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滞后于伟大经济实践。围绕这一现状，以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繁荣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为例，论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回应重大经济问题、为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支撑的关键作用与基本内涵，由此形成回应时代重大关切、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进入真实世界、发现自身独特性的分析逻辑，以及准确认识国情和体制特征、从实践提炼理论、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变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方法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回应并解决新时代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积极推动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经济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马克思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解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任何时代都客观存在着问题，问题也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想要找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问题出发，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一个在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人民鲜活而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够深入和扎实，经济理论创新滞后于经济发展实践，其根源在于当前的学术理论构建未能坚持真正的问题导向，未能实现对伟大中国实践的持续观照、阐释乃至引领。

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转型实践的互动来看，经济学研究往往在回应重大问题时则盛，在缺乏问题意识甚至背离问题导向时则滞。百余年来，立足中国大地的经济实践为本土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经济学界有条件也应当努力构建与中国的体制特征和经济成就相匹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然面临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学界理应责无旁贷地为准确认识、研究并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基石在于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本文首先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根源进行反思，在总结20世纪30—40年代及80—90年代经济理论繁荣发展的经验基础上，提出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内涵，最后就中国经济学界以问题导向进行经济理论创新、打造标志性成果予以探讨和展望。

一、问题导向与经济学研究范式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受两种范式的影响，一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另一种是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前者在中国先后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主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后者则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发展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系统性译介，随后进入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体系，并于9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为了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通过对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察，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寻找其中的规律性和一般性特征，由此形成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总结，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为我们研究和解决所处时代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下,一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多个翻译版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相继问世，旨在寻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由此产出了一批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证，王亚南对旧中国经济结构、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的分析，郭大力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阐述，这些拓荒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索和尝试。

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模仿和引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承袭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虽然其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方法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核心要义。特别是马克思注重其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和辩证发展，而苏联政治经济学以一种僵化且封闭的态度排斥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教条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对照现实经济问题。因此，这一方法在分析和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时陷入了理论误区和发展困境。第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分析出现了偏差。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生产关系中存在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在所有制问题上，承认“所有制是基础”，但仅限于书本和法律条文层面的讨论，且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所有制的关联，等等。第二，将文本中的经典论述直接套用于现实问题。例如，只是基于主观价值判断探讨所有制“应当如何”，而不去解决现实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众多问题，对基于经济现实的分析和主张加以批判，给学术理论的研究和争论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学研究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后者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极大制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张力。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经济学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到这一理论缺陷及其可能导致的重大影响，并结合新中国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由此实现了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近年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意识不足、与现实结合不紧、学理化阐释不强，以及拘泥于对经典表述的推理演绎而生硬“剪裁”实践发展等短板，与中国经济实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经济学界唯有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更好结合，加强田野调查研究，直奔伟大实践创新主战场，才能真正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飞跃。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困境

改革开放后，长期处于封闭经济和被教条桎梏的中国经济学界选择开眼寻路，西方经济学的流派、理论和方法被系统介绍到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高校形成系统化的学科设置和培养体系，特别是90年代末以后基于中国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中国经济研究转向注重实证分析和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关注，对于准确理解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对西方经济学概念、理论及方法的滥用、误用和简单套用现象日益严重，学界进一步关注到这一范式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时的致命缺陷。

首先，实证传统本身仅是对真实世界的有限反映。凯恩斯曾强调，“创立一门准确无误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具有重要性。科斯也指出，理论“应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旨在帮助理解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然而，实证方法为了“对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在从大量复杂而具体的情况中抽象出共同的关键因素时，允许其“假设条件”对现实进行不准确的粗略表述。 “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自己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由此导致他们“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其次，未能注重自身国情特征。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典型事实和发展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以该类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理论前提，其基本假设往往是基于西方世界典型事实的一般化，与中国国情、基本制度、发展阶段存在本质差异。最后，基于既有分析框架的局部延伸难以回应重大经济问题。“在越来越多的模型中，无论我们处理多少个变量，都不能处理这个体系的方向和含义、目标和目的这些根本问题”，由此导致经济学研究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弱化和分析具体问题时的无能为力。大量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研究缺乏本土问题意识，缺乏对中国特征事实的归纳和提炼，并没有形成基于中国独特性的理论假设，而是机械地把工具当作方法，忽视根本问题而拘泥于技术细节，导致看似科学的经济研究越来越脱离现实，由此产出的批量论文和著述根本无法准确解释中国问题及其根源。

