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变量估算方法

本文估算的变量包括：资本存量、利润率、资本周转速度、资本价值构成与剩余价值率。

（1）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存量＋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现金及存款。如前所述，预付资本指“束缚”在循环过程中的资本。固定资本在一年内始终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其价值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虽然流动资本在一年内不断周转，但其周转将会经历存货各阶段，存货中的相应部分表现为一种束缚或沉淀，因此存货是估算流动资本存量的突破口。正如杰弗瑞所言，存货的流入流出运动提供了一种衡量流动资本存量平均周转次数的机制。

资本存量可进一步划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具体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其中有两方面需要进一步解释：（a）以往的经验研究通常将存货视为不变流动资本存量，但严格来说，存货价值包含不变流动资本存量、可变资本存量和折旧存量三部分。折旧由固定资本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立即出售并回流，而是会束缚于存货中，所以将存货中包含的折旧价值称为“折旧存量”（折旧存量＝折旧／流动资本周转次数，具体理由见下文周转速度的相关说明）。因此，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存量＋折旧存量。（b）应收账款是企业出售商品之后形成的债权，此时货物已经出售，但商品价值尚未回流，形成了对资本的“占用”。应付账款是企业赊购形成的债务，减少了对自身资本的“占用”。企业账户中的现金及存款尽管有多重用途，其主要是用于购买生产要素的准备金，也形成了一种对资本的“占用”。

（2）利润率＝利润总量／资本存量；利润总量＝企业利润（经过存货估价与资本消耗调整）。

（3）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衡量资本周转速度。（a）标准公式：周转时间＝资本存量／年周转额；年周转额＝总产出－利润总量。在现实中，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周转速度，但其中既有量的差别，也有质的差别。所谓量的差别是指：作为固定资本的厂房和机器，周转速度不一样；作为流动资本的煤炭和棉花，周转速度也不一样。但从周转方式的角度看，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有质的差别，前者在一年内以完整实物形态加入生产过程，周转部分价值，后者的实物与价值在一年内多次周转。所以本文从总量核算的角度出发，只考虑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别，不进一步区分各自内部组成部分的周转速度差别。故而，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不变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可变资本周转速度＝折旧存量周转速度＝存货周转速度。（b）替代指标：私人存货－最终销售比（存销比）。该指标可直接在BEA数据库中获取，可以间接衡量周转速度：该比值越大，说明周转速度越慢。本文将（a）称为周转速度的标准公式，因为其直接来源于理论分析；将（b）称为替代指标，存销比是现代财务分析中的常见指标，衡量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与供需匹配状况，也侧面反映了资本的周转速度。

（4）本文采取两种方式衡量资本价值构成。（a）标准公式：资本价值构成＝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年使用不变资本／年使用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存量＋不变流动资本流量）／可变资本流量。不变流动资本流量＝总产出－工资与薪金－折旧；可变资本流量＝工资与薪金。标准公式中的分子包含了一年内企业实际发挥作用的固定资本价值量和实际消耗的不变流动资本价值量，分母是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因此，使用资本价值构成与企业的年生产规模相适应，最能反映技术构成的物质基础，最符合资本构成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排除了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b）近似公式：资本价值构成＝固定资产净存量／工资与薪金。标准公式与近似公式的比较详见后文。应该指出，价值构成并不完全等于有机构成，技术变化与价格变化都会影响价值构成。

（5）剩余价值率＝利润总量／可变资本流量，可变资本流量＝工资与薪金。

3.经验分析的结果

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如图1所示。总体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润率有所回升，但并未恢复到“黄金时代”的水平。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利润率提升幅度明显小于单次可变资本周转的剩余价值率。

