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与危机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回落。美国的失业率在2022年4月降到了3.6%，接近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在2022年3月降到了5.1%，也低于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然而，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西方国家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失业率下降的同时，各类非标准工作却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平台经济中的网络零工迅速增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从事网络零工的比重从2016年的8%上升至2021年的16%，其中，低收入人群从事网络零工的比重从2016年的10%上升至2021年的25%。另据最新一轮美国“工作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者中，有27.7%的受访者正在从事网络零工、兼职工作、临时工作、独立承包、按需服务、线上销售等各类非标准工作。有趣的是，上述调查还显示，40.1%的“失业”受访者和23.4%的“已退出经济活动”的受访者也在从事非标准工作。

以平台网络零工为代表的非标准工作日益普遍，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平台经济中“无保障工作”（precarious work）的强烈关注。一般认为，无保障工作是指这样一类工作：从事此类工作的劳动者处于朝不保夕、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自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所谓“标准雇佣关系”：劳动者与单一雇主签订长期的全职雇佣合同，获得稳定的工资，参加工会并享受各项福利。然而，自1970年代末以来，劳资关系发生了逆转，标准雇佣关系解体，各类非标准工作日益普遍，导致劳动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工作和收入波动不定。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快速崛起加速了用工制度的零工化，产生了大量与数字经济相结合的无保障工作。西方国家虽然实现了失业率的回落，但却以无保障工作的增加为代价。承受失业还是接受无保障工作？这一两难选择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劳动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首先对无保障工作理论进行评述，并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这一框架对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进行剖析。

二、无保障工作理论述评

根据荷兰历史学家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的考证，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临时苦力”“临时受雇者”等范畴。1840年，法国就有人用“无保障”一词来形容工人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了新机器的采用会给工人带来失业和贫困。他指出：“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这里的“动摇不定”就是指劳动者的无保障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可以说，无保障工作现象早已获得关注，但关键在于如何将现象进行概念化，并从理论上阐释现象的根源。

直到1960年代，无保障工作才真正上升为一个理论概念。当时的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有保障的工作是高收入国家所独有的特征，因而，最初有关无保障工作的研究主要关注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1989年，格里·罗杰斯（Gerry Rodgers）和珍妮·罗杰斯（Janine Rodgers）编写的《劳动市场监管中的无保障工作》（Precarious Job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The Growth of Atypical 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一书首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无保障工作的概念，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罗杰斯等人认为，无保障工作具有四个维度：劳动者能确保工作不间断的程度；劳动者对工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工作节奏的控制程度；劳动者受法律制度、集体组织以及福利制度保护的程度；劳动者收入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程度。罗杰斯等人的概念构建方法意味着“无保障”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各类工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乏保障的问题。

现有的研究大多延续罗杰斯等人的思路，从不确定、不稳定的角度界定无保障工作。美国社会学家阿恩·卡勒伯格（Arne L. Kalleberg）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在无保障工作中，劳动者处于不确定、变化无常和缺乏保障的状态；企业或政府将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而同时，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和法定权益却极为有限。与罗杰斯等人不同，卡勒伯格认为，无保障工作原本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只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存在；但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为中介”的开放型雇佣关系日益普遍，无保障工作才扩散到整个劳动力市场。

该领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斯坦丁概括了无保障工作的七个特点：一是工作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失业；二是工作量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工作量不足；三是工作岗位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岗位调动；四是生产的安全性缺乏保障，劳动者可能面临职业伤害；五是技能更新缺乏保障，劳动者无法保证自身的技能能够适应生产的需要；六是劳动者的收入缺乏保障；七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的代表权缺乏保障。斯坦丁将缺乏上述七种保障的人群称为“无保障的无产者”（precariat），认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级。他认为，这个新阶级倾向于被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给西方政治制度造成威胁。

