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明由人类物质生活实践创造，依赖于社会形态存在，构成文明形态，其演进是一元多线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启了现代社会，有进步意义但蕴含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形态，苏联共产党建立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逐步后退为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其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包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稳中求进方法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一、引言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党和人民一百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自“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具体内涵形成了不同看法。有学者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即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也有学者基于社会形态视角，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以往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还有学者融合了上述两种观点，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中华文明的统一体，兼具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上研究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归结为中华文明，或社会主义本身，或二者结合。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早已有之，并且都曾经历挫败，难以称之为“新”。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为个别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说是“新”的，但根据这种观点，任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都可以被认为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是原创性的历史性判断，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关口，正确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指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提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是“社会形态”，即“文明的社会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隶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新社会形态；第二，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积极扬弃；第三，它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传统理论，开辟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新模式。

二、文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的演变

“文明”总是与“社会形态”密切相连，依赖于社会形态存在的同时又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化，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具有一元多线特征，每个国家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又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辟了现代文明的历史，具有进步意义，但其内在矛盾随资本主义发展不断激化。

（一）文明与社会形态

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考察文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文明是物质生活实践产生的，当人类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摆脱了野蛮和未开化的状态，“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创造出了人类文明。

经典文本中多次出现“文明”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含义不同。第一，运用“文明时代”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恩格斯沿用摩尔根的“文明时代”提法，指出商品生产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文明时代具有不同的阶段，恩格斯指出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近代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第二，不同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明，例如“德国文明”“法兰西文明”“印度的文明”，等等。即使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的文明，也会“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第三，文明代表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不同的地区、国家和社会具有不同的文明程度，例如经典文本将“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野蛮”相对应，而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则“一方面是文明，另一方面是野蛮”。第四，狭义的文明特指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了经典作家写作年代文明发展的极盛时期，经典文本中常用“文明国家”“文明世界”“文明社会”或“现代文明”来指代资本主义，并且批判了“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尽管“文明”的具体含义有所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文明是物质生活实践的产物，必须以一定的形态存在，并在具体层面上丰富发展着这种形态。文明的基础和根源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竖立在这些生产关系总和之上的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例如，文明时代的社会通过采用私有制生产与过去采取共同生产的社会区分开来，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等家庭形式、国家制度、城乡对立制度、遗嘱制度等。一定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一定的文明，例如文明时代本身就根据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具体化，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

（二）社会形态演变的一元多线特征

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态，将社会形态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等三大形态，根据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恩格斯则提出了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

“五种社会形态”的提法逐渐演变为人类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理论，产生了对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的误读。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意味着“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以古代罗马为例提出，在罗马的发展历史中，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和“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但“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表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社会形态的演变既具有共同的、普遍的历史规律，又根据特殊的发展条件体现着各自的特色，兼具历史统一性和空间多样性的特征。历史统一性是指，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总是要经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和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这是不能跨越的客观的、历史的规律。空间多样性则意味着，从地理空间来看，一方面，处于同一社会形态大历史阶段的文明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例如原始社会崩溃后，地理条件的不同塑造了希腊罗马式、日耳曼式等不同公社的不同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不同文明程度的社会形态在空间上并存，例如当西欧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因此，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元多线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提法概括并预测了西欧社会形态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特殊路线之一，但其他文明并不一定会遵循相同的发展道路。

（三）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开创了现代文明，“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使人类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现代文明的唯一载体，它从以下几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第一，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人类协作的劳动体系，摆脱个人劳动的生理局限，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随着技术演变，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以自动的机器体系为最终形态，发展出机器协作的劳动体系，使得大工业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并“得以自立”。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第二，造成了商品关系的普遍化，使得“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第三，开启了世界历史。产业资本运动的开放性使得它与其他商品经济可以相容，“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一切形式“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其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激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了剩余产品，但同时“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疆界不断扩张，垄断、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社会贫富分化、经济和金融危机、气候和环境危机等问题日趋严重。

三、共产党人对新社会形态的探索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被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取代，并且共产主义社会将首先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后来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新社会形态展开了积极探索。与理论构想不同，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表现为一个逐步后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国内外经验教训，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探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

