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金融观的继承和发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制、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经济—金融一体的整体金融观

“如何认识和看待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经济学界存在很大分歧。西方古典经济学把货币经济看作覆盖着货币面纱的实物经济，货币因素不会对储蓄、投资、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国民收入是由资本、劳动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货币因素无关。在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古典经济学固守储蓄决定投资的信条，认为尽管储蓄决策与投资决策由于货币的引入而分离，但储蓄与投资能够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达到平衡。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利率由储蓄和投资决定并调节储蓄和投资，使二者趋于均衡，整个经济能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因而古典经济学假定储蓄能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相同收益的投资领域，进而把金融及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宏观经济分析之外。

古典经济学的假定显然与实际相去甚远，现实的货币经济同实物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货币经济中金融不仅与经济相联系，而且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以格利、肖、麦金农等为代表的中介论者基于对储蓄投资过程中金融中介的研究，认为在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分离条件下，储蓄要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不仅影响储蓄和投资的流量，而且影响储蓄和投资的配置及其效率。中介论认为，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能够通过资产负债业务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建立联系，一方面金融中介通过创造间接证券，促进了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发展，刺激金融投资需求的增长以及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使储蓄能够按照预期收益率产生的投资机会有序进行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前一方面的影响被称为中介效应，后一方面的影响被称为分配效应。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健全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储蓄、投资的合理分配，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将不断增加，反过来刺激金融的发展。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和投资，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解决之道在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的目的，就是要取消金融抑制条件下的配给机制，代之以价格机制和分权，以选择竞争性的投资机会。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意味着资金流量的充分增加，将减弱少量几个专业贷款窗口的贷款能力，并削弱它们作为极稀缺资源的守护作用；金融深化的投资效应，意味着要使储蓄扩散到比计划制定者所企望的资本密集程度低的投资项目上，使离开资本市场的储蓄能在收益率差别中寻找盈利机会。”同时金融深化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收入效应就是经济单位平均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增加，这将降低交易成本和其他相关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收入增加。就业效应就是随着实际利率的提高，生产者将会节约使用稀缺的资本，使有限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中，增加就业。不仅如此，金融深化还开辟了优化储蓄分配的渠道，扩大了储蓄投放的市场，为储蓄流量的竞争性和创新性分配创造了前提条件。金融深化形成的正向的储蓄、投资、收入、就业和再配置效应，促进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金融功能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和兹维·博迪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注动态的价格和数量，对于金融体系基本上持有“免费”机构说，总是假定金融机构免费地、无成本地发挥功能，而对于发挥功能的机构及这些机构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提出任何见解。流行的机构观本质上是静态的，不能解释机构的动态变化。在功能论者看来，金融的功能比金融体系更稳定，金融机构的功能比其组织结构更重要，在动态的变化中，金融功能的变化要远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组织形式和金融结构会随着所利用的技术因素的改变和其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会有很大差异，但其功能大同小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金融机构只有在创新和竞争中才能使金融服务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因此金融功能观强调的是金融功能而不是金融机构及其结构。功能观论者认为，任何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都是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一基本功能通过六大核心功能来实现，即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为实现经济资源的时空转移提供渠道、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解决激励问题。在金融体系的演进中，有组织的市场和中介相互竞争，在动态过程中相互补充，形成金融创新的螺旋状态，并在创新和竞争中赋予金融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推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显然，无论是金融机构观还是金融功能观，都不是建立在透视经济—金融整体联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脱离了整体经济过程来说明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或金融功能，不仅没有把握金融本质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也由于不能区分货币与资本、货币形式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与金融中介观和金融功能观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内生于经济，与经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金融观借由对整体与其构成部分间相互作用过程的透视来把握经济过程同金融过程、经济变量同金融变量的联系，认识金融的本质和规律，把握金融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金融不仅同货币运动相联系，而且与资本运动过程相联系，金融过程是资本整体运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单个资本还是社会资本，都要在运动中实现增殖，而增殖的源头来自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运动中，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交织在一起，资本运动中的连续性、协调性、平衡性和增殖性，都与金融过程相联系。因为货币资本始终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资本或财富的积累和集中都要借助于货币形式来实现，同时在资本积累和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会不断游离出货币资本或货币形式的资本，并通过金融渠道和金融机制提供给职能资本家，使其重新投入资本循环周转中。可见，金融过程既是资本集中和积累过程，也是通过货币、货币资本的配置再配置实现资源的配置再配置的过程。因此金融不仅影响资本集中和积累，而且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再配置的效率。

