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十年来，从富士康的小时工，到深圳人才市场的“三和大神”，再到“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一系列反映劳动者状况的案例引发深刻讨论。这些事件均具有各自特殊性，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掠影。零工经济导致劳动关系日趋不稳定且逐渐蔓延到各行各业，灵活雇佣模式逐渐取代基于大规模生产的长期雇佣模式，非正式用工与临时用工大幅增长，薪酬结构从等级制转向计件给付，风险由雇主向劳动者转移，缺乏劳动保障的不安全情绪逐渐蔓延。

实际上，零工经济的兴起早有端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由福特制向弹性生产体系转变，服务业外包大规模兴起，标准雇佣关系让位于弹性化的劳动关系，使企业转嫁市场风险、缓解工资上涨压力、适应低成本多样化生产。21世纪后，一系列零工工作依托数字平台展开，实现了更低的雇佣成本与更强的劳动控制，“零工经济”随之爆发。透过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生产方式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渗透。随着“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在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下，中国大量农民工、城镇下岗再就业人员等低技能劳动者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就业与收入不稳定的边缘劳动力。

由于生育、家务与社会规范等因素，女性倾向于从事时间与收入灵活的工作，契合了经济转型中企业灵活用工的需要，零工经济吸纳大量女性劳动力。同时，性别化的劳动控制作为一种核心机制，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不断加深，雇佣非正式性与收入不稳定性可能造成性别工资差距改变。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性别分化是劳动关系重塑与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的核心要素，女性在市场与家庭中的位置是指导未来劳动力市场与生育政策的重要指标。因此，就业的零工化趋势将如何影响性别工资差距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零工经济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在市场与家庭这两个正经历转型的领域内，考虑女性劳动者所受的影响。在市场领域，女性工资更易受到劳动后备军压力的影响，零工经济作为后备军的制度化形式，不利于女性工资的提高；在家庭领域，零工经济中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对工作时间的压缩，可能使性别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文使用CLDS最新一期数据，采用Heckman两步法、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IV估计、PSM检验等方法，分别进行基准回归、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零工就业中性别工资差距扩大，并检验“后备军效应”和“家务劳动效应”。最后，本文在“灵活安全性”的框架下，使用国内微观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发现低收入劳动者灵活性与不安全性并存，就零工化趋势下潜在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零工经济与性别问题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分析零工就业的特征如何嵌入女性面临的收入困境，并提出研究框架与假设；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建立经验研究模型，并进行基准回归、机制分析与稳健性检验，证实前一部分的假设；第六部分通过构建“灵活安全性”综合指标，阐明加强零工经济中弱势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政策建议；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在中国，零工就业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例如，中国西南地区的人力运输服务者是典型的、存在时间极长的零工；在国外，“零工”（gig）的原本含义是“特定时间的工作”，最初用来指代单次的音乐表演。21世纪以后，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零工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内涵。对“零工经济”的概念内涵，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的界定方式相对一致，一般采取传统零工的定义，同时强调数字技术对零工经济的赋能作用。例如，李克强总理曾提到，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58同城、字节跳动等企业联合发布的零工经济报告，也区分传统零工与数字零工，将“互联网+”界定为促进而非构成零工经济发展的因素。相比之下，学界则存在一定争议，部分文献将零工界定为基于数字平台的众包或按需工作；另一些文献则认为，“零工经济”背后的逻辑及其代表的就业形态早已有之，并将工作的“项目性”和“临时性”列为零工就业的判定标准。不难看出，学界的两类界定方法分别侧重零工的技术属性与社会关系属性。正如Thompson指出，生产技术的变革方向并非自然决定，而是为资本积累服务；尽管数字技术催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但从根源上说，零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下包买商与计件工资制度的重现，促成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诞生。因此，考虑零工经济的兴起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不仅要识别新型零工经济的特点，也要抽离对技术的过度关注，聚焦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本文采取后一种界定方式，从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出发，应用劳动过程的经典理论框架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趋势。

