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昊：长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剩余利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发布时间：2021-12-18内容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期经济发展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本文测算了1952-2019年中国经济剩余用于积累的比例（积累率），并将这一结果与利皮特、里什金等人估算的1933年的水平进行对比。本文发现：我国在建国之初的积累率大幅高于上世纪30年代水平，且建国以来积累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我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积累率最高的国家，也是过去20年间实现积累率上升的少数国家之一。高积累率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也体现出党领导经济建设、处理好内外需关系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智慧。
一、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过去的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百年奋斗历程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从一个“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高铁、航天、5G、移动支付等领域走在全球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脱贫攻坚战获得了全面胜利。站在这一历史时点探索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意义。
回望百年历史，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经历了巨大变迁，如何从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解读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经验？本文从经济剩余利用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解读。经济剩余分析是美国早期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一方法旨在分析不同制度框架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要障碍，有助于在沧海桑田式的巨变中探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剩余分析的主要观点是：积累是一国取得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而一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其能否将经济剩余用于积累。有趣的是，这一观点很早就得到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印证。中国研究专家维克多·利皮特（Victor Lippit）和卡尔·里什金（Carl Riskin）在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1933年中国已拥有较为可观的经济剩余，但其大部分未能用于积累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等用途；而新中国将大量经济剩余汇集到国家手中用于积累，这是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得以实现的前提。新中国历史上的高积累率近来也引起一系列研究的关注。
利皮特和里什金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剩余及其利用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历史参照系。现有研究对我国长期发展历程的政治经济学考察通常以建国初期作为参照系，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历史阶段鲜有涉及。这一作法容易忽视建国之初相较于共产党成立初期发生的重大经济变化。本文测算了1952-2019年中国经济剩余用于积累的比例，即积累率，并将这一结果与利皮特、里什金等人估算的1933年的结果进行对比。本文将说明：不仅我国在建国之初的积累率大幅高于上世纪30年代水平，而且建国以来我国积累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我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积累率最高的国家，也是过去20年间实现积累率上升的少数国家之一。本文以下分为三节：第二节回顾经济剩余分析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严格的数学表达。第三节介绍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并展示和分析典型事实。第四节讨论我国高积累率的政治经济学启示。
二、经济剩余分析的理论基础
1. 文献综述
经济剩余的概念由巴兰在其1957年的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巴兰认为，经济剩余有两个基本定义，一是实际经济剩余，即实际产值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它相当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总储蓄。实际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有着密切的理论继承关系，但它比剩余价值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正如巴兰所说，“实际经济剩余产生于所有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它的规模和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虽然大不相同，但是它的存在则见之于几乎所有的史料中。”二是潜在经济剩余，即潜在产值与必需消费之间的差额。潜在产值是在生产资源被充分利用时的产值，而必需消费是指按照一定社会标准所必需的消费，它不包括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和非必需的政府消费。由于一个社会的潜在产值大于实际产值，而必需消费小于实际消费，因此潜在经济剩余大于实际经济剩余。相对而言，潜在经济剩余是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范畴：它是实际经济剩余的一种理论参照，它的实现要求“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重大的改组”。只有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实际经济剩余才能接近或达到潜在经济剩余。鉴于其理论意义，相关经验分析通常测算的是潜在经济剩余及其用于积累的比例。
经济剩余分析认为，经济剩余的利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生产性地使用经济剩余是一国取得经济发展的前提。落后国家只有将经济剩余尽可能地用于积累，才能摆脱贫困陷阱，实现工业化。需要说明的是，巴兰的著作虽名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但其主题是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增长。例如，在巴兰看来，当时委内瑞拉政府花费大量支出用于有利于外国资本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很少投资于本国农业，这不利于建成一个平衡的国民经济。这意味着，经济剩余分析中的积累有明确的质上的限定，特指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体系完善的积累。
