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走向出现了五大史诗级变化，这些变化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变化趋势，因此需研究与未来经济变化趋势相关的关键点，反思全球化当前的问题，探索未来全球化的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核心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因此，对中国经济奇迹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思考正当其时。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加速演变期，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六个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文章认为，在目前各种范式体系里面，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稳步前进并解决现实问题。

一、疫情后世界经济走向出现五大史诗级变化

新冠疫情是一只“黑天鹅”，它带来了经济全球化下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及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直接导致世界经济深度下滑，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几大史诗级变化：

（一）疫情带来的世界经济的变化

1.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大板块深度回落。回落深度远超过1971年和2001年，仅次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种下降不仅体现在第一波疫情中国经济的回落，更体现在第二波以欧美为主体的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滑。第三波以拉美、南亚和非洲为主的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可能更加惨烈。

2.在疫情导致的欧美经济下滑之前，发达金融市场已出现深度下滑现象。深度下滑体现在股市的熔断，各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下滑，金融不稳定指数风险指数全面上扬，高收益债券直线上扬，更体现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出现枯竭，金融出现大幅重挫。由于全球恐慌引发了金融震荡。

3.由于金融和增长预期的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和有效需求的变化，直接导致能源价格出现前所未有下挫。最典型的是五月原油期货交割价格一度出现史无前例的负油价，使整个石油行业出现深度回落。

4.疫情导致的隔离及停工举措，直接冲击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逆全球化加速。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的社会运动全面反弹，各国开始重新思考经济安全问题，并构建风险可控的新供应链和产业链。

5.各国普遍采取偏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前所未有的疫情救济政策。美国不仅采取零利率政策，还采取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提出三万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计划。全球财政刺激超过八万亿美元，已经到达超过全球GDP9%的天量水平。

（二）研究世界经济趋势变化未来需要关注的关键点

这变化将左右当前世界经济未来变化趋势。下一步要关注四个重点：

第一，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探底时间进一步推迟。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还没完全到高点。因此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深度下滑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把控关键点。

第二，全球金融市场还会出现一系列大风浪。美国金融参数的回调与实际经济社会情况相背离，进一步造成金融泡沫化，调整仍将持续，震荡将成为常态。全球金融资本的再构，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深度脆弱性。

第三，社会冲突持续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导致国际冲突升级，并反作用于全球经济。目前世界治理正处于真空状态，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向区域化、多元化迈进，大国间极端博弈已经全面上扬。政治和社会冲突风险引发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将成为下一个阶段不确定性重要来源。

第四，经济持续恶化导致部分经济体第一个一揽子救助方案已显不足。美国前四轮救助政策覆盖面有限，必定启动第五轮救助新政。第五轮救助新政各方面都具有巨大疑问和不确定性。

（三）疫情带来的反思

2020年各国政策必须要强化底线思维，在纷繁多元的体系内寻找合作契机、途径和平台。202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大幅度分化，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唯一的发动机，世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也有望在中美两大国关系缓和的基础上展现新的形态。

这次疫情对全球化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超级压力测试，要求我们反思：

首先，反思效率与安全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当前构建在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基础上的单一的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上的全球化，是脆弱的、高风险和高依存度的全球化。因此，下一步的全球化需要的是风险可控、有弹性和有备案的全球化。这要求主权国家发挥国家力量，弥补深度全球化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国家力量和经济主权概念将出现回归。未来是完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可控的全球化、主权导向性的全球化过渡的时段。

其次，伴随政治和社会风险加剧，全球化成本急剧上扬，现有的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未来一段时间是全球治理相对真空、摩擦相对加剧的全球化调整期。虽然不会使全球化完全崩溃，但这个调整期可能比以往调整期长。大国间博弈的开展导致世界格局的强烈不确定性，但未来全球化几大特性不会改变。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核心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因此，对中国经济奇迹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思考正当其时。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加速演变期，已经给我们出了一系列的命题，而这些命题和问题，人类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这其中有六个方面的问题是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