从上述梳理可见，无保障工作理论抓住了西方国家劳动者状况的突出问题，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新变化。然而，现有的研究缺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第一，现有的研究未能充分结合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分析。无保障工作理论主要基于对微观现象的描述归纳，并将这些现象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服务业化等宏观经济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而在宏观经济变化与微观劳动者状况之间缺乏必要的中介，导致该理论的启发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劳资关系正是这些研究所缺少的理论中介。各种宏观因素只有通过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作用于劳资关系，才能对劳动者状况产生影响。在缺少理论中介的情况下，“无保障”变成了特定劳动者群体所具有的一组症状，而不是劳资关系的外在表现。卡勒伯格将无保障工作转化为工作质量问题，进一步弱化了概念的分析性，致使“无保障”退化为一组有待测量的工作质量指标。斯坦丁的“无保障的无产者”的概念则完全脱离了生产关系，仅凭缺乏各种保障而定义一个新阶级，因而也就不可能构建一个科学的阶级概念。

第二，现有的研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保障工作的历史性重视不足。西方学术界通常以黄金时代的标准雇佣关系作为无保障工作的参照系。斯坦丁甚至将“无保障的无产者”与“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而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仅指处于标准雇佣关系中的工人。然而，纵观资本主义历史，黄金时代有其特殊性，它是资本主义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独特产物。资本主义大萧条、国内工人运动与国外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都是黄金时代的历史前提。即便在黄金时代，标准雇佣关系也仅存在于少数大企业，大量女性、移民、少数族裔劳动者并不能参与到标准雇佣关系之中。因此，对无保障工作的分析不能以黄金时代作为参照点，而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探寻无保障工作产生的根源。

第三，现有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无保障工作的普遍性重视不足。无保障工作的概念总是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联系，而西方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工作则主要采用非正规性（informality）、非正规工作（informal work）等概念。采用不同的范畴来讨论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相似现象是一种不合理的“二元主义”。首先，无保障工作所囊括的现象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位加纳学者曾这样回应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你们所谓的无保障工作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在加纳称之为‘工作’的东西。”其次，“无保障”与非正规性二者相互联系，但各有侧重。非正规性强调法律、监管等制度的缺位或制度得不到执行，这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会存在，而“无保障”则强调劳动者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二者理应是相互联系但彼此独立的概念，并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

总之，无保障工作理论应摆脱黄金时代标准雇佣关系的影响，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上来，以对劳资关系的分析为基础，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影响，提升理论的一般性与解释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工人阶级无保障现象的分析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形式上与实际上的从属关系、产业后备军、现役劳动军等重要的概念和理论，论述了生产方式演变与资本积累过程对工人的影响，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动规律，刻画出机器大工业、现代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家庭劳动共存的经济形态，为分析无保障工作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与启示。

（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无保障工作产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方式的整个现实形态也在改变，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从属”发展为“实际从属”。当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主导生产方式后，实际从属关系显著深化。机器大工业极大地挤压了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的生存空间，切断了劳动者的退路，迫使其向资本出卖劳动力。保留下来的家庭劳动必须受制于大工业生产，为大工业扮演补充性角色，在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赋予资本一种特权。一方面，工人丧失了退路，工人集体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工人个体只有被资本雇佣才能以社会平均水平进行生产并获得生活资料。马克思指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与工人相对立，导致当工人的劳动能力脱离资本而独立存在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虽然资本需要劳动力，但资本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劳动者，资本总是能够对个别劳动者进行替换。马克思指出：“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不断使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不断再生产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反复进行的历史过程。即便新产品和新行业的出现创造出新的工人技能，资本对技术的改造也会使技能贬值，从而再生产出可替代的工人。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导致了工人对资本的单向依赖。资本对劳动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会为了更好地获取剩余价值而改变雇佣数量、工作安排和激励模式，从而将市场竞争、经济周期、技术变化、政策调整所产生的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是无保障工作产生的根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特征，因此无保障工作本身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的概念，并不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新现象。并且，工作无保障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遍性，没有什么雇佣工作是有保障的，所有的雇佣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无保障特征。

