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经大论坛CPEF研究报告发布会（第8期）：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顺利开讲。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本期论坛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线上参与人数达1.6万余人。应广大听众要求并得到发布会参与嘉宾许可，本期政经大论坛可以观看回放了！回放地址链接请见文末。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富胜主持了本期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李琼以“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

本期论坛邀请了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泰岩，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丁任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华讲席教授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陈享光，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保平作为研讨嘉宾。

第一单元：报告发布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李琼以“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

李琼研究员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实现方略，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都进入了稳步发展和实质推进的阶段。李琼研究员从四个方面对报告内容进行了介绍。

首先，李琼研究员说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实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这一点；3.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方位全面的，它既是物质丰足的共同富裕，也精神富有的共同富裕，同时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全面性还体现在要重视机会公平的制度体系建设与完善，提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福利水平，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获得性等。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断创造条件和完善制度。但是长期性并不意味着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说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应当要制定分阶段的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决定了现阶段应该以“提低扩中”、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为重点，以高质量发展来促进共同富裕。

其次，李琼研究员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与变化进行了说明。在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问题论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她认为，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形成了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形成这一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会组织改变了劳资力量的对比，并通过工资的集体谈判形成了工资与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的机制。其次，再分配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也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福利国家的兴起也对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橄榄型分配结构下市场需求扩大，并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7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工资和劳动份额占比持续上升，但企业的利润绝对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使得可用于积累的资本总量持续增长。

但福特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危机，并向新自由主义转变，也由此开始了收入差距扩大和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渐消散的进程，其原因主要是：新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化，提高了利润率，减少了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停滞，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影响力和工资集体谈判能力，造成了劳动份额占比下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下的劳动极化，福利制度和再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弱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以上五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快速萎缩，分配结构从“橄榄型”转变为“沙漏型”。

紧接着，李琼研究员说明了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成就，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却不尽理想。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中等收入人群偏少，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占比低，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三次分配的相互关系没有理顺，影响再分配制度调节作用的发挥；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供给均等化和可及性水平不高，居民财产差距过大。

十八大以前，理论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分配制度、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分析。十八大以后，共同富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的内涵、目标以及思想渊源，二是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或贫富差距状况，三是我国共同富裕实践路径探讨。对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同富裕只能靠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来实现；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富裕主要应该靠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实现；第三种观点是共同富裕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观点一既不符合“两个毫不动摇”这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也不符合非公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目前所处地位和作用。我国初次分配占比高、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的现实，使得第二种观点站不住脚。观点三对于实践路径的认识虽然正确但缺乏具有可操作性方案的设计和论证。

基于此，李琼研究员叙述了本研究报告中对于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的设计。她认为，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以“提低扩中”、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占比为重点，促进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岗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探索构建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工资和劳动份额占比，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和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第二，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大公有制在共同富裕中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要用好管好农村集体资产使其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公有制在共同富裕中的促进作用。第三，以个人能力发展为核心目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劳动能力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充要条件，要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同时，以财政税收政策、普惠金融等公共政策手段补齐农村社会服务与保障短板，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以深化改革不断缩小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制度性权利差异，促进社会成员间的权利和机会平等，保障不同群体都能拥有平等的发展能力的机会，解决群体性能力分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李琼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共同富裕既是分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和特色，也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选择。要聚焦初次分配环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保持制造业占比，鼓励小微企业“双创”保就业，鼓励生产方式变革与创新，建立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份额提高的机制，构建协调配套的三次分配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同时，提升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的社会保障公共品和基本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最终在分配上形成“员工有收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良性态势，构建生产与消费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循环。以初次分配的“提低扩中”为主要途径，实现我国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单元：报告研讨

论坛第二单元，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泰岩，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丁任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华讲席教授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陈享光，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保平分别就报告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黄泰岩教授认为，今天的报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将关于共同富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对相关问题作了很好地阐释。同时，他针对报告中的观点和分析内容谈了自己认识和思考。第一，关于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比如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旧式分工，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根据马克思的设想，旧分工的消灭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当前中国无法消灭旧式分工，这会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值得进行分析和思考。第二，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方面的经验教训问题。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导致了劳动极化问题。中国当前也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迈向高端技术。那么，中国如何避免高新科技的极化现象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三，报告中提到了“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强调了共同富裕既是个发展问题，也是个改革问题。那么，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扩大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之间是什么关系等，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和说明。

丁任重教授站在政治经济学角度，从三方面阐述了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援引了《反杜林论》的经典段落来说明这一问题：“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历来把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共同富裕是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总书记再三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因为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社会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同时，政府调控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实现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缩小区域差距。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实施分配制度改革，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努力缩小“三大差距”的基础上，做好“三次分配”，即在初次分配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第二次分配中，不断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第三次分配中，加快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调动全社会力量投入社会的救济和社会互助事业。最后，增加“三个收入”。我们加快发展生产力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最终的路径要增加“三个收入”，就是要不断增加全体居民的投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方福前教授指出，要“从三方发力，促进共同富裕”，即共同富裕应该从源泉、路径和主攻方向这三方面发力。第一，共同富裕的主要源泉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完善。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谈不上共同富裕，因此要在发展中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好，但贫富差距很大，这表明制度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有效率的制度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党和国家在未来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包含两个方面：发展并普及教育，实行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素质与技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第三，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提高个人能力和贡献，而不是简单提高个人收入，也不是简单地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因为在市场经济中，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确定工资水平，而不是人为规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短期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劳动收入，主要还是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着力，而不应该把主要着力点放在初次分配上。

陈享光教授指出，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并且由生产条件的分配所决定。未来社会主义的富裕是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不是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而是消费资料方面的差别。这个消费资料的差别只能反映劳动的差别，它与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共同富裕是相一致的。生产条件的分配，首先涉及有什么样的生产条件。在马克思生产条件分析中分为两部分：一个称为特殊生产条件，或者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条件；一个是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一般社会生产条件。我们社会主义在这两个生产条件的建设方面，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有重大的差别。生产条件的分配首先当然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看这些生产条件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从社会主义建设来看，中国依然处在建设这些生产条件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城市、农村之间的生产条件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由此带来了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重大差别，这是一个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不是仅仅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的，也不是仅仅提高贫困地区的劳动者劳动能力来解决的，恰恰是通过精准扶贫构建生产所需要的特殊和一般生产条件，以此为基础促进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进行生产条件的建设，构建全国统一的生产方式体系。二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体系，特别要避免逆调节。三是在建设生产条件的同时，要为广大社会成员进行一般性生活条件和设施的建设，以缩小人们的实际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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