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考察“劳动过程”时系统阐述了科学的经济形态理论。由于马克思是撇开了劳动过程的社会生产关系阐释经济形态，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属于生产力范畴，是揭示经济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从而成为解释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进，以及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理论武器，西方经济学者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遍应用性。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力量的今天，我国要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就必须推进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新理论，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数字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已经使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从而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全领域、全过程的颠覆性革命，展现出新的经济运行规律。这就需要构建新理论，揭示新规律，指导数字经济健康顺利发展。

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但尚缺乏学理性的系统研究。这就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形态理论的科学成分，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新理论。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分析西方经济学者的经济形态理论，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就成为认识数字经济新形态、构建数字经济新理论、引领数字经济新发展的首要前提。

一、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考察“劳动过程”时系统阐述了科学的经济形态理论。由于马克思是撇开了劳动过程的社会生产关系阐释经济形态，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就具有了适用于任何社会的一般性质和特征，这就为认识当代数字经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形态的性质与划分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而明确了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和划分标准。

1.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由于马克思撇开了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考察劳动过程，因而这里所说的“经济时代”显然不是指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通常称为社会经济形态，如“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相对应，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时代”称为“经济形态”。因此，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后者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表明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阐释的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经济形态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经济形态的理论基础和指导。

2.经济形态的划分标志。划分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依据是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因而劳动资料的状况成为科学认识经济形态的关键。劳动资料之所以能够成为划分经济形态的标志，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一是劳动资料的状况显示了劳动能力发展的水平，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由于劳动资料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因而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就显示了人类劳动的发展水平。二是劳动资料的状况显示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水平，马克思明确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表明，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资料，已经将人类的知识凝结在其中，因而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就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三是在工业经济形态下，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对经济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巨大延伸，从而大幅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指出，“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各种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

3.经济形态的主要类型。由于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因而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就使经济形态划分为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马克思在讲到人类历史初期的原始经济时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谈到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的区别时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因为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标志。这一方面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因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彻底摧毁了传统农业的技术根基，推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因为“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二）经济形态的理论内涵

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作为划分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劳动资料的丰富内涵就构成了经济形态理论的基本内涵，劳动资料内涵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

1.经济形态理论内涵的静态考察。马克思把劳动资料定义为“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综合体就是从广义上讲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容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过程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机械性劳动资料是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相比于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劳动资料的三方面内容中，机械性劳动资料居于核心关键地位，因而考察一个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首先需要科学准确认识这个经济形态的具有决定性的劳动资料。容器的劳动资料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如管、桶、篮、罐等，属于生产的脉管系统。马克思认为，容器的劳动资料只是在化学工业中才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过程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是广义上的劳动资料，虽然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如果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或不完全进行，如厂房、运河、道路等基础设施。

马克思对经济形态理论内涵的确定，就要求在研究特定的经济形态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察由劳动资料发展状况决定的特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考察农业经济形态就必须以传统农业的劳动资料状况为基准，考察工业经济就必须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水平为基准。由于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不同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会产生巨大的差别。马克思指出，相对于农业经济形态，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业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的巨大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纷纷需要推进工业化的根本原因。这也意味着，新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并能够替代旧的经济形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形成新经济，即新的劳动资料不仅能够构建起新的产业体系，而且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颠覆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到新经济形态的技术基础之上，如工业经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二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新经济形态一定比旧经济形态具有更为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效率。

第二，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应用程度。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的发展状况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劳动资料是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成果，或者说显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水平。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这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甚至西方经济学者也都公开承认，“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因此，为了科学认识特定经济形态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就必须揭示决定劳动资料发展水平的科学技术创新，或者说，要揭示经济形态的演进规律，必须研究科学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决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的演进规律。同时，劳动资料的发展状况，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对此，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是决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考察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由于离开了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基础设施，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不能完全进行，因而考察由劳动资料决定的经济形态就必须考察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也就是说，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决定了经济形态的发展或成熟水平，基础设施的效率决定了经济形态的效率。马克思举例说，“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

