会总资本而言，“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个生产部门的分配，以及消费资料与社会消费需求诸关系之间不能维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将产生生产相对过剩的过度积累危机，表现为商品堆积、劳动力失业、生产资料和货币闲置以及利润率下降等。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潜在的对抗性关系，并在经济危机中周期性地展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资本循环又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

（二）战后过度积累危机与资本三级循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时工业品需求下降，美国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1949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一度跌破75%，失业率最高达到7.0%，私人投资和制造业企业利润下降了20%以上，资本循环面临困难。二战后20年，美国通过空间扩展、技术创新和国家公共支出、发动局部对外侵略战争等方式，缓解产能过剩，经历了经济增长“黄金年代”。首先，空间扩展包括国内“郊区化”和国外“马歇尔计划”，分别将国内乡村和欧洲作为新地缘投资空间。前者改造了乡村“建成环境”（见下文），在满足住房需求的同时，创造大量家用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后者通过对欧洲的战后援助输出了过剩产能。其次，美国政府广泛支持技术研发，形成军工复合体，推动了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重大民用技术创新。最后，国家福利支出快速增长，支撑国内大规模消费市场，与福特制生产能力相适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大卫·哈维等学者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解产能过剩的实践，提出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资本一级循环包括生产和流通在同一期内完成的普通商品，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一级循环内部产生相对过度积累。过剩资本以国家和资本市场为中介，流向长期建设项目，构成资本二级循环，形成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即生产和消费的“建成环境”。这些工程的固定资本投资，“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仅提供巨大投资空间，还改善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不断创造新产品新需求。过剩资本借助国家职能流向社会支出，构成资本三级循环，包括科学研究和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支出（教育、培训、福利和医疗等），促进社会生产不断革新，改善劳动力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所谓“空间修复”的方法，只能提供暂时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场所，而且需要建设发达的金融体系来转移产业资本，造成了更大的危机隐患。

（三）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危机与生产技术方式变革

20世纪70年代，随着标准化需求饱和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开始涌现，福特制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遭遇困难，阻碍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生产技术方式面临变革。经过长期的信息技术创新和劳动组织结构调整，20世纪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模块化和信息技术，形成核心—外围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以及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核心企业负责关键核心部件及专用设备的研发及制造，规定其他模块化部件生产的标准和参数，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发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承担模块化部件的标准化生产和组装。跨越民族国家疆界，核心企业利用全球系统集成，实现持续的产品创新，并能够及时响应需求变化，高效率、低成本地生产满足全球消费者特定文化需求和生活状况需要的商品（见图1）。核心企业分别利用对关键核心技术生产和品牌营销及经营渠道的垄断，协调和控制整个外包网络。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生产网络，核心企业都拥有绝对控制权，利用外围企业“逐底竞争”压低成本和转嫁风险，导致具有数量弹性的低技能外围劳动力的供给，面临低工资、超时劳动和不稳定就业。通过全球生产网络，资本循环被拆分成多个次级循环，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开展，形成了国际经济大循环。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总结了发达国家修复资本循环的经验，以福特制危机后生产组织形式演进为分析核心，强调在消费需求频繁变化的背景下，微电子技术发展使弹性多功能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产品周期缩短，生产及与生产相关的活动被拆分重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和企业间关系发生改变。派尔和赛伯认为，中小企业动态联盟逐渐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生产组织向弹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网络演变，如“第三意大利”。而哈里森则认为，大企业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精简内部业务和规模，致力持续的产品创新和品牌经营等，通过发包和承包，基于“没有集中化的集中”原则，形成核心—外围的生产网络，这是福特制危机后典型的生产组织形式。阿特金森着眼于福特制危机后劳动关系的变化，围绕着核心与外围、功能弹性与数量弹性等概念，强调为应对需求频繁变化带来的市场不稳定，企业采取弹性的工作和雇佣方式，实现弹性生产。高技能核心劳动力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员、设计师和技术员等，获得高薪酬和稳定工作，利用特定技能和经验在生产中完成多种任务，为生产提供功能弹性，以实现产品多样化；低技能外围劳动力包括企业内部的低技能员工和外包机构的临时雇员等，因其薪酬低且就业不稳定，可以满足工作时间和职务要求的变动，为生产提供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弹性，以迅速应对市场波动并削减成本。

