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马克思分别在历史唯物主义层次和政治经济学层次上论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引发生产力的质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将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中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抉择,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科技自立自强,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与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统合城乡发展,改革人才培养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以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社会供需在新的水平达到平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已经走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人民群众新期待,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经济学界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展开论述。在理论内涵方面,有的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而另一些研究则运用政治经济学区分了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指出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质变源于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还有研究指出,生产力变化是多层次的,每一层次都具有对应的影响因素,最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即科技创新向产业的渗透带来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路径方面,较多研究强调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并认为需要加强创新型和高技能人才储备。也有学者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构建产业集群、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有机结合的高效协作体系。新质生产力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成果,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创新尚未形成统一解释,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也没有形成系统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又结合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践,在创新发展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重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层次统一生产力的质变范畴;第二部分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论述如何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第三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分析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一、重访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阐明了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最核心范畴之一,也包含一般和特殊两层含义。马克思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中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采取的具体形式。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生产力的质变,这种质变要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完成。

(一)历史唯物主义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阐明了生产力的本质规定

在历史唯物主义层次上,生产力是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共同活动方式”。马克思从物质实践的方式出发,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运行规律。对“现实的个人”的考察显示,人类在创造历史之前,首先必须满足生存需要,而后为生产满足这些需要所用的工具又衍生出新的需要,换句话说,人类创造历史就是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开始的,而劳动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手段,表现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其中,社会关系就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这个逻辑下,马克思第一次系统讨论了生产力范畴,并给出了生产力的定义:“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只有在人们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生产力体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合作形式中,换言之,体现为特定技术与组织形式下的劳动方式或劳动过程。随着社会需要不断发展,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不仅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具有空间性,由此赋予生产力的时间累积性和空间外溢性。从时间累积性来看,生产力既是以往历史活动的产物,也是未来历史活动的基础:“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这种代际累积式传递中最终“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从空间外溢性来看,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劳动者都需要通过在共同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才能实现生产,即“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随着机器的应用和分工的发展,劳动者个体的劳动更是必须依赖于资本总体与生产总体、依赖于与之相对立的物质生产条件。此时,生产力“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之间相互决定,特别体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地区已经形成的生产力能够传播到其他地区,“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同时使落后地区有条件“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生产力作为人类共同活动方式,不仅包含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更关键的是人和物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的变化是划分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内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准。人类具有不断丰富物质资料从而超越自身处境的动机,而生产力本身直接决定了人类利用自然条件、获取物质资料的边界,在生产力的时间累积性和空间外溢性下,生产力发展水平更低的群体不断被发展水平较高的群体所影响(例如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征服与从属)。因此,“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随着共同活动方式的转变,生产力发生质变,历史也进入新的阶段。马克思提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历史上,家庭小块土地的多种农作物种植被大块土地的单一作物种植所取代,分散、相对自主的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劳动,被机器大工业中集体协作、服从于客观规则的局部劳动所取代,经济的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型。

生产力即整个社会共同活动方式的变革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伴随着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改变。任何生产方式都“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特定经济关系的集合,既包括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也包括“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旦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二)政治经济学阐明了特殊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具体发展过程

在《资本论》及其他晚期著作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社会形态的运行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更多地使用“劳动生产力(率)”“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率)”“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率)”等概念。这个转折来自马克思开始从对人类历史一般发展过程的讨论,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下社会运动规律的分析,真正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其采取的具体形式。

马克思从商品价值与生产效率的维度上规定了劳动生产力的“量”,并提出引致劳动生产力量变的诸多因素。他提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而影响劳动生产力高低的因素除了有目的的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大“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外,还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任一单个要素的变化都将带来劳动生产力的量的变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那些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的要素——都将影响劳动生产力,因此,影响因素随着劳动过程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协作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生产力”,更产生了一种作为“集体力”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民和简单协作生产方式下的手工业者都根据自身有限的知识与能力进行简单劳动。到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一——手工劳动分工被应用,创造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随着“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被应用,劳动者被聚集到现代工厂中,作为“局部工人”服从于科学划分的连续生产过程,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形成了基于机器分工的机器协作体系。“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限度实现了人类分工与协作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社会劳动生产力在量上不断提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个别资本迫于竞争压力,不仅仅要设法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还要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企业持续优化直接生产过程,变革生产方式。除了产品创新外,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是生产技术和组织创新,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条件,并形成劳动者之间新的分工与协作方式。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个别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进行商品交易与信息互换,“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与资本之间在经济循环中相关联系、相互作用,使新的生产方式不断扩散,同时改变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引起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带来整个产业体系的革新,最终形成更加高效的社会生产过程。总的来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就这样,个别资本改进生产效率的努力使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三)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量变累积到生产力的质变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层次讨论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政治经济学层次分析了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生产力的“质变”所伴随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而分析由此引发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但它并未说明生产力的质变如何发生。政治经济学分析了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阐释了资本主义特殊生产关系下劳动生产力具体如何发展变化。两个层次的生产力范畴之间互相补充、逐层递进。

