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习近平同志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为我们探索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从经济理论上来说，新质生产力在经济理论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等各方面均体现出时代化、中国化的新拓展；从经济实践上来说，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在于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规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新质生产力的体现是结构高度提升；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机制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最根本的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其重中之重。

一、前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的经济学理论范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就理论概括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就实践需要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培育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围绕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积极建设性回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1.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所谓新质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通过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劳动过程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作为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劳动生产力”构成要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也就是说，生产力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间能动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力，其构成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自然条件，其组合方式包括技术方式和社会结合。

从自然形式上看，这种生产能力包括质和量两个基本方面的规定。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相应科技水平决定的生产力的要素及构成的有效性，即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科技决定生产力的“质”，进而决定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主要在于由既定生产要素数量和投入决定的生产力的产出规模，即财富生产数量和相应的生产量的可能性区间。从社会形式上看，这种生产能力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能动的变换过程中形成的创造财富的物质力量，具有自然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两重性质。社会历史形态上的生产力本质上是指生产的社会方式，即生产关系。自然形态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质和量的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的结构和历史特征，从制度上制约着自然形态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可能。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比以往的总和还要多。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生产力的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阐述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之所以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首要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物质形态和社会历史形态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创新性和制度革命性。

首先，新质生产力强调，作为自然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质”的变革，即生产力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深刻变革，从而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根据要素禀赋和组合方式的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内在逻辑，创新驱动是核心动能，是生产力“质”的变革的突出特征。因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展规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只有以创新驱动为主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才能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规模扩张创造新的可能和结构空间，深刻改变生产函数，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变化的要求，在新质生产力基础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量的发展目标。以“量”的合理增长体现“质”的变革效率，实现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完善，即基本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表明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要求。

从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效率进展，重要的动因在于改革开放，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初稿”到更加成熟定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具有活力和效率支撑，从而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东亚泡沫”。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完善（2035年），更加巩固（2050年），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会更加显现，对生产力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能力会更为突出。

2.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学说的主要变革

在经济思想史中，“生产力”范畴提出是与要素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如重农学派、重商主义等，所总结的劳动的生产性即生产劳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都是指具体的要素在提供或制造财富中的作用及程度大小。例如，重农主义提出的农业是最具生产性的，因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重商主义则强调商业最具生产性，因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最具创造财富的能力；直到古典经济学，顺应产业革命的历史趋势，提出制造业具有生产性，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特别强调虽然农业提供“纯产品”因而具有明显的财富生产性，但制造业也同样具有生产创造性，而不仅仅是改变已有的财富形态，从而在生产力理论上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回应。同时，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之外提出的第二种价值学说，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三大类，并均将其归结为价值的源泉，分别形成工资、利息、地租，奠定了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最初基础。后来的庸俗经济学更突出强调要素生产力，如萨伊所提出的客观效用（服务）价值论，就不仅把要素特别是资本、自然等与劳动一道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作为生产财富的创造性的源泉，而且把价值的创造和源泉归结为要素生产力，即客观要素价值论。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沿袭着这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及相应生产劳动学说，同样承认生产力的基本构成是各类生产要素及其构成，并将其大体概括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不同类别，这些生产要素在一定的技术方式和制度方式的组合下形成系统的生产力。但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学说，一是在自然形态上，除承认不同要素具体的生产性及生产能力之外，更集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能动的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的一般性和客观性，即“物质生产力”，并且在阐释生产力的客观物质一般性的过程中，尤其强调人作为劳动者的能动性和重要性，是生产力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即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力”。二是在讨论劳动与价值源泉的关系上，马克思承认包括各种劳动资料和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于作为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生产具有不可或缺性，对于产品的生产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用，但就商品价值而言，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人类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效用”。从而这不仅深刻指出了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的根本谬误，而且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性局限。三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自然形态分析与社会形态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在分析劳动的生产性过程中，关于“生产性”是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统一中定义的。生产劳动一方面要创造财富，生产具体的使用价值（有用性），另一方面要体现特定社会历史生产性质，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为“物质生产”必须创造财富，体现大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作为“社会生产”必须创造剩余价值，体现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目的，二者缺一不可，即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称其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从而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将生产的自然物质技术性与社会发展历史性割裂开来的倾向。