二、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及其矛盾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经济循环不仅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受马克思资本循环规律的支配。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循环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中国改革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了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由于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上升。

（一）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认为中国应当利用剩余劳动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赚取外汇支持发展国内基础工业，带动经济增长。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凭借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优势，以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模块部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得以形成。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点，我国外向型企业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围部分，承接欧美日韩、中国台湾等地的发包订单，从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进口能源资源，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进口关键部件，外向企业为国内大量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核心企业的标准生产、加工和组装模块化部件，产品冠以核心企业的品牌出口（见图2）。

由图3可知，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畅通了国内循环，形成出口—投资联动的发展模式。强劲的外需带动企业出口，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速了城镇化。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市场形成，与承包生产标准化模块部件形成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相匹配。同时，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向“住、行”等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转变，催生了住房和家用汽车需求及其产业化。加工贸易业、房地产业、汽车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游产业产能扩张，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形成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人民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良性国民经济循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入黄金增长期。2002—2011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0.7%，平均GDP总量约为80—90年代的8倍。

（二）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

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建立在企业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上，经济快速发展有赖于“世界工厂”的数量和规模优势。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进大出”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承载能力达到“瓶颈”，科学技术自主自控的重要性全面上升。我国出口份额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的数量型扩张达到极限，旧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2012年后，我国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面临发展和安全的双重挑战。经济循环各阶段的矛盾开始凸显，形成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遇到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空压缩过程中的叠加镜像，包括产能相对过剩、供给不适应需求、高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三大重点问题（见图4）。

第一，售卖阶段中的需求结构性变化，引致多方位的产能相对过剩。外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市场收缩，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导致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传导至固定资本投入更大的上游企业，供应链产能过剩加剧。2016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3%，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2019年提升至76.6%，仍处于较低水平。内需方面，收入群体水平分层化，使贫富之间形成对标准化与个性化商品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以城镇居民为代表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以农村大多数居民为主的约8亿人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维持着标准化消费。大规模生产使得电视等日常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全面饱和，但在微波炉、空调以及更高档的汽车、计算机、照相机等消费品上，农村拥有量远低于城镇。追求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商品的更多城镇居民，倾向于购买进口产品，造成消费外溢，2018年中国进口消费品已达到2万亿人民币。农村居民仍消费低成本的标准化产品，并且消费收入比在2019年达到83.2%，表明在当前收入水平下，农村消费扩张和升级的空间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我国流通体制仍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等问题，物流成本高，不利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生产阶段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不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实体经济盈利能力。首先，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使用的是单一功能的专用机器设备，只能低成本地生产标准化产品，无法迅速转换生产线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其次，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用机械替代人力技能，导致劳动者技能退化，无法根据需求变化改善生产活动，工资的提高受到企业削减成本和国际“逐底竞争”的压力。最后，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频率低，不适应需求的频繁变化。不仅如此，由于全国产业布局缺乏“一盘棋”的统筹规划，以及市场导向下地方政府对短期利润的追求，造成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导致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在地区间趋同。2011—2019年，我国实体经济盈利能力持续走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下降，总资产收益率从9.7%下跌至5.6%左右，进一步抑制了实体经济投资。2012—2019年制造业固定投资增速连续7年下降。货币或贮藏不参与经济循环，或直接离开生产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空转。这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金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失衡加剧。

第三，购买阶段面临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供给“卡脖子”问题，威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围部分，我国企业从技术引进中通过自主开发获得的技术创新十分有限，受到发达国家研发技术垄断的严重压制。同时，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科技创新存在部门分割、小而散等情况，不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开发。当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关键部件的国有化率很低，即便已自主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仍需要进口关键部件，一旦断供将严重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半导体产业是被“卡脖子”的典型。2019年，我国半导体进口量达到2.24万亿人民币，在非资源型六大工业进口品中占比高达63.9%。同时，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所使用的单一功能机器设备，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巨大，但由于国内供给不足，我国资源能源高度依赖进口。2018年，石油和天然气、金属矿的进口量和国产使用量之比已分别达143%和82%，上游企业的生产极易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震荡和资源能源出口国供给的影响。

