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的乡村振兴问题涉及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怎么认识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对象，二是中国几千年的乡村体系、乡村系统的变化。中国的整个乡村社会是一个由人、地、业、村形成的有机系统。考察中国乡村系统的现状和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就要从整体的层面，从人、地、业、村四者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统出发。乡村整体功能失衡，不是某一个要素出了问题，而是出现了人、地、业、村的失调。重构中国的乡村系统，就是要认识中国城乡融合的形态，推进城乡融合的路径，重构城乡转型的方式。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乡村振兴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怎么认识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对象。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来，大家都在忙乡村振兴，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碰到了什么问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去振兴什么呢？我们做了那么大一个工程，对象一定要认识清楚。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内涵是指中国几千年的乡村体系、乡村系统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次次推动农业国的工业化转变，把原来的乡村系统变成城市系统，这是一种转型。那么我想针对今天的乡村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原来的很稳定的乡村系统转变成城市系统以后现在是什么样的，以及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事，和大家探讨一下。

一、认识中国的乡村系统

首先，认识中国乡村系统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章有义讲：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情和国力的基本要素。

1、人口增长

中国的乡村社会在技术进步不明显、资源不断地紧缩的情况下，始终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均耕地的不断降低）。因此，中国乡土社会土地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农民跟土地的粘性极强。我们到西方去看，尤其是到拉美去看，他们更多人都想进到城市；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跟土地的感情非常深，都不愿意离开土地。我最近去松阳做了一些调研，有些人认为城市化以后乡村慢慢灭掉就可以了，有一些人也不会轻易离开。我问一个松阳村子里的老人你在城里有房子吗？他说有，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县城买房子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呢？他说这是他的根。我说你把房子卖给他们（城里的人），让他们来弄不就完了吗？他说他家这栋房子差不多有七代人为之不断地积累，如果卖这个房子就相当于把祖宗卖了。这就是中国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文化。这种长期积累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农民跟土地的粘度非常之深，所以（中国）农民是不轻易放弃土地的。我们中国80年代开始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推到后面就涉及到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比如扩大土地规模，建立土地市场等，但是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中国的土地文化就是费孝通讲的：土地创造了历史，但是也成为一种负担。这是我们讲的土地的第一个特征。费孝通讲乡土中国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描述的非常有意思：是一双眼睛和一张嘴。嘴就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一双眼睛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但这些都需要从土里找生存，脱离不了这个土。所以费孝通讲土地也成为一种负担。

2、土地关系

认识土地关系的关键是地权。中国是最早建立土地私权制度的国家，中国的土地私权是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通过民间契约保护私有地权。但中国这种“地权制度”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土地）所有制是家本位的。中国土地所有制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土地私有制。在家本位之下，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是由家长决定的，家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的所有权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成员所有制”。大家看中国乡村土地规模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因为以家本位为核心的私有制会导致私权背后带有很强的“特许成员权”。到了集体所有制的时候，是以村社集体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家本位所有制演化为成员制所有制。我国农村地权第二个特征是，产权结构不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大的产权结构，而是以田面所有权为大的产权结构。明清的时候，中国的田地是分为田面权和田地权的，当时大量的契约关系是指“地契”，就是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由佃农使用土地的地权。这个“田面使用者”的权利内涵与“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内涵是差不多的，可以出租、抵押、转让、继承。所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实际上是田面（耕作权）、田地（所有权）两权分离。长久以往，为了保证土地的利用效率，土地产权结构就不断演变为“土地耕作权与所有权同时存在”，而且这个土地耕作的“佃权”逐渐具有了“所有权”的内涵。在耕地资源有限但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耕作权与所有权的冲突不断加大。地权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小农支撑了整个中国的农地耕作，农业被不断地细化，这也是前面提到的原因导致的结果。

图1  中国古代耕地、人口和人均耕地变动表

3、农业形态

第三是要认识乡村的业。中国乡村的业有三个特征：

一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结构转变受阻，现代意义的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得到推进与发生，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农业社会形态。

二是中国农业社会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时候是非常稳定的，是一个不饥不寒的小康社会。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在一个没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的社会里怎么能做成一个小康社会呢？核心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形态从来就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农业形态，而是靠农业来维持生计，靠工业和副业来保持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尽管经过了集体发展时代，但是搞副业和搞农业的人在乡村是很受尊重的。我们小时候每年底最盼春节，因为春节的时候可以请裁缝做一年的衣服，还有肉吃。这就是农业支撑生计，工业和服务支持生活，来形成乡村相当稳态的小康生活。

