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深刻的进步和变革，其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基础，要求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系统而深刻的革命。这一革命以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为起点，同时也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这种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产业革命自开始以来至今不断深化，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驱动下，不断丰富着其历史内涵。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进展具有许多共性，但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实践又具有不同的特征。认识和把握这种关于现代化的共性和特性的能力、水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推进现代化历史实践进程的自信和自觉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艰苦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的理论认识更加科学、更加自觉，而且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切实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现代化的历史内涵

关于“现代化”，学术界并无公认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学科出发，基于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对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复杂的这一历史运动过程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比如，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将现代化解释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把现代化视为代表当代人类的“文明形式”（如马克思·韦伯等）。也有学者从社会学（如结构功能学派的布莱克等）的角度把现代化解释为“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即把现代化视为人类自17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发生后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过程——“由于人类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而使人类得以控制其环境，各种传统制度适应于因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并且特别强调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包括民主、法制、科学、平等、信息化、都市化、工业化等。但是，我们应首先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自然形态上来理解“现代化”，因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从根本上是与社会生产力性质和运动形态的变化相适应的。

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从渔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的大变迁，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在此过程中，生产力虽有革命性意义上的变革，但总体而言发展和变化仍然是迟缓凝重的。自人类文明经西欧商业资本活跃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展和社会变革的方式，都发生了与历史上截然不同的变化。相较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人类以往的文明史根本无可比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所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称之为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事实上，这已不是某些民族或国家的个别社区性的历史，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内容，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运动。当然，随着发展，工业化进程也不断具有新的科技、产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工业化为根本动力和时代标志的现代化进一步演变为“经济现代化”，除以现代科技进步为动力拉动经济增长外，更强调经济结构的高级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分工格局的全球化；除已有先行工业化国家作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外，更多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赶超式发展进入现代化，或以现代化为目标规划发展，使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特征更加突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率先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经典作家特别概括了工业革命对世界未来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和现代化市场，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并使非工业国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的竞争中，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等等。可以说，直到现阶段，工业化仍然构成现代化的核心。

一是机械力替代了自然力，建立起了大机器工业生产。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形态演变看，在原始生产力阶段，人类直接获得并使用自然生成的成果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以人类自身的原始自然劳动能力为生产基础。进入农耕时代，则以农业生产力为基础，虽然仍以自然力为生产依赖，但自然力的范围较原始生产力条件下有了很大的拓展，除人自身的自然劳动能力外，畜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光合作用等自然能力等被人类主动开发、利用。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生产开始建立在大机器工业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机械力替代了自然力，工业化使人类社会生产及相应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大机器生产的形成发展，不仅逐渐用科学驾驭的自然力、机械力、化学力等代替了人力和畜力，而且将人们长期形成的经验和技巧从生产者身上分解出来，形成专门化的机器体系和规范化的生产技术，从而突破了生产力要素的人身器官自然限制，使生产力由经验的改造成为科学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二是工业化和科技创新实现了空前的积极互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和进步集中于工业化过程，工业化的发展和深化带动并促进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最坚实和广阔的运用也集中于工业化领域。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工业化发达，而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源在经济上也都可以归因于现代工业不发达。即使在现代服务业获得长足发展的现阶段，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也仍需以工业化，尤其是需要以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而脱离制造业的现代化是一种“虚高度”的现代化，例如石油输出国形成的高收入条件下的现代化。当然，现代化在当代的重要趋势是工业化的再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各产业的现代化，包括国民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深化，都是在与工业化的不断现代化的相互促进中实现的。

三是管理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工业化将生产过程的经营管理由过去“天然首长”的特权变成了生产过程内在的、从属于科学规律和技术规律的社会职能，管理的性质也相应地由以往的随意性、经验性、粗糙性发展至现代的规划性、系统性、精确性，管理本身作为科学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社会生产过程。“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

