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关于“以工立国”的理论及其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方式的各种观点，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杨明斋对“以农立国”论基本观点的驳斥，对那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被看作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的直接的思想来源。1933年7月，《申报月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现代化中“工业化”意义和道路等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其中也不乏见解相异的思想交锋。在这一论争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受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多年间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化思想研究的先导。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衰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思想自发转为思想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坚守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从“立国”意义上，对“以工立国”、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作出渐次深入的探索，对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百年前，在1921年再度兴起的那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论争中，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初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念；九十年前，在1933年《申报月刊》上展开的那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主张和思想观念得到传播和运用，开拓了中国思想界关于现代化问题探索的先导。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立国”理念的探索及其意义

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社会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面对的首要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使中国社会加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思想界再度对“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问题展开论争，试图从中国“立国”道路选择上，找到解救民族危亡的出路。

1921年之前，中国思想界有过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零星的论争；1921年，章士钊在欧洲进行政治考察回国之后，对“以农立国”思想作出新的阐释，使得这一论争的思想史意义得以深入。192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的《业治与农》一文，列举18世纪以来欧洲工商业发展的许多弊端，同时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种种梗阻的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当世工业国所贻于人民之苦痛何若，昭哉可观，彼正航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吾扬帆以穷追之，毋乃与于不智之甚，世界真工业制之已崩坏难于收拾如彼，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胀不可终日也如此，此愚所为鸟瞰天下，内观国情，断然以农村立国之论易天下，无所用其踌躇者也。”同年11月，章士钊在《新闻报》发表《农国辨》一文，极力褒扬传统文化与农业国的优越性，在对“以农立国”主张的阐释中认为，相较于工业国，农业国“寡欲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以农立国”论者往往认为：“工国运命，已濒厄境。若尚趋赴，何异自蹈陷阱中乎”；“以农立国”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因为往往“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加上“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以农立国”被看作“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

1920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就提出：“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在李大钊看来，从无产阶级地位上探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要立足于对生产资料同工人关系的研究。1921年3月，李大钊多次谈到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实业”问题，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谈道：“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对于中国实业界，“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既行社会主义而后，则此种掣肘实业的人，当然可以消灭了。我要说一句武断的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在同月发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提出通过社会主义的办法，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发达的工业国的观点，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李大钊坚信，中国“实业”发展，要以推翻国内反动统治和国外资本主义统治为前提，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及其必然性问题作出清晰的表达。在对中国共产党“民主主义革命”七项奋斗目标的阐释中，居于最先两项的奋斗目标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最初确定的“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目标中，已经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明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的思想，即“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党的二大之后，关于中国工业化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思想。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对“以农立国”观点提出质疑，也是最先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之一。1923年6月，在《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致存统》一文中，恽代英就对“以农立国”观点作出抨击，提出“国家发达交通与各种大工业”在根本上是“为无产阶级势力植根基”的，这是因为，“国家握大工业之权，自能吸收小工业而完成共产，用交通及其他如电化之类，则可联络各种独立事业，使成为互相倚赖，而同时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如此然后无产阶级团结有力，可以反抗一切反动势力”。立足中国国情，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立场上，对“立国”道路和发展战略问题的最初探索。

1923年10月，恽代英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再次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中国不宜工业化”的观点作出批驳，提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和国外垄断资本对中国掠夺，完全阻断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赋税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在帝国主义列强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绝不能由此而认为中国不需要工业化、不需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在《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中，恽代英坚信，“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也才能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恽代英清醒地认识到，缺乏资本将是中国工业化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当时有的“以农立国”论者就以为，“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然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开平之煤、大冶之铁，此外铁路矿山，已为外人染指者，岂以中国不求工业化遂免于外资之纠葛乎？”在这种情况下，“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1924年4月，恽代英在《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6期发表《如何方可利用外资》一文，在对这种“中国不宜以外资开发富源”的观点作出反驳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言，终不能不借入外资”。借鉴当时正在实行中的俄国新经济政策，恽代英提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