三是这种互补的产业结构形态使得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一个土地单产非常高、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的状态。一家一户为了保持生计，把自己的劳动力用到最大、把土地使用效率提到最大，包括后来我们使用化肥农药也是为了提高土地单产。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没有非农化，导致土地与劳动的使用边际效益不断降低，就形成了我们讲的内卷。这种劳动力模式并没有带来农业的爆发，而是导致单位劳动生产率低下。

4、乡村秩序

第四个方面是认识村庄。

中国传统的村庄具有非常重要的维持秩序的作用。中国乡村和西方乡村（形态上）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进入西方乡村看到的是农场（而并非聚落），美国一个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600多公顷，高度专业化、机械化、高科技投入。但是中国乡村的主要形态是村庄，村庄是中国国家治理中维系乡村秩序的基本单位。中国小农一家一户难以应对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而以村庄为单元形成一定规模以后就有了防卫，可以解决治安问题，并作为跟外部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纽带。

乡村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就是熟人的社会。较大的村庄是由两三个大姓支撑起来的，形成了家族和宗族的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会）具有根本的区别。熟人社会是以人际关系来形成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而陌生人社会是一种非人际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等级关系自动消除。

第三个特征就是费孝通讲的“差序格局”。很多人以为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以宗族和家族支撑乡村的格局。但实际上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我人际关系的亲疏，由近及远形成的社会关系。自我最大，下面是家庭，再下面是家族关系，之后是村庄、熟人、陌生人。

最后，乡村社会的治理准则是“礼治秩序”。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国家治理是“皇权不下县”，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乡村秩序作为一种关系和一套制度，维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可见，中国的整个乡村社会是一个由人、地、业、村形成的有机系统。人跟地之间形成紧密关系，人地关系又跟我们的业态形成紧密关系，最后集中在村庄空间中形成这四者之间的系统。所以，当我们思考村庄发展或做规划的时候，如果从单一的某一要素出发去解决问题是不对的。比如单从人出发，把人移得差不多了，但乡村还是在衰败；单纯的从地的角度出发，把土地规模化流转了，但土地流转规模越大土地的成本越高、回报越低。业也是一样，我们试图把乡村产业做的越来越专业化，比如地方政府特别热衷于搞千亩苹果园、桃园，但最后都没有搞成。中国乡村单一化的业态支撑不起来整个乡村的生活和生存。中国的乡村是人、地、业、村构成的有机形态，这四者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统，实现了几千年中国乡村的稳定。

二、认识结构变革下的乡村困局

1、结构变迁与乡村系统变化

我们要认识现在的乡村困局是怎么造成的。很多人认为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路径就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我们早期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结果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变，非常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乡村系统。国家结构转变中的任何一次重大变迁都会对乡村系统里的人、地、业、村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如果不对乡村系统做整体回应，结果会带来乡村系统变化中的紊乱。

图2  中国的城乡结构变迁与乡村系统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第一轮的国家工业化，是整个中国进行结构转变的开始。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制度安排是通过农业服务于工业，降低工业化的成本，来推进整个中国工业的积累，形成中国的工业体系。但是支撑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农民不能出去。如果农民出去国家工业化的成本就会上升。我们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绑在土地上，乡村里的农民和土地关系就更加紧张。第二个是为了保证工业化递增，整个农村的产业只能种粮食，保证城市食物的低成本。第三个是村庄的制度安排，为了使农民不离开土地，我们在村庄实行集体化土地制度。所以在国家工业化下，我们是改造了乡村的制度，乡村系统的结构是将原来传统中国村庄的这种非正式的制度、熟悉人的社会改造成镇市的制度，但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因为户籍制度不能离开。而乡村农业为了服务于工业化变的更加单一化。结果就是整个乡村系统的制度变了、业更单一了，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更紧了。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乡村系统变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第二轮的结构变革，就是乡村工业化。包产到户改革以后，大量的农民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非农的就业机会。但那时候城市的体制还没有改革，农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地区解决。国家采取的办法就是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搞乡村工业。乡村工业化下乡村系统的变化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乡村的业态跟国家工业化时期相比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时候乡村的业态开始复杂化，农业允许农民多种经营，工业允许农民搞乡镇企业。第二个是乡村土地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实行集体所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制度，并开始允许村庄的自治。所以整个乡村工业化期间，中国乡村系统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系统模式，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大规模的乡村工业化让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始有所松动，结构更加复杂。但是这期间由于农民不能进城，所以尽管有结构转变，农民跟土地之间还是粘度非常深的。费孝通讲离土不离乡，事实上是分业不离土。这是第二阶段中国的乡村系统。