四是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支撑因素。大工业不仅使生产过程中应用的科学成了生产力，而且也使创造科学成果的研究发明活动成为专门的职业并进入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系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需要科学同时也创造性地产生科学的科学时代。现代化越是深入，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生产就越成为关键支撑性因素。

五是工业化使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工业的特殊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使工人的职能与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变革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文明以往的任何时代，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不断发生变革。“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工业化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各种劳动职能分割为世袭职业的僵化分工，推动了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日益尖锐，需要在构建更加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同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构成上使教育成为生产力。结果，作为对科学技术知识进行普及传播并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马克思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把特定历史区间里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将这个特定历史区间的社会经济史归结为传统农业同现代工商业的矛盾运动史。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把“工业较发达的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其历史观所规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就是根据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即：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划分历史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并阐释其演变的内在动力，以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为标准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形态划分标准，放弃了早期沿用欧洲人文主义者使用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分法，不依时间的自然顺序作为划分标准，而是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指的是由工业革命催生的以大机器工业为生产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这种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就其体现社会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而言，是资本主义制度；就其生产方式的自然形态即物质生产力内容而言，是大工业生产能力及工业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工业化是传统农业被现代工商业取代其支配地位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将那一时代的“现代”进程概括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在经典作家所论述的那个时代——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城市是现代工商业发育、形成、发展的基地与象征，农村则是传统农业的聚集空间。

当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伴随新的科技、产业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具有新的历史内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工业化为根本动力和时代标志的现代化进一步演变为经济现代化，不仅强调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更强调经济结构的高级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分工格局的全球化。与此同时，除已有先行工业化国家作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外，更多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赶超式发展进入现代化，或以现代化为目标规划发展，使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特征更加突显。

从人类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和美国等国家先后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制度基础，以工业革命及其不断深化为发展内涵，率先进入现代化国家序列。而后，欠发达或称为发展中国家都把欠发达的原因归结为现代工业的落后，进而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的中心内容，以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和核心的产业现代化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无论是继续深化现代化并保持领先，还是努力赶超并尽快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上都是以现代化的农业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化的服务业为引领，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赶超，包括现阶段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经济信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发展等，都是在这一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结构下展开的。

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现代化的准备

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开启于西欧。自13世纪西欧农奴制开始崩溃，经14、15世纪商业资本的发展，到16世纪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扩张，一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才把人类文明带入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时代。从总体上看，在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之前的商业资本活跃时期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演变，是西欧商业资本积累和发展阶段。

虽然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并不等同于产业革命形成的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资本。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发展史上，商业资本革命发生在产业资本革命之前，因而在历史逻辑上是通过商业资本的资本主义革命，形成大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积淀，甚至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形成产业革命。所以说，产业革命的发生才使资本主义制度真正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并为其奠定了真正的生产力基础。因此，虽然西欧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以工业化为内核的现代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其并不构成以工业革命为发展内涵的现代化本身的内容。

“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的西欧，在经济上是各国商业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在政治上是王权兴起及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在思想上是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过程；在国际上是列国争雄互相淘汰和优胜劣汰的过程。从这些过程中孕育出推动西欧内在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各类现代化的基本因素——如早期城市化，早期商业化，早期工业化，世俗化等。”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原始现代化，是现代化大转变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期，英国率先建立领先优势，形成产生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条件，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现代化的先行者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同时也对全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具有示范效应的影响。现代化浪潮从英国到西欧诸国，再由西欧到中东欧、北美，然后影响西亚、北非，再进入南亚、东亚和南美，到20世纪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

（二）现代化的发展

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为开端和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是以产业革命为基础的。以产业革命的历史特征为根据，可以把现代化的历史推进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