1923年1月，瞿秋白在《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一文中，根据自己在俄国新政策时期的所见所闻，也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提出“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根据“现存的实有的基础”，必有“种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也“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探索，集中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之中，集中体现在探寻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之中。瞿秋白在对这一问题探索中秉持的这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却是十分珍贵的，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革命和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3年5月，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驳章士钊之〈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一文中，瞿秋白对章士钊脱离中国国情的倾向作出批判，对“中国以农业国而受此帝国主义的逼迫，早已滚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中，成了世界经济里的一个齿轮”，并且“全国经济生活已渐入工业的范式”的现状作出深刻分析；他认为，“以农立国”论在根本上就是“要斡旋天地，倒转历史，——纯纯粹粹的唯心论”。瞿秋白认为，“不但章氏之‘中国为农业国’的前题已破，而且他的历史根本观念就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就在于：第一，“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的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第二，“因中国此种经济发展过程乃受帝国主义的侵铄，故成外强中干的病态，所以有一时期的当然的竭蹶窘迫的情形”；第三，“正因此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倾向，——乃是以其民族运动与世界社会革命运动相联结，而求真正的民权运动”。瞿秋白的结论就是：“历史的逻辑，在于经济动象中社会实力步步促起制度的改进，——是永永流动的。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永久，亦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预定的轨范。所以客观对象既明，便可以知道：不必讨论制度与经济基础‘适不适’，而当研究运动的趋向与经济动象‘顺不顺’。”在这里，瞿秋白吸收了列宁主义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批判的理论要义，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1929年12月，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一文中，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封建的经济是在崩解；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的骚动，商业的停滞，旧的封建关系只是变动了一下形式，他又要反复的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瞿秋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些论述以对中国国情科学把握为根基，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探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们的理想信念、民族情怀、坚强意志和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以工立国”的中国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阐释，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对那一时期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这也成为之后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的直接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二、杨明斋的“中西文化观”与中国工业化的理念与构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杨明斋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和形式作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探索。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作为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工作小组成员，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过重要贡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新闻工作。1938年在苏联逝世。杨明斋在1924年初出版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被称作“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上世纪20年代初关于中西文化论战留下的出色文献”“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评中西文化观》分作四卷：第一卷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通过对中西方文化内容的分析和评价，通过对西洋、中国、印度三方面的哲学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的解释和理解，对“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问题作出深入探讨；第二卷对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从“序论”、“前论”和“本论”三个方面作出分析，集中于对梁启超宣扬的“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以期救现世之政治的流弊”观点的批评；第三卷集中于对章士钊《农国辨》中“农村立国主义”核心观点的批判，对“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在政治法律社会道德的本质区分及其根本对立问题作出阐释；最后第四卷“总解释”是对以上三种中西文化观作出的总的“批评”，注重用“比较有系统的方法”作出整体性探索。在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以农立国”思想评析中，杨明斋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和形式问题作出系统阐释。

作为批评对象的《农国辨》是章士钊“以农立国”论的主要著述，发表于1923年11月的上海《新闻报》。杨明斋主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批评：一是“评农工立国经济政治观察之错误”，二是“评观察工国政变及我国对待工国之主张的错误”。

在“评农工立国经济政治观察之错误”中，杨明斋对《农国辨》中“以农立国”的立论基础作出批判，集中于对其中的经济观、政治观和文化观的错误作出详尽而深入的批判。在经济观上，杨明斋对《农国辨》宣扬的“以农立国”论的两个主要观点作出批判。一是章士钊错误地认为，农业国的长处在于生产和分配“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工业国“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级相对如寇仇者”。杨明斋指出，中国农村根本就不存在“取义在均”的事实，存在的只是“富者家有粮万石，而贫者夏则食粮与草根糟糠，冬则冻饿而死于沟濠街巷者很多”；至于“生产之过剩”，是“劳资阶级相对如寇仇”的结果，根本不是工业化生产本身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二是章士钊错误地认为，“农业立国”利于“节欲”，“面无为，知足戒争”，能消除“奢华”甚至避免“杀戮”。杨明斋对此作出严厉批驳，提出“拿农业国的政治道德法律施行于工业国是不适用的。反之，拿工业国的政治法律来施行于农业国也一样不相宜”，因为它们“各自有适宜于经济状况的组织”。“奢华”和“杀戮”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对于所谓“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也是必然现象。杨明斋提到：“中国虽系农国，而却不是节欲的国”，《农国辨》所看到的“那些中下户农民和不很阔绰的工商以及穷读书人，的确是节欲，但是他们的节欲是被经济条件逼迫的，不得不节”，显然，以众多贫民过不了“奢侈生活”而断言“凡是农国就讲节欲”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官僚阔人们的“极奢纵欲”，不仅长期存在于中国这样的“农国”，而且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除纵自己固有欲外，还摹仿外人的嗜欲”，“纵欲”的花样翻新更是极度膨胀。