已有的零工经济相关研究，大多忽视长期存在的阶级、性别或种族不平等。有关零工就业的特殊表现形式或相近概念的三类文献对本文研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第一类文献是国外的案例研究或经验研究。例如，部分针对Uber等在线零工平台的国外文献，将性别差距归因于性别间家庭负担、平台使用经验与偏好、工作规律程度、工作参与时长以及工作申请策略等因素的不同。但这类研究缺乏与传统经济的比较，且局限于特定平台，未能探讨一般规律。第二类文献是国内的非正规经济研究。在中国长期存在规模巨大的非正规经济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且由于教育回报低，非正规就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更大。但零工就业崛起于自由化浪潮下，其概念更侧重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工作场所内外的控制逻辑；非正规就业则更强调工作在统计、监管与社会保护上的非正规性，两类就业在收入稳定性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将非正规就业作为识别零工就业的标准可能会产生误导。第三类文献将中国经济转型作为背景，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使得性别工资差距呈现明显扩张趋势，但无法解释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零工化转型的当下，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

无论是性别工资差距的传统研究，还是零工经济及其相近概念中性别差距的研究，均未从生产的社会关系角度分析零工就业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下，性别工资差距的本质是再生产的费用在两性间分配的不平等，如果零工就业没有解决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那么性别工资差距也将维持甚至加深。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零工经济兴起的历史社会因素出发，分析零工就业的雇佣与控制特征，在市场和家庭两个面向上讨论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可能机制，并借助计量方法加以验证。

三、零工就业：市场与家庭的双重变革

零工经济的兴起是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后果之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女性对市场和家庭的参与模式经历巨大转变。与零工就业的两大特征——雇佣非正式与收入不稳定相对应，零工就业对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机制包括后备军效应和家务劳动效应。基于此，本文作出相关假设，以待后文检验。

（一）基于市场与家庭视角的零工就业

在新古典工资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家庭被视作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经济”与“市场”同义。例如，统计性歧视理论认为，当市场产生不完全信息时，雇主偏好以群体特征推断个体特征，因而倾向于认为女性受雇者能力更低。只有当资源禀赋或偏好的变化能够影响效用最大化决策时，家庭的内部结构才会受到关注。例如，家庭经济学将男性主导的核心家庭作为分析单位，认为女性工资较低是时间分配偏好不同的结果。制度主义理论否定新古典理论的理性人假说和市场出清假说，更强调社会规范、文化、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对不同群体行为的影响，认为女性的收入劣势更可能来自特定社会制度下的工作隔离、家务劳动偏好等因素。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两类理论都存在忽视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动态变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下，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弱势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单独的“阶级歧视”，也不仅是“性别歧视”，而是市场和家庭生产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经济转型过程中，女性参与市场和家庭的模式同时转变，分析零工经济中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方向和机制，需要采取市场和家庭的双重视角。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家庭和市场都不是简单独立运作的自然实体，家庭作为市场的同构投射，共同支撑经济运行，两者存在辩证关系。从历史上看，在圈地、排斥妇女从事体面工作、污名化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方面的知识等方面，妇女遭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她们失去生产资料、社区联系、技能和尊严。在当代社会中，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远比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简单划分复杂：一方面，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支撑劳动力的再生产，女性受到资本的间接控制。为最大化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小商品生产领域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被认为不创造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透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家庭的每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被商品化，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受到资本的直接控制，扮演“不完全的”劳动者角色。

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多样化的客户偏好和日益高涨的劳雇冲突，企业采取弹性化生产策略以重塑工作场所的劳雇关系，弹性化生产方式从制造业延伸到服务业，由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弹性化策略主要有四种：一是数量弹性化，指企业灵活调整劳动投入数量，通过兼职、短工等雇佣模式实现；二是距离弹性化，分包与远程工作为其代表性雇佣方式；三是功能弹性化，指企业任意调整劳动者工作量与工作内容；四是报酬弹性化，即设置易于调整的薪资结构。这启发我们关于零工就业两大特征的认识：前两类弹性化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后两类则带来收入的不稳定化。基于现有文献、政策实践以及上述理论，本文认为，对零工就业的全面定义应该包括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这两大维度，具体来说，应从合同签署与薪酬确定方式两方面界定零工就业，并判断其对劳动者的影响。

