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矛盾的视角，将市场和政府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两种机制，认为两者在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发挥作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影响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力量。一般来说，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都有各自的局限性，都存在失灵的可能，需要将其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体制的优势，能够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这也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

一、引言

市场和政府是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协调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两种手段和方式，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关系和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是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驱动的。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个别分工也进一步发展，社会层面和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都意味着人们工作的差异化、专门化以及人与人之间依赖关系的增强。马克思指出，“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因此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协调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协调经济中的各利益关系，以使生产和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在市场经济中，一种协调方式是市场，通过价值规律协调不同的行为人、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事后的调节达到协调和管理；另一种协调方式是政府，实质上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协调劳动分工，通过事前和事后两种调节达到协调和管理，实现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由于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使劳动分工的差异化、专业化和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断增强，为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要发生变化。

但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主导者的差异，从而制约着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能否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推动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动，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对利益关系协调管理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特定的社会形态出发考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和政府及其失灵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强调自由放任、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利用“看不见的手”引导经济运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的地位被形象地描述为“守夜人”。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进一步发展，政府这只手越来越深刻地介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国家盛行，政府在经济管理和协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不仅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短期的经济波动和进行总需求管理，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同时还利用福利国家制度，通过控制“社会消费的水平、分配和形态”，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维持社会中的非工作人口，改善社会的分配和再分配体系，为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冲击了所有的生活领域！......它规范了交易与商业、介入劳动力市场与工业关系、建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诸如交通与通讯之类的基础服务、直接生产货物与服务来贩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举措都从不同的层面协调了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调节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不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及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国家干预论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条件”。

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市场失灵由政府手段补偿，政府失灵又回到市场手段，造成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地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来回摆动。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没有销声匿迹，金融危机以及金融衰退阴影挥之不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了人们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化市场经济的深刻反思，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言，过度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模式可能已经走不通了，“有必要超越去监管化以及对国家干预的敌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其原则不是削弱国家、减少公共部门数量。这种市场和政府关系及其边界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无法有机统一所暴露出来的局限。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用帕累托最优衡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概括出一定前提下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理论上福利定理成立的前提非常严苛，包括经济个体之间明晰的私有产权、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等等。但现实经济中的某些因素会打破这些假设，使市场配置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引发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的活动对其他人或其他厂商的外部影响，或称溢出效应。这种效应是在有关各方不发生交换的意义上，价格体系受到影响是外来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外部性的存在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发生分离，导致市场配置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部分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体系解决，但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外部性，因而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是指一个人使用该物品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该物品，“公共性”指的是它的物质本质，并暗示着集体消费的潜力。西方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由私人生产会导致搭便车问题，公共物品的正外部效应和低收益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上的资源配置失灵。至于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垄断打破了完全竞争的假设，造成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在市场手段下，可能产生“囚徒困境”或其他非有效率的结果，并且垄断势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而信息不对称使市场主体不能从市场机制中获得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导致市场无效率。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打破了福利定理成立的假设条件，使市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造成市场的失灵。

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手段加以克服，但政府作用也有局限性，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干预过度、不当或无效的现象，从而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问题的反思与研究。“在西方有关政府失灵的研究中，公共选择及公共政策学者的理论是较为系统的”，他们认为引起政府失灵的原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失误”“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政府的扩张或膨胀”以及“政府的寻租活动”。公共选择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失误源于公共政策决定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执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投票得出的公共政策往往带来长远的弊端，公共政策不能协调错综复杂的多方利益，从而导致政府手段失灵。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表现为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后者是因为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信息，从而导致政府配置公共物品效率低下。政府的扩张和寻租活动反映了政府官僚体系的腐朽性以及逐利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降低了经济效率，导致政府失灵。

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源于两种手段自身的缺陷，政府手段不一定能够克服市场的缺陷，甚至可能带来市场的失灵。

（三）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分析中，首先从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的功能及缺陷。马克思肯定了市场经济相比自然经济的优越性与巨大生产力，认为市场机制作为调节手段，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机制按照“平均化法则”来完成资源配置作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因此，市场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商品生产出来拿到市场上之后，“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能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

马克思指出，对于商品所有者而言，“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在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下，劳动分工不仅包括社会层面上的分工，还包括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一方面，劳动分工使劳动者从事专业化、片面化的生产活动，“在我的劳动和你的劳动、我的劳动产品和你的产品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加强了“各个局部的操作环节和局部工人之间的全面的相互依赖”，并使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因此，劳动分工内部蕴含着“劳动的个别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不同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引发协调管理问题。

马克思认为，企业内部的个别分工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的绝对权威为前提，其内部是专制的，企业通过“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协调管理各方利益；而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预先的规则在社会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的利益协调管理手段与社会层面上的利益协调管理手段侧重点不同，企业内部强调控制和管理，社会层面则强调竞争的市场制度。

