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而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资本所具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二重性是相关问题的根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能够推动经济扩大再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载体的资本则表现出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无序扩张可能引发各种严重后果及社会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新，这要求我们依据实事求是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属性和行为规律的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采用多种方式支持和引导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资本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行了探讨，并回顾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资本认识的变迁，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促进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动力。

二重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范畴，如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等，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样性。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从商品和货币关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也必然继承和发展了更为复杂的二重性性质。资本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当主要表现其自然属性时，以物质形态出现的资本，承载着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动，对生产过程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当主要表现其社会属性时，资本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表现为一种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价值，作为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在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中都占据着主导或支配的地位。马克思关注到这一点，一方面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内在机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经由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通过制造相对过剩人口，使得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并且无止境的积累过程还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生态危机，进而“损害或破坏了资本本身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当然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重性，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诸因素的限制和规范，具有一些特殊性。这是当前诸多相关社会现象复杂性的重要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理论定力和政治智慧来处理相关难题。能否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避免其不良后果，对于能否维持国民经济有序运行、保证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发展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我们必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盲目无序扩张。而为了实现对资本的合理规范和引导，我们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厘清资本的本质和特性，掌握其运动规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采用适当的手段和政策，对资本的运动作出合理规定，既发挥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又不使其有碍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目标实现和平稳运行。

一、准确认识资本的性质和作用

资本的概念古已有之，最初指代的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今天这样具有丰富意涵的词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相关研究作出了要求和指示。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汲取丰富的经验养料，对资本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作出准确的、全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体现其自然属性，表现为具体的生产要素，如机器、厂房、劳动力、原材料、数据、技术和知识产权等；另一方面则体现其社会属性，表现为一种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后一情况中，资本超脱了自身物质形态的限制，成为某种中介或载体，承载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是在直观上，它又表现为独立于人的范畴的自由运动，甚至成为反过来支配人的物质产品。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的性质与运动规律，要求我们对资本的二重性作出区分和分析，将体现自然属性、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体现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资本分别对待，以正确地认识和科学地评价其对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作用。

（一）资本二重性的来源

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历史阶段下的产物，其二重性直接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并且与商品的二因素相适应。资本在最初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以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厘清资本的二重性，必须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出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就对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作出了分析，他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由我首先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此处的劳动二重性，指的是单一的人类劳动过程同时包含两个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生产出具体的产品；抽象劳动则体现为劳动产品中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凝结，使不同的产品在等价形式下可以相互比较，进而以固定的标准进行交换。因为劳动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同一个商品生产过程一方面生产了商品的自然属性与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也生产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与价值，使商品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商品的二因素都是人类劳动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二因素之间更不可能形成循环论证、互为因果关系。这一结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截然不同，而正是二者在价值理论上的这种差别，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本等关键范畴的定义和认识上存在重大的差异。

新古典经济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把对价值来源的探究从生产领域重新转向流通领域，认为商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直接地来源于消费者心理的主观评价，据此建立了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对商品二因素的混同，它把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来源，使价值成为商品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神秘属性，而非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从而事实上悬置乃至于取消了对价值来源的探究，将直接生产领域放于次要地位，而把流通领域——市场上的相对价格和交换行为作为理论关注的核心。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倒退，在流通领域无法说明资本运动的规律，更无法解释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因为在这个地方“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纵使有一部分人通过贱买贵卖成功致富，整个资产阶级也不可能通过自我欺骗来增加财富，因此，必须在生产领域寻找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抓住劳动二重性这个枢纽，也就没有办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彻底的、科学的分析，因而在资本这一关键范畴的分析上，也会出现模糊甚至混乱。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下，资本一词通常指代的是资本的种种实物形态，有实体的土地、机器、厂房、原材料，乃至无实体的知识、技术、人力等等，以及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都被称作资本。这种认识抹杀了不同实物形态参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时所执行的不同职能，让流通领域内“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原则成为统治整个经济世界的金科玉律，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也掩盖了许多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发达的商品经济、愈发蓬勃的市场交换和与之相伴随的商人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扩张。对商业利润来源和性质的探究，也构成了中世纪经院学者和早期重商主义者论述的重心。这些“为卖而买”的货币持有者，尽管具备了现代资本所有者的主要特征，但在流通领域寻找套利机会的他们没有获得对生产领域的掌控，因而也没有让资本的逻辑得以真正确立和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剩余价值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资本唯有寻找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是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才能够从周而复始的运动中不断地实现价值增值。