本文认为，零工就业的两个维度，即雇佣非正式和收人不稳定，正转化为中国当前背景下日益扩大的性别工资差距。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国家层面施加的工作场所平等政策，既是民族解放运动不可或缺的历史遗珠，也是维护当下男女平等的现实选择——工人阶级男性与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团结对于大规模动员女性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平等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强有力的调控下，性别工资差距相对较小。而国企改革后，一部分女性劳动者失去与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相关的工作保障和支持性社会网络，大量下岗女职工再就业，被迫进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雇主谈判地位提升，性别收入差距提高。对此的解释包括：市场竞争下人力资本作用增强、女性下岗失业比例更高、再分配中心发挥的平等主义保护作用减弱等等。尽管非正规部门的计件工资和弹性工作时间可能抵消工作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效应，但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女性仍会在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时选择后者，且自我激励程度更低。据此，本文提出可检验的假设：

H1 相较于传统就业群体，零工就业者内部的性别工资差距更大。

（二）机制一：劳动后备军效应

在市场领域，劳动后备军的相对规模是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决定因素。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下，市场需要一支劳动后备军以适应积累程度的变化，它往往以流动的、潜在的或停滞的形式存在于经济中，包含那些被稳定工作排除在外、频繁变换工作与就业形式的人群。劳动者中现役军与后备军比例的变动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因为在停滞时期和中等繁荣时期，劳动后备军将对现役劳动军形成压力，造成工人内部的激烈竞争，剩余劳动力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降低工资期望。劳动后备军规模越大，劳动者谈判的“结构性力量”越弱，工资越低。

上文这种结构性力量可能被制度性安排所增强或消解。当劳雇之间签署长期正式劳动合同，雇主解雇劳动者的成本将会上升，劳动者的谈判能力随之增加。雇佣非正式的零工经济作为资本利用劳动后备军的制度化形式，处在其中的劳动力更容易受到失业压力的影响，工资也容易被压低。传统就业者处于弹性化生产“核心一外围”结构的中心，拥有更多的稀缺技能，签订的合同关系长期且稳定，享有的非工资性收入保障更多。经验数据表明，相对于签署短期合同的劳动者，签署长期固定合同的劳动者享有约15%的工资溢价，因为他们享有更多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保护，这一数字在男性中更高。经验数据还显示，女性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更容易被解雇，集体谈判覆盖率越低的地区性别工资差距也越大。

尽管两性后备军规模的差距并不大，但女性往往更容易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在后备军与就业者之间切换。布雷弗曼认为，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劳动后备军队伍，男性通过离开雇佣劳动，而女性通过参与雇佣劳动一一参与那些不稳定的雇佣劳动。在女性承担大部分无酬家务劳动的情况下，通过维持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女性为次要劳动力的再生产模式，当经济形式发生变动时，女性群体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可以承担宏观经济稳定器的功能。在中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女性下岗失业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再就业的难度也更大，这也是改革后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的零工调查显示，有38%的女性曾退出此类工作，而男性仅为25%，这表明女性更容易在劳动后备军和劳动者之间切换状态。尽管一系列研究指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部分劣势由非个人资历的歧视因素引发，但很少有研究考虑到这种歧视由何种路径实现。实际上，当劳动后备军规模扩大时，由于歧视等因素的存在，女性往往被最先解雇或遭受更大的工资谈判压力。综上，本文提出第一个机制假设：

H2劳动后备军带来的工资下降压力进一步压缩女性工资，这种效应在零工就业群体中更大，从而导致更大的性别工资差距。

（三）机制二：家务劳动效应

在家庭领域，收入不稳定导致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变化，这也可能影响性别工资差距。从表面上看，计件工资制、短期给付等灵活的计酬方式使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工作自主权，但这种计酬方式背后蕴含控制逻辑。计件工资制度下，工人的个人利益使其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企业出台一系列评估和激励劳动者的规则，使其主动或被动服从积累逻辑，“自愿”加班或在特定时间段内工作，以获取生存工资。在一些按需工作中，对持续可用和即时响应的要求，还可能导致拒绝任务的工人账户被暂停和终止。当越来越多人将零工作为养家糊口的全职工作时，收入碎片化将竞争压力进一步从企业向劳动者本身转移，使劳动者陷入“逐底竞争”的境况。