2.经济形态理论内涵的动态考察。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所谓“简单的”要素，就是指在任何经济形态下都必须具备的劳动过程的要素，即使是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人们获取消费资料也必须使用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等劳动资料。所谓“抽象的”要素，是指抽象掉了劳动资料在不同经济时代所具有的具体形式，不论劳动资料是原始经济时代的石制武器，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这就意味着，当需要科学认识不同经济形态的性质和特征时，就必须考察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资料的性质和特征。

第一，不同经济形态参与劳动过程的生产力要素是不同的、变化的。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要素会不断加入劳动过程，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马克思认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管理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指挥来看，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从资本主义生产来看，它又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此，从工业经济形态来看，社会化大生产就需要把管理纳入生产力要素体系。同样，马克思在考察机器大工业时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马克思又把“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这就意味着，随着新的生产力要素参与劳动过程，并成为劳动过程的核心要素，就会导致经济形态的变化。

第二，不同经济形态下劳动资料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变化的。马克思认为，“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劳动资料的性质和特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之经济形态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在原始经济形态下，劳动资料主要表现为石制工具。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从动力系统来看，劳动资料主要表现为人力、畜力和自然力；从工具系统来看，劳动资料主要表现为手工工具。在工业经济形态下，动力系统就转变为机器动力即发动机，工具就表现为机器工具即工具机或工作机。这就意味着，由于劳动资料的性质和特征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因而劳动资料决定的经济形态的性质和特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

因此，马克思经济形态的理论内涵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经济形态演进的生产方式变革

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

1.劳动资料的不同决定了分工的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不同的劳动资料决定了分工的不同，而不同的分工必然对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不同的诉求。这是因为，分工的产生形成了协作的必要性，不同的分工要求不同的协作与其相辅相成。手工作坊内部的简单分工，需要作坊内部的协作，而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手工作坊内部的分工，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协作，从而为社会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认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出现，就需要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作与协调。整个社会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作与协调，就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2.劳动资料的发展推动了分工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因此，劳动资料的发展与分工的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发挥整体的协调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四）经济形态演进的生产关系变革

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经济形态理论上的具体应用。依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劳动资料的发展变化，从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

1.劳动资料的发展推动了企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代工厂的生产是由资本家或其代理人担任指挥和监督职能，这就使企业经营管理一方面具有社会大生产的一般管理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又具有了阶级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从生产工具对所有制的要求来看，在手工业发展阶段，私有制是必要的，而到机器大工业阶段，生产工具与私有制的矛盾就会产生，而且“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2.劳动资料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这就意味着，随着机器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扩展和深化，从而需要加强整个社会的协调和治理，这也是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西方学者验证与扩展

西方经济学者对经济形态理论的研究包含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形态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70年代，目的是总结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揭示工业化发展规律，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提供理论指导。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快速发展，通过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使工业经济形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因而西方经济学者开始对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进行研究，先后将其概括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

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属于生产力范畴，因而西方经济学者可以在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对工业经济形态和数字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进行科学地探讨，从而在经济形态划分的依据、内涵与特征，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等方面体现出了与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一致性，并依据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作出扩展。有的学者公开承认，以技术为参照坐标分析经济形态的“主要论点之一源自马克思”。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形态理论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形态划分理论的验证与扩展

西方经济学者也是从劳动资料，特别是技术的变化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划分不同经济形态或经济时代，分析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

1.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种经济形态的划分及其转化。刘易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状况认为，与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结构不同，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的同时并存，从而把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二元经济。刘易斯明确指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是依据农业产业和工业产业的不同划分的，因为在农业经济形态中，“往往发现人们集中在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服务业、小商业、临时性工作等领域”，而在工业经济中，“往往发现人们受雇于大农场、工厂、矿山、大规模运输业等”。显然，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着一、二、三次产业，因而刘易斯认为，“不应将资本主义生产与制造业等同起来”，有制造业不一定就是工业经济形态。刘易斯认为，把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区分为两个不同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不同方式。前者用传统农业的方式生产农产品，后者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农产品，因而农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农业被工业化了，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由于刘易斯把工业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因而刘易斯把工业化的农业称之为“资本主义化的种植园”，把工业称之为“资本主义化的工业”。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概念做了更为精准的解释。他们认为，二元经济就是“一国的经济整体由‘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组成。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如何使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转移成‘工业’”，之所以要进行转换，是因为“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经济生活的方式，由18世纪以前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以科技为推动经济发展原动力的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业革命使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演进到了工业经济。