章士钊所谓的“农国戒争”，也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杨明斋认为：“历史告诉我们说，中国每隔一二百年朝廷必演暴横虐政，人口增加家族经济生活不安，于是必有‘占山为王’‘强盗豪杰’生活之乱”；即使在欧洲，“各国当其未进于工业国之时”，各种各样的战争名堂繁多。杨明斋认为，就中西历史比较看来，中国在历史上确实比较“戒争”，这与四千余年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像《农国辨》认为的“保守农业不进的经济就可以免去一切人事的战争”观点的讹误就在于，“人类生活的悲惨痛苦并不在农工生产之分，而是在生产之不足，分配之不均，教育之不适宜与不普及”。

在政治文化观上，阐明“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论争的实质就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问题。杨明斋认为：“立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的论证，在根本上就是社会是否需要进行改造和改良的问题。“要知道人类生活的政治是由经济演出的，经济的制度和生产的方法不改良，空谈政治改良教育改良人格道德改良提高是无益的。”按照唯物史观理解，“立国”之根本，在于对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及方法的改造和改良，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教育和道德的改良和提高。

在文化观上，杨明斋认为，“农国”长时期受“旧思想”禁锢，是“中国之所以不治，国家贫穷，人民无社会法律观念之由来”。杨明斋提出：“中国二千余年来读书人不能产出成文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客观的事物之理，停住了一切理性发展的创造，养成不识时务的腐儒，这虽是由于儒家的学术，然而科举制之济弊也为最大原因。”即使要消除欧洲工业发展中贫困、失业等弊端，也是要人类通过制度变革、通过创造新制度实现的，即如杨明斋所言：“人类所创造的制度，那并不是自然的东西，尽可及时变更，毁坏旧的，创造新的。”这里讲的“新的”社会制度，就是杨明斋明言的社会主义制度。杨明斋的批判是中国共产党人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思想所作的最有影响的阐释，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

在“评观察工国政变及我国对待工国之主张的错误”的阐释中，杨明斋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四个基本问题作出分析。

一是对“农化为工”的过程中，农业和工业发展关系问题的分析。针对国外工业对中国大肆入侵的后果而言，认为“工业之兴，农业时代的各种组织之所以崩坏，国外商务之发展，他农国之被掠夺，这话是不错的”。但是，在一国实现“农化为工”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工业推进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实事”，即“在农化为工之时，农业生产只有受工业之影响奖励发展，并不受其坏影响”。杨明斋认为，这是因为“工商无论如何发达，其本仍旧在农。因此工业器械发达不久，就把农田所应用的耕具或改良或发明新机械农具，辨土性，选种设置试验场，研究去虫灾法，改良水利……等类的农学相继而发明，较前愈精而有用”。工业呈现出对农业的推动作用，在“农化为工”的过程中形成“工业的生产法变动，而农业生产法亦随之”的趋势。同时，在工业化国家，农业生产也更多地转向能够为工业生产对象的农产品的生产。当然在战争时期，壮年农民和工商人到前线打仗，农田荒芜的景象也会出现。在对“以农立国”论的批判中，杨明斋对“农化为工”过程的辩证的分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经济基础地位的认识，以及工业之于农业主导作用观点的初步认识。

二是对“工国之害”和“农国之利”关系的分析。杨明斋对《农国辨》在观察“工国之害”和“农国之利”中，“出于偏见”“有背于实事”的观点作出分析。例如，欧洲各工业国中“贫富两阶级相去太殊”的现象，并非自工业兴起以后才有的，在历史上，欧洲各国贫富阶级“起自上古，成于封建时”，并不是工业化过后才出现的；同时，“即令贫富阶级悬殊之甚是起自工业兴起以后，但这个时代之工人与农人并不比农业封建时代之奴工奴农的生活痛苦”。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上，杨明斋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贫富差距问题作出分析，特别指出“中国的地主与佃农贫富之相殊较工国犹过之。小灾年之民死者每省动以千百计，大灾年无算矣”。

三是对“西洋文化”在中国命运问题的探讨。针对那种认为学习欧洲如何国势强盛是有益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学术则无益的因而可以“唾弃不惜”的观点，杨明斋首先提出：“文化学术并不是于被迫无奈愤恨仓卒之间，可以于短时期学得来的，并不是虚心假意所可能吸收人家的文化学术之精”，而“以农立国”论“把学术之精看得太轻，并不管民族性与民族固有的文化是何何！”在杨明斋看来，学习“西洋文化”而“不管我国的文化地理历史民族与民族遇合政治经济民人的习惯风俗等类”，是不可能真正学习到手的。