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发生生产力的“质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生产方式变革才能达到。生产过程的各类单个要素可能推动劳动生产力量变,但诸如“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此类的要素发生变化,或者是,“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仅仅是创造了一些新产品或是提高了工人同一种劳动的劳动强度,都很难引发社会层面的总体变革。只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即“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变化,才能真正改变人类“共同活动方式”,成为推动社会劳动生产力整体跃迁的根本途径。同时,“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即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跃升会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变革。

生产方式变革所伴随的生产力质变意味着社会历史阶段的转变。“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一定的生产力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规定了这一阶段本身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影响劳动过程的种种因素的量变会在一定范围内带来劳动生产力的量变,但不会改变历史阶段的性质。当劳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质变,进而,“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历史阶段发生转变,并在一个新的生产力总和之上继续产生劳动生产力的量变。

社会历史阶段的转变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同一社会形态下发展阶段的转化。其中,前者意味着生产的权力关系的根本改变,例如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向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后者则意味着特定权力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变化,例如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彼此间的合作与竞争、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控制与激励以及劳动者的对抗或合作,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而变化。在经济循环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被统一到一个总体过程中,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扩大成为社会层面的广义生产关系。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处在社会化生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生产力时间累积与空间外溢的特征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发达国家已有的生产力发展经验,马克思的理论依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又有其特殊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三个方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一是通过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敏锐地把握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二是深刻认识到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对中国的重要影响,突出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的统领地位,形成了以科技创新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三是主动顺应生产力的变革要求,提前布局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敏锐地把握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明确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是把握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探讨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具体发展过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内部生产力具体发展过程的相关分析阙如。“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正确判断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对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进行科学研判,通过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在新发展阶段,同时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规模生产方式难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现存生产力不适应新的历史方位的要求,亟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现存生产力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日趋成熟,主要特点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尽管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却不再适应新的历史方位的要求。从国内来看,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陷入“能买不想买”和“想买不能买”的结构性矛盾之中。一方面,僵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需求的灵活性,无法满足国内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建立在国外需求上,企业面临国际逐底竞争,劳动力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严重受限,叠加国外消费需求疲软的影响,国内大量产能无法释放。从国际来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同时,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形成的多边贸易秩序正在剧烈转变。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凭借大规模生产方式,中国难以克服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油气勘探开发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遭遇“卡脖子”、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高端核心部件供给不足且无以从国外引进,低端产能过剩也无法向国外充分释放,带来国内居民高端产品需求外溢、低收入者无力消费的局面,经济循环遭遇堵点。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3%,营业收入利润率从上年的6.09%降为5.76%,企业利润率下行,专用性大规模投资无法回收,转型升级更加困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内供需结构适配、缓解国外竞争压力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都主要着眼于如何通过供给体系的变革适应社会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前进的具体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制造出新的高端产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抢占优势,提高人民收入,最终使不同收入水平上的人民需求得以满足,疏通经济循环的堵点,使经济迈向更高水平上的供需平衡。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先机的途径,也是推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转变的动力。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科技创新引领的系统性生产力理论

基于对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认识到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创造性地将“技术革命性突破”也即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统领地位,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分析了科技创新在劳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并未将其放在统领地位。历史表明,每一次颠覆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发明并普及后,现代机器生产体系下的人类协作方式都会改变,社会的历史阶段也会发生改变,引领科技革命的国家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敏锐地预见到中国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赢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发展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改变“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条件”,使“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再上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生产方式——的跃升,促进产品创新、生产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产业体系的革新,催生生产力质变。

