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造就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是理论界需要阐明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论述为纬，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经，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了理论创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的根本原因。（1）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与落后社会形态相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此后后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运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各种问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是三大理论创造的核心环节，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阐明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并未提供判断混合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法，创立并发展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分析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判断后进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后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3）基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共产党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致力于解决不同历史方位下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决的后进国家经济如何持续有效发展的问题，创造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高质量发展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4）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问题。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转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准确分析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立又存在普遍联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相继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论、和平与发展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初步形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反过来又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想武器，并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其中，“理论创新”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各种经济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价值成分的吸收、转化和创新，而“理论创造”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新思想的发掘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或当代世界发展新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始性创新（顾海良，2021），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也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阐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造，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不断促进新的理论成果形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任务，对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对本文大有裨益。一是按照阶段性详细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顾海良，2021；洪银兴，2021a；张雷声，2021）；二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进行经济理论创新和创造的必要性、方法、具体内容以及面临的重要问题（顾海良，2021；简新华，2021；裴长洪、彭磊，2021）；三是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分配理论、共同富裕理论、以及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等等（洪银兴，2021b；简新华、程杨洋，2021；简新华、聂长飞，2021；白永秀等，2021；逄锦聚，2021；裴长洪，2016）。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提出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并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但“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正确判断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尚庆飞，2017），形成了三大系统的理论创造。第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是三大理论创造的核心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用于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前提。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明确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结合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准确分析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立又存在普遍联系，创新发展了人类共同体思想。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历史方位是客观事物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阶段或状态，判断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应当包括明确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阐明了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并未提供判断混合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法，创立并发展了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分析法，创造性地解决了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一）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源泉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理论与中国实际

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式。一是“三大社会形态说”，根据人的发展状态，将社会形态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三大形态；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提示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恩格斯（2018）、列宁（2020，第24—40页）和斯大林（1979，第424—454页）则主张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发展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例如，列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等三个阶段；调节学派根据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生产和消费的不同特点，将其区分为外延型积累体系、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大规模个性化消费的积累体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根据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具有调节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特性，将其分为进步时代的调节主义的SSA、一战后的自由主义的SSA、二战后的调节主义的SSA以及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的SSA；宇野学派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使用价值生产的不同，从而产业技术和积累模式的不同，将资本主义划分为重商主义阶段、自由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消费主义阶段等（谢富胜，2017）。

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理论无法直接用于判断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通常忽略了“三大社会形态说”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联系，把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单线”模式，从而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真正思想（梅洛蒂，1981，第21页）。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兼具历史统一性和空间多样性的“一元多线”特征（梅洛蒂，1981），即社会形态在时间上向前发展形成了“三大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在空间中并存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有些国家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但有些国家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扩张的社会经济秩序，“榨取全世界的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马克思曾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为研究对象，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并提出要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号召，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如何改变了落后国家社会形态的性质。托洛茨基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与其他落后的社会形态发生“连接”，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的社会形态在地理空间上的结合，创造出多种社会混合的形态，“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近代中国就处于一种混合的社会形态，如何判断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也没有为判断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提供统一的理论标准，中国从“混合的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认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的另一重大问题。

（二）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及其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为革命指明方向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打破了封建制度，征服了封建势力，推动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等错误主张（谢本书，1987；吴怀友、刘艳，2013）。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通过社会调查和农村经济性质的分析，正确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瞿秋白，1985；张闻天，1985），但缺乏一个判断社会形态性质的理论。

1937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出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的创立，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形态性质的学理依据，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而“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着过程的根本性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基本矛盾解决了，事物发展整个过程也就终结了，事物根本性质也就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矛盾在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在同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主要矛盾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只存在于基本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变化区分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产生、发展、变化要受基本矛盾的规定和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才能逐步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程度，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而“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基本矛盾分析法正确认识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和革命任务，但却没能准确把握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军事和政治。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并且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判断当时的中国革命是在走第一步，并据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成为了首要问题。尽管中共八大决议正确认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却没能坚持这一正确认识，错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混淆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的根源。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区分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修正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并从三个方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其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就社会发展而言，“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其二，区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其三，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服从于基本矛盾，以人民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有阶段的，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概念，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随之不断变化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主要矛盾的转变“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

（三）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的运用：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1953—1956年）。建国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确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旧时代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此期间，要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充分利用它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中国的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以后……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近社会主义新时期”。1949—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工业比重增加，国营经济的成分上升，到1952年底，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性胜利。