经济剩余的利用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中，这些制度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积累。在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中，作者指出，“剩余的利用方式构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机构（制度——引者注），它把社会的经济基础同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连结起来。”经济剩余分析着眼于影响积累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关系，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是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意识的应用。
经济剩余分析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分析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历史根源。巴兰认为，印度的不发达是英国殖民者自18世纪以来对印度进行掠夺的结果。与印度相比，日本原本贫穷落后、自然资源匮乏，且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之间斗争加剧，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日本摆脱了被掠夺的命运。巴兰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压低工人工资和推行通胀政策等方式扩大了经济剩余，创造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与此同时，在西方军事和经济侵略的威胁下，日本政府在铁路、造船、通讯系统、机器制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资助了私人财阀的兴起，推动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巴兰认为，二战后的落后国家无法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潜在经济剩余没有被用于积累，而是被地主和商人用于奢侈性消费、购买土地、协助外国资本进行经营，或被外国资本转移至其他国家。
经济剩余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巴兰和斯威齐对美国经济停滞趋势的分析。落后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潜在经济剩余得不到生产性利用，而美国的主要问题则是产能利用不足导致实际经济剩余低于潜在经济剩余。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潜在经济剩余日益集中于大型垄断企业之手；由于工人消费能力有限，并且大企业为了维护垄断地位而不愿投资，整个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产能利用率低迷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广告活动等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军事支出成为吸收潜在经济剩余的重要手段。这里所谓的“吸收”实际上是指生产能力得到利用、生产出的商品实现价值的过程。在这里，经济剩余分析与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呼应，吸收经济剩余的手段本质上就是增加有效需求的手段。“无法吸收的经济剩余也无法创造出来”，不能被吸收的经济剩余实际上就是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因此，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实际产值明显低于潜在产值，即使存在各种扩大总需求的手段也无法根除这一问题。
在巴兰和斯威齐之后，经济剩余分析引发了一系列应用性研究。1992年出版的论文集《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收集了10篇该领域的重要研究。约瑟夫·菲利普斯（Joseph Phillips）和荣恩·斯坦菲尔德（Ron Stanfield）分别对美国的潜在经济剩余进行了估算。安德斯·丹尼尔森（Anders Danielson）借鉴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以农村人均收入作为必需消费的人均标准，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牙买加经济。近年来，许准和托马斯·兰伯特（Thomas Lambert）分别用经济剩余方法分析了积累率的国别差异和英国封建社会的衰落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剩余分析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性意义，其以剩余的产生和利用为核心的思想影响了后续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研究。安德烈·冈徳·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延续了巴兰对落后国家落后根源的分析，发展了依附理论。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等人发扬了对制度与积累关系的分析，创立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等人受到有关销售努力的研究的启发，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与本文关系更为密切的是，中国研究专家利皮特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测算了1933年中国农村的潜在经济剩余。该研究虽然只得到一年的结果，但在缺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已难能可贵。并且，利皮特搜集了1933年前后的大量辅助性材料，因此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情况。利皮特和里什金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新中国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挑战了那种认为“旧中国贫穷落后就是因为贫穷落后”的技术派观点。利皮特发现：1933年中国农村的潜在经济剩余占全国国内生产净值的19%；这些剩余以地租、利润、利息、税费等方式被地主和政府所占有，但极少用于积累，而大多被用于奢侈性消费、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等用途。通过建国前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潜在经济剩余发生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再分配：一部分剩余归获得土地的农民占有，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其他经济剩余则由新政权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占有。这一大规模的再分配过程使大量经济剩余汇集到国家手中，并使积累占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从1933年的1.7%上升至“一五时期”的20%以上，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此研究之后，里什金以利皮特的数据为基础，将潜在经济剩余的估算扩展至非农业部门。里什金发现：1933年整个经济中潜在经济剩余占国内生产净值的27%；如果进一步考虑城乡闲置生产资源造成的潜在经济剩余损失，全部潜在经济剩余占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为37%，而积累占国内生产净值的比重不足2%。