但正如马克思对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如果仅强调单个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而忽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会引发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和危机。适度的政府干预及调控，成为经济稳定的必要手段，“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在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下，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越来越复杂化和专业化，人们之间的物质依赖关系也不断加强，这不仅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政府更好地、更有为地发挥作用，要推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辩证地发展。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分工引发了利益关系协调管理问题，而市场和政府都是市场经济中利益协调的手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分工内在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手段的优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维持市场经济持续良好运行。

（四）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实质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原因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种手段的局限性，但没有说明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国家整体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质上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是积累物质财富的重要渠道，资本主义生产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逐，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促使原先复杂的生产活动不断地细化、专业化，衍生出更多的职业，并推动企业内部分工的细化和复杂化。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的发展，一方面使企业内部工人的劳动成为生产单个商品必需的局部劳动，另一方面使社会内部生产中间产品工人的劳动成为生产最终产品必需的局部劳动，从而使不同生产领域内部和不同生产

领域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加强，也使人们需要更高程度的商品交换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从而推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者与劳动者、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利益联系不断深化，“C—M”的商品流通环节更加复杂，商品顺利实现对生产和需求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市场和政府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下的利益协调问题，推动各方利益协调统一，促进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运转。

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与这种要求相悖，私有制渗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形成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对立，造成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在经济和政治上形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整体利益不一致。首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与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的各方利益统一相矛盾，引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同步发展，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形成巨大的贫富分化格局，最终形成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的供需矛盾。其次，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促使各部门生产比例的失衡，并且导致极大的生产负外部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良好运行。最后，资产阶级利益占统治地位，使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成为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工具，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统一。

可见，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整体性市场失灵，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根本性质，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选举制下的执政党也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可能以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转，所以在危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大萧条危机、滞胀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由制度本身带来的矛盾，无法适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利益关系协调管理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和政府无法达到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协调管理的要求，而整体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危机的形式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和政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利益关系协调手段，要求发挥两者的长处和优势，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走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这既是生产力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规律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要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是达到各方利益协调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具体而言，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从根本上要求实现四个方面利益的统一。

1.实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

经济整体由所有局部组成，整体决定了局部，而局部的变化会影响整体。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既存在对立的部分也存在统一的部分，市场经济中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对立会影响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扭曲市场机制。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之一是实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

从资本的角度看，由于“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为发达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有资本的存在和资本逻辑的运作”，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不同性质的资本。单个部门内部各个资本的运动变化构成了单个部门资本的运动变化，所有单个部门资本的运动变化构成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变化。单个部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属于局部利益，而社会总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所有单个部门资本生产和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和结果，是所有部门资本在整体上的利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断裂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也即要充分发挥两种手段的长处，在发挥各部门资本活力的同时，协调各个部门资本的循环周转，推动社会生产各部门保持协调的结构比例，使社会总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从不同经济形式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除商品经济以外，还有其他边缘经济，如家庭经济等。不同形式经济的利益都属于局部利益，而由所有不同形式经济组成的经济整体的利益属于整体利益。不同形式经济的利益不一定与整体利益相一致，有可能会引发单个形式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情形，而整体利益并不最优。所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要充分利用两种手段协调不同形式经济之间的利益，推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

从群体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社会整体由不同的群体构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需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如资本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以及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等。单个群体利益最大化不一定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要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局限性，使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达到统一。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经济整体划分为不同的局部，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要更好地推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相统一。

2.实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表明了不同时间上的利益，长期利益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短期利益是短期的、当前的利益。由于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并不能保证长期利益最大化，甚至可能损害长期利益，从而扭曲市场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经济中的参与者如何从自身内在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进行交换，这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对市场手段作了生动的诠释，并引申出“经济人”假说。在“经济人”假说下，经济人具有自利性、理性，同时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在市场手段下会增加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在实际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市场的局限性和复杂性，经济人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往往具有短视性，带来长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现了资本家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带来的长期弊端，这些弊端包括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劳资冲突、女权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等等。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存在，西方国家市场和政府手段无法解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更大和更广层面上的矛盾，威胁着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所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也包括解决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统一的问题，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机制下个体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

3.实现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

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是不同地方上的利益，中央利益集中代表和体现了整个社会公共利益，而地方利益既有与中央利益的一致性，又有明显的独立性。地方利益最大化需要与中央利益最大化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追求中央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的目标是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主要关注国家的全局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地方政府则更多地关注地方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但当中央政府过于集权和专制会阻碍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并且会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损害地方利益的发展，进而损害到中央利益；而当中央政府过于分权，地方政府有极大的自主性时，地方利益的发展会损害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经历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辩证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协调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良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因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也包括更好地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实现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使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

4.实现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

“共同利益是由构成利益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主体共同部分组成的，而特殊利益指的是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同部分”，对于同一利益主体而言，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具有间接性与直接性、全局性与局部性、长远性与当前性以及根本性与非根本性等的差别。由于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差别，利益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造成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如个人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之间、某个社会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表现出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对立的一面，两者的对立会扭曲市场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损害了社会共同利益，造成资源的扭曲配置，并引发资本主义多重危机。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本质也包括实现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两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市场经济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制度保证