科技创新推动产品创新,丰富和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科技创新能够促进“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反过来人的多方面需要的丰富发展变化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产品创新本身并不改变生产的技术和组织方式,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技术和组织创新,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推动企业内部和全社会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和组织的根本变革,在促进生产力质变中起到核心作用。生产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即“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就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改变企业内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不仅要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还要形成相应的生产组织,“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塑劳动过程,改变劳动者间的分工与协作方式,形成一种服务新的生产目标、适应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流程。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尤其是要发挥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改造生产方式中的支点作用,推动生产组织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转型,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实现按需生产。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最终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系统。马克思曾强调:“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单个企业是经济有机总体的细胞,从其直接生产过程出发,不断以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参与并改变整个社会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便形成了多个企业密切合作、相互竞争的复杂产业生态系统。科技创新在推动少数企业产品创新、生产技术和组织创新后,生产过程涉及的知识和讯息在经济循环过程中逐渐扩散,对产品标准和供应速度的要求也在改变,引发其他企业的变革,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最终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系统,极大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三)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体现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预见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决定,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变革方向,就能够激发生产力量变和质变的种种影响因素,反之,生产关系就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限制,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例如在马克思的时代,底层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和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掌控后,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生活质量恶化极其不满,发起了数波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为防止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限制,必须提前布局生产关系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及时、主动对生产关系加以调整,规避现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冲突的动荡过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才培养、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生产关系变革擘划了新的蓝图。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预见性地根据生产力变革方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马克思提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中国已经存在一只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结构复杂的人才队伍,但这些人才主要适应于单一大规模生产方式。新一轮科技变革催生了一批交叉前沿领域,必须瞄准未来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实际需要修改培养方案,培养国家急需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渗透各行各业企业组织,必须通过教育培训体系、职称体系等体制变革,使劳动者适应组织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后的劳动过程。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以及一流产业技术工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力量。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还需要优化社会保障机制。“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新一轮产业变革同样会引发“价值革命”,这不仅仅意味着商品的贬值与过剩,也带来了劳动者就业状态的波动,使就业呈现出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的新形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进行了重要部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巩固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片面的人”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全面的人”发展。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生产力的时间累积性和空间外溢性表明,在实践中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在已有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与教训,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根据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重以下四点:第一,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突破口,创造出新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带动劳动生产力提高;第二,要推动生产组织网络化智能化,形成不同层次企业协作、即时响应需求变化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第三,要因地制宜,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成功经验,通过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县域内经济循环,使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真正落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地理空间基础;第四,要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企业组建产品开发与一线生产职能交叉团队、保护弱势劳动者,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高水平供需良性循环。

(一)科技自立自强是生产力质变的突破口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国内高端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满足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目前,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加速发展,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存在短板。从生产资料来看,国内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还相对落后,在芯片、传感器、射频器件、核心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各个已有领域面临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风险,实现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任务依然紧迫。从消费资料来看,中高端产品供给瓶颈一方面来自生产资料创新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企业创新意愿不强,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39%。为打破旧有均衡、实现供需良性循环,必须着眼于科技创新,“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发挥国家主导、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作用,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首先需要“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私人企业研发有局限性,例如溢出效应会带来搭便车问题,企业竞争下的研究进程保密造成大量重复无效研发,研发周期带来的回报不确定性,等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要求大量资金长期投入,还存在技术无法转化、产品无法进入市场的风险,单一市场机制无法保证资源充分调动,需要国家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对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关键创新资源系统布局,从而最大限度整合要素和资源,保证其用于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在历史上,美国、日本等国家都采用了国家推动的创新模式来保证重要产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政策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尤其是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角度出发,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完善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高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效能。

