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关于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作用的认识，相关理论主要沿袭两条分析思路：其一是强调金融部门对货币流动的影响，作为货币的提供者，金融部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经济体增加值。发达的金融部门可以缓解信贷约束，降低流动性风险，释放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部门可以通过风险分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因去管制而导致的金融部门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其二是关注金融部门对社会新价值生产的影响。在金融部门的影响下，大量的货币没有流向生产价值的部门，而是流向只占有但不生产价值的部门。由于金融部门本身并不参与新价值创造，而是社会新增价值的攫取者，大量资金流向金融部门可能推高资产价格、提高利率，反而不利于生产价值的部门发展。而且，金融部门为维持资金流动性往往倾向于通过资产买卖获得短期收益而不是服务于非金融部门，反而减少了对非金融部门的中介服务，从而不利于社会总增加值的生产。

本文试图按照一般—特殊—具体的逻辑从基本原理、阶段特征、具体表现三个层面分析金融部门与增加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分析金融部门与增加值生产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分析金融部门与生产性部门间的关系。区别于既有理论将金融部门看作一般性的生产部门或纯粹的“虚拟经济”，本文将金融部门看作虽然不直接生产增加值但是参与增加值生产过程，从而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产生影响的特殊部门。二是在测算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时，综合考虑国内金融部门和国外金融部门对生产性部门增加值的影响。通过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在考虑本国金融部门对本国生产性行业影响的同时，综合考虑国外金融部门对本国生产性行业的影响，以及本国金融部门对国外生产性部门的影响，有利于更全面地观察和对比相关国家金融部门发展程度。三是对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参与增加值生产与生产性企业利润率、增加值生产能力等因素的关系。

一、理论基础

（一）基本原理：金融部门与价值生产间的关系

由于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认识不同，很难对“金融部门是否具有生产性”这样的问题做出没有争议的判断，如果将生产性定义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统一”，金融部门作为货币的贷出者和货币服务的提供者，不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属于非生产性部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与社会的价值生产活动无关。首先，金融部门形成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是社会资本运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部分货币出于多种原因被贮藏起来无法参与生产过程，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而无法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金融部门因为能够解决社会的货币供求矛盾成为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

其次，由于金融部门能够通过节省流通费用、减少资本运动障碍、加快资本周转来促进社会总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所以它要求从社会总价值中分割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即金融部门的利润来自非金融的生产性部门所生产的价值。根据金融部门获得收入的依据，金融部门参与社会价值生产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基于货币经营业务加快资本运动，从而促进价值生产。货币经营类业务是从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特殊业务，“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做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原来各企业独立经营的业务由专门的银行来完成，可以节省社会总成本、加快总资本流通速度，促进社会总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应地“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做的一种扣除”。其二是基于信贷业务为资本运动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价值生产。信贷类业务产生于发达商品经济中只能以货币购买商品的规定性，随着社会闲置的货币资金集中到金融部门，借贷业务的普遍开展解决了闲置货币无法发挥资本职能的问题。“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其三是基于票据类资产买卖业务形成的间接关系。虽然这种形式的金融业务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投资，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投资，但是它的本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索取权。“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这种票据类金融资产的买卖活动与实际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运动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

（二）阶段特征：金融部门参与价值生产的新特点

金融部门与社会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动态机制、表现形式和经济特征。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金融部门的迅速扩张并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曾出现过较长时期的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列宁以“金融资本”为核心范畴论述了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高度融合并达到高度垄断阶段的现象，并将其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阿瑞基则认为金融部门扩大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事件，当产业部门利润率下降时，资本流向金融部门，导致金融部门扩张。

但是，从导致金融部门扩张的根源和外部条件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的金融部门扩张具有特殊性。金融部门扩张的根源在于企业组织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面临利润率下降压力，为扭转局面，企业改变生产组织方式，保留高利润业务，将风险转嫁给外围企业。外包、分包节省了大量资金，成为流向金融部门的重要来源，并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持股等方式加强对外包环节的控制，促使跨国金融业务迅速发展。金融部门收益率较高，吸引其他部门资金流入，形成正反馈效应。从扩张条件来看，世界货币体系变化为金融部门迅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向摆脱贵金属限制的信用货币体系转变，世界货币体系表现为以美元为最高级、美联储为核心的等级化体系。