服务时间的延长与工作压力的增加，使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受到影响，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在这种就业模式中被再生产出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经验研究发现，由个人资历不同引起的差距份额正在缩小，参与工作时长的相对重要性则在增加。家务照料的分配显著影响两性在工作参与上的差距，由此带来工资差距。对于女性来说，工作时间不固定进一步加剧工作对家庭生活的溢出效应。在那些中断影响较小的工作中，也往往由于补偿性工资差异的存在，不利于具有家务负担的女性提升收入。上野千鹤子研究20世纪70年代日本女性就业情况后发现，非全日制工作的普及导致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上升，主要来自专职主妇向兼职主妇的转化。即使在不显示劳动者性别的众包平台，女性的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82%，其中，家庭负担是差距的主要来源。预期收入较低的女性为了抵消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更倾向于选择非全日制工作，或者报酬较差但时间也更短的工作，从而将更多时间分配给家务劳动。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机制假设：

H3家务劳动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导致性别工资差距，在零工经济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四、模型、数据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构建

本文基准回归采取应用较为广泛的Mincer方程，从而建立工资决定模型：

式中，lnwage表示调整后年工资对数，female为性别，gig为是否是零工就业；X包括：受教育年限educ、年龄age、年龄平方agesq、户口hukou、政治身份party、子女个数childnum、是否有5岁以下子女child_5、是否有帮忙操持家务的家庭成员help、是否有残疾家庭成员disabled、后备军相对规模reserve、地区平均工资lnawage、家务劳动时长housework、婚姻状况marriage、省份province、部门sector、职业occupation；ε为误差项。

为识别就业的零工化是否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在式（1）基础上，估算零工就业与女性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允许其他变量的系数在不同性别间存在差异，本文还纳入性别与年龄、教育、户口、政治身份、家务劳动时长等个人特征变量的交互项inter，得到式（2）：

本文采用OLS方法，分别在女性劳动者和男性劳动者样本中估计式（1）模型，比较两组劳动者中零工就业变量带来的工资下降程度。同时，由于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的选择是非随机的，直接使用OLS估计可能存在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分性别样本的基准Mincer方程进行估计。选择方程如式（3）所示：

式中，E>0说明工资可观测，否则不可观测。Z为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政治身份、子女与家庭成员情况、家务劳动时长、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婚姻、省份等变量。由于零工就业比率直接反映某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可能对个体是否参与劳动、获取收入产生影响，选取各个社区零工占就业人数的比例gigratio作为第一阶段使用的排他性约束变量。对选择方程进行Probit估计后，计算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再代入到工资估计方程中。

为进行机制检验，识别两种就业形态中性别工资差距不同的原因，本文还将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检验零工就业如何作用于工资差距。基准的线性回归方程只能识别各个变量的变动带来的工资变动程度，无法解释由变量自身水平值不同造成的工资差距，也无法显示某解释变量的系数效应在工资差距中的贡献份额。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方法，试图同时识别“构成效应”与“结构效应”。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是最常用的工资分解方法之一，它通过使用二值估计模型进行权重估计，然后按照权重构造群体工资的反事实分布，最后利用反事实分布，将两组工资均值差异分解为由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可解释部分和由特征回报差异带来的不可解释部分，也即构成效应与结构效应。利用反事实构造方法，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可以被分解为：

（二）数据与变量定义

1. 数据。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覆盖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劳动力人口抽样结果，包含个体的性别、户口、职业、行业、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收入等信息。其突出优势在于，数据包含劳动者的计酬方式信息，有利于判别本文的核心变量。本文使用法定工作年龄范围内的城镇劳动力样本，即传统就业者样本限定为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男性劳动者，以及年龄在16周岁到55周岁之间的女性劳动者。宏观就业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变量。对“零工就业”这一核心变量，在CLDS设计的问题框架下，除在职业类型中自我界定为“自由工作者（自由职业者、零散工、无派遣单位的保姆、自营运司机、手工工匠）”的个体外，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的劳动者，也被界定为零工就业者：一是要么只与劳务中介公司签署劳务合同，要么根本不签署合同；二是工资计算方式为“计件”“计时”“按天计算”“有时计件、有时计时”。