资本周转速度如图2所示。整体来看，资本周转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加速、减速、加速、平稳与略微加速的历史过程。图2中两项指标在进入21世纪以后显示出不一样的趋势：私人存货－最终销售比总体保持稳定略有下降，表明周转速度保持稳定略有加快；总资本周转时间迅速上升，表明周转速度迅速减缓。本文认为，21世纪之后私人存货－最终销售比更能反映现实状况，而标准公式计算所得的总资本周转时间迅速上升则可能与统计数据和统计技术有关。1983~1999年、2000~2007年、2008~2021年总产出增长率分别为6.32％、5.33％、3.47％，增长率迅速下滑，使得周转时间公式分母相对减小，周转时间相对膨胀。这种不同寻常的下滑，除了与经济运行效率有关外，也与总产出的记录范围有关。总产出记录了大量中间交易的信息，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中间交易被记录得越多，总产出也就越大。美国总产出不同寻常的减少可能是因为美国近几十年来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由此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将许多产业转移到国外，主要进口最终消费品或生产模块等，导致许多中间生产过程的产值没有被记录，使得总产出偏小。

资本价值构成如图3所示。资本价值构成在长期中总体上升，带有明显的波动性。图3中两项指标在2008年以后显示出不一样的趋势：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在波动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固定资产净存量／工资与薪金略微下降。本文认为，2008年之后的资本价值构成略微下降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而由标准公式计算出来的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在波动中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样与总产出的异常下滑有关。从公式来看，不变流动资本流量＝总产出－工资与薪金－折旧。总产出的异常减少，就会低估作为分子的年使用资本，导致使用资本价值构成偏低。因此，无论是计算周转速度还是价值构成时，除了标准公式之外，都提供了替代指标或近似公式，以弥补由总产出异常下降带来的度量偏差。

四、利润率动态中的资本周转

长波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表现出的波动，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高峰从技术、制度和市场三个主要方面来观察长波的基本特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第四次扩张长波，并于20世纪70年代转入长波下降阶段；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扩张长波，2008~2009年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开启了萧条长波的新阶段。本节以此为基础，结合生产方式变革，重点分析资本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1.1947~1973年为第四次长波的扩张时期

这一次长波的主要技术基础是以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化工等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制度基础包括垄断大企业控制主要经济部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相对协调的劳资谈判制度、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等。战争中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国际社会战后重建的愿望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市场条件。这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良性循环为核心特征的福特制生产方式逐渐扩散并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资本周转速度逐渐加快。在生产领域，福特制的流水线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速度。流水线分工以泰勒科学管理为基础，管理部门通过对生产过程与劳动操作的研究，控制并指挥劳动过程的具体步骤及其操作方式。劳动的概念与执行遂逐渐相分离，管理人员专注于制定任务计划、协调与监督，直接操作工人只需按要求完成既定的简单动作。随着新的合金切割工具、多功能机床和电力传送装置的普遍应用，以标准化、简单化、连续化为特点的流水线分工迅速扩散，工人站在高速运转的机器旁并服从机器的生产要求，单件产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在流通领域，为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与能源供应以及便于出售商品，许多企业实行前后向一体化，形成了庞大的垄断企业，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流通效率。市场需求方面，国内外需求的普遍旺盛加快了经济循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资本品和消费品，美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国获得了强劲的国际需求。虽然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本土直接影响较小，但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大萧条的影响使得美国社会的消费需求被延迟到战后才充分释放；与此同时，相对协调的劳资谈判制度使得劳动收入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也为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福特制下的生产工具往往是单一功能的大型机器，并且需要大量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大规模的投资与生产使得资本价值构成在初期不断上升。但随着福特制的建立与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不断下降，特别是机器设备的价格逐渐降低。同时，美国利用国际援助、海外投资等经济手段控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海外市场的开拓使得原材料与能源供给更加充裕，生产资料价值的提高趋势大大放缓，最终导致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趋势随之放缓，甚至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剩余价值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尽管工人组建工会与资本家谈判，形成了稳定的工资提高机制，但是生产率有较大提升，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适应，资本家能获得较多利润，较高剩余价值率得以存在和维持。综上，这一时期的资本周转加快，资本价值构成先上升后下降，剩余价值率较高，使得利润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2.1974~1982年为第四次长波的萧条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基础依然是电力、内燃机和石油化工等技术，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尚在孕育发展中。制度基础则发生较大变化，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市场方面，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挤占了美国的国际市场份额，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也不能适应国内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新变化。福特制生产方式出现了危机，美国经济陷入滞涨。