随着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关系的演变，工作无保障的程度也在变化。19世纪末，传统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工人具有较强的生产自主性。以美国钢铁制造业为例，在19世纪末，技术工人的手艺不可或缺，管理者对工艺流程缺乏直接控制。但到了20世纪初，钢铁企业通过解雇和镇压强行推行机械化，以半熟练工人替代技术工人，打破了技术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将管理者的权威延伸至生产车间。20世纪上半叶，福特制贯彻了科学管理原则，机器带动的大规模流水线极大地简化了工作任务，逐渐成为战后发达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过程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本应加剧工作无保障的程度，但凯恩斯主义政策、工会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此起到了缓冲作用。然而，自1970年代末以来，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压制和摆脱力量较强的本国工人，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日益通过分包、离岸外包等方式实现劳动供给的弹性化，在全球布局生产环节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离岸外包成为可能，核心企业能够远程控制外围企业的工艺流程、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这一过程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性进一步增强，加剧了工作无保障的程度。

（二）资本积累的需要塑造了工作无保障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将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而且刻画出了一个由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不同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的工人总体。一个“结构化”的工人阶级是资本积累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对资本积累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工人阶级的结构也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变化。这也反映出了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一方面，资本需要一个“结构化”的工人阶级；而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只为现役劳动军提供受雇机会，而其他工人无法正常获得生活资料。换言之，资本需要“结构化”的工人阶级，但又不保证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塑造了工人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所面临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塑造了工作无保障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现役劳动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们随时可能被产业后备军所替代。资本生产直接使用现役劳动军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起到了规训现役劳动军的功能。产业后备军的规模相对于现役劳动军越大，这种竞争就越激烈。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并且，技术变革不断使一部分现役劳动军成为多余的人。新技术对工人技能和劳动强度的新要求也不断使原有的一部分工人被淘汰。

第二，流动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们间歇性失业，又间歇性受雇佣。这部分产业后备军最能适应资本积累周期性扩张与收缩的需要，他们“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这部分工人只能依靠间歇性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在较低程度上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他们无法连续为资本所雇佣，但其受雇的时机具有一定规律性。只有在资本积累上升期，当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扩张时，受雇时机才会出现。这部分工人弥补了资本扩张期的劳动力短缺，通常以临时工等弹性化的用工方式从事非核心工作，因而极易被资本所抛弃。

第三，潜在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们一方面在农村属于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又在等待城市中不确定的受雇机会。随着资本主义占领农业，土地被集中，大规模生产代替自耕农生产，以及农村大量过剩人口的产生，“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由于土地数量制约资本生产的扩大，农村中人口过剩的程度要比城市更严重，过剩人口转入城市的动机极为迫切。然而，通常只有在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无法满足资本的需求时，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才能获得受雇机会。

第四，停滞产业后备军的无保障表现为他们的工作波动不定，工作条件极为恶劣。马克思认为，停滞产业后备军是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的重合部分。停滞产业后备军“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他们的“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通常存在于现代家庭手工业中，为工厂从事辅助性的外包工作，并在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环节受制于资本。他们的工作量受到工厂订货量波动的影响，存在旺季与淡季的明显差别。马克思指出：“这个领域，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停滞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低的工资。艰苦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反而成为他们被资本所需要的前提，因此他们所从事的落后生产方式可以与机器大工业在较长时期内共存。此外，由于落后生产方式的技术门槛较低，他们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导致工作更不规则，工作条件更加恶劣。

（三）国家的角色在于将工作无保障的程度限制在资本积累正常进行所需的范围内

工作无保障会给劳动力再生产制造障碍，导致工人消费能力低下，失业率和贫困率攀升，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口增长，能够满足生产技术和强度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倾向加重。这一系列后果最终将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资本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将工作无保障的程度限制在资本积累正常进行所需的范围内，就成为一种超越资本私利的重要公共品。