到了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实行沿海工业化。中国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以后，工业化主要在沿海地区，但沿海地区工业化带来了内地乡村的重大变化。乡村工业化的时候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不离土、不出村的。但在沿海工业化的时候开始离土出村。农民开始不再搞农业，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开始松动。但是这期间农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强化了耕地保护，让农业又回到了单一化的农业。粮食农业的结果是什么？是农业的回报降低。同时乡村里大量的人开始单向离开农村，要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带来了中国乡村的衰败。

所以我们看，中国这轮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是整个乡村系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在沿海工业化、农一代离土出村以后，乡村系统开始松动，一直到整个中国农二代（80后）成为迁移主力的时候，中国乡村开始发生代际革命。

2、代际革命与乡土粘度

代际革命的意思就是：农二代迁移在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上跟农一代迁移有重大的变化。

从经济特征上，农二代是期望更好的融入城市。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工作的类型、对职业更加重视。农一代在城市工作但是乡村的地不丢。但是农二代基本上不知道自家地在哪，进城后也不再从事农业了。同时，农二代进城以后，原来在农村的一些副业产业（比如木工等）也不怎么做了。农二代更愿意变成城市的产业工人，对原来零散的副业不重视。此外，农二代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们更注重知识的积累、经验积累和职业积累。农二代在职业选择上会尽量把原来的职业忘掉，来选择跟城市趋同的职业。所以整个农二代的非常明显特征是更好的融入城市。

在社会特征上，农二代也表现出非常强的入城不回村的情况。迁移模式上，农二代更多的还是跨省的流动、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向大中城市的流动，说明他们在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回报。同时，他们对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农一代进城的时候，在一个很简陋的环境里都可以维持生活，只要挣到钱不太管家庭生活，而且很多农一代是男人出去、女人在家。但现在农二代迁移基本上是举家迁移，很注重家庭生活，并且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农二代不像农一代一样把孩子留守在家，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城市教育，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农二代对增强社会流动的期望非常高，比如他们尽量交社保，甚至开始在城里买房，回乡下建房开始减少。我这次去松阳看，90%以上的家庭都在城里买房。在城里买房表现出一个什么倾向？就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未来更多的是城里面住下来，享受城里面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高的，在城市稳定的人不再回乡下建房。最后是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基本上都是城市的方式。

3、中国乡村正经历千年之变

综上可知，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千年之变。

首先，中国几千年传统乡村的问题是缺少一种系统改变乡村的外力，大家被捆绑在乡村里，人、地、业、村唇齿相依，没有力量改变。但是一旦有外力来改变乡村的时候，往往带来的是对乡村破坏性的改变。比如殖民时期大量的洋货进入乡村，就把原来土的产品体系摧毁掉，然后原有的农工农副互补的结构也被打破，乡村陷入更加贫困。所以传统乡村的稳态体系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内卷，乡村的土地被过度垦殖，劳动力被不断地利用，农民高度辛劳。另一个是贫穷，就是尽管农民如此辛劳，但是生产效率上不去，还是贫困。

到了国家工业化、乡村集体化的时期，是一场对中国乡村系统的重大再造。一是整个乡村的制度变了，家户本位的小农经济制度被再造，形成了集体化的组织方式。二是乡村业的改造，中国农业变成了更大组织、更大规模的农业（比如万人公社），推进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但是这场革命性改造最后没法回避的就是体制的低效率。体制的低效率就是无法解决一家一户小农分散的农业效率问题，结果就是不能带来农民的回报，农村还是贫困。

那么我们现在的乡村衰败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中国当前乡村问题不是历史上的“贫困问题”。一是乡村物质状况好转，农民的家庭和基本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二是农民不再像原来辛劳的从事农业，面色好了，脸上有光了。三是现在农民的收入过得去，只要愿意出去打工，或者稍微勤快一点，总能挣到一定的收入。四是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村里大量的老人能活到七八十岁。五是农民的住房得到改善，现在农村盖两三层房子的人占80-90%。最后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可见，这轮农民的问题不再是传统的贫困问题了。

我认为，当前乡村的困局，是在我国持续的重大历史性结构转型下，整个乡村系统的人、地、业、村没有找到重构和匹配的方式，出现了功能失衡和失去活力，这是这轮乡村衰败最重要的原因。