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它就与一般人所持有的货币和商品具有不同的特性。简单地说，一般的商品持有者渴望的是“为买而卖”，将自己拥有的某种商品和一定量的货币相交换，并最终用这笔货币换得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其参与的经济循环过程是W-G-W，从商品开始，以商品结束，货币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而资本的持有者则是“为卖而买”，他所参与的资本循环，是G-W-G'，即从一定量的货币开始，并且以一个增值了的货币额为目标。资本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在这里充分地表现出来，其物质形态仅仅是一个中介，资本“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

（二）资本二重性的矛盾

资本最初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天然地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而当这些特殊的商品转化为资本开启周而复始的循环以后，它的社会属性被更多地强调。资本成为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价值，成为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成为属于特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其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也在不断累积。

资本二重性的矛盾，首先体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关系下所有商品都具有的矛盾。商品的最终消费者追求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追求的则是价值，两者形成了对抗的力量，并派生出许多其他的矛盾。资本是追求剩余价值的价值，对利润和积累无止境的渴求，让资本将使用价值本身视作无关紧要的内容，于是“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无论投入什么行业，资本总是追寻更快的价值增值和更高的利润率，采用种种手段获取超额利润，并将其他竞争者赶出赛场。

当资本表现其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属性时，能够将不同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原材料以及劳动力聚合起来，投入直接生产过程，从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并促进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涌现，推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中带来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的情形下，资本的社会属性无节制地发展和扩张，资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态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并派生出以下三类矛盾。

一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充满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矛盾的累积和激化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种种生产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对劳动的组织、规训、控制，以及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这样的生产关系就体现为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得其所有者将采用种种方式扩大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既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生产中用物化劳动来代替活劳动，又追求不断压低劳动报酬、不断延长工作日以至于超出其自然限度。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矛盾，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两极分化的加剧，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不仅资本和劳动之间围绕着剩余价值存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资本所有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资本必须要周而复始、永不停歇地运动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在生产或流通的任何一个环节停滞下来，就会转变为商品或货币的贮藏，而暂时失去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遭遇贬值乃至价值丧失的危险。根据哈维的观点，“在稍长的时间内‘静止地’处于任何一个特殊状态中的价值”就已经是丧失价值的资本。为了保证资本周转的顺畅进行，资本要求不断扩张流通领域，扩大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范围，并渴望能够自由地进入和退出任何产业。当世界市场充分扩张后，资本所有者就会围绕利润进行竞争，此间还会发生资本的集中，形成具有垄断力量的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在危机来临之际，不同的资本集团会为谁来承担价值丧失的可怕后果而展开斗争，其极端形式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热斗。

三是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是资本的核心形态，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都是派生的资本形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在这里，资本的价值和生产关系属性压倒性地战胜了使用价值和生产要素属性，使得生产领域反过来成为流通领域的附庸。对更快地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追求，使资本具有了脱实向虚的趋势。资本在G-W-G'的循环中间所采取的产业资本、商品资本的形态，是其为了以新的货币资本形式重新出现而不得不披上的外衣，只要有可能，资本将竭尽全力地脱下这件外衣，把循环简化为G-G'的过程，甩开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自然世界的物质属性，变为一种纯粹的价值运动。在每一次循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自身所具有的物质属性和价值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价值的运动和周转以物质形态的改变为载体，但是只要有可能，它就要抛弃这一载体独立运动，用纯粹的社会关系取代社会关系与自然力量的二重性；而价值要抛弃物质形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形式作为价值的载体，拖累了价值增值的速度，因为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一方面要受到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拖累，另一方面又有出售商品换取货币这一“惊险的跳跃”。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对各类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就是这一矛盾的经典体现。

这三类矛盾不断地运动发展，同时表现出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资本二重性影响的深层体现。资本在以其价值形态为主导的矛盾运动中，既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又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成为自身发展的限制。这种限制“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二重性：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

马克思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也从来不曾否认过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质。马克思曾经将资本的进步性质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即同过去的奴隶制、农奴制或者封建制度相比，资本在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上，“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过渡性质，它在充分扬弃既有的社会条件的前提下，为未来的社会形态作出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关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准备。马克思所概括的“三个有利于”阐明了资本的三大历史贡献。

其一，充分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带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地肯定了资本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主要体现其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属性，资本之间的竞争催生了新的生产方法、要素组合方式、更有效率的劳动组织和管理模式，并将它们统合到生产过程中去，不断缩短个别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升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所有新开办的企业都“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正是因为不断地有货币资本作为持续的动力投入，才有了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效率的提升才成为可能。而在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资本对生产环节的持续推动，是国民经济循环保持顺畅与活力的关键。

