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七个坚持”，但随着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七个坚持”不能完全涵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2022年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十三个方面”，但仍然缺乏一个核心范畴使以上内容相互联结形成一个学术化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涉及不同层次，必须区别对待。其一是习近平同志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战略、政策和措施，例如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其二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包括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新组合。例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正反发展经验的发展和重新组合。二是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经验，赋予经典理论新的内涵。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结合中国对外交往实践和新的世界发展形势，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三是全新的原创性理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回答的，但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试图解决的，但却没能解决的理论问题；还是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先后四次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社会形态的高度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文明依赖于社会形态存在的同时又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具体化，构成了文明的社会形态，即文明形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指的是新社会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新社会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论断正式明确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性质，是“落后国家能否在吸收资本主义全部文明成果的同时防止资本主义灾难性后果”的破题之钥，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教条，集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解决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贡献

判断一个社会所处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更是共产党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时代区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等三大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典型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定。

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先于其相关概念和经济理论形成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共产党领袖们为探索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仆后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只有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晚年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趋势，但并不排除从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社会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分析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还以俄国社会为例首次讨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没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问题。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落后国家要想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后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列宁、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接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成功，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开辟了“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新路。但推翻旧社会形态与建构新社会形态不同，后者更需要对新社会形态的性质有深刻的了解。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更为有限，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探索不足，共产党人就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处于什么社会性质、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在基本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存在着混乱和失误，“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失误和遭遇挫折。　　

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某个不发达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但没能从社会形态层面阐明中国社会的性质，由此带来了新的理论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时间与“阶段”属性相矛盾。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将长期稳定，属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这种稳定的、长达数百年的社会经济体系应当构成社会形态，而不是发展阶段。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新的阶段，新发展阶段后的更高阶段又将面临新的表述难题。第三，我国即将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存在的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分是否还应继续坚持和发展？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教条

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元多线”特征，“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一元”即人类社会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社会的客观历史规律。“多线”意味着一国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变路线根据各国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与西欧社会演变的“五种社会形态”路线不同，近代中国由于在世界发展进程中落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中，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合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上而下地变革上层建筑、重塑生产条件，从“0”到“1”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现代生产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是隶属于“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意味着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突破“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的根本限制，以物的交换为中介，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积极扬弃，通过吸收发达国家文明成果极大地缩短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并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克服以“资本至上”为核心逻辑的弊端。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探索的集大成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由现在向过去、由成熟充分的发展向不成熟不充分的发展的逆向考察和推导，集成了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系统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有的理论创造，抽象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规定，具体包括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应对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时期，而不是新发展阶段特有的发展理念。创新是第一动力，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创造、满足多样化需求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是内生特点，本质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协调在城乡、区域等空间结构上的呈现，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普遍形态，通过合理地调节生产者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是必由之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是根本目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三是坚持“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人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有机整体，特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之间的特殊关系，规定了具体的制度形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也随之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赋予基本经济制度新的内涵，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四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集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思想、和平与发展思想，结合了中华民族关于“大同”社会理想传统，强调拥有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发展。

五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方法论。“稳”指的是事物发展的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进”指的是事物的矛盾有着向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经济发展“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不断发展变化，在“稳”的状态下又蕴含着“进”的趋势，意味着党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的辩证思维方式，把握宏观调控的度，坚持底线思维，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正如列宁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隶属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也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指的是“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的近百年时间。习近平同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它“是一个动态……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包括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段历史时期，拓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意味着21世纪中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进入更高阶段。基于这一判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四梁八柱，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当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术语革命”，弥合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差异。笔者认为，第一，落后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构成隶属于“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并克服其弊端。第二，这种新社会形态始终存在生产资料局部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规定了社会的根本性质。只坚持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是以为不经过生产力巨大发展就可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论”，代表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只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是认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机械论”，代表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种道路的存在会改变社会性质。第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成的新社会形态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环节，但仅靠一国努力，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这种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都不会改变，只有几个发达国家都转向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枢纽

科学的理论体系诞生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到一百年后，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例证，“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明确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形态，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走过百余年，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国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列存在的、具有特殊历史结构的新社会形态，将产生特定的经济运动规律，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基础，构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新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为核心，能够构建“一般—特殊—具体”的学术化理论体系，体现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一般理论层次，通过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般规定，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形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阐明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其二，“进入新发展阶段”构成发展阶段层次，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要经历自然的发展过程，根据主要矛盾的演化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阶段层次研究的是不同阶段上，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在解决矛盾的同时又酝酿着新的矛盾。其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构成现实问题层次，“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构建理论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层次研究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即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并针对这一矛盾提出变革旧生产方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创立了资本论。列宁基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阐明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运动规律，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创立了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基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两重任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集成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智慧，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正确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高峰和理论巅峰。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本文转载自《东南学术》（2023年第4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