综上，苏联政治经济学因僵化思想和脱离问题导向，影响了其对经济事实的解释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力；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因忽视基本制度和前提条件的差异性，难以准确解释中国70余年的崛起和经济发展奇迹，也无法精准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亟待改变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一味简单移植以致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脱节的局面。因此，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所在。只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经济实践出发，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开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研究，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总结并进一步指导经济实践中实现创新。

二、问题导向的分析：两个重要时期的经验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经济学分别在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这两个时期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坚持将现实问题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在大量调查和考察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形成科学认识，经过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上升为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原创经济理论，为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提供重要启示。

（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证

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救亡图存和“中国往何处去”，这就必须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1922年，中共二大初步明确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据此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深刻的一致性认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破裂。1928年夏，中共六大重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确“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将论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问题推上历史舞台。鉴于农村在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经济底研究，对于整个社会底认识自然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判定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而明确中国社会性质。由于受到共产国际专家的极大影响，“中国经济派”过于偏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仅依据中国农村存在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外国商品和资本侵入乡村带来商品经济，就认为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已占据优势，由此得出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

与“中国经济派”直面论战的是以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在方法论上，他们“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底结构为宗旨”，认为社会性质应依据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强弱及封建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位进行判定。“决定社会性质或是阶级关系的直接因素不是生产技术而是生产关系”，“自然因素或是技术因素，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发挥着‘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

“中国农村派”为了研究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一是开展广泛调查。他们从事的调查包括无锡、保定的逐户逐村调查，中山、番禺等地的通讯调查，以及山东、河南和安徽地区外国资本渗透中国农村情况的调查。调查的内容“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二是从制度细节研究特殊性。他们认识到，社会性质的判断不能忽视一国之内各种经济成分、制度、阶级之间的异质性，否则，或导致依据某一小部分经济成分错误判断社会性质，或导致打击其他经济成分而损害经济体制的多样性。为此，“中国农村派”根据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进行分类，通过经济异质性、农户分类、田亩差异等剖析多种生产关系，从各种并存生产关系中将主要的生产关系作为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指标。三是通过比较相异性研究独特性。例如，陈翰笙提出，即使同一概念，中西意旨也不尽相同。例如，“吾人所谓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即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相较，都市之来历非Polis及Compagna Communis可比；乡村之组织亦非Mir及Manor可比”。此外，土地租佃在中西方经济中存在根本差异。西方经济中“乡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完成了农业企业家存在的前提”，“较富的农民有扩张经营范围的余裕，便大批租进土地，雇用工资劳动者来耕种，这样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经营。”而中国农村经济与之相反，是处于贫雇农和中农失去土地、富农和地主集中土地，但贫雇农和中农变为佃农谋得生计、富农和地主出租土地获取租金的前资本主义状态，因此“在中国决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租佃了的企业家”，且“在中国无论租佃的农户以至现时的自耕农，都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正是运用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国农村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进行了详细而充分的论证。第一，以“土地所有形态”这一核心生产关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优。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调查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绝大部分土地仍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没有土地，不得不受地主、富农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剥削。因此，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第二，以“雇佣关系”说明中国农村的封建半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尽管近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相当集中，但多数地主把土地分开出租，贫农大多向地主租地经营，集中的地权和分散的细小经营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形式，这种细小的经营并不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因而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小农经营就性质而言，绝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简单商品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因此，“农村中的基本关系，还不是资本家同工资劳动者的对立，而是地主同贫苦农民的对立；地主所征收的租佃，不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属于封建生产的范畴。所以这种农业经济虽然已经转向商品生产，而且受着帝国主义资本的控制，但是它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性的，它还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农业社会，我们也称之为半封建社会”。第三，以帝国主义及商品经济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但帝国主义为了维持有利的交换条件，通过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剥削使封建势力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已卷入世界经济漩涡，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经济起“支配作用”，但中国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也是剥削方式）乃由帝国主义维持着，半封建的势力与国内资本乃在外资的支配之下，结合地存在着”。帝国主义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实现其统治，这就“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加强，格外尖锐罢了”。

由此，“中国农村派”成功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苦于资本主义不能顺畅发展的、“前资本主义”过渡性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关于当时中国国情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革命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学理支撑。