四是对欧洲社会主义主张的“均民用”与“逃工归农”关系问题的分析。《农国辨》武断地认为，第一国际至第三国际“欧洲工党”的观点，就是“与资本帝国主义抗，虽不离工，而考其用心，固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杨明斋认为，“以农立国”论者的这些武断的观点，充斥着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误解。

在《评中西文化观》第二卷中，杨明斋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思想内涵作过简要的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生活的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他和无限制的个人之私有制度相对待，并且和资本私有之国家主义也不和睦。换句话讲无限制的个人之经济私有制度及资本私有之国家主义，这便是他的仇敌。要打破这两种制度的进行方法，这便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杨明斋以对社会主义的这一认识为基本立场，对《农国辨》的武断的观点作出如下驳斥。首先，杨明斋提出：“据我所知社会主义者因为生产不足民用，极力主张发达生产——工艺学术——并没想到逃工归农”，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均劳力”是要达到“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受权”，根本没有“隐然逃工归农之意”。其次，社会主义者以其“国际主义”观点，“倡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淫奢欺压弱国奴隶弱族，他们要解放弱国弱族，使其自由的发展生产经济财政教育；并不想去工就农。他们只是主张自由通商，排斥列强之霸占市场，强迫关税协定和强盗性质的条约；可是并不想闭关自守长为农国”。最后，欧洲各工业国失业人口渐多是事实，但是要区别的是，“其失业之所以然，并不是由于工业之生产，而是由于生产的资本被资本家集收了去；平民许多除劳力外无资借以生产，于是妨碍平民生产。假使能打破这种妨碍，则失业之民救矣”。

杨明斋对《农国辨》中倡导的“以农立国”基本观点的驳斥，重点在于对章士钊以“不讲经济之儒学的眼光”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分析及其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根源系列观点的批驳。杨明斋的这些批驳性观点，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仅在于阐释了中西文化发展及其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也在于从“立国”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式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理念。

三、“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缘起和基本问题探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以工立国”的理论及其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和方式的各种观点，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3年7月，《申报月刊》在其创刊一周年的“特大号”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现代化中“工业化”意义和道路等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第一次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的思想交流和交融，其中也不乏见解相异的思想交锋。在这一论证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明显地受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多年间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专题，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的特征、战略和方式，开创中国思想界关于现代化问题探索的先河，也在国际思想界开拓了现代化问题探索的先例。这一专题讨论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正在显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和前景黯淡；另一方面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的根本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在民众中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处在民族危亡中的中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的探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话题，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中展现的现代化的话题和话语，从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相关思想间接的或直接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道路和方式问题探讨的理论感召力。

“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宿题”。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再度提出这一问题，是有其重要的学术和学理背景的。《申报月刊》在编辑“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一开始就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置造局，造轮船，修铁路；兴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和努力”，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成为对待“现代化”问题的“主张”。

面对当时中国现状，“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不无忧虑地提出：“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国力衰弱、民族危亡、百姓困苦，中华民族实在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提出“中国现代化问题”作为一种“药石”，希冀“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人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重于经济方面的“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但实际讨论的内容，既超出了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范围，也多有超出经济上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把各家来稿分作“短文”和“专论”两类，其中“短文”10篇、“专论”16篇。各撰稿者不管是在“短文”还是“专论”中论题尽管不一，但在阐释的内容上颇为接近，在阐释的题目上，“短文”集中于对专辑两个问题的直接的回答，“专论”则重于对两个问题作专题性的论述。在内容上看，“短文”和“专论”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从以上提到的两大基本问题的直接回答上看，在“短文”（部分地也在“专论”）中，集中于三个方面论题的阐释。

第一，厘清现代化的基本涵义。讨论“现代化”问题，首先要认清“现代化”的基本涵义。陶孟如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析中，首先对广义的和狭义的现代化两种内涵作出探讨。狭义的现代化，即限于经济的现代化，这里“所谓现代化就是产业革命和经济改革了”；广义的现代化，包含“社会的许多方面”。在“中国现代化问题”各家阐释中，广泛涉及的是广义现代化问题，主要如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现代化问题的探析。但是，提到现代化问题，主要的还是指狭义的现代化，如张良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包括“政治文化学术及社会制度各方面”，但“主要的含义，却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这是因为，“经济关系的变迁是必需继之以政治文化学术等上层建筑结构之变迁的”。经济方面的现代化，突出的就是“工业化与机械化”。在这里，从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联上来理解现代化的内涵，还是有其独创性的。