（1）功能失衡的第一个问题是“人”。

当前整个乡村的人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农二代，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来落在哪。现在农二代基本上继续着离土出村、不回村的局面。现在更大的争论就是农二代未来回不回村？这是我们在规划里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我现在在乡村看到的情况是乡村回流在增加，但是完全回到村庄的趋势并没有出现。现在农民回流的情况原因最主要还是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当孩子要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家长带孩子去镇上读书。当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一家人回县城陪孩子读高中，但是不回到村庄。所以我们做农二代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回村的次数大幅减少。农一代一年回村五六次（农忙、清明、春节、亲戚结婚等）。现在农二代一年回去只有一到两次，清明节回去一次、春节回去一次，跟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基本都不回去了。因为他们已经不搞农业了，把土地要么交给老人、要么流转出去，所以中国的土地流转率已经能达到40%。另外他们回村以后也不住在村里，住在县城的宾馆；回村以后也不讲家乡话，他们讲北京话、上海话、浙江话，就是不讲老家话。原因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疏离村庄。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农二代未来落在哪？农二代落在哪直接决定了农三代未来落在哪，也决定着农一代未来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乡村的轴。

第二类是农三代，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哪里构筑未来。现在农三代出生就是在城市，整个生活方式和城市孩子是一样的。但是农三代的身份还是农村身份，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农三代物质和心灵的割裂。比如说他的物质已经小康了，但是他们的心灵非常尴尬。很多城里上学的农三代孩子小学就受到不公平的教育，在初中不能继续接受城市的公平教育，到了初三的时候就要回老家，这种教育的不公平导致的割裂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农三代未来到底是跟农二代一样继续他们的方式还是他们未来城市化。

最后是农一代，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老去。农一代基本上是农业的主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老了已经干不动了，农业的主人已经在远去。同时，农一代也成了孤守在家里的主人。我们原来讲中国的乡村问题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但我们对留守老人的关注是不够的。农一代基本上是在空守家里，一边种着儿子交给他的地，一边空守着家里的房子。很多农村老人觉得没有意思，原来还有孙子孙女在旁边，还愿意做饭，现在就剩一个人，饭都懒得做，一天就吃一顿。所以我们看这些人是空守在家里的主人。第三就是他们精神和心理的变化，非常孤独。他们干不动农业以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精神上非常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农村那么多老人自杀。所以农一代如何老去是一个问题。这三代人面临不同的问题。我们很多人讲乡村振兴就是把农民搞回去，如果回去都变成这样了，这个乡村还有前景吗？

（2）功能失衡的第二个问题是“业”。

传统乡村的业从来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业变得越来越单一。这是中国乡村从来没有过的。但这种单一并不是和西方一样的专业化，而仍然是小规模的、一家一户的单一农业，且回报极低。农民原有靠农业和副业之间的互补模式被打破了，农民无法只靠农业保证家庭稳定，只能往外跑，但是跑了以后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改变。虽然中国的土地流转率不低，但是由于业非常单一，流转后要素匹配不够，农业的成本上升，多了租金的成本、机械化的成本、雇工的成本，回报更加降低。

但同时乡村产业多样化非常困难，因为乡村产业多样化是需要条件的。日本的乡村搞六次产业，但主要在山区和自然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农业区域很少有搞六次产业的。我们再看中国，中国的一二三产融合到处都在说，但是做成的非常少，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把产业多元化的。日本人讲1X2X3等于6，但如果1（一产）是零的话，融合结果还等于0。所以一二三产的融合一定是围绕以农业为核心的，如果农业没有做强，是带不出二和三的。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地方是先从三做起，旅游、摄影、自然教育，但没有用。只有和一产关联起来的二、三产融合才有希望。所以乡村产业多样化的核心还是要回到农业如何发展。

（3）功能失衡第三个问题是住宅与农民财富积累。

当前村庄最大的面貌改善是住房改善，但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城乡关系里的农民和城市收入差距的根源问题。农民离土出村在城市打工，挣了一些积蓄，但这些钱基本上都汇款回村盖成了房子。后来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农民和城市市民在城乡差距上的根源在哪里？其实就是在于财富积累的方式。1998年房改以后，城里人的财富积累见长，是因为住宅商品化以后住宅变成了财产。但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的钱没有办法在城市变成财富，最后只能变成在乡村盖房。但是乡村盖的房子利用率非常低。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乡村规划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提出要想办法把农民的房拆了，我原来也提出让农民聚到一起社区化。但这次我在松阳调查，松阳大多数的农民都在县城买房了，但我问他们这个房子能不能归集一下？农一代根本不接受。农民说这个房子是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动我的房子就是动我祖宗的魂，就是败家子。还有农民很看重住自己的房子里自由自在的感觉。

农二代基本上在县城买房子了，未来他们到底是在城市落下来还是继续在农村盖房，核心是农民财富积累的地点在哪里。如果农民不能跟城市人一样将积累的财富变成资产，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所以未来只有两种路径，一是让农民跟城里人一样可以积累财富，二是让农村积累的财富变成住房后也能变成财产。