（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的阐述

马克思指出，未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是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设想，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实行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实行按需分配，使得“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社会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将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但后来以苏俄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完全脱离了这一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薄弱、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由于历史和实践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料到也无法回答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落后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二）苏联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建立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落后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列宁认识到与西欧先进国家不同，落后国家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的“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基于客观历史环境，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先后实施了“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其中，新经济政策打破了教条，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提高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创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在各个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模式”延续和发展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及其残余，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措施快速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力。苏联在1936年正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斯大林提出要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随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进一步提出了“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但“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人民群众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很快就束缚了经济发展，使苏联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表现为一个逐步后退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官方表述从“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退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执政后则提出苏联并没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处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将苏联社会形态的性质判断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改革旧体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失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被终止。苏联经验表明，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但由于没有客观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直到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解放，仍然是苏联共产党人未能回答的问题，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长期任务。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正如列宁所说，“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以殖民、侵略等野蛮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联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条件中”，与其他落后生产方式发生“连接”，即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落后国家共生共存、共同统治，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落后社会形态在地理空间上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近代中国就处于本国小农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历史和实践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料到也无法回答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本身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超越了“苏联模式”，探索并回答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53年提出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1956年，经过三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宣布中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不同，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随后，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但在实践中，由于急于求成，出现了一系列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试图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反思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修正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要“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从社会主义的长过程来看，“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也分为不同阶段，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概念，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为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新社会形态提供了根本支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理性建构与自发演化相统一的动态过程，制度建构内生于中国社会实践历史演化过程的同时又作用于中国实践，二者的互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隶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新社会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积极扬弃，开辟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新道路。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上而下地变革上层建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了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跨越。19世纪中后期，落后国家发展进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而中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合形态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同时，利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维护自己的统治，使这种混合形态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长期存在，无法自发地向现代社会过渡，改变了落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落后国家要想打破这种混合形态，必须采取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自上而下地重塑生产条件，逐步探索并进行制度建设。长期的革命和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为建立新社会形态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生产的基础上。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向现代生产过渡，必须在国家主导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而这一前提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党中央在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基本建立，为创造新社会形态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发展战略，以国家和政府干预为基本手段，以农业支持工业为机制保障，随着苏联援助开展的156项项目建设，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除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外，现代生产的另一特点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但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的同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关注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全系统的有机协同发展。习近平深刻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累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立足于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就是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进。具体的战略举措包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社会形态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是一个隶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新社会形态。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化，体现为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的同时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治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同时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精神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结合中国现实和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生态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从持续时间来看构成一个社会形态。邓小平曾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引用邓小平的论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仍然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国社会主义实践始终隶属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计划在一国内胜利，但却很难证明社会主义能够作为人类解放的计划在一国内取得成功。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普遍交往……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在一国内开展，但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只要社会主义仍然是具有地域性的国别现象，始终都隶属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几个发达国家转向社会主义才能脱离不发达阶段。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正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突破了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根本限制，“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向“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第三大形态过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胎于落后的小农经济，需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突破“人的依赖关系”下的根本限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因此，尽管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它还是存在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资料局部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有当这一矛盾的根本性质发生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脱离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现代文明的新载体，丰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形态，开拓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新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处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这一阶段的开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形式，应当充分认识到资本的两面性，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成果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世界各国之间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打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通过引进资金、人才和技术，以及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等方式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传统文明迈向了现代文明。

马克思曾指出，尽管每个社会都“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克服以“资本至上”为核心逻辑的资本主义的弊端。物质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缓解了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公有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性、安全性和基础性领域集中，承担开展重大技术创新的责任，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克服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和资本的无序扩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自上而下塑造的。在这一体制下，政府通过中长期规划、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方式引领市场经济发展，并通过战略性公共投资、社会支出等方式弥补市场经济运行的缺陷。政治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人民自己参与和管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高度重视回应民意和协商民主以切实促进民生改善，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精英集团竞争公共权力的西方式“精英民主”。精神文明方面，西方践行的“普世价值”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非历史的、自然合理的制度，强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并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固树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根植于中国土壤，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社会文明方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带来贫富分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崇高目标，结束了对抗性剥削关系，在经济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生态文明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切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着力克服由资本逐利性驱使的对自然界的过度掠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本质规定，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关论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当前，资本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强大，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时刻面临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动摇，避免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道路。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生产力水平仍然有限，需要发展市场经济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避免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工作有了新变化和新情况，要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要求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社会革命的艰巨任务和深刻变化要求党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和勇气，党的自我革命能够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首要的是从思想上建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保证。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国内外正反发展经验和科学判断国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习近平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不是新发展阶段特有的发展理念，而是总结国内外正反发展经验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即“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一方面能够“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以致……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另一方面通过“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第二，协调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特点。协调发展的本质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协调。马克思重点强调社会生产的协调，“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另一些生产部门则相反，“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具体而言，产业分工在空间上形成的城乡、区域结构表现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等。

第三，绿色是经济发展的普遍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改造自然界以服从人的需要，但忽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血肉联系。绿色发展就要使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人类社会的存续发展。

第四，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当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第五，共享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曾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但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共享发展体现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研究传统，马克思运用辩证法，进一步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整体。不同社会形态中，特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之间的特殊关系。经济基础中的经济关系影响上层建筑中的具体制度形式，其中，生产关系对应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分配关系对应分配制度，而交换关系则对应经济运行制度，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形式，在促进重工业快速发展和工业体系建立的同时也逐渐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离“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还很遥远，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深化劳动分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党对基本经济制度三个方面的规定不断发展变化。

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赋予基本经济制度新的内涵，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从三个方面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企业协同竞争结构，促进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作为“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最能促进生产”，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第三，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有效防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这就要求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是一种崭新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根据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利益共同体依次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和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人类共同体。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形成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其实质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列宁和斯大林提出以无产阶级共同体消灭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人类共同体，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实践中认识到，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发展了马克思的利益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帝国主义论。毛泽东首先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思想，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论，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思想，指出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开启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创新性地解决了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2012年后，习近平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从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的理想传统中汲取营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阶级利益共同体，强调利益共同性，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朝着人类共同体迈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价值追求，回答了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开放型经济，以及如何更好地建设人类世界等重大历史问题。

（五）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

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是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矛盾分析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特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任何经济范畴都是对立统一的，抽象的经济理论研究经济范畴向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转化引起事物性质变化，代表进步的方向。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在实践中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表明矛盾双方长期共存。稳中求进的方法论正是“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来认识和分析矛盾事物。其中，“稳”指的是事物发展的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进”指的是事物的矛盾有着向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既认识到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也认识到了其“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统一面中把握对立面，不断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要在确保大局稳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防止急于求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吸取了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革命空想论，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在“稳”的状态下又蕴含着“进”的趋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经济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党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稳中求进、问题导向的辩证思维方式，把握宏观调控的度，坚持底线思维，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六、结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基于中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国情，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包括：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新组合；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经验，赋予经典理论新的内涵；全新的原创性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习近平的原创性贡献。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概念上坚持、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一方面通过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具体实际，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遵循客观发展规律，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许多国家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作为人类解放的计划取得最终胜利。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区别于经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从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以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集大成，回答了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问题，解决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

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9世纪，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的新范畴，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根本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今天，习近平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范畴，把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建了新社会形态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范畴，集成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枢纽。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匡晓璐，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