1952年9月，基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和国内“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成本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的有利形势，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计民生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三个提法，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性质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革命任务“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到了1956年，党中央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正确认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后来中国共产党没能坚持这一正确认识，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失误。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反思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通过准确把握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判断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改革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只讲社会主义不讲初级阶段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和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种道路的存在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因此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谢富胜，201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化解其他矛盾的着力点，“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二、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

建国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共产党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线任务，致力于解决不同历史方位下的主要矛盾，在实践中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决的落后国家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问题，创造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高质量发展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

（一）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困境与中国突破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历史和实践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入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并使其持续有效发展的问题（简新华、聂长飞，202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步构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的大发展，如何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虽然曾提出“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提出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有益成果和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却没有回答如何做的问题。列宁也曾指出，尚未有人回答过“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复制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掠夺和殖民的历史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显然不是正确答案。

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建立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列宁和斯大林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否则，“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和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走出了一条“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建立了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失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终止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仍然没能回答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用建国后70余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回答了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持续有效地发展经济的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方位下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也发生变化，践行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中国的发展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无到有”——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需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发展战略，以国家和政府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农业支持工业为机制保障，以同苏联合作为基本方法，从0到1地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论。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通常是工业化带动的（刘伟，蔡志洲，2015）。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生产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的劳动体系，摆脱个人劳动的生理局限，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演变，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最终形态，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只有“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才使得大工业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并“得以自立”。与此同时，落后国家在发展经济时，市场缺陷引致的扭曲效应会通过后向需求联系而累积，导致上游工业部门成为缺陷的交汇点，并且具有最大规模的扭曲效应（Liu，2019）。这表明落后国家要克服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并发展现代生产的前提是建立工业体系，并且要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为建立工业体系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以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给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但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发展重工业面临重重困难。兴建重工业的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且资金回流慢，并且战争对中国重工业的破坏十分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比战前还降低了70%（董志凯，2009）。私人资本“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在物资和技术匮乏的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只能由国家来主导，“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

在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下，中国逐步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由于工业化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前人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毛泽东曾在建国前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中国向美国出口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换取美国的重工业产品和企业投资（董志凯等，1993，第114—115页），但战后国际形势使该计划未能实现。建国初期，中国制定了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到“一五计划”时期，逐步确定了“156项”建设计划。为了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业建设，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设立了计划机构以拟订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监测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搞好经济总量平衡、优化重大经济结构、安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等（董志凯，2003）。与此同时，彻底的土地改革引领的农业改造和治理模式变革也保障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机制（孙乐强，2021）。1952—1966年，新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集中全国力量并利用苏联技术、设备和资金，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与中国自主完成的1000余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相配套，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工业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新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董志凯，1999）。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融入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重要观点。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品产量大大增加，“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从无到有”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

（三）“从有到优”——启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潜在生产能力的释放，中国共产党通过渐进式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在落后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根本前提，而一旦工业体系建立，如何激发各经济主体活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但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脱胎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时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表明中国应当借鉴现代生产的有益经验，通过引入市场调节机制赋予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加速经济的循环运转；从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空间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消灭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表明国家和政府既不能完全退出也不能大包大揽，而应当在积极制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以顺应市场规律的方式干预经济，即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受限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完全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定局限性，“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导致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无法释放，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障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了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从农村开始后转移到城市，改革的原则和方针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层层推进，逐渐深化，不断解决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使中国成为唯一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从四个方面启动了经济增长。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业协同竞争结构（谢富胜、王松，2020）。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系列政策实施，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让位于公有制为主体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20世纪90年代，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确立，国有企业通过“抓大放小”的改革逐渐退出了不占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并增强了在具有竞争优势和国民基础性领域的规模效应。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优势，填补了国有企业退出领域的空白，形成了高度协作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垂直产业结构，专业化协作水平和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程度大大提高。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步推进了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党的十五大宣布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第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第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抓住机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下游加工制造业企业以生产模块化部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保障下，制造业投资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并通过国企—民企的垂直产业结构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了城镇化过程，带动了住房、汽车需求和基建投资，形成了产品有市场、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人民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良性国民经济循环，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期。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从有到优”地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引擎”。

（四）“从优到精”——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高质量发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战略措施，逐步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形成了高质量发展论。

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并不是具备了物质基础后，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累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因此，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各种问题，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积累而转变发展方式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围绕着高质量发展，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多项举措，核心就是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进。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赋予了高质量发展新的内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对新发展阶段下新形势、新问题的全面回应，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1世纪以来，中国适应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转变，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取得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但这建立在企业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之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世界工厂”的数量和规模优势。随着全球市场收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承载能力达到瓶颈、科学技术重要性全面提升，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经济增速趋缓（刘鹤，2020）。这表明“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