对于被解释变量“调整后年工资对数”，其计算方法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省级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数据，以全国平均价格水平为基准，折算劳动者工资，再取对数。对于上学的、已经退休或者不具备劳动能力等样本，其被解释变量界定为缺失值。

对于机制变量，为衡量劳动后备军的规模大小，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市级数据，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与城镇单位、私营、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计算潜在劳动力数量，再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与潜在劳动力数量之比，取对数后表示劳动后备军相对规模。对于已经在岗的劳动者，正在找工作的失业者，无论男女都会对其造成压力，因此，计算劳动后备军时不区分性别。本文采用CLDS2018问卷中“家务劳动平均每天花费您多长时间”问题的对应数据，衡量劳动者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长。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本文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工资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具体情况如下：（1）性别，虚拟变量，女性取1，男性取0；（2）年龄，连续变量；（3）年龄平方，连续变量；（4）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5）户口，虚拟变量，非农业户口人员取1，农业户口人员取0；（6）政治身份，虚拟变量，中共党员取1，其他取0；（7）未成年子女数量，连续变量，取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个数；（8）有5岁以下子女，虚拟变量，家中有5岁及以下子女取1，否则取0；（9）有人帮忙操持家务，虚拟变量，有取1，否则取0；（10）有残疾家庭成员，虚拟变量，有取1，否则取0；（11）平均工资对数，取个体所在地区平均工资的对数；（12）婚姻状况，分类变量，包含“未婚”“初婚”“再婚”“离异”“丧偶”和“同居”；（13）省份，分类变量；（14）行业，分类变量，包含“工业及建筑业”“初等服务业”“高等服务业”；（15）职业，分类变量，包含“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军人”和“其他”。

（三）描述性统计

为排除异常值影响，对工资对数、家务劳动时间、劳动后备军相对规模等连续变量进行截尾处理。表1为各连续变量与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2为年工资对数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可以看出，零工就业者平均工资低于传统就业者，女性劳动者平均工资低于男性劳动者，且在零工样本中，女性劳动者的工资分布更加左偏，低收入人群的分布核密度更大。

五、实证结果与机制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式（1）为基础，逐步加入变量进行估计。由表2列（1）可知，在控制一系列个人、家庭、地区变量，但不控制零工就业变量的情况下，女性身份带来约26.2%的收人下降。列（2）为纳入零工就业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零工就业者工作收人平均比传统就业者低14.8%左右。然后，根据式（2）的交互项模型，估计女性变量与零工变量的交叉影响效应，结果如列（3）所示，交互项显著为负。该结果表明，零工就业参与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基于式（1）的分性别样本估计结果，即表2列（4）和列（5）显示，零工就业参与在女性样本中有显著的工资降低作用，但在男性样本中该效应不明显。由于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的选择是非随机的，直接使用OLS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基准方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列（6）和列（7）所示。

可见，无论使用OLS的交互模型估计，还是Heckman两步法分性别样本估计，都证明零工就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工资下降效应。从其他控制变量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显著获得更高工资，年龄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呈倒“U”型，非农户口、中共党员身份、提高受教育年限也给劳动者提供更高的工资回报。由此，零工就业者中的性别工资差距显著大于传统就业者，零工就业规模的扩大倾向于拉大性别工资差距，H1成立。

（二）机制检验

为识别理论部分提出的两个机制——劳动后备军效应与家务劳动效应，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方法分解性别工资差距，并对比零工就业群体与传统就业群体中的分解结果。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传统就业者中的男性和女性平均工资水平均高于零工就业，但性别差距却显著小于零工就业，这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回归部分的结论。