（4）功能失衡第四个问题是“地”。

土地的核心问题是土地破碎、利用效率极其低下、不经济。我们试图通过扩大规模解决问题，但发现规模户并不盈利。很多公司把规模扩大后，发现老百姓并不能用心经营，最后还得回到由一家一户来种，原因就是全世界的农业只有家庭农业是最合适的。农民种自己的地最精心、最爱护，这是全世界的铁律。同时，老百姓大量盖房占地，在自己地上盖完又去路两边盖房占地，还有坟墓占地。坟墓占地是乡土文化，家族把坟墓建设得越来越奢华，希望家族兴旺、实力强大。但土地的使用无序导致乡村发展无地可用。

因此，乡村整体功能失衡，不是某一个要素出了问题，而是出现了人、地、业、村的失调。要解决乡村系统失衡的问题要反思两个方面：一是城乡的形态；二是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变下，乡村的系统如何重构。

三、城乡融合形态下的乡村系统重构

继续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否解决中国这轮的功能失衡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在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以后城乡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情况是，在城市化经过快速扩张以后，将出现一种城乡融合形态。

1、城乡融合的形态（以美国为例）

第一，美国在快速的城市化以后，明显出现了都市区和非都市区。同时，在都市区内部出现了中心城市和郊区，实际上形成了三个空间形态：一是中心城市空间，二是城市的外围郊区，三是非都市区的乡村和小城镇。这是一个城乡融合的形态，既不是只有城市没有乡村，也不是重建乡村。我认为城乡融合的形态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形态，不是一个过渡形态。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整个城乡形态转型过程中郊区化是一个必然，而且牵引力主要来自郊区化，就是郊区人口的增长和人口总量高于中心城市和小城镇。也就是说中间的郊区形态开始成为人口聚集和增长最快的地方。

图3  美国中心城市-郊区-非都市区人口分布特征

第二是乡村和小城镇的发展。美国城市化率70%以后没有出现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衰落，因为乡村经济不是走向单一化，而是走向多样化。大家看从1974年到2015年期间，美国非都市地区的县有农业依赖性、制造业依赖性、采矿业依赖性、政府依赖性等，经济形态不是只有农业的区域。同时乡村经济的非农化、多元化非常明显。从1969年到2019年期间整个乡村产业不是只有农业的形态，其业态非常丰富（下表）。但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是把城市变成人口聚集的地方，把产业聚到园区，把乡村变成单一农业的地方，这个是需要反思的。

表1  1969-2019年美国乡村和小城镇产业结构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城乡差距。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不断缩小的，都市区和非都市区居民收入比差不多只有1.3。最近我去浙江调研，当地人骄傲地说他们的城乡差距只有1.6，实现共同富裕了。城乡差距的缩小会导致整个空间形态改变，但如果只是单一城市化发展模式，城乡的差距是不能缩小的，因为要素只往城市去，不往乡村跑。

图4  美国都市区-非都市区人均收入对比

第四，城乡差距缩小最后就是城乡融合的形态。城乡融合形态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是一个连续的等级空间。城乡不是两极化的形态，从城市到乡村有等级，有功能的划分，但空间是连续的。但中国的城乡最要命的是空间完全割裂，城不像城、乡不像乡，背后的逻辑是城乡二分法。城乡融合的形态就是让城市和乡村不再是对立的，是相互联系的。城市和乡村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功能的分别和发展程度的差异。

可见，在城乡融合形态下，农村地区开始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是业态的变化，乡村出现工业服务业。二是人口的变化，大量的非农人口出现在乡村。三是公共服务的变化，一些社会设施、自然设施出现在乡村。最后是社会特征开始重叠，城乡的边界开始模糊。但当前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之间边界非常分明，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城市高度发达，乡村要财政补贴。我们的社会特征也是分离的，农村人和城里人差别很大。我们现在要做乡村振兴这个事，首先就是要改变原来两分法的模式，要从城乡分割的二元分立模式转向城市融合模式。这背后是理论和规律的认识问题。

2、城乡融合下的乡村（以东亚特征为例）

那么在城乡融合形态下乡村会怎样？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看东亚地区（和我们国家的情况比较像），在整个城市化以后乡村没有消灭，乡村也没有走向土地规模化、农民专业化、乡村产业单一化。

（1）农业收入多元化与身份多元化

首先，农户人口的减少是基本规律。大家看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如此。但是在农户减少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不是单单只依赖于农业的收入，而是非农收入，而且是多元化的，既有农业的所得，也有农外的所得，也有财产的收入，也有各种转移的收入。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以单一的城市化来解决农民收入来源的问题是要打问号的。农民收入一定是靠多元化来支撑的。

