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系统化阐述中国经济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回答时代命题的内在诉求。逻辑主线作为贯穿理论体系的脉络线索，是构建理论体系的重点问题。只有确立了科学的逻辑主线，才能在社会经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把各理论内容和概念范畴进行合理安排以形成理论体系的依据，形成一个理解和分析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变动规律的框架。因此，确立逻辑主线与构建理论体系这两个问题是同构的，在一定方法论支撑下的逻辑主线能够明确理论体系所应具备的结构和应包含的内容。

已有研究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学理化为科学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上，有的研究认为应贯彻马克思的构想，沿袭“六册计划”；有的则强调中国特色，主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运行—发展—开放”几个方面进行板块式的体系构建。内容上，有的研究坚持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逻辑主线，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律为核心内容来体现中国特色，或以“物质利益”为核心范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加以整合。这些研究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思路，但也存在着些许不足：有的缺乏理论抽象和逻辑顺序，只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进行分类阐述和概括注释，或仅包含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发展，逻辑一致性不足。以过于抽象和一般的范畴为主线，则难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经济活动规律，且用范畴来构建思想体系是马克思所强烈批判的；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则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等同于逻辑主线，未能将中国经验发展为一般性的、科学的理论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的中国实践的学术化阐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必然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创造性发展。在早期缺乏实践经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大多只能是思维实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为学者们在观念与实在的双向互动中构建学理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基础。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囿于对个别理论的探讨，在对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上相对薄弱。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在自然史般的必然趋势下，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运行呈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和阶段性，国外学者根据这些资本主义的历史动态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日本宇野学派构建了由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体系，以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为主线划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通过发展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连接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原理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些都是构建理论体系的有益借鉴。我们在回顾马克思经济研究计划的基础上，运用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构和阐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条进路：在历史发展维度上，构建相应的“原理论-阶段论-战略政策论”；在系统内部维度上，各个层次的理论分析都应坚持“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主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现代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同时,它也蕴藏着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元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而是坚持马克思的方法。尽管《资本论》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运用批判实在论对其进行重构和阐释，借鉴国外学者对理论体系发展的贡献，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路径。

（一）《资本论》与六册计划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只有在深入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和设想等材料。长期以来，关于《资本论》与六册计划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完整、是否是一个连贯而系统的分析、是否可以用来确定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并作为实践的指南，是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回答上述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马克思的每一句论述是否正确，而在于他的方法是否科学有效、是否为一个理论体系搭建了“骨骼和血脉”。虽然在内容上《资本论》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但它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核心，为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更为具体、现实的形式奠定了基础。并且马克思在其中已经提供了一套综合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这不仅是开展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分析不同时期工人阶级面临的具体问题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是完整的。

《资本论》和六册计划各自的独立完整性并不是互相否定的，《资本论》没有包括六册计划的全部内容，其结构也没有取代六册计划。不可否认，《资本论》的部分内容超出了“资本一般”应当包括的内容，对信用、股份资本、地租和工资等进行了考察，但这些只是为了阐明资本的性质和规律而纳入的必要内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必须用抽象力来认识其本质、将总体结构展示出来，而后逐步达到系统、动态的全面把握。无论是四卷本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马克思都是从资本最一般的特征出发、从最核心的生产过程出发，逐步阐述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性质及其内在规律，也考察这些本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种种具体形式、各种经济规律得以实现和贯彻的机制。就这方面来说，《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编排与六册计划的整体安排并没有什么不同，世界市场就是资本复杂规定性的历史表现的总和，是资本总生产过程的具体现实呈现。

从六册计划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内容并不完整，未达成对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形式的全面说明，但《资本论》已经呈现了一个系统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曾指出自己的著作辩证地分解了整体，恩格斯则认为他已经“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部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其中论“资本”这册书是全部著作的“精髓”，“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余下的问题”即使马克思自己来不及完成，“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因此，尽管学者们关于马克思是否放弃了六册计划仍存在争议，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资本论》中的理论体系，如何理解“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以及竞争的“实际运动”以更好地去分析“余下的问题”。《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当我们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历史分析的世界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只有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厘清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为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创新指明道路。

（二）从批判实在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科学将具有与物理学和化学知识结构那样类似的力量。因此，作为科学哲学的批判实在论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批判实在论认为现实世界是分层的、结构化的。其中最根本的“真实域”是指事物起作用的机制、力和结构；“实际域”则包括了机制和力被启动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态；“经验域”囊括了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和经验。现实世界是三个层次的复合体，每一种社会现实都有时空特定性。底层结构的机制是存在于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实际域中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共同作用，它不一定在经验层面得以体现，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不存在。实际域和经验域从真实域中产生并依赖于其存在，同时也对真实域起反作用，每个层次都有独立的涌现性质和因果作用力，不是简单的化约或决定关系，能够被分别加以研究。《资本论》在这个意义上是根据批判实在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马克思在其中阐述的理论体系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资本循环为脉络、经济范畴为直观对象而辩证展开，从本质规定出发，最终达成对丰富的总体现实的理解。