第一次现代化的大推进是由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的，时间大体上是由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开始尔后向西欧诸国推动的工业化过程，而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经济变革（特别是物质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所谓大西洋革命）。这种经济和政治的革命深刻改变了英国和西欧，同时也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煤和铁，蒸汽能源、蒸汽机作为动力被广为应用，从纺织品、农产品的加工和再加工及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开始，逐渐扩展至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使英国经济获得显著增长的同时，也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因此成为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从18世纪前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状态一跃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第二次现代化的大推进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就，并向欧洲周边及其他文化地区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西化”的历史发展潮流。欧洲、北美等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国家，在产业革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上开启了后起追赶的进程，除部分不具备社会变革条件的欧洲国家（如当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及东欧国家等）外，一些独立的欧洲小国（如比利时、瑞士等）一跃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并为以后的北欧国家现代化开辟了道路。美国作为“新世界”，在农业产业化基础上开启了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并为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由移民国家作出了表率。非西方文明的东方世界，也受到了“西化”的强烈冲击，比如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道路。第二次现代化大推进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力与钢铁，内燃机和电动机成为主要动力，全球经济大幅增长，现代化程度在世界范围明显提升。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英国，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取代了英国的单一中心地位。

第三次现代化大推进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在新的工业革命冲击下，工业化的再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发展特征。更重要的是，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使现代化前所未有地成为全球性浪潮，也使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形态。这次大推进是以新的工业（产业）革命（工业再革命）为基础的，其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等，即所谓新能源、新材料、高科技，美国成为战后全球经济中心。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正迎来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其特点是以全面全新的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智能化时代到来。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出产业特征，其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格局性特征则在于，虽然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科技最为领先的创新体，但中国以及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崛起，成为这次现代化浪潮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并努力实现赶超。

尽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源自产业革命并以工业化为核心，以产业现代化和结构不断升级为发展趋势，但是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也不仅仅是一个从农业农村传统社会向现代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而且是以此为基础的一种新的文明状态的逐渐形成、确立、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包括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的质态转型升级，而且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道德等多方面的革命性转型。

（三）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方式，或者说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代化的主体内涵和主流进程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培育和完善的过程即为市场化的发育过程。现代化的进程从资源配置方式的演变来讲，实质上是从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方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化的市场竞争方式，因而也有学者，特别是强调制度作用的发展经济学家，甚至把现代化、把发展的实质归结为市场化。作为生产方式运行的特定历史形态，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活动打破了以往的小生产式的封闭隔绝，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使个人分散孤立的生产行为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联系，并且使这种普遍的社会联系（价值形成及其交换）成为支配生产者的异己的外在社会统治力量，决定并支配其命运。从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市场经济制度形态创造的生产的社会性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社会联系，与传统农耕文明下的自然的小生产方式相比，不是那种含有固定差别、等级差别、种姓差别甚至地缘差别等种种“身份”特征所规定的社会性，而是一种无特权的、普遍的、共同遵守机会均等准则的法权式的社会联系；不是凌驾于人们经济活动之上的超经济强制推动的社会联系，而是一种摆脱了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因而首先服从经济竞争规则而不是首先服从超经济权力约束的社会运动；不是由经济活动之外的拥有特权的“天然首长”设计制定的社会联系，而是由经济活动过程之中的分散竞争行为收敛而来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准则。这是个体的人能动参与竞争的过程，也是人的才能、素质、观念甚至语言等全面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以其残酷普遍的竞争方式提升着人的能力和全面发展水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正因为如此，市场化才与现代化一起成为转型的同一过程，使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相互交汇，形成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英国（包括西欧部分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或称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之所以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除具备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上的优势外，其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制度创新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也是重要的制度因素。当然，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市场化历史进程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产生，原因极其复杂，所要求的社会历史条件更是多方面的，而英国等西欧国家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在土地制度上，西欧形成了多层次的封土封臣的等级封建制度结构，土地的产权边界和排他性并不十分严格，难以开展真正的市场交易。虽然这降低了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造成存在产权制度上的混乱，但也恰恰为后来的变革提供了制度“松动”。二是在权力结构上，教权与王权分立的双重权力结构，也为后来的制度变迁留有一定的空间。三是在经济结构上，西欧封建采邑的自足体系与新兴城市的自治体系并存，为后来形成新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历史“缝隙”。四是在国际格局上，西欧众多小国林立的多元格局，为后来资本主义市场化所要求的开放性提供了更多的历史适应性。