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在运动中时而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实物形式，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实物形式，在这种变换中实现保值和增殖，成为运动过程中不断扩张的主体，并在货币形式上确定自身的同一性。在资本价值流通中，产业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货币资本一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货币和作为产业资本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上。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不过是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成为货币资本的管理者，它不仅集中了处于流通中的货币资本，并使之不断投入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而且作为中介把社会各阶级的货币储蓄不断集中起来并转化为货币资本。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资本的商品，借贷资本的预付和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相应形式。利息表现为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形式，不过是一种不合理的价格形式，它是由供求也就是竞争来调节的。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货币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随着货币资本的积累和独立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或生息资本采取虚拟资本的形式。这些虚拟资本只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其价格就是这种收益权利买卖的价格。显然，无论是借贷资本还是虚拟资本，都是货币资本的运动形式，都同产业资本的总体运动相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由图１来表示。产业资本一方面从根本上制约着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借助于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撬动积累和集中的巨大杠杆，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张力和支配力。金融服务表现为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运动过程，成为产业资本总体运动必不可少的部分，并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运动过程中形成的金融杠杆和货币资本流动机制赋予资本运动持续的动力和动能。

在产业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中，金融放大和强化了货币力量，并不断把新的货币力量并入资本，增强了资本的生机和活力。货币要在产业资本运动中发挥货币职能就需要完成各种技术性的运动（如支付、结算等）；而作为资本，货币在运动中则是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实现了货币与资本的统一。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出借行为以及货币到存款的转化，变为借贷资本。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在于把社会上各种货币资本和一切阶级的货币储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收入集中起来，把不能单纯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小额货币聚集成巨额货币，形成强大的货币力量，使之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从而增强产业资本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马克思认为这种作用不同于银行的中介作用。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不断加强，特别是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信用货币的创造与借贷货币资本供给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二级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通过信贷业务创造新的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由央行储备做保证的信用货币以满足公众对货币的需求，货币创造与银行信贷拓展之间的联系使货币直接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借贷资本。这说明，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借助于货币形式的集中和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货币力量被并入资本，实现了资本的升级，增强了资本活力。

金融撬动了资本集中和社会性积累的杠杆。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使单个资本能利用他人的资本或财产进行扩大再生产，使单个资本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受自身积累的限制。因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起初仅仅是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为竞争中一个可怕的新武器，最后变成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社会机构。在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股份制度则通过资本的联合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并使资本获得了对社会资本的新的、巨大的扩张力和支配力。

显然，无论是信用和银行渠道、还是股份制度，都是通过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以及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集中的，从而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能够扩大经营规模。金融成为加强和加速集中与积累的杠杆，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资本积累的增进时，已经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产业资本的运动中，金融过程既是资本的分配再分配过程，也作为一种协调平衡机制发挥作用。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实质上是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单个资本都要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从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股息或利润。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银行制度提供了社会范围内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形式，具有资本分配的社会职能。在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股份制度则借助于虚拟资本形式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本的流动和联合，并使资本获得了对社会资本的新的巨大扩张力和支配力。可以说，金融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表现的资本价值运动过程，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就是建立在这种运动基础上的。

金融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把产业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的货币或货币资本以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集中起来，通过借贷货币和虚拟资本的渠道重新配置到生产部门。各种金融形式只是产业资本总运动过程中的货币资本采取的特殊运动形式，金融过程借由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形式及渠道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本集中分配再分配，使资本能够快速从低利润率领域或部门转移到高利润率领域或部门，促进资本的均衡分配和利润率的平均化。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不断创造新的货币力量，并把它并入资本，强化了资本流动性和货币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推动力，尤其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金融体系不仅能够借助于金融工具和金融杠杆把分散在社会各阶层的小额货币聚集起来形成新的货币力量，使之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而且能够通过货币创造强化金融的功能，增强资本流动性和货币资本的推动力，促进产业资本的循环和资本在社会范围内流动，协调和平衡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