新发展格局在战略层面上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问题。具体来看，第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原则，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行动准则，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内外联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满足国内需求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需求结构，贯通经济循环各环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第三，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不断巩固、增强、利用和发挥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需求侧管理，释放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第四，抓住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从引进技术迈向自主创新，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第五，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稳固的基本盘，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紧紧把握重要战略机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续写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历史，有机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国家。

三、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奋斗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所处历史方位，回答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难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中直接找到答案，也不能简单将以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苏联对外交往理论作为解决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实践中，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转化和现实要求，重新发现了被帝国主义论忽略的、蕴含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普遍联系思想，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相继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论、和平与发展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外交往思想的集大成，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系统总结和最新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是在分析资本逻辑及其形成的阶级共同体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本质是利益共同体，根据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依次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类共同体，分别对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黄瑾，2019；徐斌，2019）。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原始封闭的交往方式逐渐被消灭，“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产生了现代意义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交往。这种不断扩大的世界交往为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创造“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交往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马克思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了“真正的共同体”一词。第一种是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此时所形成的共同体才真正使得一切人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种是“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资产者，以国家和资产阶级国际联盟的形式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为了掩盖阶级利益冲突，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其实质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资本主义世界交往将资产阶级国家“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自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勾勒了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人类世界如何从阶级利益共同体过渡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以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矛盾关系为主线，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共同体对资产阶级共同体的革命方式实现未来社会的发展过渡，并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关系。

列宁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背景，创造了帝国主义理论，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代表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代表资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强调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地区的破坏作用。尽管列宁曾经指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客观规律不受任何阶级的主观愿望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付出一定代价也应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列宁的理论中，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仍以阶级共同体对立矛盾为前提和基础，二者的交往关系只是出于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文明成果吸收、利用的目的，本质上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列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世界政治的一切事变必然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世界资本主义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其中，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力量主要来自于被压迫的国家及其劳动者阶级。

斯大林进一步将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对立关系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论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论（钟哲明，2006）。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并存被看作是暂时现象，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分别作为两大阶级共同体的代表，表现为直接的对立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对立的理论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表现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两大阵营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中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阐述。它突破了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两大阵营对立论，重新强调了长期被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普遍交往的理论，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争取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毛泽东认为，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974年，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世界存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跳出了简单以意识形态决定世界交往关系主要矛盾的窠臼，指出阶级利益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矛盾，世界交往不应局限于阶级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早在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世界主要矛盾超出阶级共同体的二重划分，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矛盾深化，美国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实行着实力政策”，不仅被压迫民族国家反对美国的力量强大起来，西方阵营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日渐加深，法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样也存在矛盾，中苏关系因为苏联对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而恶化（王树荫，2015，第426页）。毛泽东指出，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共同体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具有超社会性质的共同利益。20世纪60年代，中国尽可能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民反帝斗争，给予已独立亚非拉友好国家尽可能的援助，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保持着较大的战略主动局面（李捷，1993）。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除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与日本以及英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国际经贸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日本为例，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53年时为992万美元，1970年时增长到8.1亿美元。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中国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尽可能扩大交往范围，包括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合作。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且要与英法等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主动巩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经验之间关系。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王树荫，2015，第425页）。中国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与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第二世界国家贸易额增长十分迅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成套工业设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裴长洪，2021a）。1978年时，中日、中（联邦）德贸易总额分别从1971年的8.8亿、2.3亿美元增加到48.2亿、13.6亿美元。

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理论回答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依赖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存在超意识形态的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在列宁帝国主义论后的重大理论突破，为中国全方位参与世界交往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争取了有利于生存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刘山、薛君，1998，第34页；胡为雄，2013）。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思想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存在两个对立阶级共同体的现实，指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思想。在“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战略判断下，中国在区域、产业、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开始渐进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裴长洪，刘斌，2020；江小涓，2021），创新性解决了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和平与发展思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它继承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两大阶级共同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不再是主要问题，中国应该抓住资本带来的世界普遍发展的机遇，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得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必然性，以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为摆脱落后局面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思想，邓小平对世界各国基于发展逻辑而必然保持广泛世界交往的论述具有鲜明的创新性（顾龙生，2014，第696—698页）。和平与发展思想指明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以合作为主的总体方向，为此后坚定不移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奠定了基调。