上述这些历史特点集中起来，尤其首先在英国经过17、18世纪的长期积累，在已有的历史多元性以及与这种历史多元性相联系的历史变迁所需要的弹性、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生产要素商品化程度，较早地形成了包括劳动力、土地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推进了社会分化和市民阶级的兴起，社会内部出现大分裂；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限制了王权，加快了封建地主贵族的衰败，等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主要包括：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建立所需要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交换机制。尽管商品货币关系古已有之，但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产生于小商品生产的分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简单的商品交换关系，其必须以普遍的而不是偶然的市场交换为基础。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所需要的所有制关系和企业产权制度。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起点上，英国及西欧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土地制度及产权边界并不清晰，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要求明确私人产权的可交易性和法律对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就是说，在历史逻辑上，并不是先建立起严格纯粹的私有资本制度，才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资本私有制的清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同一历史过程，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市场竞争的有序有效，必须以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

第三，政治大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革命创造了必要的社会上层建筑条件。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革命准备，有人称之为“双元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1640年新议会的召开到1688年“光荣革命”，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并在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加以明确的制约，确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实现了人治向法治、专制向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刻转变，催生了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北美发生了独立革命（1776年），法国在稍后也爆发了大革命（1789年），然后是拉美殖民地革命（19世纪），以及再后来的欧洲革命（19世纪40年代）。“这些革命前后联成一气，构成一个整整的‘大西洋革命’时代。这一‘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使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与最大的政治革命相结合，也就是现代工业主义与国家主义（或译民族主义，nationalism）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最大冲力，首先把西欧和北美局部地区卷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浪潮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制度变革决定经济制度变革，而是说经济制度变革作为社会形态最为深刻和基础性的变革，需要政治变革的支持。另外，现代化进程固然需要经济革命的制度基础，但也必须有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条件。由此就不难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存在显著的历史错落，其实与这种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推进的历史错落有着深刻的联系。

第四，凝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理想的凝聚以及理想目标的理性化，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所倡导的准则作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奋斗目标。例如，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推进了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准则作为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当然，这种理想目标的理性化可以是宗教，也可以通过非宗教的其他力量；即使是以宗教的方式实现，可以是新教，也可以是传统天主教（如大革命后的法国和19世纪中期后的意大利）。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动力表现为与传统道德秩序根本对立的“市民意识”，即城市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就是城乡间的对立运动。乡村在历史上既是西欧传统中世纪社会的财富、经济中心，也是行政、政治权力的中心及基础。城市本身是作为与传统乡村相对立的产物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这种对立的历史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与传统道德对立的市民意识和城市精神，即：要求平等、自由、自主、自治的精神，要求摆脱建立在“人身依附”基础上的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农耕社会的道德标准，代之以建立在独立权利和责任约束机制基础上的以“守信”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经济的道德标准。肯定这种市民意识在西欧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启的现代化是由精神力量所决定，而是说在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上述制度条件的形成和集合推进了资本主义商业革命，而资本主义商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这一生产方式又推动了产业革命。这些制度条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间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过程。

除上述制度条件外，英国和西欧能够成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本身也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或者说上述制度条件的形成是以相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也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产生的。比如，早期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条件，特别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煤炭资源和铁矿资源等；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革命已经获得必要的进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较为独立完整畅通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能够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农业生产的社会条件；科学技术达到领先水平，教育和科学研究能力获得显著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领先于世界，从而形成较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动能，等等。