这一时期资本周转速度减慢。在生产领域，福特制的内在特点使得周转加速达到极限。福特制需要投资于大规模专用机器设备，即使单件商品的生产时间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缩短，但固定资本在预付总资本比例中的提高会逐渐抵消这种作用，反而导致总资本周转时间延长。为保障生产过程连续性，各生产环节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库存，包括原材料、能源与零部件等，导致周转时间延长和成本提高。而且在流水线分工中，低技能工人的操作虽然简单，劳动强度却相当大，引起工人消极怠工甚至破坏机器的反抗。在流通领域，通过纵向兼并与混合兼并形成的庞大企业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日益显得臃肿与迟滞。在市场需求方面，国际国内需求不再旺盛，产能逐渐过剩，商品流通变慢。从国际条件看，德国、日本等工业国的恢复与崛起加剧了国际市场竞争，美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从国内条件看，耐用消费品市场逐渐饱和，汽车、电视机、冰箱等产品逐渐普及，居民的标准化需求逐渐转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然而福特制下的科层制决策结构使得产品线转换比较困难，专用机器设备面临高昂转换成本，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新变化。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也迅速上升。一方面，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推高了资本价值构成。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旧技术浪潮（电力、内燃机、石油化工等技术）的拓展期末期，技术潜力即将穷尽，这将提高传统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而新技术浪潮（信息技术）正在进入导入期，新兴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的生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比较高。两种效应的叠加，导致资本价值构成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时期的剩余价值率也在缓慢下降。商品出售变得困难，生产成本有所提高，导致利润大幅下滑；但已经签订的劳资协议使劳动收入表现出一定的刚性，工资下滑的速度比利润下滑的速度慢，使得剩余价值率下降。综上，这一时期周转速度减慢，价值构成上升，剩余价值率下降，使得利润率下降并陷入低迷状态。

3.1983~2007年为第五次长波的扩张时期

这一次长波的主要技术基础是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制度基础则转向了以打击劳工势力、全球化、金融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市场方面，新技术革命创造了强劲需求，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拓展了海外市场。美国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借鉴源于日本的精益生产，降低了产品转换的成本、提升了制造系统的弹性，形成了核心－外围的网络生产方式。

这一时期周转速度先加快而后趋于平稳。在生产领域，原有的福特制大型企业推行组织瘦身和业务流程再造，专注核心业务、剥离非核心业务，将大量生产活动分包给其他企业，形成核心－外围的网络化企业组织形态。在这一组织形态中，更发达的信息技术应用构成了协调生产诸环节的纽带，及时生产得以更好地实现，预付资本得以节约。在供应与制造环节，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等系统使各环节快速反应，原材料、零部件、在制品的库存和浪费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减少各种不必要的生产消耗和中间层级的管理监督人员。在研发环节，工作流程采取交叉并行方式，缩短了产品设计研发与投产周期。在销售环节，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有助于客户需求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此外，机器设备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也加快了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速度。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美国许多产业向国外转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在流通领域，通信与物流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递与物流运输的效率，为响应需求、协调流程、管理库存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类“时空压缩”的技术进步使世界连接得更加紧密。一方面，卫星通信、光纤网络的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消息传递更加迅捷。另一方面，商用喷气式飞机加快了人员与物资的空间移动速度，陆运和海运集装箱显著减少了大批量货运的成本与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末，约90％的世界贸易货物通过专门定制的集装箱船运输。市场需求方面，多方面因素组合带来旺盛需求。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本身引起强劲需求：新技术催生大量新兴经济部门，如芯片生产、计算机制造等；带动大规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光纤网络、无线通信基站等；新型信息技术产品也增强了居民消费意愿。其次，福特制下的专用性机器设备转换为可快速更换模具的通用性机器设备，福特制下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人的分离转换为多技能工人团队合作，增强了企业响应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与速度。最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对世界的出口增长速度再次加快，美国对外投资与外汇交易也迅猛发展起来。