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不在于消灭工作的无保障性，其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国家对资本雇佣和使用劳动力的方式进行监管，旨在延长工人的劳动寿命，增强工人工作的连续性，弥补工人收入的不足，为资本运转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蓄水池。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给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必须使工人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因此国家要维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保证工人为资本劳动的必要性，保持失业对工人的威慑力。

国家作用的两面性意味着国家既是工作的“稳定器”，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主动制造无保障工作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看，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期推动或主导了原始积累过程，促成了劳动者的无产化，创造出了无保障工作的历史前提。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加重，国家的作用则在于“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以防止资本的掠夺欲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枯竭。14世纪至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强制延长工作日，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土壤；而19世纪英国颁布的工厂法则对工作日、工作条件、童工年龄等进行限制。马克思指出，这种限制无非是对剩余劳动的“贪欲的消极表现”，“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

西方学术界大多将无保障工作的增加视为国家退出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在无保障工作的增长中一直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在20世纪初的美国，伴随着工人的去技能化，技术工人组成的传统工会遭受沉重打击。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和金融投机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严重威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人运动日趋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颁布了《瓦格纳法案》，允许工人组建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潜在压力以及对大萧条再次出现的担忧，美国实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图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在工会制度和充分就业政策的保护下，工人的议价能力得以增强，资本利润受到挤压。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英美政府主动镇压工人罢工，工会参与率逐年下降。美国为解决通胀问题而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1980年代初失业率大幅提高，扭转了黄金时代劳资力量对比的格局。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型侵蚀了黄金时代有利于工人的制度遗产，造成无保障工作问题的加剧。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很早就注意到了工人阶级无保障的现象，而且从劳资隶属关系、资本积累的需要以及国家的角色三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为我们分析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透视平台经济中无保障工作的三重维度

平台经济的兴起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中发生的重要现象。数字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精准匹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促进交易达成，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创造出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平台资本通过两种方式将劳动者与平台相结合：在一种方式下，劳动者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工作，其劳动过程受到平台的直接管理；在另一种方式下，劳动者分散在不同的地点，通过云平台为特定的雇主工作。平台劳动者不仅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还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平台资本不仅从交易活动中获得抽成收入，还利用劳动者在劳动活动中所产生的数据形成数据资产。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同平台网络零工具有无保障工作的性质，但大多强调劳动市场的非正规化与弹性化，将其视为新自由主义时期长期趋势的简单延续。目前，学界对平台网络零工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强调非正规用工制度，认为网络零工代表资本主义早期包买制的历史性回归；第二种看法强调数字劳动过程，认为网络零工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精细分工与去技能化，代表了一种福特制、泰勒主义或新福特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续；第三种看法强调弹性生产，认为网络零工的无保障特征是生产弹性化的结果，因而具有后福特制下工作的特点。这些看法抓住了网络零工的某些无保障特征，但未能将这些特征与平台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相结合，在分析上缺乏系统性。为此，需要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是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的整体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平台资本主义从三重维度上塑造了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

首先，平台资本通过控制平台这一重要基础设施，以剥夺劳动者的平台接入权相威胁，构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因此劳动者不得不面临算法管理造成的不确定性。平台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率、大规模的实时供求匹配。一个行业一旦实现了平台化，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将难以与平台模式竞争。因此，平台成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并被平台资本所占有。劳动者对平台资本具有依赖性，因为能否获得资本许可从而获得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对其工作和收入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特别重视算法管理对平台劳动者的影响，但实际上，实际从属关系才是影响劳动者的根本原因。只有平台资本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接入权，形成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才能操控算法管理，给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并对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影响。在劳资实际从属的前提下，平台可以随时调整规则而无需征得劳动者的同意。平台劳动者时刻面临着接入权被剥夺或规则被改变的情况，因此总是处于无保障、不确定的状态中。算法管理具体通过评分和排序机制实现，平台资本利用评分和排序构建起内部劳动市场，让劳动者凭借工作表现争夺更多、更好的工作任务，从而对地理上分散的劳动者实行有效的远程管理。平台劳动者虽然表面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却经常由于评分和排序而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必须长时间工作才能获得较高的评分和排序。平台资本还引入“游戏化”的管理规则，以此快速且低成本地动员劳动力。在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情况下，这些做法都会使劳动者的工作量和收入量经常性、不规则地波动。