根据表3中各效应分解系数的大小，可分析不同效应引起的工资差距在两群体中的差异。根据对数函数的性质，分解时将工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系数便可直接反映该效应贡献的工资差距与基准值的比例，因此，直接对比两群体中的系数大小就可以对比各种效应相对于男性工资的百分比。分解结果显示，构成效应部分，两类就业者样本中家务劳动时长的系数均显著，但零工就业者样本中的系数值大于传统就业者中的系数值，说明家务劳动时间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引起的工资差距在零工就业者中更加明显；两类就业者中劳动后备军相对规模均不贡献差距，这与使用的数据并非分性别就业数据有关。结构效应部分结果显示，在本文关心的两类群体和两个机制中，仅有零工就业者中的后备军效应显著，这表明后备军对工资的拉低效应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仅体现在零工就业者群体中。

上述结果显示，无论是家务劳动时间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还是劳动后备军的工资压低效应在两性间不同带来的差距，都在零工就业中更大。因此，零工就业群体中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家务劳动效应与劳动后备军效应，理论分析部分的H2与H3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 IV与PSM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就业者中的零工参与带来更大幅度的收人下降，但模型残差项中的未识别因素可能通过个体的工作选择而影响其收入水平。因此，本文参照毛宇飞和曾湘泉的检验思路，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PSM方法通过在控制组中寻找特征相似的控制组个体与其匹配，用控制组个体的结果来估计干预组个体的反事实结果。除此之外，还使用社区零工比率gigratio作为工具变量，对分组基准模型、交互项模型分别进行检验。将OLS估计、IV估计、PSM检验中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进行对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由此可知，无论是IV估计还是PSM检验，结论都与OLS回归一致，估计系数显著，且女性就业者样本中的处理效应显著大于男性就业者样本。在使用IV的交互项模型中，女性与零工参与交互项的系数估计量为-0.914，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改变核心变量界定方式。

关于核心变量“零工就业”的界定，学界还存在争议，本文改变计量方式，将“非全职工作者”与“自由工作者（自由职业者、零散工、无派遣单位的保姆、自营运司机、手工工匠）”这两类劳动者界定为零工就业者，基准回归与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知，零工就业中劳动者工资平均低于传统就业，但性别工资差距更大。就构成效应部分而言，在零工就业与传统就业群体中，家务劳动时长变量均贡献了显著的工资差距，且在零工就业中的估计值更大；而就结构效应部分而言，仅有零工就业样本中劳动后备军效应显著。由此可知，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以及劳动后备军工资压低效应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在零工就业中都进一步加剧，从而解释了零工就业者中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这支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及机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六、建立“灵活安全”的就业市场：进一步讨论

根据前文讨论，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灵活会拉大性别收入差距；然而，就业的灵活化对于释放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过度的劳动保护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针对这一困境，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在20世纪90年代展开讨论，提出构建“灵活安全”（flexicurity）的劳动力市场这一解决思路，提倡在允许企业弹性雇佣的前提下，同时实施失业、养老、生育保障等各类再分配政策，以保证劳动者的收人安全。对此概念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侧重对相关概念和政策实践的介绍，实证研究方面，仅有张原和沈琴琴研究了灵活性与安全性各维度指标与宏微观经济绩效的关系。

结合中国现实与CLDS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对已有的计算方法进行细微修正，对劳动者的合同签订、工资计算方法、工作安排自主程度等灵活性指标，以及收入、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雇佣与晋升预期等安全性指标进行综合计算。本文将样本根据收入分位点划分后发现，随着收入增高，安全性逐渐上升，灵活性则先减后增（如图3所示），高收入人群同时具有相对较高的灵活性和安全性，这也印证了零工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可能面临整体状况的恶化，而高收入人群则能够同时保障各方面的安全性。分性别样本的指标分布状况显示，为达到同样的安全性，女性劳动者的灵活性必须更低（如图4所示），即对于女性而言，参与零工就业意味着面临比男性更高的不安全性。