然而，进入21世纪后，资本周转速度并未延续加速态势，而是逐渐趋于平稳。这一时期通讯技术的改进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依然在发展，比如，光纤互联网的普及、数据中心的建设、传统仓库向物流中心的改造以及第三方物流提供商的崛起等。但美国的铁路、公路、管道等交通运输网络在20世纪就达到了成熟规模，这些基础设施通常老旧，政府支出有相当部分用于维护与运营而非改造与升级，制约了物流速度的提高。市场需求方面，国内国际需求开始收缩，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周转速度的加快。从国内需求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特别是金融化的发展使得包括食利者收入在内的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抑制了国内有效需求。21世纪10年代初，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近25％，其财富占全国总财富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从国际需求来看，美国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导致国际竞争力有所削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冲击了美国国际市场份额。工业产能利用率是衡量需求旺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000~2007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仅为78.60％，1983~1999年则为81.57％。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经历了先降低后提高的过程。信息技术设备投资主要受芯片、存储器价格影响，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信息技术设备在性能急速提升的同时其成本与价格在快速下降。信息技术相关不变资本迅速贬值，抵消了物质数量的扩大，使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芯片价格下降的速度趋缓，效能翻倍时间大大提升，促成了价值构成的快速上涨。这一时期剩余价值率开始提高：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内广泛打击劳工势力，削弱工会力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美国产业向外转移、以低成本原则布局和控制全球生产网络的策略走向深化，更有效地抑制了国内劳工的谈判势力，使得剩余价值率逐渐提高。综上，这一时期周转速度加快又转入平稳，资本价值构成降低而后上升，剩余价值率提高，使得利润率有所上升，但未恢复到黄金年代的水平。

4.2008~2021年为第五次长波的萧条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基础依然是以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还在孕育发展中。制度基础整体延续了金融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其危机日益凸显。在市场方面，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疲软。核心－外围的网络生产方式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成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平台经济以敏感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为基础，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信息。尽管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具有加速资本周转的潜能，但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周转速度只略微加快。

在生产领域，（1）部分产业链分工达到极限，阻碍了周转速度加快。产品内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但是一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模块存在一定的限度，如果越过这个边界，分工收益将下降、成本将上升。以汽车产业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几种车型为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超过100种，产业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既有产品架构下，全球分工难有突破性进展。（2）基于平台的智能化生产具有整合各类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潜能，但目前作用还未完全显现。美国工业互联网致力于通过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融合，将工业系统与互联网连接起来，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与智能化水平。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众多开发者，各类针对具体场景的工业知识可以实现软件封装化，企业可以借助平台整合的创新资源加快自身研发速度。智能化生产可以更灵敏地接收后端反馈的信息并做出调整，提高制造系统柔性，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然而整个生产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还需要更长时间。

在流通领域，（1）数字平台的兴起有利于更快速、更精准地匹配供给与需求，提高流通效率：一方面，数字平台对撮合交易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供需双方的适配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搜寻成本，商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线上艺术表演等新业态发展起来，实现服务生产和消费跨时空进行，突破传统服务业要求同时同地或“点对点”进行的限制。（2）美国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管理，这对周转速度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长的运输距离、更多的供应链参与者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与协调难度，精密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各类中断因素面前变得脆弱。有学者研究发现，供应链中断事件使得受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销售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在本季度内平均下降了26.5％、12.7％和16.1％。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是常见的供应链中断因素。近些年来，国际经贸摩擦、新冠大流行等重大国际事件强化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美国通过增加关键产品库存等方式加强供应链管理。