可见，金融并非独立于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是产业资本总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服从、服务于产业资本总体运动。金融体系能够集中的货币资本源于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量，这一方面使金融发展受制于产业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集中过程中形成的金融杠杆、货币力量和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机制性作用，制约和影响着产业资本的发展，影响产业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和增殖性。在产业资本总体运动中，金融和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通过价值运动形成的机制和渠道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金融观称为整体金融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金融观，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才能科学地认识金融的本质和规律。离开整体金融观，把二者割裂开来，基于金融过程的表象或某些所谓的金融事实，抛开二者的整体联系，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缺乏整体的金融观，是西方金融理论的基本缺陷。

二、金融资本驱动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在整体金融观看来，实体经济与金融在产业资本运动中存在统一性、平衡性，因而存在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良性循环的可能性。前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个别资本运动还是社会资本运动，都离不开金融，离不开金融过程中形成的货币力量和货币资本的第一推动力，离不开金融调动、配置资源的机制性作用，否则就会影响整体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平衡性、协调性和增殖性。

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是有条件的。第一，从图１看，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是通过货币资本建立联系的，金融领域的资本并非同产业资本没有关系，而恰恰是产业资本运动中职能资本的独立化形态，金融体系把产业资本运动中出现的暂时闲置或得不到有效利用的货币资本和社会各阶层的货币储蓄聚集起来，成为金融领域可支配的货币资本；同时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等渠道导入不同领域或产业部门。无论是把货币资本输入金融系统，还是将货币资本输出实体经济，都需要畅通的金融渠道。金融渠道如同人体血管，货币资本如同血液；渠道不畅，货币资本就难以像血液一样，流动到所需要的地方；缺乏畅通的流通渠道或由于垄断等原因造成渠道阻塞，都会导致“血流不畅”，影响货币力量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以及金融在集中和积累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削弱金融体系分配资本的社会功能，损害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因此，畅通的金融渠道是实现良性循环的首要条件。第二，确保资本流向有效的产业部门，不能越出或溢出通往实体经济的渠道而流入其他影响实体经济或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领域。显然，货币资本溢出越多，对实体经济或产业资影响越大。为了集中产业资本循环周转中存在的多余货币资本，将其提供给需要补充货币资本的部门，应当把货币资本限定在通往实体经济的管道里。第三，有效控制货币及货币资本运动造成的风险，不至于造成系统性风险。马克思说明了货币和货币资本运动造成的货币危机。货币资本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借贷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没有现实资本的积累，也能发生货币资本、借贷货币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造成危机。

然而，资本驱动下的金融和经济循环不仅不能满足上述条件，而且资本驱动下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独立化发展会彻底改变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格局，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资本作为运动中增殖的价值，总是力求获得增殖性和流动性的统一。资本的本性驱使其不断冲破各种限制、获得与其本性相适应的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在产业资本主导阶段，资本更多地采取职能资本的形式，在职能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形式是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产业资本游离出的货币资本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形式返回产业资本运动中，参与产业资本生产的经济剩余的分配。离开产业资本，这些资本形式将失去增殖性。由于产业资本运动受到物质形式变换和劳资矛盾的限制，生产过程被看作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从而“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可见，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运动中的资本存在一种脱离生产过程限制、直接实现从货币到更多货币的内在趋势。

运动中的资本以诸多具体形式存在着，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生息资本、借贷资本、虚拟资本等，前三种形式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后三种形式则是金融领域的资本形式。货币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是固定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物质形式上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式表现出来；商品资本表现为包含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商品，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生息资本、借贷资本具有同等含义，是用来作为商品出售的（贷放）、作为商品的资本；虚拟资本是以国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是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的、所幻想的资本，在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的意义上，虚拟资本与商品资本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不同资本形式的流动性是不同的，流动性最强的是货币资本和金融领域的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不过是货币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存在形式），生产资本的流动性最差，因为资本一旦被束缚在生产过程之中，固定在某种物质形式上，几乎失去了流动性。以增殖为目的资本，无论它借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如何，在本质上追求的是货币和资本的等同或同一性，也就是说，或者使货币具有资本的增殖性，或者使资本具有货币的流动性。显然，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满足这一要求，而恰恰是在生息资本的形态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本身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就像生长表现为树木固有的属性、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化的发展，生息资本（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快速膨胀，独立性不断加强，使金融领域的资本不仅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产业资本活动的领域中，与同产业资本密切联系的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结合，而且日益拓展其活动领域，使虚拟经济“野蛮生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形式的金融资本，即金融化资本。伴随着金融化资本的形成发展，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逐渐为金融资本或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资本运动所取代。

