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重要理论是我们党立足新的时代条件推进经济领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的宝贵经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这一重大理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理论创造集中体现在：一是明确了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强调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优势；二是创造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突破了把私有制作为市场经济本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三是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内嵌到市场经济体制中，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了制度优势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势，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分配，以及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更高的国家治理能力；四是创造性提出了因地制宜、相互促进、系统推进、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等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成功之道，为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五是创造性提出了通过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因地制宜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等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进一步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努力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是一道世界性经济学难题。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总结提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的丰富经验，不断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推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学理性提炼，提出了中国自主的标识性概念，基于中国经验揭示了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必然规律，构建了中国理论，形成了“中国之治”，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必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因而构建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理论，首先需要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出发，“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从而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上达成共识。一方面，对市场经济“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这就把市场经济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一般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和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我们党的伟大理论创造，使市场经济具有了新内涵、新形态、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而推进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一般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对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基于中国实践科学抽象出了市场经济一般，纠正了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般化、永恒化的错误，创立了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为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一）创造性提出了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

马克思认为，“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而分工又是交换的前提，“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因此，只要存在分工，不同经营主体或利益主体之间就需要交换，产品就转化为商品，甚至“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也是“两种商品互相交换”。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虽然存在分工，但“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因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不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我们党通过反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深刻教训，认识到计划经济“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四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突破了把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理论局限，把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抽象为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范畴和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就要求，“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不仅能够用于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高度，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制度体系的根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性、长期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能够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理论。

（二）创造性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突破市场经济仅仅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理论禁锢，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在于创造性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1月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揭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即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或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把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为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从而对市场经济的性质作出了新界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市场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是迄今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发展速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替代封建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从而使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主义最终要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把市场经济归结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将其作为适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范畴和规律，就是因为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自然地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西方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美好的、永恒的制度，而市场经济又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天然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一般的、永恒的市场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突破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理论和实践局限，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实践中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这就可以在更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上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并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中抽象出更为一般的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对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性理论认识，只有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后才能科学抽象出来。

（三）创造性提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迄今经历了三次重大理论跃迁：从不承认市场作用到发挥市场的辅助作用，这是改革传统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市场的辅助作用提升到基础性作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的新步伐。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差别，却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质定位和规律认识迈出的一大步，确立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从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性质的定位和认识，构建了市场经济新理论。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全新的判断标准。要成为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市场和积极发挥市场作用，而且还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量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质的改变。这就摒弃了西方经济学用所有制判断一国经济是否为市场经济这一错误标准。所有制的不同，只是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不同，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只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论它是与私有制经济相结合还是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都是市场经济。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要求在新时代“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从而为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基本方向和原则。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这就要使全党全社会明确，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从而确立政府和市场的基本作用边界。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为我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更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必须“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因此，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征、新要求，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有机体。

二、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必须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一般。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因此，全面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一般的抽象层面，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事实出发，才能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也才能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规避用市场经济一般抹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理论陷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使社会主义制度融入市场经济，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市场经济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机统一起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是因为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会影响和改变其他一切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生产关系，因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服从资本增殖的目的。同样，作为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必然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是支配一切的生产关系，因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服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同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本目的也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市场经济，就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一）发挥好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发挥好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1.发挥好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参与经济活动，“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导致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最终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使社会整体利益达到最优状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和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此做出了理论和统计上的验证，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用典型事实验证了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存在着市场失灵。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根本原因，认为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就是说，人只是特定利益的人格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个人是自身利益的人格化，他们不可能自觉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确，追求个人利益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一面，但二者也存在矛盾或冲突的一面。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需要确立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格化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那么，谁能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格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同时存在，这就需要统筹好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因此，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代表这一基本原理，确立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把我们党作为领导力量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之所以能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以增进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总揽全局，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全国一盘棋，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重大战略等，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此基础上，党通过凝聚共识，协调各方，形成合力，构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机制，从而确保“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发挥好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事前调节”和“事后调节”的有机统一。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对既有市场信息的有效反应，即使有效市场的所有前提条件都完美存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是“事后调节”，因而缺乏“事前调节”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这就容易导致资源错配或巨大浪费，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在对市场经济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特别是先发国家已经为后发国家展示出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的情况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政府的“事前调节”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在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后，虽然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就是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我们党依据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自觉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从而一次次验证了“事前调节”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二）发挥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内在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意味着，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可以实现更高效率和更加公平，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

1.发挥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的效率。马克思已经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尖锐，最终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优势，是因为：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的效率，“我们党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制度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成为产业升级的“排头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弥补了市场失灵。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不同所有制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从而提升市场有效性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规避了政府失灵。三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提升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因而在分配制度上要求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这就从制度上确保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防范经济的巨大波动。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在于把市场经济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一起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2.发挥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制度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公平正义。一是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有利于统筹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制度，最终确立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环节，促进机会公平，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在再分配环节，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社会调节力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引导、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形成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社会激励机制。二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多劳多得，勤劳致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不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损害公平，也不利于提高效率。因此，“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共同富裕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保持了基本稳定，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

3.发挥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工资成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价格，这就必然导致财富在资本家一端积累和贫困在工人阶级一端积累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甚至导致效率和公平的冲突，因为资本主义为克服危机，“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少数人谋利益，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可以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形成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没有富裕必然是共同的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从而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更加的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统筹效率和公平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

（三）发挥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整体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程度，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1.发挥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整体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因而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有利于形成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一是丰富和完善了制度体系。我们党创造性地把制度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制机制等多个层次，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优化了制度体系结构。我们党确定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制度，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基本性质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重要制度等具体制度，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制度有机体系，构建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构架。三是明晰了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党明确指出，在制度体系中，制度体系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只有使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才能建立起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