图5  东亚农户总所得构成及其构成变化趋势

（以日本为例，单位：美元，%）

其次，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背后是农民职业的多角色化。欧美的农民是专业化，但东亚的农民长期保持兼业状态，只是兼业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第一阶段是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第二阶段是工业为主、以农为辅。农户职业身份不是单一的职业化，因为专业化的农业支撑不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未来的农民职业在城市有工，在乡村也有事；收入在城市增加一块、乡村也留一块，这可能是东亚乡村的主流形态。

图6  东亚经济体的农户职业特征

第三，未来的农业到底会怎么样？核心是农业要素重新组合。我们的农业要素扩张是单一的扩张，要么扩大土地规模，要么扩大机械化，要么让企业搞农业。但是东亚的农业是在整个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实现农业要素的重组：土地、资本、劳动、机械、服务等等在寻找新的组合匹配方式、重构方式和升级方式。不是单一要素的扩张，而是整个要素的匹配重构与升级。农业的工业化过程就是要素组合的过程。在要素组合匹配过程中，农业的生产率就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农业报酬就高了。所以东亚的农业是一个要素匹配度提升的过程，农业就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

图7  东亚每公顷水稻生产成本及其构成变化（以日本为例）

表2  东亚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变化

表3  东亚经济体的农业报酬变化

（2）农业工业化与乡村经济活动复杂化

东亚地区在农业工业化、农业要素组合升级的同时，乡村的经济活动开始复杂化。我们去日本看一下，日本的乡村长期保持了传统的手工业。日本在城市里也可以买到几百年积累的手工业制造的产品，很多产品是在乡村地区生产的。所以日本乡村工业的香火从来没有断。

日本的乡村经济活动不是简单的六次产业，而是一个乡村工业不断精细化、乡村经济活动不断丰富、农业回报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通过要素的组合来推进农业工业化，是保持乡村经济活力的方法。

表4  日本乡村工业运营企业数及从业人数

表5  日本乡村六次产业化销售总额情况

（3）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东亚地区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农业，但是小规模的农业可以通过农业的协同组合来实现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就是说农业的种植规模是小的，但是农业各个环节的服务是规模化的。农业一定要找到规模化的方式，否则无法实现规模报酬，这个农业肯定搞死了。日本的农业从来没有出现像欧美那样大规模的农业，这是资源禀赋决定的；但农业规模效益是从农业生产以外的环节里实现，比如日本通过专业农协实现了农业其他活动的规模化。

表6  日本农业协同组织的发展

（4）村庄聚落变化与功能转型

以日本为例，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庄人口不断减少也出现过乡村的过疏，但是乡村没有普遍走向衰落凋敝，而是根据人口数量、结构和需求变化出现了调整和转型。政府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支持，对乡村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保证了乡村规模的合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本的乡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度活跃，而是高度的体面。所以东亚地区的城乡收入基本平衡，没有出现城乡差距的扩大。

表7  日本按政策分的农林水产省预算（单位：亿美元）

图8  东亚经济体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演变

所以，从国际经验上我们来重新审视城乡融合的状态。在城乡融合下乡村出现了农业的复杂化、农业工业化和职业多角化、农业经营服务的规模化、农民收入的多元化，最后形成了城乡的平衡发展。

四、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1、城乡二分下的快速城市化困境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城乡二分制度下的快速城市化。通过土地征收、出让，配置给城市、园区，农民进城打工到一定程度再回到乡村，这个过程快速提高了中国城市化率。但是中国城市化率接近70%，形成了一半城市、一半乡村的格局后，接下来应当如何解决乡村问题？

继续走快速城市化结果是带来巨大的城乡差距。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化率低，而且乡村开始向农民开放权利，比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开放权利带来的结果是乡村农民收入的增长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所以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到了第二个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因为城市的改革开始启动，对城市人的权利开始扩大，但没有对农民开放权利，所以农民只能在乡村搞乡镇企业，但是乡镇企业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跑不过城里人收入的增长。到了第三个阶段，1998年以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距最大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人的权利继续扩大，但又没有给进城的农民平等权利，这样就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年以后我们开始扩大农民进城权利，城乡差距开始缩小。所以单极的城市化并不能带来城乡差距缩小。

图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快速的城市化模式最后导致了两个城市化率，一个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一个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两个城市化率就意味着有将近3亿人漂在城乡之间，但这3亿人最后还要回到乡村，但他们回村以后中国的城市化也好不了。我们的人户分离情况还在加剧，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回到乡村、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业竞争力下降。

图10  中国的“两个”城镇化率

图11  中国农业竞争力持续不足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沿袭单极城市化模式，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必须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的城乡融合形态。