托达罗进一步把不同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确定为不同的生产方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改变或生产方式改变。他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的并存就是指“城市现代生产方法和农村传统生产方法的并存”。同样，库兹涅茨也认为，“一个经济时代通常是指这样一段较长时间（延续达一个世纪以上），它具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因而能自成一体，但又区别于在它前后的不同时代。”这个把不同经济时代或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就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新生产方法，也就是新的劳动资料的出现。这是因为，由于新生产方法的使用，使工业化以来的人均产值增长率远远高于工业化以前，从而工业化以来的时期区别于工业化以前时期，因此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时期。

2.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两种经济形态的划分及其转化。20世纪60年代，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起步于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因而西方经济学者开始把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称为信息经济。例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经济形态的演进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相应地，核心资源就从自然资源转向人工资源再转向信息与知识，核心技术从手工艺转向机械技术再转向智能技术。由于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信息技术成为核心技术，因而丹尼尔·贝尔就把后工业社会称为“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他明确指出，“在工业时代，发动机是一切机器的驱动力，而在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微处理器是核心的控制装置。”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替代工业经济形态的新经济形态是信息经济形态。

马克卢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认为，“信息都是知识，尽管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叫做信息。”因而用知识概念代替了信息概念，提出了知识产业概念，并依据知识生产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知识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增长的基本事实断定，知识产业将成为新时代的主导产业。这实际上就把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新经济形态理解为知识经济。OECD后来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概念，认为知识经济比信息经济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因而将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新经济形态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就是知识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新形态中，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高科技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科技创新成为强大动力，教育成为根本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将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新经济形态称为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出版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明确提出，“本报告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兴起”，并把数字经济的发展称为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数字革命，因为“像任何主要社会变迁一样，数字经济将孕育改变和某些剧变”。

对于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两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计算机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虽然这里用了信息时代，但他认为经济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也就是数字经济时代。

（二）经济形态理论内涵的验证

西方经济学者通过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三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形态理论的内涵与特征，验证了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生产力一般特征。