（三）流行的解决方案及其不足

党中央根据国内外新的形势变化提出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一些学者提出“提振国内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减税降费”“发展新基建”等畅通经济循环的方案。从需求侧出发，“提振国内消费”和“改善收入分配”都试图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潜力，以庞大的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但它们分别受到居民部门预算约束和企业盈利能力的限制。由于房价等生活成本提高，2020年底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已达140.2%，2012—2019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从11.9%下降至9.0%。在企业盈利能力短期未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劳动者收入提高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将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抑制企业投资意愿。从供给侧出发，“减税降费”和“发展新基建”试图利用“节流”和“开源”两个途径，促进企业投资。但税费只是企业综合成本的一部分，降税费带来的成本下降并不能直接提高企业利润，还会加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规模较小，且属于前沿科技领域，能否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前景并不明朗，甚至可能不同程度地替代已有的就业者。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各个环节层层相扣，任何环节阻滞，上中下游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方案仅考察了对经济循环局部问题的解决，忽略了各个环节的总体联系，容易顾此失彼。

三、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可能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总体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短期内解决经济循环中突出的矛盾问题，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长期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实现国民经济体系和供求关系的高水平总体动态均衡。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经济循环中断的历史经验教训，畅通国内大循环可考虑采取以下路径。

（一）利用乡村振兴战略扩大内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2020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如期实现全部脱贫。以现行价格计算，农民收入较1978年翻了百倍多。截至2021年初，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三农”工作的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当前，“乡村建成环境”落后是首要突破的瓶颈，以乡村建成环境现代化，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着力创造乡村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物质基础，保障农村社会主义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变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被动落后局面，才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乡村建成环境建设作为长期建设项目，将吸纳大量投资和就业，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不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创造有利于农村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农村居民是乡村建成环境的建设主体，建设工程将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并促进农村当地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据测算，每亿元建筑业投资完全拉动就业约450人。短期内，新增就业带来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本地餐饮、住宿、零售等服务业发展。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长期改善，将吸引更多农民工回乡回土，通过破除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加速制造业转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缓解“现代城市病”和“乡村空心化”趋势，同时带动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支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融合，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

乡村建成环境建设要抓住以下三个重点。第一，抓重点区域。“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以19个城市群为核心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囊括我国70%以上的人口、约85%的GDP，应当利用城市辐射效应，重点在这19个城市群周边开展乡村建成环境建设。第二，抓重点领域。地下管网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行的“生命线”，能够满足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各种生产生活需要。但截至2016年末，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没有地下管网，未来有巨大的投资空间。第三，抓重点问题。由于分散式基础设施成本较高，开展乡村建成环境建设需要形成集中的长期规模化投资。这意味着，一是要合村并居，以农村居民的利益为核心，遵循村庄演变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二是要保证经营者财务可持续，发挥政府撬动投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可由国有企业承担主要建设任务，同民营企业协作进行。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期末，政府获取的一半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若按照每年建设8000公里、每公里1.2亿元计，持续投资5年可以建成4万公里的农村地下管网，约为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6%，预计满足约5万平方公里综合体的能源需求，相当于惠及500个平均面积为100平方公里的小城镇，形成的经济潜能不可限量。在此过程中，必须填补、充实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村集体组织“统”的职能，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其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

（二）构建国内生产网络，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多样性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能力。针对标准化与个性化商品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企业要革新生产技术方式，“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实现上中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构建国内生产网络。