中国现代化不仅在基本涵义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还会因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在现代化内涵理解上有极大的差异性。陶孟如认为，由于中国疆土的广大、各区域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与障碍必不永远是一个或几个，必不到处是一个或数个，必然依时依地而异，其重要之程度也必依时依地而变化……其轻重之程度在各时各地也必然相异”。这些差异表明：“现代化乃是一个程序。”

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问题。杨端六在对“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的探讨上，提出了人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的问题。他提出：“今日政府当局的人，有的思想陈旧至于诵经念佛，有的道德堕落至于贪赃枉法，大多数的人则彼此徇情顾面子，明知那些人对于国家社会有损无益而不肯屏弃他们。还有一部分贤明之士，总不肯疏远那些饭桶人才的亲戚，必定要把他们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在杨端六看来，政治清廉、政府管理人才及其治理能力的提高是现代化的“先决问题”。这一“先决问题”不能解决，必然在“政治”和“教育”两个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即“政治上不能上轨道”和教育发展“很可怜”的问题，这两者“政治的影响是自上而下的，教育的影响是由下而上的”；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存在和联系，是由“把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文明之上”的道理决定的，“他们都不知道把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文明之上”。在根本上，中国教育的发展程度对现代化起着严重的滞后作用，杨端六认为，“中华民族本是教育程度不足的人民，纵令掌握教育权柄的人拼命地急起直追，还不知道何时才看见有进步，现在大家都在开倒车，人民怎样能够‘现代化’？”

“教育救国”论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感。金仲华在“现代化的关键在普及教育”的论题中指出，教育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关键就在于：“怎样使我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受到健全的教育，成为有意识的自觉的国民，乃是我国的现代化的途中的一个切要问题”；“如果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必须在全数，或大部分的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的启发，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人的时候”。

陶孟如在对中国现代化先决问题的探讨中，同样把教育发展和政治廉洁作为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教育，特别是科学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民众的“知识太幼稚”，“物质的认识太缺乏”，“办事的能力太低了”，而“提高知识与做事的能力，非从教育下手不可”；二是“政府的廉洁与效率”，廉洁的政府是“一切事业进步必不可缺的条件”，而有效率的政府则是“辅助一切事业进行最有用的条件”，故而“这样的政府不存在，现代化是无望的”。

在对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方式”的探讨中，张良辅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思想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是缺乏资本与新式技术，而很明显的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依生者，封建势力的余孽以及那些‘佛乘飞机’之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融和论者。”其中特别提到：“帝国主义的依生者，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之类，因为是寄生于帝国主义之上的，所以也随着帝国主义者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物。隐蔽于残存封建势力如下的土豪劣绅，甘地之‘手摇纺机’的崇拜者以及‘佛乘飞机’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也都是在中国现代化路上所该铲除的障碍物。”显然，这些思想和话语深受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构成“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中最为显著的思想要义和话语特征。

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中，多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和作用上作出的思考。金仲华从当时中国社会形态性质问题探讨入手，提出“虽然新思潮的介绍和新式物质科学的输入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而这些外来的影响并没有使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综合许多的批评，目前的中国是被认为停留在半封建的，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半殖民地化的阶段的，在我们的问题下，这些形态可以断定都是不合于‘现代化’的意义的”。在对当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问题的理解上认为，要使中国现代化，首先需要“经济的改进”，其“主要途径是要使中国彻底地工业化，但这绝不能于抛弃和牺牲农业的意义上去实行，而应当是在改进和发展我们所立足的农业的意义上去实行的”。

第三，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和选择中的基本问题。樊仲云在对“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的探讨中，回顾中国思想界的实际，认为在20世纪开头二三十年，对中国现代化出路问题的讨论，“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也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出路的选择。但是，这一过程是一个“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其间自然也“需要一个‘产业革命’，以打破那封建的地方经济，完成现代的国民经济”；同时，这一“产业革命”必须是“为社会主义的准备”，这一“产业革命”的条件，“应该是国家统制的，是以全社会的福利为目的的，与资本主义之以自由经营以个人的利益为前提者，绝不相同”。因此，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外国势力来促集成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将是中国更深陷于殖民地境域的路。无疑的，这条路是不通的。中国如欲走自己的路，唯一的前提要件是‘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这一阐释，不论是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思想方法上，都深受中国共产党相关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相关思想影响下的自发的表达。