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处于真实域的力和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19世纪英国大量现实和历史材料展开分析，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中一切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活动与结构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其本质特征、体现其根本矛盾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考察了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资本-劳动”关系。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对劳动的组织来获得剩余劳动，如何不断获得抽象的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问题，即《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运行依赖于多种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实际域中资本循环的各种可能状态。在阐明最抽象的单个资本生产过程和运动特征之后，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许多资本的运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论述了竞争规律、供求规律和积累规律。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进行需要一定条件，包括了商品和货币流通等在内的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和资本主义总生产的各个要素。马克思由此区分了单个资本进行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与总体资本（再）生产的一般、共同条件，理论内容从微观视角下对单个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过渡到以资本循环、社会资本总过程为基础的研究，包括了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等，即《资本论》第二卷的主要内容。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在资本循环和支撑它的积累体系中还形成了五种主要的生产交换关系：资本间彼此联系又相互竞争的“资本—资本”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区域性和全球性分布下形成的“资本-空间”关系以及伴随而来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等“资本—自然”关系；资本规律对国家制度的塑造以及国家调节资本积累以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中形成的“资本—国家”关系；世界市场中各国既为国际资本循环创造条件又积极维护本国资本积累利益而形成的“国家—国家”关系。社会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开放系统，资本循环的各个环节及相应的生产交换关系在不同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存在多种可能的状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呈现出不同特征。

在每个社会的特定时空条件下，资本循环及生产交换关系的多种可能状态最终在经验域中以各项经济范畴的数量形式得到确定和感知，如工资、成本、利润、利息、地租、税收等。对它们的变动规律的研究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各项分配过程的认识，包括了利润率平均化及趋于下降理论、商业资本理论、借贷资本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即《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循环过程的现实状况、面临的矛盾通过经济范畴的数量变动表现出来，整个理论体系从资本主义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出发，一步步接近了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竞争中、在人的通常意识中所展现出的现实经济活动。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机体的结构及其形成和发展运动的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三个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展现了马克思在分析中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资本循环为脉络、经济范畴为直观研究对象的逻辑主线，也体现了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

（三）资本主义发展与“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

在理论体系的发展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可被明确为“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资本主义经济在建立其物质基础之后，不断地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从社会中创造出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使自己成为总体。恩格斯在《资本论》的注释中已经提到了实际垄断权的“托拉斯”的出现，面对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描述。马克思的辩证法既是研究整体的意义及其条件的体系辩证法，也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化发展过程的历史辩证法。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需在马克思指出的“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继续进行研究。生产的一般条件只是抽象要素，无法用以理解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必须研究生产一般在一定社会阶段的特殊形式。同时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在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进行的活动，要科学地对这一现实运动进行叙述。这种“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与批判实在论的主张也相耦合，既体现了对事物进行不同层次抽象的科学分析方法，也暗含了理论体系的结构组成，是逻辑主线背后的方法论支撑。

对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而言，《资本论》中的理论规律属于真实域中的一般原理，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进行了理论分析，阐述其“理想的平均形式”，而非其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是否会在经验层面得到表现，取决于复杂的因果序列、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多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一般规律只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但它们借以实现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这些规律是如何实现的。《资本论》中的结论虽然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动态，却是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连接一般原理和具体现实的中间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增强了其现实解释力。如宇野学派创立的由原理论、阶段论、现状分析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体系，以及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以积累体制和社会制度为中间概念连接了资本主义多样性和“资本一般”，都暗含了“一般—特殊—具体”的理论体系结构和分层的本体论主张，是对马克思分析范式的应用。以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总体为认识对象，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一般原理是真实域中决定资本主义运行的根本结构和机制，这些规律受到地理空间、历史时间、社会条件、偶然因素等的共同作用而在实在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经验域中表现为可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现象。其中，前两个层次都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抽象。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总体，在具体历史中形成的经济体系是相对独立的机体，其理论内容在特殊层次的实在域中就是要聚焦于一定时期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以形成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论。由此，三个独立的分析层次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层次

