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2022-09-29
2022年9月25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第6期):金融资本的新形态与新规律”顺利开讲。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期论坛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线上参与人数达2.4万余人。应广大听众要求并得到发布会参与嘉宾许可,本期政经大论坛可以观看回放了!回放地址链接请见文末。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主持了本期报告发布会,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慎萧以“金融资本的新形态与新规律”为题进行了报告。
本期论坛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王生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温军,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作为研讨嘉宾。
第一单元:报告发布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慎萧以“金融资本的新形态与新规律”为题进行了报告。
马慎萧研究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及金融资本的论述,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围绕金融资本的新形态和新规律展开学理化的讨论,尝试回应三个问题:如何理解金融资本的最新理论发展;如何认识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后果;如何保障金融资本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她首先简要讨论了金融资本的理论发展和现代阐释。马克思在著作中并没有使用金融资本概念,但他关于货币资本、生息资本、借贷资本和信用的研究分析为金融资本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1903年拉法格提出“金融资本”概念,随后希法亭、列宁对金融资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对金融资本进行成熟化界定与分析,并概括出金融资本的特点与运动规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金融资本呈现出与列宁、希法亭时代不同的形态和特点。马慎萧研究员重点讨论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定位、银行金融系统在资本积累体制中的作用、金融资本的国家干预、金融资本对经济危机的影响、金融化下新型国际金融货币系统等五个方面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她重点分析了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后果。报告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即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关系、金融资本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金融资本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她指出,金融资本和职能资本的关系一直是复杂和动态变化的,以美国经济为例,从“黄金时代”到金融化,职能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从竞争融合共促经济发展,转向金融资本对职能资本的控制,金融资本快速扩张而职能资本萎靡、经济动荡。除了渗透生产领域,金融资本还转向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过程中,资本攫取金融利润,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程度加深、形式更加多样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职能资本分割剩余价值,二是消费的金融化,三是储蓄的金融化。马慎萧研究员基于美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指出,工人家庭信贷消费不可持续,他们事实上也并不能分享到金融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反而进一步加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马慎萧研究员进而考察了危机后金融资本的发展情况,她从对现实的考察中得出,危机后美国金融化趋势并没有逆转,无论是采取监管手段、还是再工业化政策,原有的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依然发挥作用,而以持续金融化换取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无异于饮鸠止渴。
为避免这样的严重后果,我们需要充分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资本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要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一部分,马慎萧研究员首先指出,“脱实向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现象,与“金融化”存在提出的经济制度基础、可规避性及可控性上的本质区别。进而她强调,我国制度优势为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提供有效保障,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决定了资本首先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其次,实体经济主导下金融资本扩张未必引发“脱实向虚”。马慎萧研究员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提出对于经济“脱实向虚”的判定标准,并结合现实判断我国经济当前并没有“脱实向虚”。再次,在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虽然我国宏观调控有效防止了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也难免面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压力,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任重道远。
最后,马慎萧研究员围绕金融资本的新形态与新规律得出初步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金融的论述为我们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资本提供基本遵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资本发展的教训表明,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必然导致的无法摆脱的金融化困境和危机。虽然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任重道远,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我国完全有能力使金融资本在健康发展的同时更好服务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第二单元:报告研讨
论坛第二单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王生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温军,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刘晓欣教授围绕着金融化的本质对金融资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她首先肯定了马慎萧研究员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然后以“金融资本”的概念和来龙去脉展开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金融资本的争论和批评,她指出金融资本的争论本质上仍然是围绕虚拟资本重要性日益提升的现实背景下展开的,通过考察“去工业化”和“金融深化”等概念,虚拟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带来的风险,以及西方经济学界对剑桥资本争论的研究,提出金融化或去工业化的本质是经济虚拟化。对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现实情况,她认为我国“脱实向虚”趋势基本得到遏制,通过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判断以及中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现状的数据,总结出必须要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吸取西方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现实的教训,围绕“虚拟经济”的概念建立起中国的原创性经济学命题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了更好地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前沿理论,刘晓欣教授分享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析视角的新发现与新理论,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她指出工业化经济时期和经济虚拟化时代相比,经济虚拟化时代的风险源发生了改变,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次序出现了颠倒,在经济虚拟化时代,危机先发生在金融领域、后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即先发生金融危机、后发生经济危机。