“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的主张，是“中国化现代化问题”探讨中最显著的术语突破和话语创新。李圣五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他甚至还设想到，在这种“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中，在资本的利用上，“无论是外国资本，或本国资本，只要支配得当，毫无差别。但是利用外资以不丧权为先决条件”。

与“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的提法相类似，陈彬龢在对“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问题的谈论中提出了“真正的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思想。陈彬龢提出：“所谓现代化，固然只有个人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两种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资本主义宗主国——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现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现在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中国是外国资本所促成的，抑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呢？”陈彬龢主张利用“国民资本”即民族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处在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中，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四面楚歌中，只有学苏联实现五年计划的孤军奋斗，应当用国民资本来促进”。因此，要“真正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主义的，那它的先决条件也就不得不是：（一）排斥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在这两个条件未能达到之前来谈中国现代化问题，也就是“纸上谈兵”了。

罗吟圃在对“专论”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中同样赞成：“要促进中国现代化，最为需要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变革内在的社会组织。”这里的“社会组织”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等结构的选择，如罗吟圃提出的：“如果能决定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构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罗吟圃提出：“中国的革命并不是狭义的民族解放，而是必须进展为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与被剥削的社会大众共同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化也不是仅仅是止于中国现代化这个含义而已，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大连锁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中国就是退化！”

四、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和选择上主要问题的探索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专论”，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些专门问题作出阐释。如孙静生在《产业革命与中国——欧美日本产业革命之经过与我们今后应取之途径》一文中认为的，“中国现代化是必要的，中国产业革命也是必要的，但是一般明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人，我想一定是不主张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这样，一方面中国固然要有一次产业革命，但这个产业革命是不要私人的资本主义来活动，然后可以避免了西洋产业革命后同样的罪恶”。借鉴国外现代化的成功举措，但又不照搬照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和选择问题的要义。

“专论”中引人注意的论题，是对中国现代化与生产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三个方面问题的探索。

第一，生产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工业现代化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产业革命及其对中国影响的问题。孙静生提出，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产业革命，一般都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封建制度的崩坏”；二是“新技术之发见与应用”；三是“资本大量的需要”；四是“市场的扩张”，其结果就是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困惑，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世界上现代化国家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其发展形式基础的或者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其结果形式的。

在产业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理解中，现代化往往被看作工业化的同义语，张素民提出：“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当然，“工业化了（industrialized）”相对于国家社会而言是“较狭的意义”。在张素民看来，“工业现代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

生产现代化是对现代化的较为狭义意义上的理解，指的只是工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生产技术自从十八世纪末叶发明纺机之后，就随着科学的进步，时间的推进，日逐翻新，向着现代化的路程走”。郑林壮在《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一文中认为，生产现代化的“意义”和“特征”的主要表现在于：生产机械化、生产合理化、生产计划化。在这“三化”中，生产机械化是生产现代化整个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步骤，其特征就是“以前在生产程序中认为必需人工的技巧部分”可以由机械代之，于是“机械简直夺取了工人的位置”；生产合理化是指“如何均衡一个工业的各种关系”，其中“节制浪费”“劳动效率”等问题开始出现，重要的是“生产现代化运动遂由外扩转向理内的路程去”；生产计划化指的就是“一种均衡联络各工业部门及平均生产与消费的国家经济”。这也是现代化的“三个步骤”在寻求中国现代化程序时，未必依照这三个步骤的先后顺序去做，但却“非要融和了三个步骤的一切方法，数管齐下不可”；中国现代化的程序，“不但应求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内部的合理化，还要早定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计划，缜密筹划，免陷别人已踏的旧错”。

在经济上，还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发展的程序，“一国要发展自国的生产，须视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所具有的天时地势而定”；二是必须对劳动“训练”，一方面要“尽力在不使资方完全无利之限度内，改善劳动状况，以达到提高劳动效率的最后目的”，另一方面要强化“职业教育”；三是“全国计划掌握一切”。除此之外，郑林壮还强调：“发展一国的国家经济，其间问题是多方面的。举凡政治，社会，法律，教育等问题，都直接的或间接的与此发生关系，都应该在考虑之内。”

第二，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虽有几千年历史，但现时生产技术的落后，经营方式的退步，已落后于任何独立国家，甚至“其他的殖民地国家，也比较中国要近代化的多了”！吴觉农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感慨于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滞后发展状态。在农业现代化上，先要有一个农业“近代化”的问题，即先达到“工业化，科学化，组织化，团体化”的问题。