现阶段我国企业仍以“纵向协作、条块分割”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为主，技术更新滞后，难以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经验，需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封闭，扩大引入社会资本，突出核心能力，放开一般能力，推进社会化大协作，推进制造业企业专业化重组，建立“以我为主”的“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式”的新型智能化网络化生产组织。国内生产网络建设，在促进国内就业的同时，将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协调共享发展。领头核心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将剥离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单元，简化业务流程，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专注产品开发设计、关键部件创新、品牌经营和系统集成等，加快创新速度。核心企业对外开放系统标准，争取掌握标准制定权，以便将各层次协作企业纳入生产网络。一部分协作企业专注某一子系统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另一部分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保证大批量生产，实现专业化和高效率。核心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集成，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销售等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新的劳动组织和工艺流程集聚整合，迅速适应需求变化，满足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中国已经具备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条件。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可以依托城市群、经济带等城市空间组织，缓解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结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市场，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将核心企业布局在各城市群的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利用人才、金融等资源优势形成创新中心，打造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将协作企业迁移到中小城市或有条件的县城，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模块化生产，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各城市群要找准定位，主动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立产业体系新支柱。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定位，建设供应链配套的工业园区、打通城市群内部的物流交通网络，积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或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财政支持和融资渠道。国内生产网络的远距离组织和协调，需要数字基础设施，我国当前已经具备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基础，未来还将加快建设进度，发展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等，不断优化国内生产网络的发展生态。

（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靠创新驱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但高新科技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战略举措。

企业是创新主体，“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与科研院校相比，企业直面市场需求和生产过程，能够通过“干中学”改进生产技术，通过企业间竞争和模仿促进新技术扩散，带来整个技术体系变革。创新过程具有集体性、累积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企业要有恒心、重心和决心，制定自主开发战略，融通资金获取财务支持，以及组织协调人力资源。有恒心就是有长期战略眼光，制定技术研发战略纲要，将创新内化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有重心就是通过整合技术研发投入体制，长期持续地为战略性、关键性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财务支持。有决心就是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组织建构整合内外部人力资源，进行知识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要发挥国家和企业的协同分工作用。在战略性和全局紧迫性领域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发挥政治和资源优势，促进创新参与者自有知识的聚集、整合与创造。在竞争性和局部紧迫性领域，政府应当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支持和保障，具备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企业创新网络，发挥大企业的支撑作用和小企业的创新作用，实现创新发展。

不同时代的技术条件、技术知识体系、产品建构和需求体系各不相同，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重点也不一致。20世纪中叶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对功能多元、品质优良的产品需求增加，产品建构的模块化与关键部件的集成化，使企业得以低成本地生产多样化产品。关键部件集成多种功能，规定其他单一功能模块的设计标准和连接方式，是当今制造业创新的重中之重，其开发水平代表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关键部件创新是从0到1的过程，研发难度高且不确定性大，要求企业在长期的研发实践中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将每一代自主研发成果作为平台的一个阶梯，不断试验、改进、再试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累积和利用技术、知识和经验，逐渐提升关键部件性能。具体而言，要明确研发对象，提供研发必备条件；建立积累和利用经验知识的组织机制；整合外部资源，实现协同创新。从乡村振兴到生产网络再到核心技术， 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三大抓手。

四、进一步开拓国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强劲、更可持续、更安全地推动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塑，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力量迅速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在2012年已超越了原“七国集团”。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枢纽，全球商品贸易份额在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分别超越日本、德国和美国，世界各国都与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贸易联系。

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设施互通为依托，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2020年，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欧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举措日益深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以及美国拜登政府延续前任反华地缘政治经济政策，使世界格局变革日益复杂化。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蔓延引发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面向未来，我国要扬优势抑劣势，主动谋划，克服障碍。依托区域合作平台，中国在保障发展安全的前提下，将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相结合，将引外补内和以内促外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格局，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开放共享发展。

（二）高水平“引进来”，利用国际资源、技术和商品引外补内

高水平“引进来”意味着，除继续高水平引进外资外，还要引入国际资源、技术和商品补链强链，在保证发展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在资源、技术方面的多元化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