第一，如何寻找到经济危机的根源，找到走出长期停滞的药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这就是：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没有重返过去，而是陷入了低增长、低投资、低利率、低通胀这样的一种“四低”状态（也有学者加上了低贸易，称之为五低），同时出现了高债务、高风险的“两高”局面。为什么经济没有重返危机前的状态，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提出了四大命题和四大解说方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用1937年汉森提出来的长期停滞理论来描述整个世界的状况。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答案不仅没有给出从2008年到2013年以来经济的这种停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方案所给出的药方反而使目前的这种长期停滞更加严重。

第二，如何认识技术革命带来的系统冲击，如何判断技术发展的新规律。第四次产业革命和第六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已经差不多快二十年，这期间只要出现危机或停滞的状态，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呼唤新技术。可是目前我们是处于一种新的技术大革命的前兆吗？好像并不是如此。所以，美国2014年到现在对于未来的这种技术范式、未来的技术革命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争论，但是争论没有结果。

第三，“四低两高”的新宏观现象如何解释。通过对目前宏观经济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低增长更低，低利率更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没办法解释为什么目前会陷入到这种状态，实际均衡利率为负，连年利率也为负。

第四，收入分配两极化是否有答案，传统的方法能否走出收入分配的困局。观察目前这个时代，会发现这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具有几大超级特征：一是收入分配的指数重返上世纪20年代；二是民粹指数达到1929年以来的新高，地缘政治指数、全球不确定指数都达到最高。这些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在国家内部的两极化，以及在国家之间的两极化而不是趋同。

全球化和新技术带来的是新的两极分化，而新的两极分化原来我们以为找到了答案，因为1929年到1933年这次大危机之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人类给出了四种答案：其一，就是前苏联给出的，从所有制角度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个很成功；其二，纳粹德国，以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解决的收入分配的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大众汽车当时就是德国为了让民众也能够坐上汽车而开发的产品；其三，英国和北欧所采取的这种福利主义模式；其四，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改革加上市场化调整。这四种模式所孕育的答案，无法解决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目前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在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现代技术冲击下所产生的收入不平等。虽然西方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新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仅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很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反而成为了问题本身。因此，它激发了人们要重回马克思来思考收入分配的解决方案。中国在脱贫、全面小康中所给出的中国答案，是不是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能够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呢？这是一个超级问题。

第五，经济全球化及逆全球化的规律是什么，如何减缓逆全球化的冲击。逆全球化已经12年了，12年是不是应该结束了？答案是：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加剧。中国过去12年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6%下降到21%，最近不到一年时间下降了5个百分点。疫情之后很多人问，全球化会恢复吗？好像不会，因为所有国家都要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产业链会变短变宽，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备胎计划。所以，逆全球化在目前仍然呈现出一种发展的态势。有人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必定会有一个阶段是逆全球化，是螺旋上升的必然形式，它的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减缓逆全球化的这种冲击？

第六，国际体系的重构将导致世界体系的恶化，如何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这又是一个超级问题。这些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里曾经做出一系列的讨论，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学术体系的崩溃。从2008年以后，宏观经济学的单一目标、单一规则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和政策逻辑基本崩溃，导致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宏观经济学里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第三个主要手段的讨论，美联储将单一目标演化成就业和通胀相并行的调控步骤。但是大家知道，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仅使菲利普斯曲线更扁平化，同时也导致很多的参数常规的变化无法解释。所以，MMT这些原来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里面被认为是异端的学说，现在成为了流行观点。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目前各种范式体系里面，能够稳步前进并解决现实问题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我们在中国实践的引领下，在新的范式、新的一些逻辑、新的一些规律和新的一些范畴上面不断突破传统的这种约束，形成一系列解决的新方案、新智慧。

所以，政治经济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时代，这个时代恰恰能够弥补我们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对于结构的认识，弥补我们对于西方话语体系对现实问题迷茫的这种状态。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扎根于中国大地来进行全面的创新和开拓，另一方面，正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来展开对于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完善和体系的补充。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正当其时。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首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的主旨发言和2020“‘与世界对话’云论坛：重塑文明与秩序”致辞整理而成。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