1.经济形态演进的动力是效率优势。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工业经济形态之所以能够替代农业经济形态，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在人均产量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因而工业经济是效率更高的经济形态。根据库兹涅茨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经济形态以来的考察发现，欧洲发达国家工业化前后的一个世纪内人均产值差距高达5倍以上，所有当代发达国家大约从1770年以来的两个世纪中，人均产量大约是农业经济形态的10倍。“与现代经济增长相联系的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应主要归功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亦即，单位投入的产出的高增长率”。这种高生产率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质量的改进——不是由资源的任何额外投入所引起的改进——是近代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特征的人均产值高增长率的主要原因”。马克卢普从知识产业的视角也指出，“知识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由于知识生产的效率相当可观，就使国民生产总值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由知识生产所提供的，推动了经济形态的演进。数字革命也使美国处于生产率较高增长的时期，“计算能力以及通信与计算机的进步显然是取得这一良好经济形势的主要原因”。丹尼尔·贝尔从经济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指出，“出现了某种更好和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由于成本原因，它将替代以前的生产方式。竞争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如何获得最大生产率而决定的”。美国商务部根据劳动统计局的数据认为，“包含计算机、半导体及相关设备等产品的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拥有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2.经济形态演进的关键是技术创新。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主导着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技术的运用会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法国工业革命为例，“在纺纱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时期是1815-1830年间（动力驱动的骡机取代水力纺纱机和手工骡机的时期）以及1855-1870年间（采用自动纺纱机的时期）；在织布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时期是从手工织布机向动力织布机转变的那个时期”。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改进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质量。二是科学技术是经济时代变迁的重大标志。库兹涅茨指出，“标志着现今这个经济时代的重大创新是科学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生产领域”，“现代发达的经济，在其连续的展过程中，会相继出现迅速成长的各种新的生产部门。这种种新的部门的产生与高速发展是导源于科学并与科学发展相连接的种种工艺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相联系的”。更重要的是，库兹涅茨对技术创新推进的经济形态未来演进也作出了预测，“当科学和技术的更大进步导致了与其他行星的大量交流和对它们的广泛利用，那么我们将最终迈进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将推动工业经济向新的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演进。丹尼尔·贝尔也认为，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替代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类社会日益依靠科学作为创新和组织技术变革的手段”，因而他把信息技术的发展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是信息经济形态的技术基础。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报告更明确地指出，“信息技术（IT）产业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3.经济形态演进的特征是结构优化。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随着新经济形态对原有经济形态的替代，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革。刘易斯认为，现代生产方式将不断改造传统经济部门，在改造完毕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将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也就是工业化。库兹涅茨也认为，新知识的大规模使用和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结构快速变化。托达罗将经济结构的变化概括为，“农业活动逐渐向非农业活动转移，然后工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生产单位在大小或平均规模方面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即，由小的家庭和个体企业转变为全国性的或多国公司形式的巨大的非个体组织）；最后，劳动力在空间位置和职业状况方面，相应地由农村、农业及其有关的非农业活动面向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转移。”马克卢普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来表达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差别，认为“机械化节省人们肌肉的使用，自动化节省人们判断力的使用。所以，机械化代替体力劳动，自动化代替脑力劳动。”因此，随着知识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将发生改变。同样，数字经济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是在信息技术部门本身，而且跨越所有经济部们”。这就意味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字产业化，而且还有力推进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迁。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是人均产出增加会导致需求结构改变，人们会从主要消费必需品逐渐转向更多样化的消费，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引致产业结构随之优化升级；二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在各国间的发展不同步，导致各国间产品生产相对优势变动影响各国进出口结构，从而影响一国的产出结构；三是技术革新的速度和扩散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所差异，技术创新往往在个别或少数行业首先出现并向外扩散，引发不同行业生产率存在差别，导致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表明，“那些在任何一定的时候增长得远比其他部门更快的工业部门，通常就因为它们是当时技术革新的中心”。

（三）经济形态演进的制度变革理论验证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制度的变革，但由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因而他们认为的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层面。库兹涅茨认为，“虽然某些时代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性的，但利用创新带来的增长潜力常常需要许多社会创造——即改变组织方式以诱导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合作和参与。”这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中任何循序渐进的增长都与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共同作用密不可分”。刘易斯认为，工业经济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改造，可以通过“传播现代的思想和制度”途径实现。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主义的主题主要适用于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秩序）的变化，同时只是间接地涉及政体和文化（包括了社会结构中其他一些重大领域）的变化。”因此，西方经济学者也承认，经济形态的演进必然会带来思维方式、制度和社会的相应变革，这体现了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

1.思维方式的变革。经济形态转变要求用新的思维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需要用工业化的思维替代传统农业经济思维，托达罗指出，要“用现代思维、行动、生产、分配和消费方法来代替陈旧的和传统的做法。”从而要求确立效率、勤奋、理性、变革等新观念。同样，在数字经济时代，就要用数字化思维代替工业化思维，实现数字化生存。

2.经济调节制度的变革。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必然要求构建新的体制机制与之相适应，以促进其快速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工厂和现代化公司的出现，就需要政府颁布新的法律和制度加以批准、支持和规范，而且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从而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予以调节，发挥其“作为必要的制度革新的票据交换所；作为各利益集团间解决争端的机构；作为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企业家”的关键作用。这就有必要“寻求一个合理协调的、能够导致并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政策调节系统”。