金融化资本或现代金融资本既不同于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也不同于列宁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希法亭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列宁特别强调了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垄断者，在列宁看来，“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产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金融化资本不仅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形式同产业资本相联系，与物质生产及同物质生产相联系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结合，而且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导入与这些领域没有关系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如图２所示）。

金融化资本的主导极大地强化了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机制。在考察产业资本的运动时，马克思分析了货币资本运动的相对独立性，阐述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可以不受现实资本的限制，甚至能够通过纯粹技术性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仅仅由于这些独立于现实积累、伴随于现实积累的要素增加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在此基础上虚拟资本的积累远比现实积累容易得多，信用制度使“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致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在产业资本主导下，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循环要受到产业资本的规制，受到现实资本积累的制约。但在金融化资本主导下，金融领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循环很大程度上不再受制于产业资本。一方面，现代二级银行体制下，商业银行吸收存款，通过信贷业务创造新的货币，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由央行储备做保证的信用货币以满足公众对货币的需求，货币创造与银行信贷拓展之间的这种联系使货币直接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借贷资本。在这种信用货币制度下，信用货币是由银行借贷产生的，借贷把简单的货币符号转移到借款人那里，这些符号在借款人手中转变为货币，因此货币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银行体系内由虚无创造的，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信用货币的虚拟资本程度又因虚拟资本的创造与央行购买国债紧密联系而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体系能够使用资本化和金融化技术，在有收入流的任何地方和环节进行金融资产、虚拟资本的创造，甚至在虚拟的空间或虚拟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形成货币资本的巨大吸收器，这就决定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也就是说货币资本积累中的相当部分只是虚拟的，完全像价值符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

在金融化资本主导下，货币资本相对独立的积累必然伴随着虚拟资本相对独立的积累。虚拟资本与信用制度和未来收益的资本化过程密切相关，它是能够带来收益的、以纸制复本形式表现的资本。虚拟资本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这意味着证券形式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资本上。人们之所以购买和持有这些虚拟资本，一是因为它们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一定的收益，二是因为可以通过出售而得到资本价值的补偿。金融发展使金融不仅能够在产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创造吸收货币资本的虚拟资本形式，而且能够在纯虚拟经济领域甚至在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等）或虚拟价值的基础上创设各种索取权，这些索取权证书（无论是所有权证书，还是各种权利证书）成为投资或投机的对象。在这些市场上，投机因素主导着交易过程。虚拟资本价值由预期决定的性质会导致其趋利性的自我膨胀，在远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中形成虚拟资本交易，更放大了它内在的投机程度。特别是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和金融交易的加杠杆化，虚拟资本越来越远离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越来越脱离价值关系，加之乐观或悲观预期、信息不对称、欺诈等因素，使交易市场完全变成投机市场。虚拟经济的拓展（如“挖矿”、代币发行平台等）和各种虚拟资产创造及交易的增加吸收着货币资本，使流入金融领域的资本难以回流到实体经济领域，甚至引起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向虚拟经济领域。由于虚拟经济领域远离价值关系，虚拟资产缺乏价值基础，其价格具有较大的变动性，虚拟资产的市场投机性交易往往带来丰厚的利润，但这些利润不过是社会资本和收入再分配及金融掠夺的结果。

在金融化资本的主导下，同样逻辑也会贯穿于产业资本运动的一些领域，特别是那些没有价值基础的资产。例如在房地产和资本集中过程中形成的证券形式的虚拟资本，由于没有价值关系的制约，它们的价格只是有权索取的收益的资本化，金融化资本的过度投机和过度杠杆化以及乐观的收益预期等都将会导致其价格的快速上涨，使金融化资本从价格的快速上涨中获益。因此，金融化资本更放大了产业资本积累中形成的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和投机性，导致部分实体经济的虚拟化。