特殊层次上的阶段划分对于认识一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至关重要，决定了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因此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把握经济形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为阶段划分提供科学依据。一般规律和经验现象并不直接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不能通过捏造术语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也无法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如果不能发现使得一般规律与具体表现在一个统一体内重新结合的“中间环节”，理论就降为了与经验现实毫无关系的抽象模式的纯理论建设，辩证法就从唯物主义退回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曾批评普鲁东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段上的矛盾而将范畴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税收等范畴对资本主义进行阶段划分。宇野学派根据使用价值的物质类型将资本主义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阶段，本质上为形式主义的类型学排序。调节学派以一定技术范式基础之上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的组合划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但后期弱化了对生产方式和劳资关系的关注，无法把握引起资本主义结构变化和周期转化的根本原因，在方法上呈现出研究繁荣与危机交替的历史经验主义特征，最终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一样，演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类型学分析和对体制形成与解体过程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使得理论发展陷入困境。特殊层次的阶段论既是一般原理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辩证发展，也是进行具体经验研究的背景基础。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上看，现实中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实是资本主义技术和劳动过程在特殊部门或空间上的扩展，是资本主义对抗性经济关系下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及其动态发展图景在不同制度背景中的展现。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动力蕴藏在其一般关系和结构中存在的矛盾之上，而不在于具体制度的特殊性之上。理论体系不同层次的内容都应该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为核心，研究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特殊社会形式，捕捉其所具有的矛盾在含义和性质上的变化，以及其与人的行为、制度形式的互动关系。只有以此为主线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化，才能作出科学的阶段划分，理论体系才能根据历史与现实间客观的、动态的、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断发展。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其内容因时代和国别而异。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走过百余年，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国家，“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丰富的中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历史材料，要形成的是一个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点，又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典型特征，还能为中国经济实践提供指导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而不是解决个别时段、某些问题的经济政策的注释学。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必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为根本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借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彰显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面向历史动态和现实问题，进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与创新

《资本论》的体系和结构是构建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根本指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象和范畴的背后，他都用其中的重要范畴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中国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把握并运用《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密不可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固守，也不能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上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资本主义的相关概念和经济理论形成于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事实材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矛盾分析法聚焦矛盾转化，在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创新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上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和发展的总方向，作出了原则性的论述。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和发展规律，特别是在不同国家中的具体发展规律，则需要后人通过实践去探索。几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见到每一个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历史曲折。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原理、结论应用于各种环境、一切场合，而是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理论体系。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七十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基本成熟定型。理论体系构建首先要明确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定，从大量的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概括。同时，科学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在于说明本质关系为何表现为不同形态，一般规律如何在各种特殊形式中得到体现，充分认识历史事实和一般规律之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理解社会关系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透过历史看现实。因此，在明确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还要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建设过程展开具体的历史分析，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在事物生成和发展的总体视野中思考和研究问题，构建起一套完整、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鉴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矛盾分析法能够科学认识事物发展在本质规定上的连续性和矛盾转化的阶段性，辩证地阐述事物本质和现象的动态关系，达成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尤其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割裂开来，而是要运用矛盾分析法，科学认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用联系而有区别的观点辩证考察一般原理在不同条件下的作用形式和产生的具体矛盾。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理论沦为政策的注脚或形式分析的类型学，还能通过准确理解问题的本质结构、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赋予理论生命力和前瞻性，不断把对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推向新的高度。

（二）历史发展维度：“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的体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表明，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在明确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面向历史动态、分析现实问题。其中“特殊”作为中介连接起了一般抽象规律与具体思维现实，反映了事物实际发展过程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相同范式下结构层次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也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以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区分了事物发展的阶段和问题的不同层次，即规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的矛盾，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转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既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通过具体地考察矛盾每一个侧面的特点，阐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差别，以找出化解矛盾的方法，为实践提供指导。区别于宇野学派含义不明的现状分析、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制度罗列，矛盾分析法为具体层次的经验研究明确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路径——“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用根本矛盾判断事物的本质规定、用矛盾的转化判断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矛盾的现实情况提出行动方案的方法，既体现了“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也意味着一个“一般—特殊—具体”的理论体系结构，即“原理论—阶段论—战略政策论”三个层次。

这一分析范式所包含的体系结构也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必须能够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并在体系结构上体现这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根本上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和一般规定，同时与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类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纯粹形式和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律，即为“一般”层次的原理论。其次，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要经历自然史般的发展过程，理论层面的一般性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根据主要矛盾的演化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阐明相应历史阶段中经济规律的阶段性特征，即为“特殊”层次的阶段论。最后，在各个时空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客观的经验现象和问题，这也是一般规律在经济社会中的现实呈现，对实践中现实问题与矛盾加以研究和解决，即为“具体”层面的战略政策论。同时，这三个理论层次互相独立但并不彼此割裂：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形式是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导；只有明确了事物的本质特性和事物发展的历史方位，才能对现实情况作出准确分析，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具体现实的深入剖析，能够进一步认识一般性的规律、把握事物发展的进程。然而，明确的体系结构并不意味着要对一般原理进行机械地结构化展开，而是要“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在复杂因果关系中实现抽象和具体的双向互动，不断加深对事物必然机制和偶然状况的认识，发展和创新理论内容，使得理论体系呈现出动态发展的开放状态。