3.政府经济职能的变革。工业经济形态所具有的较高效率，迅速将市场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延伸到广阔的世界市场，推进经济的全球化，这就需要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作为重要支撑。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且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单个企业难以承担和不愿意承担，这就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发挥积极作用，直接投资运输、通信和公共事业等基础设施，或者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经济增长塑造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政府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交通、运输、通信等，而且也包括教育等公共服务。库兹涅茨就认为，要打造出“现代经济增长要求一个完备的基础设施”，就要求“代表社会的国家本身必须对建立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并为教育这一基础设施担负起责任”。马克卢普从知识产业发展的事实出发认为，“全国用于知识生产的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支付的，因而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拨款”，从而揭示了经济形态的转换必须发挥政府的投资作用。美国商务部通过研究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数据发现，美国政府在支持数字技术研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而“数字革命也改变了政府与私人部门各自的角色”。丹尼尔·贝尔也认为，现代技术变革之源是理论知识的汇编，而科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基础研究，由于基础研究往往不能获得即时收益，因而一些基础研究需要由政府主办的国家研究机构推进。数字技术对教育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各种利益集团——学生、教育工作者、商人、政府都认识到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技术变革协同做出快速反应的重要性，于是正在联合努力改变现有的技术教育模式”，以培养出数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规模高质量需要。

三、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在新领域新赛道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就需要推进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构建数字经济形态新理论，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形态类型的时代化创新

我国较早就对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我一直重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经济。2000年我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2003年在浙江工作期间又提出建设‘数字浙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我们党对经济形态演进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经济形态理论。这是因为，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形态理论，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料，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造。因此，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主要表现在：

1.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创新和日益快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来看，2021年47个数字经济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经达到38.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5.3万亿美元；从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21年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55.7％，美国、德国、英国等数字经济强国都超过了65％；从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速度来看，2021年47个数字经济主要国家同比名义增速达到了15.6％，其中，发展中国家高达22.3％，位居全球增长速度首位的挪威更是高达34.4％，南非、爱尔兰、新西兰等13个国家都超过了20％，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长速度。我国数字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发展，2012年至2021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从11万亿元大幅提升到45万亿元以上，成为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1.6％快速提高到了39.8％。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2.传统产业已经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新经济形态的突出特征是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颠覆性革命，数字经济正在加速改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就是因为传统产业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取得了新优势。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21年上海企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经营，质量提升了7.7％，成本降低了15.1％，效率提高了7.7％，实现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发展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我国传统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指数已经达到了54，而且未来1～2年内传统企业将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力度。

3.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数字经济形态下，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从而要求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就明确把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关键生产要素，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区别开来。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就是因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二）数字经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时代化中国化创新

发展数字经济，只有首先明确数字经济的理论内涵及其逻辑，才能找准立足点和发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这就明确揭示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与逻辑。

1.以建设数字经济强国为目标。数字经济既然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那么在数字经济之前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而数字经济时代的现代化就是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强国。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可能被阻滞甚至中断。

在世界各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格局中，我国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立足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力争到2025年，数字经济发展迈向全面扩展期，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7.8％提升到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显著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明显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到2035年，数字经济迈向繁荣成熟期，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化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迈入世界数字经济强国行列。

建设数字经济强国，就需要：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为了让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使亿万人普惠与共享，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系统回答了我国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发展数字经济就必须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国数字经济虽然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仍然是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我国要建设数字经济强国，就需要“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而且还要全力推动“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让亚太地区人民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实现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普惠包容发展。

2.以数字产业化为引领。在数字经济形态下，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时代驱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必须以数字产业化为引领。

数字产业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产业化加快了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新的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的距离，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强大的第一生产力。二是数字产业化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进行相关产业活动，提升了经济信息的传递速度，使经济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可靠和全面，进而提高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数字产业化还推动了知识密集型、智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优化升级。四是数字产业化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是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数字产业化，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数字化。因此，数字产业化水平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和衡量指标。