（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前，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已有理论教条地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简单化为单一的所有制、以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致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走了弯路，交了学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解放。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日益丰富的社会实践和不断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向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和我们处于何种阶段的问题；公有制的条件和实现形式，以及按劳分配的问题；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实现，以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排斥市场，排斥商品生产，排斥竞争和价格调节，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选择。在方法论上，他们提出一方面要破除生产关系决定论，重新审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纳入经济范畴。针对忽视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安排多样性、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和“一大二公”思想，薛暮桥认为，任何现实社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主导性的经济成分。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

为了研究经济体制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他们坚持开展调查研究。一批经济学者先后参加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以及理论和方法组四个调查研究小组，围绕当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经济结构组围绕我国经济结构的历史、现状、问题，包括国家经济结构发展的规律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解决办法等问题，于1979年至1980年春组织400多人分赴我国10余个省市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经济结构调查。由中青年经济学者组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农村问题为切入点，坚决反对“以为照搬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即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简单认识”，又反对毫无意义的纯粹理论上的争论，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在前后约3年时间里，走访我国20余个省区市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在安徽滁县调研形成的《“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等系列报告，论证了“包产到户”的经济性质；依据调查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成为以问题为导向、“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的变革”的重要尝试。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界还大力弘扬“走出去”和“请进来”之风气，注重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中寻找改革思路。一些研究机构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讲学、研讨和考察，探讨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改革路径、模式选择等问题。通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方位比较，学界深刻认识到应当在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和保护正当竞争；社会主义体制可以而且必须有各种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背景的不同模式。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由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结构的差异，中国在启动改革时存在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有利于市场化转型和经济短期快速增长，进而决定了中国能够且必须选择与之相异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纵观整个80—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下新老问题层出不穷，倒逼我国经济学界秉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与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创造。其含义在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以于光远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存在明显差异，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提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要义。此后，于光远又专门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进行了系统论述。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重大创新在于将计划和市场仅仅视为经济手段，而非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经济学界经过不懈的理论探索，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是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依据竞争的内在机制起调节作用，提出企业本位论，以及对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倡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二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三是进一步提出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刘国光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存在由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决定的统一性，需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随着经济调整工作的进展，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这些观点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论述中得以体现。随后吴敬琏等学者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这一体制的目标和框架进行了论证。这些基于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为提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撑。

第三，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这一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学者们围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雇工”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将这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认定为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并视为有利于促进这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薛暮桥明确提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其次，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股份制是有效形式。有学者提出，公有制不应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出现许多形式”，“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而不能用现成的理论去套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刘诗白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从社会主义商品性再生产的运动中来考察各种占有关系的组合、交错和互相渗透，进而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态。为此，学者们提议对当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取代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企业“承包制”。这些研究为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奠定了学理基础。

第四，社会主义分配理论。1977年4月至1983年7月，我国经济学界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理论讨论会，重点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对象、形式等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分配理论方面的最大突破，在于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观点，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体现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因而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这些观点都逐步体现在党和国家的系列政策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是分配问题的热点，学界率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至十六届三中全会都采用了这一表述。

三、何为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长期以来，问题导向被认为只是单纯地寻找问题，没有理论、只有问题就不是好的研究。甚至认为，问题导向形不成理论，理论只能是以假设求证。但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从何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丰富实践，仅靠假设和抽象就能把握得住真实世界吗？抓不到真问题又何来理论创新？当然，问题导向不是没有方法的盲人摸象，进入真实世界、发现其中问题需要方法，找到问题后进行分析与解决也需要方法。因此，对待问题的态度和寻找并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现了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对于处于深刻变革的中国来说，任何重大问题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我们寻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分析范式。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内涵可归纳为基本特征、构成要件、分析特色三个方面，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一）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准确认识、阐释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即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社会经济结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社会性质、依经济关系来剖析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在一般规律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和理论“硬核”。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由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制约的社会其他矛盾共同构成。问题就是这些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它来源于人类社会的各类矛盾运动，不断丰富的实践活动又持续提出新的问题。作为研究导向和对象的问题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这些“谜语”“属于时代”而非“属于个人”，是一个时代客观存在的重大问题，亦体现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理论创新往往就是在坚持问题导向，准确认识、阐释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只有遵循问题导向，才能从人类社会实践中发现根本问题，分析其性质、成因并寻求解决办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准确反映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客观分析和解决当下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构成要件