尽管应用广泛，但经济剩余分析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严格的数学表达，难以与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特别是经济剩余的利用、吸收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不够清晰，导致分析严密性不足。在这一方面，阿米塔瓦·达特（Amittava Dutt）和艾瑞克·奥尔森（Erik Olsen）等人都进行过改进的尝试。二是经济剩余尤其是潜在经济剩余的概念界定模糊，难以形成统一明确的经验衡量方法。对此，曼德尔、利皮特、亨利克·斯莱费尔（Henryk Szlajfer）等人都提出过商榷意见。特别是在谢克提出考虑非生产劳动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以后，潜在经济剩余原则上应置于一个多层次价值循环和分配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尤其要考虑非生产劳动的影响。但是，本文的关注点在于长期历史过程中我国对经济剩余的利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数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遵循了利皮特的衡量方法。使用该方法便于与1933年的情况进行对比，而且便于利用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以下本文对经济剩余分析进行了数学表达，通过一个单部门增长模型体现其主要思想。
2. 数学表达
根据利皮特的定义，潜在经济剩余是国民收入与必需消费之差。具体来说，国民收入以国内生产净值衡量；必需消费是在一个正常标准下维持所有人口的生活所必需的消费，且这一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必需消费既可以由居民自己出资满足，也可以由居民和政府共同出资满足。居民消费中有必需和非必需之分，政府消费也有必需和非必需之分。必需的居民消费和必需的政府消费共同构成了全社会必需消费。令国内生产净值为Y，全社会必需消费为Ce，潜在经济剩余为ES。根据定义：
国内生产净值是居民消费C、固定资本净投资I、存货投资Inv、政府消费G和净出口(X-M)之和。令(Cn+Gn)为非必需消费，即非必需的居民消费和非必需的政府消费之和。结合（1）式，ES表示为：
由（2）式可知，潜在经济剩余所对应的产品有四种用途。第一，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第二，用于存货投资。在全部投资中，固定资本投资是对生产能力的扩大与提升最重要的部分，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经济剩余分析通常只把固定资本投资视为积累。第三，用于非必需的居民消费和非必需的政府消费。第四，用于净出口。如果净出口为正，说明本国一部分潜在经济剩余所对应的产品未用于本国积累或消费；如果净出口为负，说明本国的积累或消费利用了外国的潜在经济剩余所对应的产品。
我们引入资本增长率的表达式，反映一国积累速度与潜在经济剩余的利用之间的关系。令g=I/K，其中K是固定资本存量。g可进一步表示为：
（4）式已体现出经济剩余分析的基本观点：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积累率越高则积累速度越快。根据（1）和（2）式，Y是Ce、I、Inv、(Cn+Gn)与(X-M)之和。其中，由于Ce是正常标准下的必需消费，我们假设其外生。I可表示为sπY。Inv在一般情况下与I成正比，因此可表示为isπY。为了保持模型的一般性，我们假设(Cn+Gn)与(X-M)外生。综上，存在以下等式：
根据（5）式，潜在经济剩余可表示为：
进一步，产能利用率可表示为：
将（7）和（8）式代入（4）式，g表示为：
其中，d=D/K，反映外生需求相对于固定资本存量的规模。对（6）至（9）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6）和（7）式说明，潜在经济剩余与积累率正相关，也与外生需求正相关，且剩余份额同样与积累率及外生需求正相关。其二，由于产能利用率存在上界，不能大于1，因此（8）式需要分情况加以说明。在产能充分利用时（u=1），给定必需消费不变，则ρD不变。此时，外生需求的增加必然要求积累率同时下降，而外生需求的减少必然要求积累率同时上升。在产能利用不充分时（u＜1），给定必需消费不变，积累率或外生需求的增加都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且一方的提高不必要求另一方降低。直到产能利用率达到其上界时，则出现前一种情况，即一方的增加必然要求另一方同时降低，以保持产能利用率不超过其上界。其三，通过（9）式可分情况讨论外生需求对积累速度的影响：在产能充分利用时（u=1），外生需求的上升必然挤压积累，反映为积累率下降，而由于ρD不变，因此总的结果是积累速度下降；当产能利用不充分时（u＜1），外生需求的增加不会挤压积累，积累率不变，因此总的结果是积累速度上升。因此，外生需求对积累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影响方向取决于产能利用的情况。正是基于外生需求在产能利用不充分情况下对积累速度有正向作用，巴兰和斯威齐认为过度的军费支出、奢侈性消费、广告从业人员的消费等非必需消费起到了“吸收”经济剩余的功能。其四，（8）和（9）式还说明：无论产能利用是否充分，积累率都对积累速度有正向影响。并且，当外生需求下降时，积累率的上升可以弥补其对产能利用率和积累速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掌握积累的主动权能有效应对外生需求（特别是净出口）的不确定性，而高度依赖净出口的小国往往因为缺乏自主投资空间和投资能力而陷入困境。
总之，落后国家要想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有必要保持较高的积累率。一国社会经济制度能否实现较高的积累率是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较高的积累率不仅能直接增加积累，而且，它能通过乘数效应增加潜在经济剩余，提高产能利用率，并减少产能利用率和积累速度对外生需求的依赖，增强一国经济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以下经验研究将会说明：较高的积累率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历程的典型特征，也是我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取得更高速、更持续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优势。
三、经验分析：历史趋势与国际比较
1. 衡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本节中，我们从经验上考察建国以来积累率的长期趋势。本文采用的衡量方法在利皮特与里什金的基础上进行了少量合理调整，以期既保持可比性，又兼顾数据可得性。积累率的衡量需要三个基本变量：投资、国民收入和必需消费。以下分别就这三个变量的衡量及数据来源进行说明。
（1） 投资
利皮特和里什金采用净投资来衡量投资，但并未区分固定资本投资和存货投资。由于固定资本的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因此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净投资衡量投资。这一作法相对利皮特和里什金的方法而言将会低估建国以后的积累率，但我们将会看到，即使低估的积累率仍明显高于1933年水平。因此，这一作法不会影响结论。此外，为了衡量积累速度，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1952-2019年以重置价格衡量的固定资本存量。
（2） 国民收入
利皮特和里什金采用国内生产净值衡量国民收入。我们采用同一指标，使用支出法GD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得到国内生产净值。根据（2）式可知，净出口是潜在经济剩余所对应的产品的用途之一。理论上还存在另一种解读：用国民可支配净收入（Net 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代替国内生产净值，（2）式等号右侧的净出口项相应变为经常账户余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6版），经常账户余额是净出口、初次收入余额及二次收入余额之和。它不仅反映了本国的贸易盈余，而且反映了本国向别国支付的雇员报酬、投资收益、经常转移的净值。进一步，经常账户余额按定义等于本国持有的外国实体或金融资产的净增量以及本国储备资产的净增量。这意味着，当经常账户余额为正时，本国潜在经济剩余的一部分被用于增加本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净值或储备资产；当经常账户余额为负时，本国潜在经济剩余的一部分来自本国持有外国资产净值的减少或本国储备资产的减少。这一指标考虑了经济剩余与国际间资产变动的关系，因此更适于积累率的国际比较。
（3）必需消费