因此，推进数字产业化就成为我国加快数字经济强国建设的首要发力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海量数据优势，实现数据的要素化、价值化、市场化，不断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特别是“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3.以产业数字化为重点。在数字经济形态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因而产业数字化就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这是因为：一是只有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才能推动工业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形态的转变。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发达国家形成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并存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则形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并存的三元经济结构。发展数字经济，就是要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传统生产方式向数字经济的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的一元化转变。二是数字经济增加值主要来自于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构成中，绝大部分来自于产业数字化增加值。按照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数据显示，在全球４７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中，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占比仅为15.7％，而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比则高达84.3％。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占比为18.3％，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占比为81.7％，表明我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三是推进产业数字化，就可以形成我国的海量数据和广阔应用场景优势。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满足14亿多人口美好生活需要的农业体系，这就为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应用产生的海量数据又会进一步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从而形成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良性互动循环，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就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4.以数字技术自立自强为关键。实现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是我国抢占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一是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这就决定了数字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是买不来的，发达国家根据《瓦森纳协定》对新技术贸易做出了严格限制，并针对我国数字技术不断提高制裁标准进行全面遏制甚至实施脱钩；另一方面也是学不来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18世纪知识更新的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缩短至30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缩短至5-10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一步缩短至5年，进入新世纪以来则只有2-3年。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使技术创新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甚至丧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二是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最大的隐患。中国工程院对我国26类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发现，有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达到30.8％，其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讯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等数字技术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短板。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如果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即使做得再大再漂亮，也会不堪一击。三是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牛鼻子”。只有自主掌握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构筑国家新领域新赛道的新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数字技术的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5.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基础设施从工业经济形态下以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转向数字经济形态下的5G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能为产业数字化提供重要载体，也能为数字产业化提供平台动能支撑，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具体体现在：一是新基建既有与传统基建相同的固定资产投资属性，也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等新型属性，两种属性从不同角度合力赋能创新效率的提升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新型基础设施具备资本扩展式的技术特征，将大幅提高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活力。三是新基建可以促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6.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提高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这就需要：一是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依据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要求，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三是提升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监管和治理能力，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四是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五是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安全可控。六是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三）数字经济新形态的体制变革理论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和促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把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优势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优势，为我国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提供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和强大动力。

1.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数字经济，就需要遵循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一是数字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正处在加速迭代和创新进程中，许多数字技术还需要进行从0到1的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与发达国家都处在新的起跑线上，因而在无人领跑的数字经济发展“无人区”，就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自由探索，找到数字技术的创新方向和路径。二是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的快速推进，都需要相关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这就需要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有限要素的最优配置和集聚，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数据要素的生命在于共享，数据要素越共享越增值，有效提升数据流动的速度、广度与深度，就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水平。三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具有的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这就需要通过完善要素特别是数据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发挥数据要素的关键作用。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依据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要求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一切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顽疾。一是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为数据要素化、市场化、价值化提供制度基础。二是加快要素市场培育，使要素价格，特别是数据要素价格准确反映市场稀缺和要素贡献，充分发挥数据的核心要素作用。三是完善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和区域集聚，特别是推进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整合，提升创新效率。四是加快市场制度和规则建设，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克服平台垄断，维护市场秩序。通过加快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就可以提升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性，从而确保“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

2.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不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把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市场与政府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合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比其他市场经济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割裂的、对立的，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要遵循辩证法和两点论，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构建市场和政府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调节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是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替代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整体谋划和推进，因而需要政府“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二是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需要大规模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等固有特点，单纯依靠市场作用难以达到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最优规模，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与信息技术终端缺少是产生数字鸿沟的硬件因素，硬件缺失又会造成数字素养等软件因素的欠缺，形成数字鸿沟，因而“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三是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实现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现重大理论和工程的突破，因而需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四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在初创期和培育期就需要政府投资加以引导，形成政府投资的引导机制和撬动机制，从而吸引足够规模的社会投资加快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数字经济的新领域新赛道赢得国际竞争优势，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就需要：一是明确政府作用边界。通过对政府职能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建设，使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二是尊重市场规律。政府作用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市场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因而“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又可以赋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二者的良性循环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四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就要求通过顶层设计、统一规划、整体推进，调动、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形成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竞争优势；通过明确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户在创新体系中不同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激情和活力，形成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优势。

作者：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教授；刘宇楷，海关总署研究中心海关政策研究岗（实习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3届博士

本文转载自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