其次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科技创新只有进入生产过程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新产品形成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直接面临市场需求,具有提高生产率、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强大激励,能够设法整合产学研,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并推动量产。大量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能够克服路径依赖,产生政府统一意志无法创造的多样化技术涌现。因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以企业为主体。具体来说,中国大部分企业当下急需发展自身技术能力,需要以产品开发为中心任务,搭建试验设备等有形技术支持系统和经验知识等无形技术支持系统,并有意识地开辟与基础科研机构、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协调渠道,最终形成不断自我强化、递进的产品开发平台。在此基础上,成功完成产品开发的核心企业成为工业领导者,对一定区域、一定行业的新技术进行系统集成,高效协调创新活动,快速完成产品迭代。这些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自主创新,高端产品得以大量进入市场,由此,国家实现基础研发的“从0到1”,企业实现产品转化的“从1到100”,才能破除关键技术“卡脖子”、提高国内高端产品供给水平,实现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二)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是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载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迄今为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生产方式的更替都离不开重大通用技术变革下的关键共性技术普及。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先导,改变了棉纺织业、冶铁业等部门的机器体系生产组织,实现了工业生产力的第一次质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伴随着电力和电动机的普及,以零部件可互换、科学管理以及流水线等的应用,形成了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数字通用技术为基础的半导体设计制造、移动通信、计算机辅助制造等共性技术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的网络化生产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改变直接生产过程,更重塑了全球化的社会分工格局。当前国内占主导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下,生产调动较为僵化,难以实现低成本、小批量的弹性生产。必须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新的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下的企业间组织形态体现为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龙头核心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大规模生产企业这三个不同层级。应用数字平台、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后,由于能够高效收集、处理和传递信息,企业与用户之间、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企业内部的不同人员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生产流通过程更加顺畅。更重要的是,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更多地以事后迭代和重新配置来替代事前的规划,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能够最大限度应对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刺激,实现弹性敏捷生产。

为使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不同类型企业需要变革生产方式,建立特定核心优势,通过经济循环嵌入离散协作的企业网络,形成相互配合、即时响应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首先,龙头核心企业作为创新者、集成者,需要剥离非核心业务,专注于对设计流程、技术应用流程、营销流程的把控,并担负起产业生态系统组织设计的责任,打造标准化制造界面和模块化生产的产品标准,向其他企业发出零件供应和产品加工的指令。这一类企业尤其需要“组织瘦身”,改造臃肿的科层制架构,减少管理人员、增加业务人员,适当下放决策权,力图实现企业组织的扁平化。其次,专精特新企业的功能是对接上一层级的龙头核心企业和下一层级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专攻子系统研发创新,处理来自核心企业的订单,向其他企业采购零部件,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精益生产”。最后,需要一批大规模生产企业,根据其他企业的供应需求和大众市场的消费需求,借助物联网平台按需调度,实现批量生产的“大规模定制”。各个层级的不同企业借助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分别改造自身生产组织后,还要借助工业软件平台、接入商品交易平台,在分散的地理空间内实现“万物互联”,在与其他企业进行商品交易、信息交换、协作开发的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扩散,最终形成不同企业、不同子系统自主生产、耦合协调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的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从而进一步加速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形态向生态系统中各个企业的扩散。

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具有互补共赢、协作涌现、开放演化的特性,意味着基于社会主导生产方式转变的生产力质变。第一,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能够实现多主体共赢。不同于传统供应链中研发与营销两端攫取大量价值的情况,企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对其他企业起到的是赋能作用。当不同企业根据自身核心优势差异化协调生产,并且按需、即时生产,不同厂商以及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议价能力更加均衡,形成与“微笑曲线”形状相反的拱形曲线,也即代表了多主体共赢的“武藏曲线”。第二,在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中,能够涌现出由社会化广泛协作创造的新的生产力。复杂系统在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中将产生加总后的涌现性质,经济系统也不例外。当供应网络密切交织,不同企业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会带来生产效率的乘法效应甚至幂数效应,形成牢不可破的竞争优势,数字技术的连接更是创造了显著的“协同效应”。第三,数字化生态系统有助于企业创新,不断迭代出新的技术与组织形态,形成生产方式的质变。正如物种通过突变创造进化路径,企业构成的生态系统围绕创新而共同演化。各类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共享“默会知识”,协同进化,同时在开放平台和架构的基础上,更多知识被编码化,产生了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创新模式。在这个互补共赢、协作涌现、开放演化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渐从旧有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社会不断“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真正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方式”,带来了历史唯物主义层次上的生产力质变。

(三)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内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地理空间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对于县域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急于发展新产业、进行技术和组织创新,而应当首先创造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生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乡村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尤其是要学习“千万工程”成功经验,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将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在短期内创造出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在长期内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社会支撑条件。