其二，改造社会关系，将无产阶级带上历史舞台，建立世界市场，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对流通领域扩张的无穷渴望，推动着各国打破疆域限制，形成普遍交往，建立广阔的世界市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同样地，共产主义的建设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其三，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创造条件。资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巨大革命结合起来，就蕴含着高级社会形态的要素和胎胞。马克思曾经描述过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对于此前封建制、奴隶制等社会形态下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具有显著的进步性质，并且为通向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道路。

资本相对于旧的生产关系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让自然科学及科技成果服务于其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欲望，而非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需要，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资本极力地延长工作日、压低劳动力报酬，并刻意地维持一定量的失业人口，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阻碍了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社会范围内生产的无组织性，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为资本主义社会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危机、战争带来的资产贬值与价值丧失导致社会资源配置在宏观上出现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资本所具有的脱实向虚的趋势，通过信用手段扩张了资本的统治领域、润滑了资本的循环运动，同时也加剧了危机的程度和范围，引发世界市场的危机。如此种种，都表明若任由资本自行其是、自由发展，必然会导向重重积弊，引致经济失序和福祉损失。必须要采用合适的手段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引导，使之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循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抑制其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

二、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性质和作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未来的社会主义应当是彻底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彻底消亡为前提，因而他们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系统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没有完全遵照经典作家的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地，而是首先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完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薄弱，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急需休养生息，这就要求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1921年初，列宁从当时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出发，提出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过渡。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改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论粮食税》《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一系列论著中，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作了系统阐述，对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列宁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让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过渡阶段建立起巩固的联盟。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可贵尝试，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尽管列宁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但是在实践上，他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苏联过渡时期的状况，提出吸纳一切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列宁提出“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当时，苏联内部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理论家也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执行展开了争论。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如何容纳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商品交换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探讨积累了最初的理论和现实经验。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进行配置，不存在发达的商品流通和私人雇佣劳动情况，因而也不涉及对资本问题的讨论。在极为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国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作为“第一推动力”，保证生产过程和经济循环的有序进行。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界把资本范畴视作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内容，而采用国有资金、生产积累金等概念以探讨货币资金的功能及运行问题。应当指出，即使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资本范畴，也一定要采用特定的方式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分配，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必须留足三个部分的积累金，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探索，主要就是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为积累提供足够的资金，如何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获取充足的货币资金推动力。

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要打破传统观念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束缚，承认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样也可以被社会主义所运用。而既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会重新引入活跃的市场主体，包括各种形式的资本，共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形态，“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需要更多地借助资本主义已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作为推动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循环的动力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采用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方式，逐步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转型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而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种形态的资本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

在肯定各类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的同时，也必须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各类资本的作用。资本具有二重性，在充分利用其作为生产要素的属性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走出滞胀的泥潭，先后转向新自由主义，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和限制，以致产生和积累了种种弊病，为我们展示了不受控制的资本扩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一，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阶层和各个群体裂痕日益加深。根据《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1980年至今，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40年来，全球不平等主要从国际不平等转向国内不平等。1820年时，世界不平等中仅有11%表现为国家间不平等，89%表现为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平等；而到了1980年，国家间收入不平等达到了峰值，解释了全球收入不平等中的57%；最近40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国家间收入不平等连年下降，到2020年时占总收入不平等的34%。与此同时，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一方面是功能性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是顶层1%的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速，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巨富群体，99%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被抛弃了。

第二，金融投机剧烈增加，经济“脱实向虚”加剧，经济及金融危机反复出现。只要有机会，资本就会试图脱掉物质形态的束缚，逃离生产过程这个不得不进行的“苦差事”，从流通中直接获取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天然地具有脱实向虚的倾向。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现象，金融部门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机活动也在日益增多。并且，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进一步推动了两极分化，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直接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性影响。

第三，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不断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实现资本本身增值和再生产的不断循环之中，还要求源源不断地获取“人文自然的免费馈赠”。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年代，世界各国对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进行了竭泽而渔的开发。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化石燃料和其他生物资源从1970年的27亿吨上升到2015年的87亿吨，同期的人口总量从37亿增长到77亿，人均资源密度实际上出现了下降。

资本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价值，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在引入资本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作用的同时，必须警惕其承载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属性，避免其无序扩张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冲击及所引发的“改旗易帜”的危险。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除了具有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重性外，还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诸因素的限制和规范，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和运动规律。这是当前诸多相关社会现象复杂性的重要根源，也对我们解决相关难题提出了更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要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性质，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多样性，提高了所有制结构对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包容度和适应性，从而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收入分配制度来看，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保证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发挥了多种分配方式对生产的激励作用，其将利益分配平等原则落实为劳动和资本分配地位的平等性与公正性，同时也为激励要素所有者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制度动能。从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来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优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创造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根本上实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提供了可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这三方面内涵和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规定并决定了其他方面的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深刻的制度基础。其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受所有制本质和结构所规定，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在利益实现方式上的集中体现。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受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本质及特征所规定，为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提供了制度基础，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制度前提。