我国经济学研究在上述两个时期的发展经验，为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历史性变革时，脱离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研究不仅不能解释所处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更不利于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一味追求僵化刻板的既有理论模版，只会导致教条主义。提升学术研究对实践的响应能力，必须果断打破思维定式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肩负着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国农村派”基于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而为明确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供有力论证。20世纪80—90年代也是如此。面对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学界不断打破僵化观念，“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进行挑战。

第二，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面对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在研究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运动的规律入手，是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将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不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将贻误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期。针对那些只强调生产力因素导致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误判，“中国农村派”转而基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全面考察，论证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学者针对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建构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单方面变革引发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进入真实世界。方法或范式的有效性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理论替代已有理论，而是要进入真实世界，了解现实问题及其成因，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进入真实世界是为了解决问题。进入真实世界的场景后，不能直接用既有概念和定式去判定正误，而是应根据真实世界发现的问题去寻找研判逻辑和理路。“中国农村派”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入手，通过入户入村了解不同地区农村的阶级状况及其矛盾。20世纪80—90年代的调查更是直面现实问题，不仅有农村问题，还有城市问题；不仅有具体的案例调查，也有大样本抽样调查；不仅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还触及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这既不同于那些教条主义者用既有概念生硬解释现实，将现实与书本的不一致视为问题；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于理想世界假设的实证和检验，而是坚持从调查中来，了解问题表征后，再回到现实作答。

第四，发现自身独特性。问题导向注重体制与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因为所谓的一般性往往无法准确把握现实存在的问题成因与根源；问题导向还注重在比较中寻找相异性，因为简单的移植和类比很难发现问题的独特性。因此，从现实世界寻找特殊性和在比较中找出相异性，也是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重要内容。找不出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找不到相异性，就容易变成简单的“复制—粘贴”式移植。因此，我们要在遵循人类社会积累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同时，积极寻找现实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农村派”坚持从现实中寻找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从比较中寻找相异性，从而找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搞“全盘西化”，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吸取历史教训，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和改革开放进程面临的特殊性，在比较中发现中国问题的相异性，并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基于自身特殊性开展细致研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三）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特色

第一，准确认识国情和体制特征。理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基于国情，理论的作用取决于其是否基于国情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和改造。理论出错往往源于无视国情的生搬硬套和拿来主义。后发经济体在经济赶超中更容易陷入理论误区，要么忽视自身的典型特征，直接照搬源于其他经济体实践的理论框架，把所研究的经济问题视作检验主流理论的某一案例；要么简单罗列所研究经济体的特殊性来强调其制度和经济优势，导致对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忽视和扭曲。这些误区对于解释和解决所要研究的经济问题作用甚微，基于现实国情的客观分析才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认识国情，就是找准并科学分析某一经济体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体制特征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问题导向就是在准确把握一国国情的基础上，找寻其典型事实和体制特征，对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提出合理的解决思路和政策措施。

第二，从实践中提炼理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或是已有理论不足以作出解释，或是新出现的现象无从溯源。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一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以问题为线索开展调查、进行研究、寻找答案和形成理论。问题的发现来自实践而非文献，这就有可能避免脱离真实世界的纯理论推导或因文献出错导致的问题偏离。这种问题导向注重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再由对问题的分析上升到理论，有利于摆脱既有研究方法的不合理束缚，提供理论创新的无限可能性。既有范式或方法往往是基于特殊实践条件的理论提炼，随着经济社会变迁，部分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会逐渐脱离变化了的实际，形成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理论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实践。无论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理论创新，无一不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根植于真实世界的调查与研究，发现新“元素”并使之与已有“通说”或“定论”建立有力“对话”，从而形成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

第三，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变迁。我们所面对和分析的对象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不仅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跃迁，还表现为体制和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社会秩序转向现代社会秩序。面对如此历史性、革命性的变迁，利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很难完全胜任。一方面，这些实证方法主要是对已发生事实和证据的分析，用以对已有经济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对于当下或剧烈发生的经济社会变动，难以给出规范的分析和经济解释。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约束条件主要依据成型经济和定型体制，在解释发生着巨大变迁的经济体时往往出现前提假设和约束条件的不一致，由此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产生误导。比较而言，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能够直面现实，找准社会经济变迁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找到问题根源—再从实践中找寻经验、前提和约束条件—基于文献、比较或事实分析，得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进行理论提炼和一般化。