第一，推动高水平资源能源合作项目。我国是资源能源消费大国，必须提高资源能源的自我保障能力，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推动高水平的国际多元化资源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丰富，中国加强与其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合作，可以挖掘核电、光伏、智慧能源等绿色清洁能源的合作潜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第二，加强高水平科技引进。中国解决关键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瓶颈问题，离不开充分利用开放创新，在重点领域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吸引力，加强与相互竞争中的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根据贸易结构，中欧和中日韩分别在交通运输、航天、医药以及芯片、光学仪器等领域有较大合作前景，同时还应加强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方面的技术合作，抗击美国对华的“长臂管辖”行为。具体合作方式如联合研发项目、联合研发中心、加强高科技人才的合作与交流等。

第三，主动扩大进口，引进高水平国外消费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托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通过降低税费、打造免税区、简化海关程序、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加速贸易便利化，在一些非战略性消费品行业主动扩大进口，实现国内品牌和国外品牌的百花齐放。这不仅能对外分享中国发展红利，还可以更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倒逼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加强中国品牌的锻造，与国外品牌形成良性竞争，促进我国产品生产与国际标准接轨。

（三）高质量“走出去”，发挥资金、技术和大规模市场的相对优势以内促外

在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对外提供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延链扩链，实现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从引进技术到输出技术、从出口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延伸的“三个转变”，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

首先，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2013年以来，我国利用“一带一路”平台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一带一路”共同建设正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具体而言，（1）兼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加快形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的金融保障体系，（3）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开放包容、多方共赢的合作格局。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变异的新一轮全球冲击，尤其需要强化合作韧性，防范化解超级大国的干扰破坏。

其次，实施对外科技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经济现代化。这是中国科技走向世界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有助于拓宽我国技术应用市场，在国际实践中改善自己的科技水平，提高适应能力。新时期对外科技合作的开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包括5G、人工智能等数字新兴产业，以及金融科技等技术服务，坚持绿色发展。

最后，加快建设品牌强国，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国际高端市场。尽管“中国制造”如智能手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已在中高端市场崭露头角，但整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仍然处于低端制造位置，需要在关键核心领域抓紧解决“卡脖子”问题，既要拉长长板也要补足短板。同时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包括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加快自贸区建设等。

五、结论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由图5可知，随着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和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我国暴露出产能相对过剩、供给不适应需求以及高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三大堵点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乡村建成环境建设能在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建设，能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促进人均收入提高，实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核心企业需要在政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强力规制下，“脱虚向实”返回产业资本循环的正轨，在生产组织瘦身的基础上，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并联合不同层次的协作企业，基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逐步建立起优势互补的国内生产网络，大规模地生产多样化产品，提高供给体系适应国内不同层次需求的能力，在保障国内就业的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城乡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实现创新协调共享发展。在提高资源能源自我保障能力、确保安全发展的同时，要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原则，加强高水平的资源能源、技术、资金合作和扩大高质量商品进出口，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实现共享开放发展。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8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科技和产业革命，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历史条件的机遇，通过技术和生产组织变革，解决了旧时代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为当时世界典范国家。18世纪英国采用蒸汽动力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克服了生产的距离限制，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由于技能工人控制了生产，英国小规模工厂占主导地位。19世纪末，美国运用电力、内燃机等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企业管理部门制定工作标准以协调工作内容，弱化了技能工人地位，实现了企业大规模生产。但大规模生产技术方式依赖稳定的投入和需求，20世纪70年代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走向主流，日本重新将技能工人吸纳到生产过程中，发展出丰田生产方式，低成本小批量地生产多样化产品，夺得国际竞争优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建立的核心—外围全球生产网络，借助信息技术协调远距离生产，克服丰田生产方式的规模劣势，调动全球资源大规模生产多样化产品。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的外包，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空间分离，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机会极化、金融空转圈钱等矛盾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精准化管理的全球供应链遭受巨大冲击，劳动力短缺，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物流港口堵塞。仅有生产力的科技革命和劳动组织方式的随机演变，不可能自发地从根本制度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国内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性交汇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大国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将就业和经济增长重新结合，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落地开花结果，就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世界典范国家，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