县域生产性与消费性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创造有效需求。产能过剩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大量企业因无法盈利破产,新质生产力更加无从培育,必须寻找新的产能释放点。在中国,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但农村的就业机会较少、居住环境较差、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投资空间很大”,成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缓冲带。“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显示,必须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消费性现代化基础设施,包括供水供气供热管网的建设等,能够提高农村生活服务品质,为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提供现代文明生活环境,带动当地非农产业发展,形成农村现代化、城乡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性现代化基础设施,包括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设施、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高标准养殖圈舍等的建设,能够强化现代化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科技与装备支撑、推动农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两类固定资本的投资能够化解部分过剩产能,缓解基建等上下游相关企业的资金约束,并满足回流的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提高的需要,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入手疏通经济循环,为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物质基础。

在县域内接续相应产业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使城乡协调发展为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奠定重要地理空间基础。以县域内经济循环进行空间整合的第一面向是乡村农业——立足本县农产品特色,依托数字平台与物流建设,建立包含农资供应、仓储集采、农产品营销的农产品加工业集群,打造面向城市消费的即时化、多样化农产品生产流程。空间整合的第二面向是城市工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布局大中城市关联产业、配套产业。可依托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等产业平台,配置标准厂房、通用基础制造装备、共性技术研发仪器设备等,实现县域专业化“作坊经济”的提档升级与集约化“规模经济”的协作生产。以县域为锚点,扩大投资与消费需求,并为工业品“下行”与农产品“上行”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由此,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不同产业在地理空间上深化集聚与分工,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率畅通,最终形成即时响应、动态配合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惠及城乡地区不同技能、不同行业劳动人民。

(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质变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大规模生产方式主导下,企业倾向于雇佣同质化、技能较低的劳动者,通过科学管理和纵向科层制人员架构来组织劳动者,以适应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组装的流水线操作,使得中国当前尽管具有2亿专业技能型人才,但大多掌握的是普通、单一技能。当下,自主创新和生产线快速转化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技能较低、职能分割的劳动者群体不再能够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顶尖的创新性人才、多元技能的劳动者团队和新型管理人才。首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落地量产,必须“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遴选一批能够准确把握战略局势、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整体图景的高层次人才。其次,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团队,包括职能交叉开发团队和一线劳动者团队。原有职业资格体系对应着特定狭窄技能的训练体系和基于专业技能职称的晋升阶梯,职能分割和僵化趋势下,单一技能人才无法应对市场需求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缩短产品开发时间,需要雇佣复合型技能人才组建职能交叉的开发团队,基于用户定制要求来发明、设计和测试。进行“精益生产”的企业还要雇佣适应于多元用工方式的技能型劳动者。引入柔性机器后,生产周期缩短,劳动者需要能够在不同生产任务之间快速切换且具有较高动作精确程度以保证良品率。引入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后,还需要针对性培训一批能够适应数字化界面、能够调试程序的数字化技能人才,提前了解并迅速解决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为了组织更高层次的协作体系,还需要培养能够不断改进生产过程、不断重组一线劳动者职能的工艺工程师和管理人才。在以上三个层次人才的配合下,进行即时生产,实现多品种、小批量、高品质的商品供给。

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保护弱势劳动者。在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中,供应商需要通过工人数量弹性化、薪酬弹性化、工作内容弹性化等方式组织劳动者,建立起稳定运转、迅速响应的按需生产体系。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生产关系也不可避免发生转变,市场上将出现大量的零工就业者,这部分劳动者承担了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同时,由于龙头核心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需要进行“组织瘦身”,部分大规模生产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也会实行“机器换人”,这些都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基于标准全职雇佣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失效了,为了保护这部分劳动者,需要健全配套的、不与传统就业状态挂钩的社会保障机制,并提供更多培训机会,为劳动者织牢安全保护网。

四、结论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层次上分析了生产力范畴,即作为共同活动方式的抽象生产力和体现具体历史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后者的“量变”则累积为前者的“质变”,发展阶段也随之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着力点,突出了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并布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动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举国体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企业组织转型形成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构建县域内经济循环,并培养高技能人才、组建复合型人才团队、保障弱势劳动者权益。在此过程中,国内社会主导生产方式得以转变,供给体系能够适应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变化的需求结构,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体实践结合后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正如列宁所说:“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当今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国际分工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取得新的竞争优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中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并形成牢不可破的供应链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上述重要紧迫任务加以布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生产力跃升和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理论依据,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相关战略推进和全国人民开展实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也将不断丰富完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江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匡晓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