第四，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时代作为出卷人”，问题始终摆在前方，经济学者必须时刻准备好在理论上做出回应和解答。经济理论的作用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学科发展和纯粹的科学价值，而是在用理论武装思想，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霍奇逊认为：“主流大学的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它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被浪费，却严重配置不当。”一些经济学研究以数理工具和八股格式的模仿取代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失去判断和理解复杂情况的思维能力，意识不到或有意忽视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专注于解决脱离真实世界、从文献衍生出来的“小问题”，甚至“伪问题”。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聚焦时代变革中的重大问题，而非纯技术型或细枝末节类的问题，由此推动经济研究更多专注于“真问题”，更好地契合真实世界，赋予经济理论更强的生命力。此外，这一方法还有利于发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推动经济决策的科学化。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坚持问题导向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所在。

四、以问题导向加快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我国正在以及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完善、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带领全国人民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场立足中国大地的史诗级实践为形成中国原创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厚土壤。

（一）推动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创新

中国谋求现代化的进程，具有独特的国情、体制和结构特征。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为二战以来少数从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但“中国奇迹”的创造并非理论先行和模式既定，而是基于问题导向，准确认识、阐释并解决现实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变革。由此也导致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一种略显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基于实践提炼的理论成果被认为因缺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要求的复杂模型和定量研究而不那么“高大上”，以中国事实发表的英文论文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只能被作为案例研究（Case）对待；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论其前提假设还是典型特征都非常独特，要么被视为不可持续的“中国困惑”，要么被视作对所谓经典的某种背离。因此，唯有秉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形成以中国典型事实和经验为基础的一般化理论，才能更好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第一，提炼和归纳典型事实。当前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最大障碍在于，大量专注于技术处理的论文仅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简单移植，从文献衍生问题，未能将中国典型事实作为研究前提。因此，中国经济理论创新首先要在识别、归纳和提炼典型事实上下功夫，通过比较甄别出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

第二，分析体制的特征及其运行逻辑。当前体制分析中非此即彼的制度优劣预设和有效制度假设，造成现有研究缺乏对制度结构与安排及其变迁逻辑的客观分析。开展经济学研究、实现经济理论创新，必须客观分析中国的体制特征，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制度选择及其变迁的原因，以中国体制及其现实运行特征为基础，精准分析不同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

第三，运用规范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现有研究的缺陷要么是以制度既定为前提进行比较，要么忽视体制差异性进行简单回归，导致这些研究很难成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无法与国际社会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现两者的平衡，前者强化体制的实证分析，后者加强体制特征与实证的关联，适时修正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约束条件，拓展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和厚度。在方法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侧重于对成熟经济和定型体制的特征分析，以及对积累了大量数据和证据的事实开展规范研究。对于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践应超越方法的分界与隔阂，只要有利于探讨中国独特问题的规范分析都可以灵活运用。

第四，基于重大问题提炼形成原创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不仅反映在经济体制改革，也体现在经济结构转型，由此形成的典型事实显然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约束条件。当理论与实践不一致时，不能简单地推导为现实有误，而应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理论修正与创新。正是基于自身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由此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的“经济奇迹”，这些恰恰是实现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我们应秉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积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特色且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理论。

（二）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我国经济学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引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构建新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第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先后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方式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论断与方案举措。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坚持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思想内涵仍需要我国经济学界进一步加强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加快构建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并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第二，“两个大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又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作出重要战略判断，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因此，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大变局与战略全局交互影响，不仅关乎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还将对未来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出发，科学认识和解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两个大局”下，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经济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着“中国方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这些问题、命题、议题都将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自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求中国现代化转型，只有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回顾党的百余年征程，如何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迥异，如何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突破，从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时代重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不懈探索，这一独特经济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道路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拥护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全面建设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既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等独特性，但如何将这些独特性与普遍性进行有机结合，目前并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眼下，新的赶考路上还将出现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迫切需要我国学界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阐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中国经济学研究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回应并解决新时代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积极推动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经济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形成一批有思想穿透力和世界影响力、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标志性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贡献理论智慧。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熊雪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师资博士后，经济学院2022届博士毕业生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