在中心-外围结构和等级化国际货币体系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金融部门参与价值生产的方式发生变化：跨国垄断金融资本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外流但本国企业保持高利润率。部分不发达国家金融部门扩张多为国际资本推动型，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增加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促使金融部门迅速扩张。中国金融部门扩张具有特殊性，既未通过企业转型促使资金流向金融部门，也未放开资本账户由外部资本推动扩张。中国金融部门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在国家战略引导下，与非金融企业形成共生性结构关系，尽管非金融企业面临利润率下降压力转向持有金融资产，但主要利润来源仍为企业主体业务。

（三）具体表现：金融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

金融部门参与价值生产的原理和阶段性特征表明，金融部门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金融部门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全社会总价值生产过程。这些关系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体现在各国的国民核算统计数据中。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一个经济体生产的新价值表现为总增加值，最新的2008年SNA提出，“增加值是用于衡量生产过程所创造的新增价值的”。

尽管金融部门本身不生产价值，但是在现实统计中，金融部门部分业务被认为生产增加值，这些增加值本质上来自生产性部门生产的价值，属于被“攫取”的价值。由于价值量作为抽象范畴难以被直接测量，为更好观察金融部门所占有的价值量与生产性部门所生产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增加值参与度作为替代性指标。金融部门对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是指生产性部门生产的单位货币增加值中金融部门提供的增加值投入占比。另外，基于跨国家、跨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可以更具体地观测不同国家金融部门对其他国家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若将增加值看作各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结果，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可以观测增加值如何在各部门以何种方式被分配、消费，可以基于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得出金融部门对其他部门生产增加值的参与程度。

二、中国与其他代表性国家金融部门发展的经验事实比较

（一）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说明

金融部门与其他行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增加值等数据来自经合组织（OECD）编制的世界投入产出表ICIO（Inter-Country Input-Output），该数据表覆盖了1995年至2020年间77个国家和45个行业（基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的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的投入-产出情况。

在现有核算实践中，金融部门按生产法和收入法两种方法计算总增加值，我国以收入法为准。根据金融部门参与社会价值生产的三种方式，其收入可分为三类，即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中介服务费以及利息类收入。其中，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润，如基于对股票、债券等票据的买卖形成的收益，是社会财富的转移，不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这部分收入也不在本文要考察的增加值参与度范围内。后两类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分别表现为金融部门的最终产出和对其他部门中间投入，是本文考察重点。基于货币经营业务的中介服务费，如货币兑换、代缴费用等不具有融资性质、直接收费的服务业务，在核算体系中被看作新价值创造。基于信贷服务的利息类收入，如借贷形成的利差，被看作中间投入从总增加值中扣除。由于这类业务不是直接收取服务费，而是表现为利息收支，很难直接统计其具体的产出数值。1993年SNA建议基于参考利率与存款利率差值计算其产出增加值，这类业务也被称为“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ervice Indirectly Measured, FISIM）。2008年SNA调整了计算方法，推荐使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参考利率，同时不再扣除基于自有资金部分形成的业务产出。这类收入作为中间投入根据参考利率分摊到使用金融服务的产业部门中。

遵循相关文献的普遍做法，将金融部门作为金融类活动的总和，即在ICIO数据中代码为D64T66和D68的部门。参考Landau的做法，为了直观地观察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关联情况，对ICIO最终需求矩阵进行加总，形成最终需求向量。

（二）中国金融部门的典型事实

如图1所示，199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金融部门对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此期间，国外金融部门对中国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呈现出先下降、再缓慢上升转而逐渐下降的趋势。除少数年份外，国外金融部门对中国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与国内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国生产性部门越来越依赖本国金融部门。尤其是2005年后，国外金融部门对中国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迅速下降的同时，国内金融部门则开始了迅速增长。此外，中国金融部门对国外非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05年后，对外非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迅速上升。