3.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要发展

（1）在生产力经济理论上，强调生产力自然形态构成上的发展和时代化。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生产力学说是对制造业工业革命的历史回应，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对大机器工业化发展时代的科学回应，那么新质生产力学说则更体现对新的信息时代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革命做出时代性历史性回应，赋予新质生产力“质”的新结构性定义，强调新质生产力“质”的变革核心是要素禀赋变革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更具经济技术发展的时代化新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从物质生产力本身发展历史进程看，实质上是新的生产力逐渐改造和替代“旧”的生产力的迭代式升级过程。这个升级过程的核心动能在于生产要素质的变革和生产要素技术组合方式（生产函数）的根本改变，即要素禀赋演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演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迭代以新产业培育为基础，产业结构演进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则是创新的函数，产业和产业结构变化则是这种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体现和载体，进而生成系统性的生产能力迭代，这种迭代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生产工具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机器直到当代数字智能工具；动力演进经历了从自然力（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到机械力（热力、电力等）直到当代的智能“网力、算力”；产业体现经历了渔猎、农耕、工业、服务业。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纺织、交通运输、煤炭、钢铁等资源型产业生产力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为标志的电气化技术为突破，带动汽车、飞机等重工业和石化等能源产业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材料等信息化技术为突破，带动电子信息、移动通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和新技术、新装备、新能源、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第四次产业革命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突破点，带动数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力飞跃。“新质生产力”论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上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做出理论回应，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学说的运用，更是对新时代生产力演进规律的揭示。

（2）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强调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术语的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生产力论和全要素生产率范畴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等要素生产力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新质生产力”所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更不是对资产阶级传统“效用价值论”的沿用，而是指在生产自然物质技术意义上创造财富和使用价值的效率，不是指商品价值源泉意义上的创造。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和使用价值（产品）的存在形式仍然是商品货币形态，其运动过程仍然是市场竞争机制，因而要素本身仍然是商品、要素系统性集合为生产力创造出的财富（使用价值），仍然要以商品价格总额的形式存在。所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可以体现为具体的使用价值生产上的具体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可以体现为以商品价格计量的价格总额以及产出水平的提升。把“全要素生产率”范畴引入“新质生产力”，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命题，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坚持。

（3）在发展经济学上，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逻辑的新突破。在经济发展史上，尤其是战后许多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发展命题成为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实现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方案又大都源自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学家，形成所谓“发展经济学”，但成效并不显著。其中一个基本逻辑是在经济发展和结构上以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水平和结构状况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赶超的目标，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和结构演进规划。结果，人均GDP量的差距并未真正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不仅没有实质性提升，反而更大程度上被定义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实质上，这种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状况为目标，追随发达经济体历史轨迹亦步亦趋的发展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追赶超越的；再加上制度上长期形成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把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使得发展中国家既缺乏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又缺乏有效的制度创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创造的奇迹，表明只有打破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上的西化迷思，才能走出真正具有符合国情和民族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我们能够也只有坚持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可能，而且具有紧迫的历史需要。从发展的可能性上说，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某些领域和产业已经具有领先或并跑优势；二是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代特征和规律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突破性发展创造了机遇，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许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开创性，“无人区”的存在可能降低对原有科技创新的路径依赖程度，为我们提供了大体相同的起跑线，使我们在一些领域可能摆脱“后发”劣势并实现赶超，科技创新的突破性进展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提供超越的可能；三是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相应的经济体量，不仅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产业突破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和应用场景，而且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提升创新的市场竞争力。从实现的必要性上说，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新的约束条件下，特别是发展绿色化、数字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发生系统性改变的环境下，仍然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很难达成，必须贯彻新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国际竞争新格局下，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互补性逐渐减弱，竞争性不断强化，在原有的分工体系和结构格局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与发达经济体展开竞争，才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体系中获得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立足当代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系统地突破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指引。

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1.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的动能首先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带来要素禀赋的变革和赋能，带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提升。事实上，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现代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本质上都是指产业结构的时代变革，而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张，尽管结构质态的变革必然带来经济量态的提升，但量的规模扩张并不等于经济结构质态演进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也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结构转换是长期的，而量的增长在短期里可以实现；结构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积，而总量失衡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效应；结构转换的动能在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具有极为突出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着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创新又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远比总量失衡深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特别是人均水平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的方面，即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差异。新质生产力切中了发展的要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兴产业和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科技创新切实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创新产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如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次会议同时明确提出，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科技，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不断提升的算力为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和动能改造转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动能，催生未来产业，日益成为竞争力发展力的根本。迫切需要在改造传统动能上以数字技术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的水平和韧性，促进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提升数字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渗透率；以数字化引领和推动未来产业的技术突破，在培育未来产业上找准未来的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把握未来科技演进和发展趋势，激活未来产业发展新势能，特别是要重视人们普遍关注的“健康、数智、绿色”三大方向。美、英、日、欧等都在制定并发布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我国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将新一代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产业、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等具有导向性、长期性、动态性、全局性、质变性作用特征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领域作为新赛道和重要方向。