2.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整体优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治理优势。由于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因而国家治理效能的优劣，从根本上取决于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度的优势和竞争力。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提高制度竞争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我国制度优势的改革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遵循的原则是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

3.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整体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加强大的制度执行力。由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制度执行力是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就要狠抓制度执行，在执行力上，要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坚决反对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止不切实际地定目标，更不能选择性执行；在工作机制上，要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在激励机制上，要“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使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强大的制度执行力。

三、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破解之道

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把社会主义制度嵌入其中，实现了市场经济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机融合，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永恒论和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理论束缚，走出了一条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道路，为破解这道经济学世界性难题创造了中国理论，推进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因地制宜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以来，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世界性难题，究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经济学试图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永恒化和标准化，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绝对化、一般化，并以此作为判断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即使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发生作用的条件都是不同的，因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组合就会因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必然有所不同。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这表明，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各国必须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时就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的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统筹政府和市场关系，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原理。

我国之所以能够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既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科学定位，找到了中国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独特道路。

（二）相互促进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经济学把政府和市场理解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在国防、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市场运行一般条件等方面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深刻指出了国家存在的利益原因，认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的独立形式”。这就意味着，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是任何市场经济形式都必须采取的一般调节形式。但政府和市场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统筹好统一的一面，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应有之道。

我国之所以能够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党既看到了政府和市场具有对立的一面，因而强调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又充分认识到了政府和市场相互促进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在实践中不仅要确定政府作用的明确边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发挥作用时要尊重市场规律和运用市场规律，在对市场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系统推进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有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系统中才能科学认识和界定。西方经济学在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始终没有忘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加以把握。他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这就意味着，不能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我国之所以能够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党运用系统观念的科学思想方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党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局中进行科学定位。在强调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融入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要求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进行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继续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全面部署。这就确保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化，并不断取得成功。因此，把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这些原则，必须在改革实践中毫不动摇坚持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与时俱进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市场是严重不发育的，计划经济仍然占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只能体现为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组合模式。随着我国市场的不断发育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换，我们党适时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整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变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们党进一步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立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适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定位。

我国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党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解为一个不断演进的有机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演进，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只有依据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物质条件状况统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既发挥好市场的优势，又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把二者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演进，关键是实现政府和市场关系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既要依据市场的有效性确定政府作用的边界，又要规范政府作用提升市场有效性，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既要用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又要发挥市场作用防范政府失灵，“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五）守正创新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不仅要反映政府和市场的一般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特殊内涵，以科学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借鉴经济学的世界文明成果，在总结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标识性概念，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有效市场”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起全部作用”；“有为政府”就是在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因此，我国之所以能够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就在于我们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新概念，并用以指导新实践。

在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党又使用了“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的新提法。“统筹”概念的使用表明：一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有效市场的形成离不开有为政府的作用，“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有为政府的规范离不开有效市场的作用，使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建立在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统筹建设，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三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要统筹安排，市场做不了的和做不好的事由政府来做，弥补市场失灵；市场能做好的事就交给市场去做，防范政府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它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统筹兼顾。”

四、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因而要求“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进一步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从而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因此，这就需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端同时发力，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加有效，就必须适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

1.进一步完善产权明晰的多元化经营主体。我们党把产权制度提升到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高度加以完善，要求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制定和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推动民营企业数量增多和质量提升。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并以一流企业为引领，形成各类企业相互渗透、互为链条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2.进一步完善各类市场。完善商品和服务市场，建设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和现代流通体系，实现货畅其流，畅通商品循环；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城乡行业间的自由畅通流动，实现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内外贸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完善水、能源、交通等基础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合理的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二）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政府有为是相对于无为而言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需要进一步明晰政府哪些必须有为，哪些必须无为，以及如何作为。

1.进一步明晰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这就为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的内涵界定。

（1）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必须是“更好”，而不是“更多”，更不是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作为对党和国家工作有危害，但有时乱作为可能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既要反对不作为，又要反对乱作为，防止政府失灵。

（2）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必须有所不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直接配置资源、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导致部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多发”。因此，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不可逾越的红线，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政府要把该交给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不对微观主体活动进行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自我小循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3）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是要政府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体系，用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使市场经济成为法治经济；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和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使市场经济成为公平经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形成人人讲诚信的市场环境，使市场经济成为信用经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增强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承担意识，形成市场经济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机制，使市场经济成为道德经济。

2.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政府更好作为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在长期改革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设专章全面部署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任务，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强化宏观经济治理。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基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经济活动进行前瞻性规划、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完善国家战略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和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统筹协调功能；完善国家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调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

（2）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以往宏观调控和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强调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微观规制等宏观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把国家重大战略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国家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预期管理、高质量发展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等纳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政策的协同一致，既要推进经济政策的协同一致，也要推进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协同一致，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协调性，形成制度和政策合力。

（三）强化因地制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入，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动态化的特征。新形势下，需要强化因地制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世界各国为抢占发展制高点，在经济发展新赛道上赢得新竞争优势，纷纷制定发展战略和鼓励政策，充分发挥政府作用。2022年，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的《芯片与薯片：美国战略产业政策案例》报告就认为，像薯片这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完全可以由市场决定，但像芯片这样的关键行业则需要政府制定战略性产业政策，由国家来推动。我国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发展新优势和主动权，就必须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既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市场对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还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组织推进原创性、基础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充分发挥政府的战略规划作用，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充分发挥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政策的合力作用，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强做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就要求必须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内在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发展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如期实现现代化目标，这就需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纳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以全面部署，提出“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就意味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作者：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研究（2025年第7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