金融化资本追求高流动性、投机性和增殖性，驱动着代理人和金融机构不断开拓虚拟资产市场，创设虚拟价值索取权和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和金融技术设计，衍生更多的虚拟金融产品，通过金融产品营销、投机性交易及金融掠夺，实现更多的金融利润。由于金融化资本不仅通过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渠道同产业资本相联系，而且能够借助于虚拟资本和货币及货币资本的创造把触角拓展到虚拟经济领域，并不断拓展虚拟市场空间，从而不仅能够分享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范围内资本和收入的再分配攫取高额金融利润。因此，金融化资本主导下的金融繁荣并非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上，反而可能同经济不景气相联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化资本借助于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渠道同国际金融化资本相联系，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所有权或权利证书的交易。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下完成了由产业资本主导到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转变，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相对独立的金融化资本的循环，使许多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金融化资本的循环之中。在这种循环中，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积累和循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和循环在全球范围内分离，造成一些国家以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所有权证书、权利证书形式进行纯粹金融化资本的积累。当发生金融危机时，快速的国际传染将使选择金融化资本积累的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显然，金融化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货币资本或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积累的独立性，以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形式实现的金融化资本的积累可以表示各种与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它可能是现实积累增加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与现实积累的增加相伴随但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尽管金融化资本积累有别于现实积累，但这种积累同样使所有者能够以货币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权利证书的形式实际地占有、支配资本和收入。事实上，仅仅由于这些与现实积累相伴随的要素增加了金融化资本积累，必然会周期地出现货币资本或潜在货币资本的过剩；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从而成为生产和消费超出它自身界限的最有力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的最有效工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及其积累摆脱了产业资本的规制，极大拓展了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活动空间，使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资本和实体经济而独立循环运动，促成虚拟经济的繁荣。但这种独立性终究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是借贷货币资本还是由虚拟资本代表的金融化资本，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联系，一旦全面突破由现实资本积累和收入能够支撑的范围和界限，自然会侵蚀和瓦解金融体系的价值基础，造成金融风险的累积，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使正常的金融活动难以为继，破坏正常进行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不得不靠金融危机强制地按市场固有规律重建这种联系。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易于引起缺乏价值基础的资产的泡沫化，进而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房地产、债务、股票、外汇资产等都属于这类资产。

可见，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和金融具有摆脱产业规制的倾向，一旦产业资本主导被金融化资本主导所取代，必然改变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由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造成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资本“脱实向虚”等现象。显然，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解决资本驱动下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问题，实现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内生于实体经济，二者能够在良性循环中共同驱动产业经济的发展。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能够在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其调动和配置资源的机制性作用，不断创造新的因素和力量（新的货币力量和资本力量），并将其导入实体经济，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和经济剩余，从而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然而，金融化资本驱动下的金融与经济，具有摆脱产业资本规制的趋势，产业资本主导一旦为金融化资本主导所取代，将不可避免地弱化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联系，强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独立性、投机性，促进虚拟经济的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的过度金融索取甚至是金融掠夺，损害实体经济，积累金融风险，影响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甚至造成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为避免这种情况，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必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１.打破金融资源通往实体经济的瓶颈，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改革和发展，要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根本目的，拓宽联结金融与实体经济沟通的渠道，强化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激励机制，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和质量，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应本着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宗旨，从金融供给侧入手，打破金融资源通往实体经济的瓶颈，畅通实体经济融资的渠道，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做好对重大发展战略、重大建设项目的金融服务，解决构建双循环格局的金融服务问题。同时适应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加强科技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以更好地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打破金融资源通往实体经济的瓶颈，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涉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多个方面。第一，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第二，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第三，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第四，要为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第五，要适应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的转变。第六，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重点支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这也是习近平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六方面要求，为打破金融瓶颈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２.“抑虚强实”，构建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供给机制

货币和货币资本具有高流动性，且金融领域的借贷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最具有资本拜物教性质。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不可避免地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更多钱的“狂想病”。金融化的发展和金融化资本的形成使这种狂想变成现实，具有强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的金融化资本不断冲破实体经济的界限，开辟虚拟经济领域，进行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积累，形成金融体系的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推动资本脱离实体经济流向同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系的非生产性领域和投机活动，这是现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应服务于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服务于其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而不是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积累和虚拟资本积累。为此，必须彻底摒弃金融自由化取向的改革思路，谨防过度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为抑虚强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结构，而且要构建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供给机制，使金融领域的资本受制于产业资本的规训和“红绿灯”规则。

第一，建立产业主导的金融供给机制，抑制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为了“强实抑虚”，促进现实积累特别是生产资本的积累，应防止资本驱动的过度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形成，慎防金融机构借金融创新之名，随意设置索取权，滥用金融化工具，特别要控制非生产领域和没有价值基础的资产的金融化、证券化，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领域流动，强化金融体系对生产资本积累的支持，促进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这需要把金融供给机制建立在产业资本主导的基础上。产业资本主导下的金融过程是整个资本运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内置于运动过程之中的金融供给机制（直接融资机制和间接融资机制）把流通中的货币资本置于产业资本的支配控制之下，使金融资源主要用于产业资本，服务于现实积累，特别是生产资本的积累，支持现实积累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而抑制脱离现实积累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抑制金融化资本的形成和虚拟经济扩张。

