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9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线上座谈会顺利召开。会议邀请了十余位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结合两会最新精神展开相关解读与研讨，为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献计献策，推动中国打赢疫情经济保卫战、布局经济改革攻坚克难、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富胜教授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并进行座谈的专家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乐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主编、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了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与会专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指出，此次《意见》明确了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制度方向，以及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解决思路，作为下一步改革的行动指南，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波诡云谲、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背景下，《意见》旗帜鲜明地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坚定指引，是我国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定海神针，是对全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庄严承诺。《意见》提出的三个更高，提出了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高要求。更高起点，就是站在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对于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做出新布局；更高层次，就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突破现有体制的障碍，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高目标，就是瞄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定地沿着“两个百年”的目标，一步步落实，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发言中指出，此次《意见》发布事关重大，尤其是在如下三个方面指明了改革方向：第一，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就是充分的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方面要加快建立高标准、完善的市场体系，在市场中高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在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的情况下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市场主体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另一方面还是要坚持进一步的转变政府的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坚持竞争中性的原则非常重要。第二，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是当前改革的两大重点任务。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也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要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来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和改进，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的配置的体制机制。第三，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强化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是我们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要有法可依、依法用权、依法履职。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认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包括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这将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如何理解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具体来看：第一，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基础；第二，结构性改革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实现途径最终还是要靠公平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第三，在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上，市场上存在着垄断结构、垄断行为，竞争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竞争是否有序；第四，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关键的问题需要建立市场秩序。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关于《意见》，有三点体会：第一，关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四个标准：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适应小康社会建成以后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的需求；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适应生产力更加平衡的发展，更加充分的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适应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的需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适应疫情冲击之后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挑战的要求。第二，要建成或者说要完善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增强对市场经济一般要求的适应。第三，深化改革，要在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上下功夫，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胡乐明认为，《意见》紧扣制度建设这一主线，在加快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制度方面做出了很多具体部署，在关键性、基础性的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创新。《意见》强调要完善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的制度安排，做出了许多鼓励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制度改革部署，在产权保护、要素配置方面尤为明显。《意见》强调要完善适应国内经济治理要求的制度安排，提出优化经济治理方式，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对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了更加明确的界定，特别是突出强调要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意见》还强调要完善适应全球治理要求的制度安排，既要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体系，同时也要通过开放来促进自身的制度创新，积极参与全球市场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提出更多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瑞龙认为：《意见》体现了让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思想。首先，《意见》体现了以分类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思想，明确提出国有经济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命脉的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要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其次，《意见》体现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想，强调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强化收益权，淡化控股权，强调在混改企业当中应该实行股权激励，提出要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再次，《意见》强调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面更大程度上强调市场，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各类所有制主体的公平竞争。引入竞争机制不仅有利于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提高效率，而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以《坚持权利更大开放的改革方向，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题展开主题发言。刘守英教授从中国改革的本质出发，指出改革开放的本质是实现权利的有序开放，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实现进一步的权利开放。在此基础上，刘守英教授从如何实现进一步的权利开放角度对文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包括，第一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第二是保持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安排，第三是真正保证权利开放制度中的平等，并集中围绕制度安排问题，讨论了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在产权制度方面，刘守英教授着重阐述了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在要素市场化方面，刘守英教授从要素市场的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刘守英教授对制度性的权利开放作了阐述。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主编、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对文件相关内容发表了意见。邱海平教授认为，对于此次中央文件的解读要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特点中去理解。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把实现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理解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此次中央文件同样体现了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思路，充分反映了文件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邱海平教授还指出，对于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需要用一种创新的理论思维对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和最终目标的内在系统性、学理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从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出发来理解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指出，《意见》是对我国过去实践的再认识，更是对新时代的一次动员，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李义平教授强调了《意见》中的两个侧重点。首先，李义平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在历史实践中体现出其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不同国家因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区别，会衍生出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特征演化出的符合我国实践的具体市场经济模式。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不断寻找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国的未来发展既不能返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更不能抛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特征。其次，李义平教授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除了充分发挥市场的在要素分配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外，政府也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需要保证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加强按劳分配，并且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才能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优化的收入分配结构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消费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享光指出，中央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见》是对市场经济实践的一个新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我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经济制度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难以避免会出现逻辑上的摇摆，一些难题也始终被回避。而《意见》中的一些新表述则表明了市场经济不仅应该在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作用，还应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社会主义的多方面制度都需要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这样的表述表明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超出经济制度的更广泛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系统、全面的新认识。而就经济制度本身，《意见》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更实际、系统、全面的构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再是需要分开讨论的问题，这对理论界始终讨论的诸如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关系等难题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转型与治理难题在疫情后进一步加大。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突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发布，为新时代下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定指引，广大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予以深入研究，一方面，形成更加具体细致、更加切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另一方面，围绕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实践，提炼出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成果、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