三、现代化的历史方式

（一）现代化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毫无疑问，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在这总的发展趋势下，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实践构成的，因而，现代化既是人类世界的，也是具体国家的，既具有全球性的一般发展趋势，也具有民族性的特殊实践道路特征。现代化的历史，说到底是各民族的现代化汇聚为世界文明潮流的历史。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就现代化的变革动力而言，人们将其区分为创新性变革和传导性变革两类。由于这种变革动力的区别，各国现代化的道路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内生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或称“内发变迁”（endogenous change），其现代化进展主要由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力量驱动，而外来的影响或有作用，但也居次要地位。英国、西欧等先行现代化国家，作为人类现代化历史的首创国家不存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可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二是“外生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或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国际因素的影响并模仿现代化先行国，进而形成内部变革导向、机制和目标，而且内部力量是在外部力量冲击下逐渐积累变化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冲击而产生。在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相对后发的或非原生的现代化国家大都属于这一类。

这两类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一，内生的现代化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和连续的变革过程；外生的现代化则主要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和推动，因而与自身社会的内部结构会产生强烈的冲突，变革虽然急速但可能“断裂”。其二，内生的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由商业革命为建立市场交易制度做准备，然后再历史地推进产业革命，具备相应的市场制度条件，且市场能够更大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更多的是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即市场自由竞争的“守夜人”；而外生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相对欠发达的后发国家，在实现赶超发展时，并不具备现代经济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其工业化和市场化往往是在同一历史过程中推进，甚至市场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直接作为控制者和推进者发挥作用。但是，即使在同一类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方式推动的现代化模式下，具体国家和民族由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由于现代化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的，尤其是其所要求的市场化制度条件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关于内生的现代化和外生的现代化的讨论，人们往往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类型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所谓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是指在国家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是在本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由于内部因素的发展积累发生作用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则是指资本主义主要不是起源于本国封建社会内部，而是由于外界力量的冲击导致本国封建社会解体，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原生型资本主义出现在先，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产生于后。英国及西欧国家是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况也大体相似，都可以视为原生型资本主义。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少数，大多数国家都是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如印度、日本及拉美等。此外，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等，也都有其特殊性。总体上说，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示范性，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要比原生型资本主义复杂，也更具历史多样性。

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之所以受到外部强力冲击而诱发产生，是因为其冲击力量主要是来自原生型资本主义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的影响力。正由于如此，学界形成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欧化”的历史解读。西方学者在解读现代化的历史内涵时，把欧美作为现代化的先行国家，进而从其发展历史中抽象概括出一系列准则和标准，据此来判断、规范并引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西方学术著作中最初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是用“西化”或“欧化”来定义的，而后起的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的学者，从以欧美为现代化标准的历史实践逻辑出发，也大都承认现代化即“西化”。从文明传播来讲，这其实就是不仅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现代化的主体内容，而且也承认其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主流文化的主流地位和支配性作用。这既是西方学者把西方文化凌驾于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霸凌，也是现代化后起的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思想史上以“西化”来表述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在使用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广泛流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后来以现代化概念来取代“西化”概念，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修正和突破，而这种修正和突破是基于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展开的历史事实。各民族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现代化不可能以西方现代化为模板，更不可能走同样的道路，各国现代化作为漫长复杂而又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根本就不存在固定的标准和模式，更不存在以西方模式来格式化本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可能。从“西化”到现代化概念的演变，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水平的提升，是深刻的历史觉悟。

（二）现代化与市场和计划经济体制

现代化的先行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因而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市场化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市场化的培育又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变迁相统一。这使得人们不仅把工业化与市场化作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基本方面，而且还把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解释为市场化的进程，并从这种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工业化的动力。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不仅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性，而且有着历史实践上的首创性和革命性。但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史是开放的世界性运动，更是发展的创新性探索，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之间是不是具有排他性的唯一的制度机制组合方式？各国现代化进程是不是都要以先行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作为实现模式？这也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历史变迁意义上审视，市场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迄今为止，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社会方式，其效率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是其他各种资源配置方式根本无法比拟的。市场化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效率，也极大地推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和发展基础，而这些制度条件及发展基础在历史上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而且这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欧美各现代化先行国遵循的唯一发展模式。这就形成了认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历史误区，以至于后来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追求被解释或规范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充分自由竞争性的市场化过程，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私有化加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等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的传统。