需求方面，在金融化和平台经济的影响下，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实际投资持续低迷，疲软的需求最终制约了周转速度的加快。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迅猛发展的平台经济成为金融资本投机的新领域。平台经济金融化一方面通过股息分配、股票回购等方式攫取投机收益，另一方面也促进平台企业的扩张。大平台在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大幅提高服务价格的同时降低服务质量，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代价提高自身利润；对平台商家抽取高额租金，大量挤压中小资本的利润空间。而且相对于直接交易或采用传统中间商交易模式的生产者，平台参与者生产的商品具有更快的周转速度，能够在给定时间内赚取更多利润，平台可以从中转移更多租金收入。大平台正是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垄断，攫取了大量垄断收益。在金融化与无形资产垄断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利润之谜，即投资率在下降的同时，利润份额与利润率却在上升。在贫富分化、投资低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需求不振。2008~2021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仅76.12％。缺乏实际需求的有力支撑，流通技术、供需匹配技术的繁荣发展在促进资本周转加快方面所能发挥的效力有限。

这一时期资本价值构成略微下降。新一轮科技革命通常会带动大规模投资与设备更新，关键生产要素与相关设备价格也较高，具有推动资本价值构成上升的潜在力量；但数字技术革命的技术特点使得其推升资本价值构成的作用相对较弱。具体来看，数字技术可以使得较少的不变资本替代等量活劳动，比如，一台市场价十多万元的工业机器人足以替代多名工人。增材制造、基于数据分析的流程优化等数字技术手段也能在设计、生产、流通、回收等环节节约资源。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出许多不变资本需求相对较低的新工作岗位，如从事研发的算法工程师、“喂养”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员等。同时，垂直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促使美国页岩气和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得以大规模开发，页岩革命使得美国能源供给更加充足，能源成本更低，这也有助于智能革命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存储与运算分析具有庞大的能源需求）。这一时期的剩余价值率略有提高。2008年危机之后，不利于劳工的分配政策依然延续，特别是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加深了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剩余价值率有所提高。综上，这一时期周转速度略微加快，资本价值构成略微下降，剩余价值率有所提高，使得利润率总体有所提高。

五、结语

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增殖自身，通过加快周转速度来更快速、更大量地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具体来看，由于流通时间是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所以，“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为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节约预付资本，资本同样具有动力不断缩短生产时间。因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管理时间的方式（包括新产品研发和引进时间、生产时间、销售时间等）成为竞争优势的新来源，企业成为“基于时间的竞争者（time-based competitors）”，渴望赢得“基于时间的竞争”。正是因为周转速度或周转时间在现代经济运动中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理论、经验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分析了资本周转如何影响利润率动态。

当前数字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为进一步加快周转速度、提高生产流通效率提供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介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各类平台，借助越来越快捷便利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交通运输工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普遍的物质交换关系深入发展。但是受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制约，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资本积累包含着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1）不断发展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更多的是意味着对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不是新剩余价值的创造。诚然，平台经济囊括了更多的经济主体与生产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整合。但是从现实来看，在蓬勃兴起的各种平台中，撮合交易的流通性平台与加快信息传播的媒介性平台发展势头最为猛烈，其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垄断租金（剩余价值转移），而非创新利润（新增剩余价值）。金融部门则是典型的非生产性部门，其收入是对总剩余价值的转移。（2）平台经济以及金融化的发展导致收入与财富向金字塔顶端汇聚，再加上实体资本投资低迷，导致总需求疲软、价值实现困难。以上矛盾与危机似乎也解释了周转速度、经济活力在微观感受与宏观表现上的微妙差异：在微观上，通讯物流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更深度地嵌入平台，可以更高效地收发讯息以及交易商品，传播与流通效率快速提高，地理空间距离被快速“压缩”；但是宏观表现却并不如此生机勃勃，资本周转速度只是缓慢加快，经济与利润率也只缓慢增长。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王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姚欣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4届毕业生

本文转载自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