（三）系统内部联系：“生产方式—经济循环—经验现象”的逻辑主线

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不同层次的理论分析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以经济循环为脉络、以经济范畴为直观研究对象的逻辑主线，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其主要矛盾，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体是如何运行的。

1.在一般层次上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本论》立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揭示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这些规律作为一般原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因此，首先就要根据基本矛盾判断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应用和创新，就能够在一般层次较为科学和全面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稳中求进方法论五个方面。这些本质规定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之中。借鉴《资本论》中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深入劳动过程和经济循环，考察与其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现象层面所表现出的经济范畴形式和变动规律，进而形成一个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条件之上，物质（再）生产和经济整体的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依赖于一个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投资有效益、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这五者互为条件和保障。其中，实体经济尤其是生产性企业是经济的基础，处于经济运行的起点、核心位置。占主导地位、支配最大量产品生产的典型企业中的劳动过程和技术水平体现了基础的生产方式；生产性企业在购买、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与其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构成了一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企业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产业分工的深化在空间上形成了城乡和区域结构；满足消费需求的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实现其价值后，员工、企业、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分配体系；只有在稳定的外部环境、良好的自然生态和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下，（再）生产过程方可持续，构成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生产方式的性质、经济循环的状态和个人、企业、国家间各项生产交换关系的内容最终通过经济范畴的数量变动得到直观体现。在这一逻辑主线下进行研究，可以在一般层次上明确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征，总结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理论学说，在经济范畴上提炼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财政理论、工资理论、货币金融理论等规律阐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原理论”。

2.在特殊层次上根据主要矛盾转化，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基本矛盾规定了社会性质，受基本矛盾制约的主要矛盾则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而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都是社会需要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表现形式因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而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国民经济循环过程带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广泛调整，表现为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变动，反映出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由于技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因此，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阶段性，理论体系的特殊层次能够在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逻辑主线下抽象出不同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并探究这些规律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体现不同时代的特性。在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原则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工资、税收、利润、投资、进出口、经济增长等经济范畴变动所反映出的主要矛盾，分析经济形势，继而主动变革方针政策、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化解矛盾，反过来推动了矛盾的转化。因此，各个发展阶段在主要矛盾转化以及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共同推动下形成螺旋上升关系。建国初期，为了化解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我国有计划地控制居民消费，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生产体系，通过计划经济为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重工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不匹配逐渐累积，阻碍了经济增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转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项体制，支持轻工业发展，不断从数量和质量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粗放的生产方式逐渐发展为技术增进型，并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基本形成了大规模标准化消费与大规模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根据我国各地区GDP规模和增速差异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和进口消费额扩大等经济现象，中国共产党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殊层次的理论内容通过生产方式与物质需要的矛盾变化来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事实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特殊形式，并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逻辑主线对典型事实进行理论分析，聚焦当前新发展阶段以体现理论的时代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阶段论”。

3.在具体层次上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的战略政策。“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具体层次上的经验研究，要聚焦不同阶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中重大问题出现的原因机制，考察现实生产方式面临的具体矛盾以及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风险和堵点，这样才能提出针对性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来化解矛盾、推动矛盾转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总结为具体问题的研究确立了历史方位，而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是制定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阐明了引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和路径选择。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有以下诸多问题尚待回答：如何认识技术变革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并作出规范引导？经济数据中所体现的经济循环的堵点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提振社会投融资、扩大居民消费，在实践中畅通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如何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图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四、总结与展望：立足实际，守正创新

科学就是本质而系统地去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外联系和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就是坚持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方法，既在一般层次上把握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又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理解内在逻辑和各种因素、历史过程的独特关系，从而为主体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科，长期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和抽象分析，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还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滞后性也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撰中，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还是按照经济运行的四大环节来阐述中国经济实践都未能形成“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和“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资本论》的内容是未全部完成的，不能够简单地进行分析框架的套用；着重于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制度和体制，则难以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难以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发展规律。通过批判实在论重构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系列论述，为构建一个理论性和实用性兼具、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指明了道路。

结合矛盾分析法，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分析核心，通过国民经济循环搭建从生产方式到具体经济范畴的桥梁，能够在“一般-特殊-具体”的分析范式下科学系统地认识社会经济状况，从而“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而“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坚持面向实践，认真研究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把握历史主动、找到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才能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杜欣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23届博士。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8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