2、城乡融合形态（广东南海案例）

广东南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也能实现城乡融合的形态。

首先就是城乡差距持续缩小，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广东南海现在的城乡差距只有1.47，基本上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差不多了，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图12  2006-2021年全国、广东省和南海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二是保留了村镇工业化。工业化不能只在城市和园区，那样城乡融合是实现不了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产业升级都是在讨论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怎么样造园区，中西部地区做了那么多园区最后起来的没有几个。南海为什么能实现城乡融合？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工业化道路是在乡土中长出来的。他们的村级工业园区用地都是在乡村里。工业化一定不能把乡土的工业化完全搞荒了，如果乡土没有工业化，只有农业，乡村就会出问题，这是脱离中国乡村系统基因的。同时南海不只有村级工业化，也有镇街的工业。南海区的工业增加值在街镇分布的非常明显。

图13  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分布图

截止2021年底，南海区612个村级工业园占全区工业用地超50%。

第三个特征是城乡空间形态是融合连续的，而非区隔断裂。一是整个南海的产业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和生态空间是高度融合的，不像其他地区产业只在园区和城市的地区。南海的各类功能区块（农业、城镇、工业和生态）也是高度聚集的。二是用地的融合，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两种所有制用地也是高度融合的。很多人说南海就是靠集体土地、违规占地，最后导致了大量的历史问题、乡村的问题。我说这不是问题，是一种城乡融合形态，背后是两种所有制用地的平等。三是城乡空间形态的融合连续，镇是产城融合的载体和空间，成为了城乡融合的接点。整个南海从城到镇到村之间形成功能的区隔和空间的融合。所以城乡融合不是不能做到，可以按照城乡融合形态来构筑城、镇、村的形态。

图14  南海区四大空间融合分布图

五、乡村振兴的路径

讨论清楚城乡融合形态作为解决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城乡关系重组的关键之后，接下来就是乡村振兴的问题。有四大方面：

1、农业工业化

现在大家都觉得农业没法弄，因为农业报酬太低。整个中国的农业5%的GDP是由30%的人来搞的，而西方的农业2%的GDP也是由2%的人搞的。这里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农业份额降到10%以下后，中国的农业如何搞？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和工业，所以如果农业的附加值不提高，农业就不可能起来。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农业的两个份额的问题。

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把30%搞农业的人降到5%，最后降到2%左右的人来搞2%的农业，这样农业才能强。日本的农业经验是农业工业化，将农业要素重组。比如贵州遵义湄潭原来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农业形态和其他地方不同，人、地、业、村的系统已经发生了重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融合。我们现在讨论工业化时候往往只是把工业化等同于一种技术进步，这是错误的。工业化的本质是什么？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这样工业化就不分产业了，农业也可以工业化。一个传统地区的农业产业如何工业化，核心是实现要素的组合。农业的工业化首先要打破原来产业的细碎化和土地规则。湄潭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它的产业集中到禀赋最优的茶产业。其他的地区农业为什么搞不上来？是农业没有找到产业规模化的方法。产业规模化关键在一个县只能形成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但现在很多地方的主导产业都做的很多，结果就是找不到要素组合规模化的方式。农业产业只有不断聚集以后，生产率才会提高，这是铁律。农业生产率和土地生产力如果不能同步提高，农业产业是没有希望的。湄潭农业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在不断提高，所以湄潭也能实现跟南海一样的城乡收入比。

图15  湄潭县茶产业收入与茶农收入

南海是靠城乡融合来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而湄潭是靠乡村的工业化来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首先是政府非常重视对主导产业的选择，一定是要选自己最有优势的产业，不能选多，也就是一到两个主导产业。二是政府在选择主导产业之后要进行持续的培育，对农民进行培训，进行市场建设，培育公共平台，保证产品质量，这些都是要政府做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政府要信这件事。现在很多地区政府不愿意干农业，因为太慢了。一个主导产业工业化的过程要13-15年。湄潭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农业工业化的道路，一是将土地面积不断集中到主导产业；二是不断扩大经营主体，湄潭的农民并没有都跑到外面打工，而是大量变成专业的茶农；三是组织优化，在湄潭的乡村出现了大量专业组织、企业、加工厂，乡村组织的复杂化开始出现；四是技术的进步，最后是市场发展，这些都是在乡村发生的。这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农业工业化道路。

图16  湄潭茶农人数变化（左）茶企业与组织变化（右）

图17  湄潭茶产业中的机械使用（左）与茶市场发展（右）

如何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最重要的秘诀是提高单位土地回报。哪个地方找到了提高单位土地报酬的办法，哪个地方的农业就有希望。寿光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设施农业和大棚，大棚农业的核心是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整个寿光的农业就是在一个大棚里发生的农业要素组合：通过农业技术物联网对农业各种参数进行监测，同时农民成为新农民，接受再教育培训，对现代农业认可，最终实现了单位土地报酬的提高。南海的农业是鳗鱼养殖，一亩地的租金一万，平均收入每亩可以达到2万。浙江的海鲜农场，每亩收入达到了3万，这就是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