这一传统在后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由于种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这种制度变化的直接动因是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社会新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尖锐化，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变化，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和调控机制从古典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改变，也包括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这些深刻变化也催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了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的发展工业化的模式：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包括城市实行国有经济的垄断，农村实行集体经济配合，以国家控制经济运行，尤其是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为运行特征。这种苏联模式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发展，有效地缩短了与工业化先行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出另一条道路，并对以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和东欧诸国在内的一批落后国家纷纷选择了这一道路。

但是，这种以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加集中计划经济来加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一是具有僵化性，完全否定市场的存在，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力；二是具有教条性，不同国情的各国统一照搬苏联模式，严重脱离各国的具体实践，经济社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20世纪末，中国和东欧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掀起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浪潮，先后进入改革新时期，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探索适合本民族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和转轨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原本是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出现的严重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其理论依据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方复兴的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市场竞争自由化。“华盛顿共识”将此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应用于经济转轨国家，作为改革转型的标准模式，形成所谓转轨教条的正统。

基于这一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和实践上的“休克疗法”，隐含着强烈的制度假设——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性，并由此强调经济转轨的目标导向不是单纯的市场化，而是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系统转变，即：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彻底私有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面市场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全自由化，实行“三位一体”的一揽子改革，推动改革目标趋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具体政策措施而言，“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主要手段有：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减少赤字以防止通货膨胀；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实施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实行统一汇率并保持其竞争性，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过重新审视拉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实践，面对这些国家并未实现有效发展的事实，“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设计者们又为其增加了新内容，形成所谓“新华盛顿共识”。虽然对财税、央行、司法、企业、汇率、产权、市场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监管约束等有所强调，但其理论依据和制度假设与“华盛顿共识”并无根本区别。在实践上，贯彻“华盛顿共识”不仅未能给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带来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倒退。

这种混乱和倒退使得“华盛顿共识”，包括调整后的“新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深刻的怀疑和批判，并在西方主流正统经济学的怀疑和修正中，形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认为，“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强调的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市场价格、私有产权、利润激励的自发形式并有效运行的机制。从制度建设和转轨而言，在欠发达和转轨国家培育市场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短期生成，必须考虑到制度转轨的次序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不能休克式地一揽子推进。从发挥市场功能而言，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关键在于市场具有竞争性，因而不能把改革和政策的重点集中于促进市场竞争的手段上，而应集中在提升竞争性这一核心目标上；相应地，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等方面。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采取更有效的竞争性政策上，而市场化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和条件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这一过程因不同国家的国情而有所差异。进入21世纪后，“后华盛顿共识”进一步扩展为关于经济增长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新共识”。福山等学者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使人们意识到自由化的次序和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以及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应再突出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优先位置。

但是，“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否定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或者说没有否定西方市场化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只是在构建这一模式的次序和方式上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及“新华盛顿共识”不同的设计。但它们的根本目标并无本质区别，都将现代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实现现代化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上述“共识”的存在本身就是将这种市场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标准范式。因而，“后华盛顿共识”在批判修正“华盛顿共识”的同时，提出推进现代经济市场化转轨和发展的具体方案应由各国自己制定和选择，这就又与其讨论的前提——存在所谓“共识”相矛盾，本质上仍是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机制作为“模板”。