第二，规制金融领域的资本，完善产业资本主导的产业资本连续循环和均衡配置的金融协调机制。产业资本现实循环是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循环的统一，货币资本的循环不应脱离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游离出的货币资本应通过金融协调机制导入通往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通道，避免流入同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无关的领域，以助力打破循环周转中遇到的各种瓶颈，创造产业资本连续循环的正常条件，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完善金融供给机制。同时单个资本循环周转相互交织形成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只有在各部门间保持平衡比例关系才能实现其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只有借助于金融协调机制、按照价格和利润标准协调一致地组织资本流动才能实现。显而易见，产业资本连续循环和资本在不同部门的均衡分配离不开金融协调机制。要使金融协调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对金融领域的资本进行必要的规制。金融领域的资本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可能脱离产业资本的循环，流向同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的领域。为此，应当为金融领域的资本或金融资本设置“红绿灯”，明确其能够进入的领域和不能进入的领域，控制对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供给，禁止利用金融资本从事纯投机性活动或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虚拟经济活动。例如禁止为虚拟货币创造、交易和投机活动提供金融支持，禁止“挖矿”等非生产性活动，防止其在一些领域的过度杠杆化，特别是禁止对缺乏价值基础的商品交易给予过度金融支持，如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则会导致房地产的泡沫化。对金融领域的资本规制是发挥金融协调机制作用的必要前提。

第三，建立金融防火墙，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带来的冲击，避免陷入国际金融化和国际金融化资本的陷阱。随着全球金融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循环。发展中经济体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卷入西方金融化资本主导的这种金融循环之中，导致现实积累与货币或货币索取权、所有权及权利证书形式的积累在全球范围内脱节，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结使国际金融化资本更具流动性和投机性，这种流动性和投机性更强的国际金融化资本带有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它的频繁和大规模流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的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必须建立金融防火墙和安全网，防止国内金融领域的资本过度卷入国际金融化资本的循环和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中，防范国际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冲击；同时对国际金融化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有效的管控，在开放资本项目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应有节制地开放资本市场，并进行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以防范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３.构建货币供给与货币资本供给结合的金融机制，充分发挥货币资本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并非仅仅具有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功能，还是资本存在形式，且在高度的信用制度下，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不存在任何障碍。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下，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带有明显的借贷资本性质，中央银行把资本化的货币提供给商业银行，成为商业银行借贷资本的一部分，商业银行以借贷资本形式提供给企业，参与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可见，货币供给过程贯彻着生息资本的逻辑，生息资本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增加，使社会经济剩余或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地为金融体系所吸收，不利于产业资本的再分配，进而影响产业资本的积累，特别是生产资本的积累，必然不利于实体经济部门。因此，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与货币资本供给结合的金融机制成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认为，应从源头上控制货币资本及其使用，以公共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逻辑取代生息资本的逻辑，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可以设想在现有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级体系外，开辟央行直接运用货币供给过程中形成的货币资本或潜在货币资本的通道，直接抵达实体经济，直接投资于生产条件（包括一般生产条件和特殊生产条件）的建设和新产业部门，或直接用于疏通社会生产的瓶颈，充分发挥货币资本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以公共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逻辑取代生息资本逻辑，开辟了新的通往实体经济的金融通道，使货币供给过程中形成的金融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再局限于狭隘的领域，使那些短期内并不盈利但符合国家长远、整体和战略需要的领域和部门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新的通往实体经济金融通道的开辟，也使货币供给过程中形成的货币资本或潜在货币资本能够联结同一些领域的国有资本，加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有助于形成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由于货币供给过程形成的货币资本或潜在货币资本不再贯彻生息资本逻辑，货币供给和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伴随着企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剩余的增加，形成了有利于企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强企业部门、实体经济的积累能力。要说明的是，新的金融渠道的开辟，扩大了货币供给过程中形成的货币资本投放的空间，改变了原来货币供给和借贷货币资本供给的机制和流程，央行需要改进流动性控制和调节的办法、机制，这方面的相关细节和新金融通道的建设细节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问题，留待专门考察。

作者：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高泽铭，海口经济学院东方外贸外语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