王生升教授从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形式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把握金融资本的运动特征。他从金融资本的界定出发,指出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仅从现象层面研究金融资本,而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可以从生产关系、劳资关系、资本和资本之间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通过比较不同学者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他认为列宁对于金融资本的界定更科学、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范畴,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金融资本运动,要沿着列宁所确定的基本出发点,不仅单纯地讨论货币资本增殖方式的变化,而且要考虑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由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去透视当今时代美国的金融化现象,以及它对于整个世界体系,包括对中国的一系列外溢性的影响:其一是要抓住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来考察金融资本,当今时代的金融化依托非常重要的基本变革,金融资本决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行业的资本,它恰恰讨论的是一种跨行业的垄断资本。其二是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美国存在着很多金融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现实中它是通过其他国家劳资关系以及资本和资本之间关系的调整来化解的。其三是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相应都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王生升教授还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资本运动,即如何引导和规范中国金融资本的运动形式,可以围绕三个重要方面来实现:引导金融资本价值增殖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维护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稳定性。
王永钦教授以金融杠杆和金融抵押品为切入点,考察当代金融资本的运动特征。他从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第一,目前世界金融资本的大格局就是金融资本的力量进一步抬头,金融创新和制度变化会导致杠杆的产生,但是金融创新下的金融工具背后的安全资产往往具有脆弱性,而高杠杆容易导致安全资产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第二,金融化的核心是杠杆化,全球化导致新的国际分工的资本进一步撬动劳动的杠杆,资本杠杆和全球化劳动的杠杆是互相加强的,这使得收入差距更大。第三,资本用技术来替代劳动,尤其表现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来替代劳动。王永钦教授最近特别关注中国目前金融化的发展格局,他指出,由于四万亿的刺激方案,中国的房地产业最近几年出现了金融化的倾向,他结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管控信用杠杆的历史,指出中国必须要充分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制造业的作用,政府需要对社会劳动提供保护、加强社会保障,通过法律改革释放资本,鼓励保护产权、促进创新,只有这样中国将来才能够转换成新的发展模式。
温军教授以美国资本主义金融化为重点考察对象,解读当今时代金融资本运动的特征。关于金融资本与金融化的发展过程,他指出19世纪末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仍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二战后职能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是相互配合、比较融洽的,但是石油危机后出现了金融资本对非金融资本控制的现象,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经过控制和融合后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化。从国际化的视角来看,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这导致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占比上涨,进一步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美元霸权体系的确立,推动了美国金融整体资本份额占比的提高和劳动份额的下降,导致了矛盾冲突和民粹主义的发生。从危机后管理的视角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进行了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再工业化战略,但效果不理想,这说明了金融监管的放松不是美国金融化的原因。对于中国“脱实向虚”的问题,温军教授认为实体经济创新是有风险的,风险需要规避,合理可控的金融创新是应该且必需的,因为这可以缓解国内的金融资产配置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多数金融机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所以我国的脱实向虚都是阶段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重视开放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服务业、金融市场、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投机活动去推动中国创新。
朱安东教授从马慎萧研究员的汇报出发,结合金融监管的角度,对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以及金融资本主导生产不可逆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安东教授指出,《资本论》中提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金融资本会过度逐利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资本已经主导了西方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能够渗透到方方面面。由于资本过度逐利,它通过侵蚀金融监管、严重削弱金融监管体系来实现扩大金融利润的目的。进一步地,在金融垄断资本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情况下,那些导致产业“空心化”的机制和逻辑,即便是经历过危机后,它仍然无法得到修正和改变。对于实体部门发展方面,朱安东教授汇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数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逐渐下降,而这些国家非金融部门的利息收入和股票回购行为均在不断增加,这反映了金融资本在获取利润的过程中并不在乎这些产业资本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些公司长远的发展。朱安东教授进一步指出,结合近几年疫情的情况,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一场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关于我国金融资本的发展,朱安东教授也有一些独特的看法:既要重视金融资本在扩大在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采取措施防止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引导金融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代表“政经大论坛”对马慎萧研究员的精彩报告和各位研讨嘉宾的深入讨论表示衷心感谢。
本期政经大论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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