（三）基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它是一场开启自工业革命至今远未完结的文明发展变迁过程，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最为深刻、最为复杂，也是最为丰富和最为不可预测的变迁过程。但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践，不仅理论反映滞后于历史实践，而且对现代化未来趋势的理论展望也往往偏离实践创造。不过，总结已有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探索，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1.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最深刻的历史变迁。现代化以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为开启，在工业化演进的基础上，推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结构性变革，并在这种广泛深刻的结构变革中，推动工业化及全部产业的现代化不断深化，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高级化进程不断加快，直至现阶段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化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在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物质基础高度发达，在相应的历史时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高度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在相应的历史时代，在结构高度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拥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在相应的历史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创新的引领能力。现代化是科技革命不断深化并带动人类文明进行创造性探索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发展性和开拓性，不是可以事先主观规划的既定发展模式。

2.现代化的经济实现机制是市场与政府的统一。从以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以资本主义市场化发育为实践基础的体制性准备，到逐渐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甚至出现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实现的工业化，再到“华盛顿共识”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模式设计，表明现代化既不存在绝对的市场化模式，也不存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模式，只能是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统一。各国应根据自己的革命和改革实践进行探索，没有固定的体制制度模式和统一的改革模式。

3.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本质在于经济结构质态的升级。现代化会带来经济显著增长，但绝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张。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并推动英国及西欧等工业化先行国率先进入现代化时，其经济总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到19世纪上半叶都未能超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远远谈不上进入现代化，而是传统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并且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主要在于经济结构上的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和障碍也突出体现于经济结构升级转变上。可见，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本质在于结构升级。当代石油输出国虽然是高收入国家，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或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其经济结构的单一和落后。结构变化是效率的函数，而效率提升是创新的函数，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发展的本质。因此，结构升级对于欠发达的后发国家而言，不是简单机械地以发达国家现在的经济结构作为实现赶超发展目标的模仿结构状态，而是基于本国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创新过程，脱离本国优势的结构模仿不可能实现有效赶超，只能是在发达经济体之后亦步亦趋，结构质态差距不仅难以缩小，反而会继续扩大。而创新更具创造性，其所带动的结构升级的方向和状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沿着直线方向、循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升级的轨迹机械地运行。因此，现代化文明进程是充满生机活力和矛盾的不平衡运动过程。

4.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和不断深化的产业革命推进的生产社会化进程，但绝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工业化及生产社会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思想道德观念的时代化。这些方面在历史演进中的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因果关系加以判断。尽管这些相互联系的历史变化首先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相统一，但不能说现代化的文明及其各方面的发展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人类社会发展有能力也必然不断创造文明的新形态，在本质上，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过程。根据唯物史观，一方面，一切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制度及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生产方式进步与否的根本尺度；社会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变革既不能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定。另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当社会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及制度创新成为必要时，反映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革命可能在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力之前展开，进而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制度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奠定真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在社会发展史上，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应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大机器工业生产为基础，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却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是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生产力基础才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首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继而推动了产业革命，而大机器工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才真正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

上述启示告诉我们，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存在某些共同特征：一是时代的发展性，尤其是体现在科技革命所催生的产业革命及其推动下的经济社会水平和质态结构的演进上；二是制度的创新性，尤其是体现在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为实现生产方式变革而展开的社会结构变革上；三是精神的引领性，尤其是体现在与经济基础变化要求相适应的精神价值变化和道德伦理秩序的重构上；四是自然的约束性，尤其是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物质变换中的互动性、自觉性、适应性方面的逐渐提升上；五是市场的开放性，尤其是体现在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程度的不断提高上。当然，这些共性特征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则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国情，并无统一的模式和标准。

四、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特征

（一）中国现代化滞后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

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历史上，中国是落伍者，多次错过产业革命推动下的现代化机遇，而这可能与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关。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主之间存在封君封臣关系，通过土地封授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之间互有义务，而且多层封授、一田多主、产权不清、土地不能买卖。同时，西欧封建主在领地上还控制着庄园法庭，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以至于所有权除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土地产权的运动首先服从超经济规则，公法与私权合一。另外，中世纪西欧的城市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城市及封建领地具有行政、司法实体独立性。与之相比，中国自秦汉即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其封建社会经济制度有自身的特点。一则，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统治权是相分离的。地主阶级的核心由官僚组成，但官僚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官职通常不能世袭；而且，其地产不同于西欧的封土，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分割继承，使得代际之间的财产变化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二则，土地所有制主要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继承；农业生产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的方式主要是租佃制。因此，中国封建地产不具有西欧封土那样强烈的政治附属性和超经济属性，并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一定发展。不过，封建时代的中国行政管理严密、法令统一，城市居民也不曾发挥中世纪欧洲市民那样的作用。