构建“灵活安全性”指标，对于揭示女性零工就业者困境、加强女性零工就业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方法将劳动者面临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拆解为不同维度，本文使用经验数据构建合成指标，分析灵活性与安全性不同维度间的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在零工就业意味着更高就业灵活度的情况下，女性劳动者面临更高程度的收入下降，收入维度上的安全性状况经受了更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零工就业者的安全性恶化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雇佣预期等其他指标上。本文还构建剔除收入指标的安全性指标，该指标与灵活性指标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关系（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因此，要减少零工就业带来的性别差距扩大，加强对零工就业者中女性劳动者的保护，可以从安全性的其他维度入手进行政策设计。例如，加强对劳动者平台操作技术的教育与培训，减弱“数字鸿沟”下女性互联网资本获取的困难，或是通过保障生育保险、制定降低儿童培育成本的家庭扶持政策，从而减少女性职业中断，给女性生育与工作的同步进行留出更多余地等等。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要保障零工就业中弱势劳动者的权益，需要破除过高灵活性与过低安全性并存的局面。国内针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大多与劳动关系捆绑，具有稳定正规工作的劳动者往往同时享有更高收入和更高福利保障；为规避社保责任，企业也倾向采取非正规的雇佣模式。因此，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维度上，经济中的不平等都有可能扩大。对于“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构建，国外已经进行了相应探索，例如，在著名的“丹麦三角”模式下，政府使用较高的失业补助，用于抵消灵活性低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给劳动者带来的不安全性。然而，丹麦模式更适用于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大的高福利国家，对处于生产链下游、劳动者平均技能较低的地区，这种模式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仍待评估，因此，还需探索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灵活安全配置模式。根据劳动者安全性的不同维度，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用以调节就业零工化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第一，加强零工劳动者法律关系认定，使劳动者权益保护有法可循，降低针对弱势劳动力群体的显性歧视；第二，建立适应零工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适度脱钩，引导企业为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使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覆盖零工就业者；第三，限制大型平台的垄断行为，探索建设非商业化网络平台的可能，拓宽互联网零工劳动者、顾客、平台之间对话与协商的渠道；第四，加强建设零工就业者职业技能评价体系，发放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建立配套的技能培训机制。

七、结论与启示

就业的零工化趋势是全球化、金融化以及数字平台兴起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创造了一批频繁变换就业形式与劳动形式的劳动后备人群。女性承担更多家务照料责任，更易作为“不完全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契合生产灵活化转型的需要，却面临更加深刻的性别工资差距。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雇佣非正式化和收入不稳定化两个角度出发，阐释零工就业扩大性别工资差距的逻辑，认为劳动后备军和家务劳动两个因素带来的影响的变化是女性在零工就业中工资进一步下降的原因。基于CLDS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女性就业群体中零工参与带来约24.1%的工资下降效应，而男性就业者中这一数字仅为10.8%，两者之间存在显著不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零工就业中，劳动后备军对于女性有着更大的工资压力，家务劳动时长分配的不均造成性别工资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教育使女性具有适合现代生产秩序的理性，透过不加偏颇的职业选拔程序构建更平等的就业市场，再用一致的选举权利保证女性充分的政治观点表达，便可给予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自主选择的能力。更进一步地，社会福利派呼吁对女性生育后回归工作、产假福利、育儿支持乃至反向歧视的制度保障，以推动劳动力市场中两性收入的平等。这些理论挑战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具有对应诉求的女性权益运动深刻地推动着欧美性别平等的进程。然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秩序，并不能承受其所有成员都享有能充分保障收入的弹性工作时间、家长假期、夫妻双方的联合雇佣，正是以边缘女性群体权益的缺失为代价，部分主流中产女性才得以享有这些福利。在大多数零工劳动者“困在系统中”的当下，劳动者同时经受破碎的就业模式和深刻的劳动控制，弱势群体不利地位固化。为填补当下经济中女性就业的缺口，必须加大对女性零工劳动者的保护，扩展反歧视法规的范围，巩固生育与照料的社会支持体系，增加生育保险的覆盖面。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就业零工化过程中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各个群体的机会公平问题。零工经济中收入差距的识别与解决将是未来相关研究与政策设计的重要方向，以缓解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收人分配不均衡。因此，在发展零工就业市场的同时，要“维护灵活就业人员薪酬、职业安全等权益，严禁拖欠劳动者工资。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动态发布社会需要的新职业，开展有针对性培训，增强群众灵活就业能力，”尤其要注意“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者法律保障问题，补齐法律短板，最终创造一套“灵活安全”、互利共赢的零工就业模式。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江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年第1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