2.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规律

一是科技创新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科技创新具有超前性、探索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但总体上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演进趋势，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科学研究的偏好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真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价值。二是必须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质态的上升是科技创新和运用的重要基础，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于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超前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在体制机制上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三是需要重视发展中大国特殊性。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的完整系统性，大国经济均衡的基本内向性，要求创新驱动具有全面性，不能存在严重受制于人的关键性短板。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对结构升级、经济畅通，还是对高水平安全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质量变革、动能变革、结构变革，不仅具有与自身相比的发展成长性，而且要求在高水平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具有竞争力，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增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在产业分工的全球格局中具有结构性制约力。因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补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底线，又要“壮强项”，“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3.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演进规律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质态变革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和困难在于结构变革中的一系列矛盾。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量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上，这种结构性差异是量的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经济结构性失衡和产业结构高度不够，无论是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还是解决温饱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结构性矛盾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经济结构质态落后的直接动因又可以归结为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带来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匮乏，不仅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难以实现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而且被长期定义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低端，进一步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并加剧依附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创新驱动促使生产要素禀赋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紧紧抓住产业变革结构升级这一关键，否则便失去其应有的发展意义和先进性。

二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逻辑性。在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上，所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在历史上是逐渐递进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是以农业发展达到相当水平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条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是以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即所谓“后工业化”特征的体现。在当代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仍然要遵循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尤其是新型工业化，没有强大的实体产业，尤其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智能化、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应用场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避免产生“虚高度”。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及教训，特别是吸收科技创新成果，降低发展成本，实现重要领域的突破甚至“领跑”，但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发展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可能和需要。主观地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唯心臆想的政策提升，只能加剧形成经济泡沫、创新泡沫，从而加大发展成本和风险，最终结果还是要被经济发展客观历史强行纠正过来，但由此国民经济发展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错失真正的历史机遇，使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进程严重迟滞，甚至中断。历史上我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强行提升工业化就是严重的教训，现阶段存在的脱实向虚的结构性矛盾更需纠正。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发展泡沫，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实际脱离效率提升的根本，盲目推动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事实上，在现阶段，结构演进重点在于协调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动能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关系。

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由于在“无人区”的科技创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期，这种不确定性更为显著，使得我们在某些领域有可能率先实现赶超或突破。这是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革命进入急剧变革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必须体现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以一些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带动经济结构质态升级，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来产业的先行培育引领结构演进方向。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并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纵向逻辑迭代（串联式），在我国工业化目标达成、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农业现代化的深化和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推进，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演进的大趋势以及全球化的变化，在带来新的历史性挑战和选择困难的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多种选择机遇（并联式）。我们需要切实把握住这种历史机遇，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质态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统一起来。

四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及特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的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尊重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一方面，在体制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集中统一但又郡县分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经济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的不同也在于“条块”分设，注意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苏联集中计划经济垂直管理的僵化性。虽然其中存在条块之争的矛盾，但总体来说更具活力。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新质生产力要落地，既要有国家战略性顶层规划，又要有地方具体贯彻实施，需要在利益机制和政策决策执行机制上保障两方面积极性，这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在产业布局上，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系统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需要体现主体功能区的差异，从而在资源配置上提升空间效率。这种空间效率是资源配置结构性效率的重要方面，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构成，尤其是要防止区域之间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趋同。结构性趋同不仅会脱离区域实际，降低资源结构配置性效率，而且会加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此外，需要关注增长极的培育及其对国民经济全局性、区域性拉动的极化效应，新的增长极培育需要同创新中心和高地建设统一起来，增长极的培育对于非均衡的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超越尤为重要。

4.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

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上深刻变革，尤其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创造体制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作为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相统一的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其变化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完善治理体制和政策机制等，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效发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引领和资源配置协调的功能，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体制上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面的关系，克服单纯依靠市场实现创新和结构升级的分散性、盲目性及不确定性等各种局限。

二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革，相应的产业变革和结构质态演进，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深刻改变。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市场经济中的供求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否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盲目性和严重的行政性，就会脱离市场约束，进而缺乏竞争性和有效性。应当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