在中国，“土地私有制度的剥削以及商工业资本的榨取”，以及相对应的“个人主义的农业经营”，是达到“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障碍”，特别是“个人主义经营的农业，不要说现代，便是在闭关主义的时代，也已经是无法谋进步了”。这里提到的“个人主义的农业经营”是指小私有制的农业经营。吴觉农认为，个人主义的农业经营在中国只能带来“苦痛”，而农业资本主义化也只能带来“困难与危机”，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及其现状更容易造成“基本的困难”。这主要因为，“在农业，尝以土地占大部分的固定资本。土地的有‘报酬渐减率’的支配，尤为资本主义化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加以中国的土地，除边陲各省以外，大部分割的已极零碎，而其较大面积的土地，又在少数的旧军阀，旧官僚及各地的土豪劣绅之手，在集中土地的一点上，也发生极大的困难”。概括地说，“农业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在中国的现状下，是无法走的一条远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必然如下：一是“有机统一的政府与贤明的政治”，二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三是“改革土地私有制”，四是“铲除商工资本的榨取形式”。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

第三，文化现代化。陈高佣在对“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中，既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化衰落的反思，更有对中国文化“怎样”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向的思考。对于“文化现代化”，首先要清楚“文化既是随人类的经济演进而发展，所以要改造任何民族的文化，推进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不从经济上着手”。因此，“要想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亦惟有先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而已”。

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文化已经陷于一种“最萎靡，最复杂，最矛盾的状态”。其一，“中国固有的文化，自从与西洋近代文化接触之后，已经暴露其落后无能了，因为所谓中国文化，无论其本质如何，而在历史演进的程序上来说，总未能超越过封建的阶段，以封建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相比，总敌不过资本主义文化”。其二，因为中国的民族并没有自动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欧美的近代文化输入中国，不过在中国多了几本书籍，几个名词，而并没有成为人民生活的表现”。其三，“欧美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我们落后的民族看来，虽然是比我们的封建文化前进了一步，但是到了今日，这种文化在欧美已经是破绽百出，走入没落之途。我们落后的民族，不惟在客观条件上不能接受这样的文化，就是生吞活剥的搬来一点，亦不过是帮助帝国主义侵略而已。所有中国近年来所传入一点西洋文化，差不多可说是帝国主义麻醉中国民族的宣传品”。其四，中国的封建文化既日见崩坏，而西洋的资本主义文化又势不能建立于今日的中国，在此矛盾纷乱的状态之下，“种种无利于己，有害于国的思想无所不有”。在“文化现代化”中，“我们现在若不能把我们的国家，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现代式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则一切事业都无法可谈，文化之事当然亦不能例外”。这就是说，“我们要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必须先使中国国家现代化；要使中国国家现代化，则必须先使中国经济现代化。不然，离开国计民生而高谈文化，则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不过是清谈之资料而已，何足贵呢？”从经济现代化到“国家现代化”，再到“文化现代化”，似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维逻辑和现实路径。

结合20世纪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感悟到：“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以文化为标准，一个社会的发展与改进，亦是以文化为动力。”因此，“如欲改进社会，解放民族，则文化运动仍为当务之急”。在“文化现代化”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必将面临三个重大课题：一是“以解放民族为中心问题”，二是“以发展民族资本为具体任务”，三是“平均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同时，还“应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消灭封建主义的文化，摒斥一切空想、浪漫、颓废的文化。如此然后可以使中国人民的生活现代化；人民的生活现代化，然后中国文化可以现代化”。把“生活现代化”落实于“文化现代化”过程之中，不失为当时文化现代化意识的鲜明特征。

五、“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的思想史意义简析

中国思想界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争，已经过去100年了；1933年《申报月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也已经过去整整90年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这一系列论争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多方面的回答；但是，作为百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思想历史过程，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系列探索，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思想史研究的“从后思索”方法时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站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探索的新的高度，回眸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论争，依然可以感受到思想史的影响和感召。

2023年2月7日，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提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观点时，首先就是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高度，依循百年历史轨迹和理论线索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经济和政治基础演进的，由此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进程及其系统过程作出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史的探索是理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