最后是乡村经济的活化。现在乡村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单一，关键是要恢复乡村经济的多样化。同时要提高农产品的复杂度。我们看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的复杂度非常高，背后是知识含量，农产品提高知识含量以后复杂度就提高了，价值也就提升了。破解乡村问题的核心就是破解乡村的业。

2、人的城市化与乡村换人

第一是要大力推进人的城市化，解决中国两个城市化的问题。人的城市化关键是让那几亿人在城市落下，而不是回村里。未来2%的农业GDP只要2%的人来做，农业和乡村才有希望。所以农村还有20%的人要想办法在城市落下，关键点就是农二代必须落城。农二代如果跟农一代一样回到乡村，中国就回到了乡土中国。这样中国乡村无望。

第二是人在城市落下来以后，乡村也要换人。现在很多人讲乡村振兴就是把当前乡村人口专业化、职业化。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人口城市化以后乡村是要换人的，一是让部分出村的人回流，但一定是愿意到乡村做事的人回到乡村。二是一些搞农业的企业要进来，未来的农业要由企业家来组合农业的要素，否则就没有主体。三是让一部分喜欢乡村生活方式的人到乡村。湄潭现在已经有六千名从全国各地去的人，松阳也有很多去乡村居住、旅游的人。四是对乡村有想法的人，比如松阳的先锋书局就是一种乡村新业态。有了业就有人，其他相关的产业就聚集过来了。乡村的人在变、业在变、观念在变，留在农村的人就可以被改造。乡村的人一定要实现一场重构。

3、地的改变

乡村的业、人改变的过程中，一定有地的改变。

首先就是人地关系的重构。中国传统的乡村内卷、贫困是人地关系不断紧张的结果。未来必须实现人地关系的重新匹配，2%的农业由2%的人来干。

第二个是乡村土地的重划。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国家战略来解决乡村土地的破碎状态。土地碎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搞农业不积极，搞工业也不积极。城、镇、村高度分割，农地不规模、工业用地不规模、城市用地也不规模。我认为中国乡村需要按照土地的功能进行用地重划。如果完全按照用途和守底线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用地碎片化问题的。我们守住了量，但是这个量不能支撑生产能力，也不能支撑土地的利用效率。比如说以粮食安全为目标重新进行土地规模化重构，就需要在用地管制、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安全底线这些方面，围绕整个中国乡村土地重划。

第三个就是制度上，要解决集体所有权下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核心就是新的主体进入乡村以后，农业企业家和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权利保障问题。

第四是宅基地的改革。需要在保证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新的主体也能在村里落下来。最后是乡村产业发展，需要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

4、村落重构

在业、人、地改变以后，一定有村庄形态和功能的变化。

第一，村庄变化要围绕农业发展方式，重新思考村落的半径问题。现在农业发展方式变化以后，村落的半径可以适当的扩大。

第二是村庄聚落要跟着功能来变。传统村庄的功能是一个保护功能，现在的村庄很大程度是文化的功能，强调聚落的功能、记忆的功能、历史的功能和寄托乡愁的功能，所以乡村的适度聚集不能脱离乡村的这些功能。中国未来的乡村是肯定要缩减，但不是缩减成城市社区，而是要实现村庄应有的功能。

三是未来的乡村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到位与体面。

四是村落要解决老人的精神和文化寄托，让老人在乡村有适度聚集的文化场所，特殊情况可以喊到人，改变他们的绝望和寂寞。

五是村庄要成为乡愁寄托的地方，让农一代在乡村体面的老去，让农二代把乡村变成诗和远方。

六是乡村要开放，成为一个驿站，各种对乡村有想法、愿意到乡村享受生活方式的人可以到乡村聚。

最后，我们讨论中国乡村振兴的问题，一定要在一个整体面上讨论中国乡村的未来。乡村是一个系统，人、业、地、村四者之间形成的有机系统是我们乡村的魂。单要素改变乡村的结果就会导致乡村系统的失衡，必然带来整个乡村的衰败。重构中国的乡村系统，就是要认识中国城乡融合的形态，推进城乡融合的路径，重构城乡转型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城市更好，乡村同样更好。

我觉得中国未来是有路的，但需要有思维的改变。要有系统的思维、要有历史认知，还要有未来的责任。中国的乡村不可能消灭，未来100年再看我们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乡村，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本文转载自“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公众号（2022年8月31日）。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