利皮特并未明确区分实际和潜在经济剩余，但其估算的经济剩余除包含投资外，还包含奢侈性消费等部分，因此从概念上属于潜在经济剩余。里什金提出了另一个“潜在经济剩余”概念，即利皮特估算的经济剩余再加上因资源闲置而造成的浪费。虽然这一概念更符合巴兰的定义，但其与利皮特对潜在经济剩余的定义不同，因此本文不采用里什金的定义。利皮特用财产性收入（租金、利润、利息、税费）衡量经济剩余，从而相应地用劳动收入衡量必需消费。这一作法暗含的假设是：平均劳动收入近似于必需消费的人均水平。地主等非劳动者也要进行必需消费，但利皮特假设地主从事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净产值与其所需必需消费相抵消，因此在量上不影响经济剩余。里什金将劳动收入定义为“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以此得到“大众消费之上的经济剩余”，这一概念相当于利皮特所说的经济剩余。在本文中，我们延续利皮特的方法，用劳动者报酬衡量必需消费，以便与1933年的结果进行对比并统一国际比较的标准。
根据具体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差异，我们构建了3种积累率指标，如表1所示。
在表1 中，s1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长期历史趋势。为了增加观测值，s1的衡量采用了国内官方统计数据：固定资本投资和支出法GDP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固定资产折旧和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笔者2017年的一篇论文，并按其方法在时间上扩展至1952-2019年，少量缺失数据通过假设折旧占GDP比例不变、劳动者报酬增速与居民消费增速相同来补齐。s2采用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以便于国际比较。GDP扣除净出口和固定资产折旧，再加上经常项目余额即为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为了保证国际间可比性，s2的衡量尽可能采用了国际组织和机构公布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GDP、净出口和经常项目余额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劳动者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部分缺失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UN Data）。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增加观测值，衡量s2所需的中国在1982-1991年间的劳动者报酬在数据来源上与s1相同，而中国在1992-2016年间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s1和s2的数据来源有很大不同，但都衡量了中国的积累率，因此我们进一步按照s1的衡量方法并使用s2的数据来源衡量了第三个指标s1’。该指标的主要用途在于与s1进行比较，以免忽视数据来源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2. 历史趋势与国际比较
图1展示了以s1和s1’衡量的积累率。可以看到，两种指标都展示出积累率的长期上升趋势。s1说明：我国积累率在建国之初处于20%左右，到改革开放初期达到50%左右，而到目前达到75%左右；在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初和2008年之后几年，积累率均出现了显著的跃升。需要注意的是，s1明显低于s1’，说明数据来源的确会影响结果。有鉴于此，下文的国际比较不仅使用s2，而且使用以s1作为参照。
图2展示了21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在1980-1999年、2000-2019年两个阶段的平均积累率。这21个国家以G20为基础，但由于数据原因排除了欧盟、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增加了西班牙、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由于数据来源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结果，因此图2同时给出了以s1和s2衡量的我国积累率。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种指标，我国在过去40年中的平均积累率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积累率较高，但我国的积累率仍然高于这些国家。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使用底部50%人口的平均收入、底部90%人口的平均收入作为必需消费的人均标准。稳健性检验说明中国的积累率仍然是21个国家中最高的。
需要说明的是，积累率比较应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在参与比较的21个国家中，有11个高收入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由于经济结构比较完善，需要投资的领域较少，一般而言积累率较低。因此，在积累率的水平方面，中国与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可比性，但与高收入国家严格来说不具有可比性。然而，在积累率的变化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不意味着积累率就应该下降。导致高收入国家积累率下降的原因并非其发展阶段，而是其在过去40年间发生的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因此，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仍能就积累率的变化进行比较。通过分类比较可以发现：其一，在过去40年间，中国在10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是积累率最高的国家；其二，2000-2019年与1980-1999年相比，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积累率都发生了下降，只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积累率出现了微弱上升，而中国的积累率在这一时期显著上升；其三，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过去20年间出现了积累率的上升。综合以上比较，中国创造了过去4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奇迹。
表2根据（9）式展示了不同阶段积累速度的影响因素。根据（9）式，积累速度可表示为积累率、外生需求乘数和外生需求相对规模（外生需求与固定资本存量之比）三者的乘积。可以看到，在表2划分的五个阶段，平均积累率呈逐渐上升趋势；由于外生需求乘数与积累率正相关，因此也呈上升趋势。外生需求相对规模则呈现起伏态势：1978年以后，由于政府支出尤其是国防支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减少，外生需求相对规模出现下降；2001年以后，出口需求的扩大使该比例有所上升；2012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出现，该比例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外生需求明显下降，但由于积累率的拉动作用，2012年以来我国仍然保持了较快的积累速度。
回顾积累率变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内，积累率迅速上升，大幅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1952年积累率为20.2%，“一五时期”平均积累率达到33.6%，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55%左右。“大跃进”时期投资增长过快，反映为积累率在短期内大幅上涨，但此后逐渐回归长期趋势。根据利皮特和里什金的估算结果可以推算，1933年全国积累率仅为6%左右。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把经济剩余大量浪费在满足个人私利、维护独裁统治之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之内，不合理的经济剩余利用方式得到根本改变。这一鲜明对比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成功扭转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路径，使中国走上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率在波动中进一步上升。