从行业来看，金融部门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参与度整体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IT和其他信息服务是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中位数最高的行业。陆路运输和管道运输、采矿和采石、能源生产产品、水上运输是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与此对应，计算机、电气设备、交通运输等是国外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较高的行业，计算机、纺织、电力设备等是我国金融部门对国外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最高的行业部门。

（三）美国和巴西金融部门的典型事实

考虑到美国和巴西的金融部门和生产性部门的典型特征，即美国拥有最发达的金融部门，生产性部门相对萎缩却仍然占据全球中心地位，巴西与中国同属新兴经济体，其金融部门发展迅速，制造业等生产性部门发展因过早去工业化呈现出区别于中国的态势，本文选择美国和巴西作为对比国家。

如图2所示，1996年到2020年期间，美国金融部门对国内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表现为先上升再下降，再趋于上升的趋势，2002年和2008年是出现转折点的重要年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该期间美国金融部门对国外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呈现出波动中增长的趋势。与中国相比，美国对国外非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相对更高，这与美国发达的跨国金融资本事实一致。

分行业来看，水上交通、其他服务业、采矿支持服务活动是美国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最高的三个行业。运输仓储和支持活动、水上交通、电信是美国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空中交通、其他交通设施、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是美国金融部门对国外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中位数最高的行业。

图3反映了巴西的国内外金融部门对本国生产性增加值的参与度。1995年到2020年期间，巴西国内金融部门对本国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而国外金融部门对巴西非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对比可以发现，巴西的变化趋势与中国正好相反。

分行业来看，电信等行业是巴西国内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较高的行业。相比之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电气设备、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基本金属是国外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较高的行业。

对比中美巴三国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出表3中展示的结论：中国和美国金融部门对本国生产性行业的增加值参与度较高，而巴西则相对较低；国外金融部门对巴西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较高，中国近年来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美国金融部门对国外生产性部门增加值参与度最高，中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与美国和巴西在各类金融增加值参与度指标上的区别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内金融部门虽然相较于美国仍然较弱，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其与本国生产性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本国生产性部门对国外金融服务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金融部门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逐步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中国倡导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金融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外生产性部门的生产活动中。此外，中国金融部门大多属于国有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要基础行业的增加值参与度相对较高。

三、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与生产性部门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由于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由金融部门对某个部门的中间投入和该部门增加值共同决定，因此，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的数值大小不能直接衡量金融部门对其他部门生产新价值的贡献程度。为更好地观测金融部门与社会新增价值的内在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与生产性部门利润率、生产增加值能力等因素的关系。

（一）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影响因素与测算方法

本部分试图对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做进一步分解，在金融部门增加值参与度与生产性部门利润率和增加值生产之间建立联系，以更好地发现该指标的经济含义。对公式（8）进一步分解可以得到：

从中可以看出，金融部门提供的金融服务可以提高生产性部门企业利润率，但同时也因为攫取生产性部门生产的增加值对企业利润率产生负向影响，金融部门对生产性部门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两种不同作用的关系。

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行业层面数据（SEA-WIOD）与扩展佩恩世界表7.0（EPWT 7.0）的国家层面数据，可以测算相关国家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参与度与生产性部门关系的具体情况。SEA-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可以提供2000—2014年期间资本存量、资本补偿、按现行和不变价格计算的增加值等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计算增加值和资本补偿的差值，能够获得各行业毛利润收入。扩展佩恩世界表7.0（EPWT 7.0）相关数据最初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s 10。该数据库提供了按现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资本存量、实际GDP等国家数据。利润率来源于Basu等人基于EPWT 7.0构造的利润率面板相关数据。利用国家层面资本存量与利润率数据，可计算各国净利润收入。此外，金融部门对生产性部门的增加值投入和生产性部门的总增加值基于前文测算方法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