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中存在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国现代化思想只是一种外源性的“诱发型”的理论，现代化的“原生形态”则开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他地区。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对“现代化”包括其术语、思想、话语体系起源问题的探讨，完全无视非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探讨的理论过程及其思想史的意义，更忽视像中国这样的曾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现代化思想进程中的独特贡献，在整体上忽视了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中的“原生形态”的思想特征。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思想兴起有着较为明确的说法。1951年6月，美国《文化变迁》杂志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相关的各种理论。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现代化”一词开始被提出，并被认为用来概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是比较合适的。于是，“‘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了”。按照这一说法，相对于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问题探索而言，国外思想界明确地以“现代化”为名的探讨，至少晚了20年。实际上，这一看法在国内学术界也时有提起。何传启在为何爱国《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现代化研究’大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比西方约早20年。”这里所谓的“现代化研究”应该是指“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和社会发展整体意义上的研究。

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现代化”涵义及其思想史意义问题，罗荣渠1988年在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的代序《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中就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新的论争中，“已不限于东西文化观的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之。最重要的是，在新的论争中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来代替‘西化’这个偏狭的概念，同时在知识界的讨论中，也把中国出路问题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的领域，实际上是引出了整个中国出路即发展道路问题”。罗荣渠肯定地认为：“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总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始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上‘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化被作为国家发展及其目标理论的发轫，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根本上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需要而提出的观点。在这一目的下被“塑造”成的“现代化”模式，直接就是美国模式，这一模式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成功的，也是最值得仿效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现代化”模式的要义在于：一是美国式的“完全的”自由主义，二是资本主义，三是用于消解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非革命化”的发展道路。如雷迅马所指出的，当时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而是一篇“非《共产党宣言》”，是一种可以使美国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这种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削弱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美国一些学者才开始对所谓“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差异作出比较评判，也才开始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需的条件作出“估定”。按照这一说法，相对于国际思想界而言，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索要早出近30年。

《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探索，在总体上体现了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对中国现代化现状、进路和意义的积极思考，在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探索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思考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话语特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可以认为，该特辑探索自身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不仅拓新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问题探讨的视界，而且显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在其中的深湛作用，开阔了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境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无论是“中国现代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都植根于中国国情这一丰润的思想沃土之中。正如“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撰稿者们感慨的那样：“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枢纽，中国问题而得解决，世界破晓之期当亦即在目前。那末，为了自己，为了民族，为了世界，为了历史的前途，中国人应该怎样地努力呵！”

就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而言，“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应该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问题论争的赓续，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史探索的重要开端，其显著的理论特征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对现代化涵义的探讨中提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现代化”有其狭义上的理解，主要就是“现代化就是产业革命和经济改革”意义上的理解；“现代化”也有其广义上的理解，这一理解的根据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理论相关联，即“经济关系的变迁是必需继之以政治文化学术等上层建筑结构之变迁的”。狭义的现代化必然会拓展为广义的现代化，这也就是“我们要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必须先使中国国家现代化；要使中国国家现代化，则必须先使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构想，以及诸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术语与两个文明关系初步探索的根据。这些观点，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在研究之初，就达到较高的思想的和学理的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狭义的现代化为基本内涵的。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坚持以广义的现代化为路径和目标。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主要内涵作出阐释：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新时代，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全面阐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涵义和特征上的理论升华。

第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情基础的探讨，是“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分作两大历史任务思想的影响下，认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基本前提的认知，成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主流观点。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中，不仅鲜明地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主张，而且还提出既要反对甘地的“手摇纺机”崇拜者的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要反对“佛乘飞机”那样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对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制度和路径选择的探索，既有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现实的体现，又包含着不同国情下现代化模式的比较研究的创新性探索，特别是“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的认知，提升了“中国现代化问题”探索的境界。

在新时代，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解中，习近平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本质特征的联系，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人类社会新形态的理论境界和思想智慧。

第三，关于中国现代化“乃是一个程序”的思想，拓展了现代化道路全面性、系统性理解的视界。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不仅提出了现代化进展“轻重之程度在各时各地也必然相异”的观点，展现出现代化进程要统筹兼顾的思想意识；也提出了“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必须在全数，或大部分的国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观点，提出“中华民族本是教育程度不足的人民，纵令掌握教育权柄的人拼命地急起直追，还不知道何时才看见有进步，现在大家都在开倒车，人民怎样能够‘现代化’”的问题，凸显了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思想意识；还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外国资本，或本国资本，只要支配得当，毫无差别。但是利用外资以不丧权为先决条件”的先见，开阔了对现代化过程中新问题探索的思路。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过程”中要处理和解决好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阐释时，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习近平把对现代化过程“程序”意义的问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系统过程”的境界。

作者：顾海良，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本文转载自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2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