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积累率先下降，后上升，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压缩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出现明显下降。这一时期积累率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新的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模式之间的适应过程，也反映出积累与消费比例变化、企业自主性提高、经济活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第二阶段是1992-2000年，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积累率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明显上升；但在后半段，企业债务问题凸显，国有企业面临改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此积累率逐渐下降。第三阶段是2001-201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出口扩大的刺激下，加工制造业、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材料等上游产业投资增加，积累率在新世纪初回升。但随着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外需明显下降。随着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我国积累率出现了明显跃升，其幅度堪比“一五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总体而言，改革开放新时期积累率的变动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体现出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弹性与内在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积累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之后，积累率并未回落，而是保持在75%左右的高水平。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外需进一步萎缩，必然要求我国转向内需。积累不仅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会通过拉动就业及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经济发展，我国产业体系完善、市场规模庞大，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产能过剩及高杠杆问题凸显。为此，我国实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加有效供给，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更加强调积累的内容和质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新的目标包含着对积累的更高要求：在新发展阶段，积累不仅要保持数量上的增长，为扩大内需保驾护航，而且必须更加强调方向和着力点，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改善供给质量，着力解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结语：高积累率的政治经济学启示
本文利用经济剩余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长期发展历程中经济剩余的利用，发现较高的积累率是我国取得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高积累率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越性。
首先，高积累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积累是发展实体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必要条件和基本途径。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视体现出生产第一性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积累不仅仅是纯粹数量上的扩张，也不仅仅是一种保增长、稳就业的手段，而总是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增强经济韧性、提高抗风险能力等目标统一起来，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实体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加强调积累的内容与质量，坚持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高积累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强大治理能力。积累的顺利进行必然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马克思有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资本的恶性竞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资本的互利合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价值实现条件、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反作用、土地私有制对剩余价值分割的影响等理论都包含了有关积累与制度辩证关系的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强大治理能力为我国经济中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重大经济决策能够迅速落实。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非公有制企业分工合作，协调行动。党的统一领导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降低了积累过程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发展风险较高但国家亟需的关键领域，为实现较高且较稳定的积累率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高积累率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智慧。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通常面临技术落后、国内市场狭小的难题，从而对发达国家在技术和市场上产生严重依赖。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取得发展，但落后国家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必然受制于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与积累密切相关，具备积累的能力才能随时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适时适度调节总需求结构，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进则与他国互利共赢，退则深挖国内潜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体现出在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治理智慧。
总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发展实践，而高积累率只是这一伟大实践的一个侧面。从中国实践出发，总结党和国家进行经济治理的经验必将有利于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的诞生，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作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转载自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