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和政府两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共同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无法完成各方面利益的统筹协调。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保障。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的本质特征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国家性质、所有制性质决定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本质特征。”从而决定了市场和政府能否适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统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一定的上层建筑”。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总是有机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性质就与生产的社会化趋势相悖，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陷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周期性困局之中。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建立的，“正是建立了国家，才去建立那个经济基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是源于国家发展的需要”，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所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致力于维护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也决定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是用于维护人民利益的工具，能按照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政治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是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力保证，是维持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本质特征的根本保证，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制度保证。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刚成立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政府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确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所有制性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约束，中国共产党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激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创造性地解决了生产力发展问题又保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生产的社会化规律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市场手段和政府手段代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的长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方利益协调统一，在实践中表现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趋势。

2.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和协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加强党内建设，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不会被某一利益团体俘获，因而能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利益协调管理的要求，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和协调表现出整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长期和短期以及共同和特殊的网络化双向联动式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党中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集中最广大人民的智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综合分析经济形势，“将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每五年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系统部署”，统筹协调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区党组织以党中央的精神和方针政策为指导，结合不同地区和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协调推进政策落实，并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对战略措施提出新的要求，将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持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整体和长远的视角协调经济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形成中央和地方、整体和局部、长期和短期的双向互通。

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由市场为辅、计划为主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渐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党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促进产业机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坚持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高人民的福祉。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不断调整发展规划和发展理念，督促政策落实，发现并解决新的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迸发出强劲、健康的生命力，不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

3.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内在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系列内在优势。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践中发展形成阶段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的发展和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始终坚持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辩证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为人民的发展，用全局和长远的目光看待发展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在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提高相统一，不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统一。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以及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相统一，使中国经济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2）群众路线的优势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它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群众路线，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着强大的群众优势。在强大的群众优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行动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顺利制定并贯彻执行中长期规划，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密切联系群众，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中国共产党以整体、全局、共同的立场协调各方利益，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失灵，充分发挥了市场手段的优势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群众优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各方利益协调统一，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

（3）组织协调优势

中国共产党拥有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严密的组织体系，至2019年底，党员人数已达到9000多万名，分布在党组织的各个机构和部门。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起到“指挥统筹的中枢作用”，“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把方向、管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渗透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群众优势，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协调优势，能够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对利益协调管理的要求。在强大的组织协调优势下，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协调统一，推动各民族团结统一，促进各方利益协调统一，不断发挥优越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领导能力，使中国得到系统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协调优势，还使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冲击。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使中国社会各界采取有效、及时的行动，逐步控制疫情扩散，稳步恢复生产和生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首个疫情下经济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强大的组织协调优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处理和对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效应对市场经济的外部负面冲击，稳定经济的发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

（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显著的制度优势和经济保障，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关键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是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基础。”首先，公有制“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朝着“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其次，以公有制为主体要求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主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关键抓手，使中国共产党能充分利用国有经济贯彻实施战略政策和发展规划，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方利益的协调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一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能坚定不移地实施扶贫政策，并最终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做到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人民福祉提高相结合，推动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相统一；使中国共产党能利用举国体制，攻克核心关键技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安全，推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使中国共产党能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推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统一。因此，显著的制度优势为中国共产党协调各方利益、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使中国共产党能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结合，在实践中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势。

四、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全会肯定了“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拉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序幕。步入新征程，更好地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也为新征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统一，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和各层次的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到了关键和核心的作用。

（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形态，生产的社会化规律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所以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因此，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2.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征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这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活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能够打破生产要素配置的壁垒，促进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贯通，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其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能够推动生产要素合理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最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能够协调推进各方利益的和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不同形态经济平衡发展，推进建设“五位一体”，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能够促进完成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新征程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根本保证。党的领导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领导能更好坚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培养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党的领导能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党的领导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人平等，推动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领导能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平衡，推动经济结构、区域布局合理优化。因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是维持和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是坚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领导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从党内政治生活、党的作风、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更好地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健全党内纠错机制，从历史上学习经验教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阶段，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自身的建设，增强和提高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能力，为党领导建设国家各项事业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2.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根本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历史变革的主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坚定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

更好地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阶段，党的领导要紧紧抓住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国家，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加强和完善党组织的工作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形成了上下、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双向联动式的工作机制。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中长期的规划，并通过具体的体制机制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方针。党组织的这一整套工作机制将党的意识和精神贯彻落实，并发挥和实现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更好地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和完善党组织的工作机制，加强和完善党中央科学和正确地制定政策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工作机制；加强和完善各级党组织落实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的工作机制；加强和完善监督各级党组织落实政策和战略部署的工作机制；加强和完善上下贯通的渠道，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阶段，要健全并充分利用党组织的工作机制，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作者：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慧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转载自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6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