其次，平台资本为实现快速扩张而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使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并重塑了产业后备军的形态与结构，导致劳动者的工作量和收入量缺乏保障。平台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密切相关，金融资本通过大量注资推动平台企业快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实现网络效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平台资本大规模地重组与动员全社会的劳动力。计算机系统控制论的发展与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不仅释放出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且创造出大量的“幽灵工作”，使得劳动供给的范围超越了地理国界并渗透至全球劳动力的再生产时间。在平台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工作被高度简化，劳动者获得工作的“门槛”较低，导致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同形式的产业后备军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就业不充分的劳动力、失业或已退出经济活动的劳动力都可以形成劳动供给，作为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重合部分的停滞产业后备军大幅扩展。有研究指出，平台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城市新移民。平台工作成为城市接纳新移民的便捷方式，因此新移民往往忽视平台工作的无保障特征。“就业极不规则”成为平台劳动者工作无保障的重要表现。市场竞争、经济周期、需求条件、政策变动等都会给劳动者造成显著影响。平台资本还主动利用工作“零门槛”来吸引劳动者参与平台工作，制造劳动者之间的过度竞争以压低成本，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急剧下降，资本渔翁得利。

再次，平台资本利用其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逃避国家监管，影响监管制度的变化方向，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平台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无疑加强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动市场非正规化的趋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平台资本不是通过“剥夺权利”的方式，而是以“赋予权利”的方式实现非正规化。平台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以灵活就业的面貌出现，劳动者进出平台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模式高度差异化，导致劳动者与平台资本之间的关系性质难以界定。有研究发现，虽然平台劳动者更希望获得雇员地位而不是自雇者地位，但他们对每天工作时间的态度却高度分化。有的劳动者全职为平台工作，在经济上更依赖于平台，因此更愿意长时间且有规律地为平台工作，而有的劳动者仅仅将平台工作视为补充性收入的来源。与此同时，平台资本极力促使劳动者接受“小企业家”的自我定位，以此化解劳动者对资本的挑战与诉求。平台资本利用劳资关系界定难题，并利用其作为创新者的话语霸权，在使用和管理劳动力的同时逃避国家监管，影响政策制定，实现监管套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如何界定平台工作的性质，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林木盗窃案”式的阶级关系与阶级利益问题。在经济长期停滞、资本和劳动力双重过剩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国内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一动机的重要性超过了社会保护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维护平台劳动者权益普遍持有一种含混不清的态度。新的社会保护制度迟迟不能建立，旧的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反而成为无保障工作的助推器。有研究发现，国家对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可以减少无保障工作，但全民福利制度则可能扩大无保障工作的数量。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劳资从属关系、资本积累的需要和国家的调节作用三个方面，为分析平台经济中的无保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相较于现有的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揭示出无保障工作的长期性和普遍性，而且揭示出资本积累的矛盾逻辑以及国家角色的两面性。平台网络零工的无保障特征是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模式所产生的问题，涉及生产方式、资本扩张、国家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在这一模式下，平台资本在生产上利用先进的生产力重构了劳资实际从属关系；平台资本的扩张不仅改变了产业后备军的数量，而且重塑了产业后备军的结构与形态；平台资本操纵劳资关系的性质和劳动者的定位，并影响了监管制度的变化方向。可以说，平台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现有的生产关系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在根本上阻碍了平台经济实现更为协调、更加共享的发展，同时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趋势。

作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田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