和平与发展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国外资本的关系问题，指出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列宁垄断资本理论基础上，论述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二重性质，为中国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拥有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以独立自主的身份与国际资本合作，不再是无力摆脱国际资本控制的被掠夺者，“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于缺乏先进生产技术、现代管理经验的中国经济来说，吸收国际资本在中国境内投资，能够较快地解决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提高民族资本的技术水平。这意味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并不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互相排斥关系，二者的合作也不是对抗思维下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顾龙生，2014，第696—697页）。1979—1984年期间，中国以合资、合作经营、外资、合作开发项目等形式利用的外资规模为29.63亿美元，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这一数值在1985—1992年增加到324.05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摆脱意识形态限制提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思想，积极推动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多极化”的概念最早是法国学者提出，尼克松也曾提出五级格局说，将中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极。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有着不同的含义。首先，它以“人类自由联合体”为价值导向，提出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强调各国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其次，它将世界多极化趋势置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之下，而不是美苏两极大格局或以美国为核心条件下，这意味着对多极化的认识不以基于意识形态的两大对抗性阵营为前提，避免了片面以两大阶级利益共同体分析世界可能产生的认知误区。再次，它将多极化趋势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在多极化趋势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生产碎片化”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全球化趋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1993—2000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1992年的192亿美元提高到594亿美元，外商投资约占当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3%。

世界多极化趋势将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世界中实现发展，更要参与到世界秩序建设中。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000-2011年期间，中国不断创新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从407亿美元增加到1160亿美元。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姿态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除了因分属不同的阶级利益共同体而产生冲突，更加紧密的国际经济交往使得各国有了更多超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处于“三个世界”不同位置的各国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等问题上面临更深刻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逐步具备了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力量，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把我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后，中国需要从模仿到成熟运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012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而西方世界仍然处于后国际金融危机调整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从中华民族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传统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明确回答了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开放型经济，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人类世界的重大历史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指出人类可以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构建超越两大阶级共同体对立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不同国家、民族的世界人民具有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它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而是强调利益共同性。尽管经济基础具有决定作用，但是上层建筑同样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能力，“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并朝着“个人全面发展”共同体过渡（孙来斌，2019；黄瑾，2019）。“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率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它不仅在原则和理念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所具有的弊端，在建设模式上也为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个人全面发展”提供了支撑。“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聚焦点，以基础设施为基石，是对发达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世界市场越是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发达的道路交通和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就变得更加必要，“大工业应当首先制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石，是打破落后国家持续不发展瓶颈的关键。目前，“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取得积极进展，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合作港口建设运营良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建设稳步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了被主流国际经济理论回避的全球生产关系问题，强调共赢共享的发展。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试图掩盖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然而，如马克思所揭露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切经济行为都发生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人假设”回避了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裴长洪，刘洪愧，2018），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国际贸易发生于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Smith, 2016）。若以这些理论指导实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极易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成为“核心—外围”世界体系的牺牲者（刘伟、王文，2019）。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应通过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繁荣的世界。中国正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即高标准的贸易协定、高质量的全球合作平台、高自由度的自贸区、高开放度的贸易规则（江小涓，2021），推动世界互利共赢。2013年至2021年初，中国已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贸区，2021年9月中国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提交申请。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克服了西方以“霸权稳定论”为基础、以维护本国资本利益为目的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狭隘视角。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英国、美国等霸权国家为维护本国资本利益扮演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裴长洪，2014，2018；考克斯，2004），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只有一种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价值导向的新国际秩序倡议（裴长洪，2021a），将“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案。自该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得到了越多越多国家的肯定和响应。截止到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16+1”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组织。2013年至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在华投资达到约600亿美元。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一半以上，新签合同额141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2亿元。

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资本逻辑使得人类社会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共同挑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人类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挑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正如马克思在“两个绝不会”理论中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仍具有活力的条件下不可能、自发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结论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过程中，通过侵略和殖民等途径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国家的社会形态相连接，导致落后国家发展进程受阻，形成了混合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建立与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新的历史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具体实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正是在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科学运用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同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各种问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量变与质变相承接的特点。阶段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并形成了适应该阶段实际情况的经济思想；连续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形成的经济思想，都集成了上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矛盾分析法的发展和运用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造、使其经济思想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问题导向的辩证思维方法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随着矛盾的不断发展运动，通过准确判断和解决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内容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一般、特殊、个别”组成的多层次复合的科学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原理来看，这一论述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立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出发点；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稳中求进的辩证思维方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立足于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阐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明确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和路线图，开启了“新三步走战略”的伟大征程；做出了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政策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措施，核心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包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集大成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继承、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高峰，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定，其一系列的论断与观点还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呼唤，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8届博士毕业生）

注：本文转载自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