由此，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非常成熟。在生产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小农经济对封建剥削具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在流通中，市场的狭隘性和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分配上，地主、商业、高利贷三位一体，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把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手中的货币吸引过来并转化为资本，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封建上层建筑和重本抑末及闭关禁海的政策，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虽然中国封建时代的农耕文明比西欧更为发达，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相比较西欧更为迟滞，大体上发端于明末，比西欧大约晚了两个世纪。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外国资本的进入，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关系，推动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但其目的不是帮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殖民地，结果是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国要发展首先必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其革命性质而言，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并缺乏革命精神，同时作为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之内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受到帝国主义的根本限制，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取得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虽然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并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革命目标，更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近代以来，在外国列强入侵和封建腐朽统治下，我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幅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相应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性质和前途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性质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在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联系，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任务的人民民主革命，其群众基础是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农民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随后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便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党的首要使命“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孙中山建国蓝图勾画的现代化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把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孜孜以求，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早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阐释了我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的含义，包括“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强调要把“科学文化现代化”包含进来。在1963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现代化纳入中国现代化，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又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四方面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分两步走战略，从而达到“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首次提出“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且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就制度特征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现代化，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二是就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口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三是就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在充分肯定以往明确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强调了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含义。因此，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是在实现战略步骤上，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首次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后来被正式写入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所谓“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人均GDP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到20世纪末，我国实现了GDP较1980年翻两番（提前完成）、达成初步小康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紧紧抓住21世纪前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到2020年实现了GDP较2000年再翻两番，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达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在理论上，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在发展目标上，从初步小康上升为全面小康。在现代化的发展方略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两个百年目标”，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间表：在进入21世纪头20年加速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开放等五个方面，把第二个百年目标所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扩展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四化同步”，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新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阐释的：“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阐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在深刻总结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总结我国现代化伟大实践基础上，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最新成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新成果，对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规定并要求其实现过程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运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努力探索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牢牢把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在三者的统一中切实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历史性命题。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入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并作出了总体战略安排：

一是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即习近平同志所深刻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点。

二是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系统部署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安排，即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是旗帜鲜明地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五是突出强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即：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同时深刻阐释了这一主题的内涵，即“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实施的主要战略举措：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六是深入论证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即：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然，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战略举措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造就一支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面对前所未有的矛盾叠加和风险挑战，尤其需要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指挥。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现代化，说到底是由一定阶级利益发展的要求所推动的，这种阶级利益的实现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领导，也就是说，阶级利益实现的历史过程客观上一定需要有其政治力量的集中和代表。现代化是深刻的革命和变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需要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优势，也是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其次，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新发展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经济总量均衡增长和经济结构演进上，需努力提高供求适配性，在需求与供给的高水平互动基础上实现动态均衡。一则，构建新发展格局应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和基本立足点，培育内需体系的重要前提在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使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保持同步增长；同时，需要优化分配结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原则和基本制度，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二则，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和主线，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水平，重塑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稳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更重要的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再次，坚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一方面，各项政策要协调，既要加强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等七大政策间的协调，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也要加强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衔接，切实掌握好政策的时度效；另一方面，各方面工作要统筹，包括统筹两个大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统筹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双碳目标的推进，统筹应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等等。

最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要稳，宏观经济指标相互间要协调，短期增长目标与中长期发展目标要衔接，宏观经济运行要平稳。稳中求进的根本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要深化，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是前提并为“进”创造条件和时间窗口，“进”是根本并为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