（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

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但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这是我们在发挥资本作用的过程中要极力避免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需要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做大蛋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还要规避资本无序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分好蛋糕。

资本代表着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亦代表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社会总产品分配的问题，导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同时也没有提供充足且有效的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手段，以致低收入群体缺乏最基本的保障，难以脱离贫困线，与之相对的则是极少数富豪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这种“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既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又影响经济效率。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又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今天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们要发挥好、利用好这一优势，将它落实到经济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

资本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总是渴望解除各种管控和限制，不断扩大流通范围，追求在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领域内自由流动，换言之，追求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因为资本总是会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区和产业，市场通过资本的流动，能够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但是市场机制存在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如果任由其自发运行，则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乃至经济危机，损害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条件。正如奥康纳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劳动力、土地或人民以及自然界的剥夺是无止境的”，并不会主动地维护自身的生产条件，而这正是国家政策应当介入的地方。如果因为劳动力或自然环境等经济再生产所依赖的条件被破坏，导致资本的生产力遭受损害，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国家机构及其政策，而不是资本本身”。因此，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控的介入，规范和引导资本的运动，避免因为资本内在的矛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激化社会矛盾。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协调机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过程的局限性，往往存在“强市场、弱政府”的情况，政府宏观调控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交替出现，甚至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放大了经济波动，引发危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实现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统一、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统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功能，协调各方利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则和保证。

（四）发挥好公有资本的主体作用和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存在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这两类资本在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两类资本的优势和作用，取长补短。我国的公有资本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积累形成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根基和“压舱石”。在公有制经济中，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人，生产资料由一种异化的统治力量转变为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和发展的手段，劳动成果不被个别社会成员无偿占有，而是服务于全体劳动者。公有资本的健康发展，直接代表着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总量的增长，为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力量，也成为规范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发展的重要依靠。

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上，公有制经济成分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对共同富裕提供了参照和准绳。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所有者是全体劳动者，因此，国有经济越发达，全体劳动者理应享受的经济成果就越多。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国有经济的发达和产品分配形式的完善，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目标将逐步实现。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关键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一般性行业开放社会资本经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必须由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的公有制占主体。

在经济运行中，公有资本直接地代表着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因而能够避免私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和无序扩张带来的种种弊病。从微观上讲，公有资本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在公有制企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福利、劳动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从宏观上讲，不断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有助于充实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箱，让党和政府有更丰富的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应对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前进的方向，抑制其过度竞争和无序扩张，并主导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形成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合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鼓励和保护非公有资本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和影响，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存续和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在市场运行中，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是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否定、水火不容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中，社会主义应当以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为前提，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来超越资本主义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指令性计划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反而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将市场机制作为补充，才能更加充分地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按要素分配的原则，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各类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创新创业和就业积极性，参与财富共创共享，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能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尤其是“三新”就业岗位，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的基本途径。非公有制经济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以不断涌现的创造力和灵活的适应力，引导和提供新的供给，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社会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微观企业利润只是一个起调节作用的中间变量，而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增值的剩余价值，最终要服务于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确保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截然不同，这归根结底是发展观的问题，是“发展为了谁”和“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微观企业不得不将利润作为经营目标，于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出现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寻求少数人的富裕和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指导下，结合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微观企业的利润只是一个起调节作用的中间变量，最终将服务于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目标。

引导非公有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服务于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目标，需要对之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规范和引导非公有资本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立法和有效监管，为非公有资本发展运行设置“红绿灯”，重点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加强事前监管和事后督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破坏市场秩序。另一方面，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使公有资本在保障劳动者权益、做好劳动成果分配、履行社会公共责任方面为非公有资本作出引导与表率，同时在一般性竞争领域支持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健康发展，不断提升竞争力和创造力。

四、结论与展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于这个过程中遭遇到的新问题、新困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在实践中寻找最优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处于价值形态、作为生产关系载体的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既推动了历史进步，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相对人口过剩、经济脱实向虚、自然环境破坏等恶果。我们运用资本要素推动扩大再生产、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给资本套上缰绳，在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避免消极后果。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有力推动要素，是新时代重要理论挑战和迫切现实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一方面要鼓励、保护资本和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构建公平竞争、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和谐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将各种资本的共生发展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

作者：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佳禾，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转载自改革（2022年第8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